前不久，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级别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把各省市第一把手全请去了，中央希望通过这次外事工作会议来凝聚我们全党的一个共识，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次会议的公报已经发表，比较全，有五个方面，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很多提法有了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凝聚了我们前一段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探讨，凝聚了我们国内很多学者的智慧，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对国际形势提出了新的判断。比如公报上强调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两化”与“两大”。“两化”是指全球化与多极化继续发展，但整个形势又面临一个大调整，大变动这一特点。这一“两化”与“两大”与以前我们讲的三个局部与三个总体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之前我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三个局部与三个总体，也就是说，尽管有局部战争，局部冲突，局部动荡，但是总体是缓和，总体是和平，总体是稳定，感觉利大于弊，整个形势机遇大于挑战。但是这一次它强调“两化”与“两大”，就是说多级化与全球化仍然继续在推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整个国际形势又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动这一特点中，就是说，整个国际形势相对于三个总体三个局部来说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冷静地来判断和把握，否则有可能在调整过程中被调整出局，陷于被动。这些新的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对外的目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九十年代，当时我们中国的外交的目标主要是两条，一是打破西方对我们的封锁，二是要让世界能够接受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基本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已经更深地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后，现在我们更需要的就是要利用现存的体系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然后通过我们自身的发展来继续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任务变化了，目标变化了，我们的思维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变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新的理论，一些新的对应的政策思考，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召开了这一次很重要的外事工作会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通过这一会议来凝聚我们全党对当前国际环境的一个新的认识，来更好的理解我们党我们国家在这一时期整体的对外政策的思考。

    这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从当前对我们中国的外交来看，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尽量的延长我

们中国的战略机遇时期，就是说我们继续要维护我们中国的战略机遇时期，这是我们当前中国外交有最高目标。同志们都知道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中国今后二十年的发展总目标，就是我们还要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实现我们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康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就意味着今后二十年为实现这一目标就是体现着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内外政策都必须要服从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利益，这就为我们确立了判断国际形势的基本点，我们判断国际形势，我们对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处理热点事件，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要为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有利于实现我们这一目标的我们就做，不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我们要尽量避免受到伤害。我们现在讲中国外交，国际形势，并不是大家来听听新闻，了解什么内幕，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能够来了解这些问题对我们中国利益的影响，对我们中国来讲，哪些可能造成挑战，哪些是机会我们如何来把握，现在我们关心国际形势，讲到底就是在关心我们中国自身的命运，自身的利益。中国人最关心的国际问题，最热的热点无非就是同我们国家利益关系最密切的，海地，非洲等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关心，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周边的形势，如朝鲜半岛，台湾等，它对我们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更大，现在我们来探讨国际形势，包括我们来理解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整体对外政策的思考，实际上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确保我们来实现这一目标的需要。具体地来讲，就是我们要尽量地来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时期，维护这一战略机遇时期，如果这一战略机遇时期一下子失去了，我们没有抓住，或是整个国际环境很快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迫使中国又一次被卷入到这一冲突中去，甚至有可能因为岛内的台独势力导致我们过早的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那就有可能因此而中断我们这一目标的进程，对我们国家利益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和影响。

    十六大提出的这一目标，我们已经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了，现在中央又确立了十一五规划，首先也是立足于当前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就当前国际环境来看，尽管整个世界仍然不太平，不安逸，冲突不断，但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机遇仍然存在，只要我们把握的好的话，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是继续存在的，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党制定了十一五规划，继续来推动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那么，我们是如何作出这一判断呢，首先我们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尽管现在

有很多战争，也有很多冲突，最近比如泰国又发生政变，黎以战争，世界并不太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把这些战争分析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的战争主要是体现三种形式，一种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就是内乱，第二种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局部利益的冲突，比如黎以冲突讲到底主要还是表现为这一地区两个民族之间的领土纠纷，它的根子还是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巴以战争，第三种战争形态是反应大国对外的武力干涉，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些战争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而且它同冷战以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主体潮流相违背的。但是这些战争同冷战期间又有很大的不同，冷战期间这些冲突和战争它的背后都有美国和苏联争霸的背景，很多地区冲突和美苏在这一地区争霸相挂钩的，比如中东，冷战时中东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因为它有可能引发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冲突。现在尽管有这么三大类的战争，但是总体上已经不是同大国的冲突相挂钩了，没有大国争夺的背景，同冷战时期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竟这些局部战争现在不太可能会引发一场大国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战争，中国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存在，这对我们讲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我们总体上是反对这些冲突和战争的，我们是希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面旗帜。这些战争对中国是有影响的，比如南斯拉夫战争，我们的使馆被炸，三名同志牺牲。伊拉克战争，我们也遭受很大损害，萨达姆还欠我们一大笔劳务债款，他一倒台就要不到了，我们还买了那个地方十年的石油开采权，对我们而言我们就受到很大伤害。包括这次黎以战争，看起来和我们无关，但我们牺牲了一名优秀的军人，国防部参谋杜照宇同志被炸死。我们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这个地位决定了，国际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这个事情提交到联合国去，我们中国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表明我们的立场，表明我们的态度，最后我们还要行使投票权，而且我们这一票非常关键，因为我们有否决权。这次朝鲜发导弹，日本提出制裁决议，在安理会有十三个国家支持，中国和俄罗斯两票反对，这说明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地位。在国际上比如非洲、拉美发生个事情和我们好像很遥远，但由于我们国家的地位导致从当今世界来看，任何一件突发事件对我们都有影响，就是影响大小的问题，有的可能是直接的，有的可能是间接的，总体上我们反对这些冲

突，我们要防止这些突发事件，总体上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是一种负面影响。对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来看，主要防止在我们中国周边再度爆发局部战争，尽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遭受损害，黎以战争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但对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还并不是很直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们很明确是反对的，但毕竟它不在我们中国周边，我们在道义上坚决表明我们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采取比较超脱的措施，我们尽量不去卷入斗争本身的旋涡中心，这样可以不影响继续推进我们的目标。反过来讲，如果战争是在我们中国周边，尽管这一战争也是局部战争，也不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但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我们的影响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导致我们被卷入的可能性会增大。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国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受到了影响，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断地受到周边世界周边冲突的干扰，以至于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地被卷入冲突中去，最后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五十年代抗美援朝，六十年代中印自卫反击战，七十年代中越自卫反击战，八十年柬埔寨的战火，我们也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国际主义配合，直到九十年代我们才利用了整个国际环境变化的机会，抓住了这一机会，调整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同周边国家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同二十六个周边邻国全面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正处在一个同周边国家关系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期，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周边整个形势也在发生很大变化，总体上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具体地对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来看，实际上我们的压力在增大，最近这几年我们感受到，周边很多国家都在动荡，泰国发生政变，菲律宾国内动荡，尼泊尔国内发生冲突，印巴之间仍然对持严重，包括中亚地区颜色革命，这些国家国内政局都在发生动荡，这些动荡总体上不会改变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因为总体上来看，不管是在野的或是执政的，在对华关系上面基本上分歧不大，不管谁上去，看起来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反过来讲，由于它国内不断地动荡政局不稳定导致了要具体地来落实中国同他们国家的一些合作的项目，进一步来推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受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比如泰国发生政变，他不会有这个精力来考虑中国和泰国之间关系的深化，具本地落实中泰

之间的项目等等，毕竟要受到很多的负面影响，造成很多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总体上周边还存在对我们不利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来把握，因为周边的环境对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影响就更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把周边安全问题提得很高，这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要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国际环境明确地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国际大环境，一是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我们中国周边如果爆发局部战争的话，它同在其它地方比如中东，南斯拉夫爆发意义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更要防止美国有可能把军事手段推到朝鲜，如果美国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情况就同伊拉克完全不同，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在我们周边，对我们中国来讲，它同伊拉克战争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首先我们中央就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就是卷入还是不卷入。从我们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我们要尽量避免再次卷入，但是由于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山水相连，而且还有很多政治原因，比如朝鲜一再强调，根据1961《中朝友好条约》规定，朝鲜一旦受到外部入侵，中国方面就要自动的向朝鲜提供援助。现在朝鲜不断地试发导弹，说明目前朝鲜已经具有了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有军事基地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这发动战争，可以把导弹打到韩国，日本，可以摧毁你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如果美国在这发动战争，朝鲜政府决对不会甘心让战争只限于朝鲜半岛的范围内，它会很快地扩大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亚太地区。这就是有关六方会谈，一旦打起来，不光是美国和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刚才就讲到，对我们来讲就要作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卷入还是不卷入，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不但是有利于朝鲜人民，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我们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强调防止在我们周边发生局部战争。所以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中国的外交的排序开始的时候提出了三句话：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两年我们作了一个微调，现在强调的是：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现在又增加了一句话叫：多边是舞台。强调了联合国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性。这一排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是意识

到了我们要防止在我们中国周边再度爆发局部冲突局部战争，它对我们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我们周边来看爆发这种战争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还是继续存在，这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从我们中国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角度来看，至少冷战以后的大环境的特点，我们中国再度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正在下降，这对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从冷战结束以后，原来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失衡，苏联解体表明世界力量严重失衡，导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美国希望能够利用它的这一优势来突现它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现在美国的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楚了，美国在冷战以后的战略目标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的话就是尽量地延长它作为一超的地位，也就是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它现在不允许有国家来构成对它“一超”地位的挑战，因为它知道只要继续能够保持一超地位，它就能够继续保持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最怕的就是有一个国家或有一支力量重新崛起来构成对它超级大国的挑战，动摇它作为一超的地位。现在美国算来算去最有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崛起的很可能就是中国，可能是二十年以后，也可能是二十五年以后，所以它要防止，不让你中国来崛起。两年来中国学者在讨论，用了个词叫和平崛起。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出现两股思潮，一股宣扬中国威胁论，另一股宣扬中国崩溃论。当时国内学者就提出，为了针对中国威胁论，我们提出和平，针对中国崩溃论，我们提出崛起，加起来就是和平崛起。美国十分紧张，研究了一整套防止中国崛起的理论，从战略的高度封堵中国的能源等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核心就是对冲中国理论。为了防止美国对我们不必要的担心，为了能消除美国对我们的战略疑虑，现在中央已经明确决定，对外我们不用和平崛起，用和平发展。实际上我们理解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个意思。国务院去年发表了中国第一本外交白皮书明确的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这是我们政策的提法。美国之所以那么紧张，是因为它要确保它的“一超”地位不受动摇，对美国而言，在冷战后的目标就是要尽量地延长它的“一超”地位，继续维持它的主导地位。当时我们比较担心由于国际力量的失衡，美国会利用它“一超”的优势，进一步强化它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单边主义，正好中国在这时候要走向世界，处在力量严重失衡的外部环境

中，恰恰处在美国有可能进一步要强化它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环境中，这就导致我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能会更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明确的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希望要尽快打碎旧的国际体系，旧的国际秩序，尽快地来推动新的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这是基于我们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反映了我们当时对国际力量失衡的一种担忧。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实践，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一国际环境对我们来讲并不象我们原先估计的对我们主要是负面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中完成了同世界的接轨，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增长，这就说明现存的国际体系对我们中国来讲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体现我们中国自身利益的这一部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寻找，怎么去把握，把握的好的话，在现存体系中可以看到，也有着我们中国自身的利益。我们总体目标是想形成一个公正的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从现实来看，这一目标毕竟比较遥远，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要利用现存的国际体系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来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以后，我们提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跳出来称我们是现存体系的挑战者，甚至说我们是现存体系的破坏者，二十年后，美国突然发现，中国是现存体系的得利者，受益者，也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要求我们人民币升值，称既然我们从这一体系获利，也要为这一体系尽责任。实际上它的目标就是要用这一现存的体系来套住你，讲到底，我们毕竟在这一体系中占的比例很小，而美国占很大股份，毕竟占主导作用的还是美国和西方，主要体系利益最多的还主要是美国和西方，我们的受益同美国西方相比很有限，因为这一现存体系毕竟还是体现了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意识到，现存体系对我们来讲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也有可能给我们利用。世界力量的失衡现在估计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原来我们估计，冷战结束以后，两极格局崩溃，整个世界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在两极和多极的过程中要经历一个格局变化的调整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几个主要力量要有一个竞争，当时我们估计这一过渡时期大概要经历十年到十五年，按这个计算，现在已差不多完成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力量的失衡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被加剧了，特别是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美国利用它的高科技，利用它的知识经济的优势，反而导致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又一次被拉开，从目前来看，世界力量的严重失衡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消失。现在我们对美国的力量有很多评估，判断，

最早我们对美国力量的判断就认为，尽管他冷战以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它在冷战期间跟苏联的争夺中也消耗了它的国力，元气已经伤了，尽管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拐角的超级大国，到了911以后，美国受到了恐怖主义袭击以后，我们很多学者又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911是一个转折点，表明美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从现在来看，至少有这么三个判断，第一，从美国的整理实力来看，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有率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后美国一直维持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有率，最高达到30％，世界财产的百分之三十是美国人的，越战以后美国一度实力有所下降，一度最低跌到25％，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利用它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优势，美国又一次获得了它的经济的新的起飞，至今为止，美国的经济重新回升到了占世界经济的30％左右，它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从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代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主要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这是世界经济的牵引力和火车头，恰恰美国在这两个领域内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对美国来讲非常有利，未来竞争主要看知识经济和高科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要创新，衡量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实力不仅是你国家的发展速度，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快的，我们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世界都承认这是中国经济的奇迹，今后用来衡量的是发展的质量，就是看你这个国家国民总产值当中的知识经济和高科技产值的比例。如果国家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数据很高，但是组成GDP的基础主要是体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产品，农副产品，也就是说，你只不过利用了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从长远来看，你没有优势，没有持续发展的优势，在未来的竞争中你不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恰恰有些国家看起来GDP数据不是很高，但是它组成GDP的结构基础中知识经济占有率很高，以知识经济和高科技为主体，这就说明，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它基本数据不高，但是它的潜力很大，它领引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的方向。中美贸易中美国人常说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按去年统计，中美贸易2100亿，中国顺差2000亿，美国拼命向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们是有点顺差，但并不那么大，统计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它把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产值全算在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上，实际上这部分利润全部体现在美国人身上。根据海关的统计，我们大概是600～800亿左右，即使这样我们也作了很大的努

力，前一段时期，我们带着长长的单子去购买，问题是我们想买的东西美国人不卖给我们。我们虽然有一点顺差，但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乐观的，从双方贸易商品的等级来看，至今为止，中美贸易绝对不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向美国出口的，主要还是体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美国向我们出口的主要是体现为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高科技产品，如果我们中国不去从高科技方面拉近同美国的差距，我们只是老老实实每天加班加点流血流汗，在今后的世界分工中我们就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体现为体力劳动这一部分，美国就利用它的高科技的这一优势，牢牢的把持着体现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脑力部分，就导致世界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分工。如果我们再不从知识经济方面，再不从科技创新上面去提升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中国要用大批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美国换回来可能就是一张纸上的几个字，美国允许你使用哪项专利，它就可以不断地利用知识经济转化为物质，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提出创新，要技术原创，这关系到我们今后在世界中竞争中的地位问题。今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第一站到了西雅图，去了波音公司，我们买了好几百架波音飞机，我们每买美国一架飞机，就相当于我们要出口八亿件衬杉，飞机如果停在机场不用的话谁也不知道，如果衬杉到了美国那就满街都是中国货了。我有次看到资料，讲中国一年向美国出口了六亿双鞋子，觉得很奇怪，美国只有2.5亿人口，我们怎么向它出口了六亿双鞋子，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国家，他们在大卖场看到鞋子又好又便宜，可能一次买几双，买了不一定穿多久，他们消费超前同我们意识不同。中国货在美国铺天盖地，使得美国工人阶级有一种误解，就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抢夺了他们的饭碗，这两年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中国越来越友好，美国工人阶级劳力对我们越来越反对，这里面就存在误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调整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出口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现在强调要扩大内需。要消除国际上对我们中国威胁论的误解，我们也需要通过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如果一味通过扩大我们出口来增长我们经济模式的话，不要讲美国和发达国家，就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对我们中国就产生一种担心，尽管嘴巴上讲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来讲不是威胁，是机遇，但谁都知道，世界贸易就这么大，你中国的份额不断地扩张，就意味着他们的份额的缩小，毕竟他们感到这是威胁。今后反映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主要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而恰恰美国在这两

个领域中占有优势。第三从美国本身的内部机制来看，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象列宁讲的帝国主义的腐朽阶段，实际上它仍然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相对的活力，就是通过它内部机制的调节来维持它的活力。从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还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发生变化，至少在我们能够预料的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它还不会消失。未来能够预料的到底时间有多长，中央领导同志有个说法，我们不讲五十年，也就是说至少我们能够预测的这个阶段也就是二十年三十年来看，美国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这一地位，还不可能发生变化，世界力量的失衡还需要维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把握的好的话，现在这个暂时体现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现存的体系，实际上也有可以为我们争取利益的这一面。所以这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我特别注明，这次我们没有正面的提推动国际新秩序尽快的形成，而是现在更强调中国要树立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对什么负责呢，当然也是对这个体系的负责。所以我们跟美国人讲，我们并不是现存体系的挑战者，破坏者，而恰恰相反，我们也是这一体系的负责任者，我们也要尽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作为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应负的责任。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战略体系来讲，不但从大环境来看有利于我们继续实现这一目标，而且从现有的国际格局的政治体系来看，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为我们提供了去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的战略机遇时期，维持这个战略机遇时期是可能的，尽量地延长我们中国这一战略机遇时期也是可能的。

    这是对我们中国整体战略机遇的正面层面我们来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了，主流国际形势是两化与两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多极化继续深入发展，继续为我们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着很大的机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机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是要去争取的，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首先是要迎接挑战，排除压力，然后才有可能来争取机遇，就是说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既看到两化也不能忽视两大的特征，如果掉以轻心的话，不去抓住机会的话，那也可能被调整出局，被排挤出未来的世界格局之外，对我们中国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战略机遇时期，按照中央讲我们一定要看准机遇，重视机遇，珍惜机遇，用好这一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一定又要强化我们的忧患意识，要看到对我们的挑战，国际形势复杂的这一面，要看到和中有斗，稳中有乱。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个干部会议上特别强调，

就我们中国的干部层面，我们更需要强化两种意识，一种是机遇意识，还有一种就是忧患意识。当然对人民群众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优势，振奋我们的人心，但对我们的干部层面，我们还需要在强化机遇意识的过程中增进我们的忧患意识，也要看到整个形势对我们的压力和挑战，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更好地来判断确立我们的对应政策，使我们在大变动大调整的世界格局中始终保持主动，为继续实现我们的目标来创造条件。

    从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来看，一个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上对我们中国的战略疑虑相对增大，西方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要扼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所以他们提出“对冲”中国发展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带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但现在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思潮，原来我们讲发展中国家是我们中国一条战线的战友，但是这两年在世贸组织中对我们中国提出反倾销最多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我们产生很大的疑虑，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这两年发展主要就是为了中国自身的目标，原来我们宣传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主要是为了中国能够发展经济以至提升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导致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误解，认为中国的发展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提高自身的老百姓生活水平，与他们是无关的，是不顾及他们利益的，所以导致这两年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有一定的误解。我去年去伊朗，碰到伊朗外长接见我们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幽默，他说中国来了很欢迎，这两年早就把我们给忘了，你们现在的兴趣主要是在美国大国了，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你们来了，奥运会投票的时候你们来了，世博会投票的时候你们来了，投票结束后你们也就把我们忘了。他这话使我们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上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嘴巴讲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里反映出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对我们中国发展以后也产生误解，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包括去年胡锦涛主席去联合国讲话，到今年我们发表和平发展的白皮书，建国以来我们国务院第一次发表外交白皮书，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这白皮书里面的核心就是三个结合，把中国的发展同我们对外战略相结合，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进步繁荣相结合，把中国人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我们的发展不仅只是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也是顾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的，我们中国发展了，我们也是愿意更多的去帮助国际社

会，特别是帮助比我们更落后的一些国家，非洲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发展同他们不是没有关系的，跟他们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中国发展了，中国富强了，对他们来讲也带动了他们，也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这样他们就会来支持你理解你中国的发展了，如果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中国要赢得一个有利于自身的发展环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年大量的做发展中国家特别象非洲，我们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承诺，我们要帮助43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向非洲要提供更多的援助等等，这两年来我们强化同非洲国家，接下来在北京11月份要召开中非论坛，请三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进来商讨中非发展的未来，这就需要化解他们对我们的误解，这两年包括象非洲，以前我们一个传统概念，非洲国家同我们中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但这两年可以看到，实际上非洲国家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第一代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跟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同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跟我们相对比较接近，现在在非洲掌权的基本上都是战后的第三代领导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或美国学成归来的，他们从理念上接受更多的是美国和西方的理念。美国人现在拼命的挑拨中国同非洲的关系，比如现在赞比亚反对党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强同非洲关系，是因为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资源不够了，能源不够了所以现在又要到非洲去象原来的老牌帝国主义一样寻找新的殖民主义，所以今年我们胡锦涛、温家宝都相应访问非洲，特别是温家宝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一再强调中国到非洲来不是来谋取什么资源，不是来谋取什么能源，不是来建立什么殖民地，我们主要就是来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非合作。当然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宣誓，更重要的要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来表明，现在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争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能够表示理解，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发展才有一个可靠的国际环境的保障，老实讲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斗争还离不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上至今为止的斗争在很多场合还是一国一票，中国13亿人口就是一票，有些小国几万人它也是一票，有时候为了一两票，我们动员很多资源和力量，比如我们上一次竞争中国奥运会的举办权，我们花了很多力量，动用了很多资源，因为当时我们算来算去我们有把握的，可能以微弱的多数可以成功，最后结果我们没有成功，以两票之差落选，后来一查有一个国家反水了，本来讲好支持我们的，后来变挂了，一进一出两票。现在我们还面临的人权问题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面，我们毕竟还

要得到他们大多数的支持。去年我们和日本在“争常”问题上打了一仗，最后依靠的主要就是非盟的51票，日本人当时很得意，他认为这次中国阻拦不了，尽管你有否决权，但把它作为大会中讨论，大会上按照规定四分之三多数，191个国家中只要获得128个国家支持的话，你中国也不敢反对，当时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是五常之一，只要我们反对，日本不可能进去，但这次顺序是这样的，首先在大会上投票，联合国宪章第8条规定，目前安理会是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凡是对联合国宪章作出任何的修改的话，一定要获得安理会九票以上，包括五大国的一致，但是反过来，如果获得128个国家的支持的话，再回到安理会，我们中国就不可能动用否决权，因为这时再动用否决权就把自己彻底孤立了，最后关键就是非洲联盟，如果他们支持日本的话，就会给日本增加51票，反对的话就一下子减少51票，日本从来没有象去年那样关心过非洲，去非洲游说，耍大钱，我们也去非洲做工作，但非洲不象亚洲那样，文化理念差距很大，而且很多国家经济确关比较困难，导致他们比较现实，日本人觉得钱可以买到一切，但我们跟日本人讲，联合国毕竟是国际政治组织，不是世界银行，也不是国际公司，它要看对世界的和平的承诺，还有国际的道德观，你连侵略历史都要掩盖还怎么赢得世界人民对你的信任。日本人认为争取非洲支持的可能性存在，但最后非洲国家表态了，不支持日本，日本后来反省为什么失败，其中有一条就是低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非洲老百姓最相信的还是中国，尽管讲靖国神社问题，讲参拜问题可能并不象亚洲国家这么懂，这么理解，但他相信中国人是靠得住的。最气人的是，去年争常，日本人要争取进入常任理事国，它同五常中的其它四常都进行了个别沟通，双边交谈，唯独就是跟我们中国没有一次沟通，没有一次交换意见，它知道中国是反对的，而且反对也不起作用，但最后事实证明，它低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从整体的国际斗争来看，从中国现实的国际环境斗争来看，我们现在还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讲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其次，在我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当中，也有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不确定的因素，需要我们更好地来把握，尽量地要避免不要因为周边的事件来影响牵制甚至中断我们的发展战略进程。从当前中国的整体国际环境来看，从纵向来看，相对是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现在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大概可以归纳为南北相对比较稳定，东西相对比较吃紧。总体上南边我们同东盟国

家的关系相对稳定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由于它国内不同程度的动荡动乱，也导致了对我们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也影响了我们跟他们关系的继续发展。从北面来看，现在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俄罗斯同中国是协作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一再向我们中国表明，永不再战，永远同中国做三好国家，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我们也很高兴，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很大的因素就是前苏联囤兵百万牵制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影响了我们的发展，现在前苏联解体，俄罗斯愿意同我们作三好国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深层次思考的话，俄罗斯之所以愿意同我们做三好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的实力发生了变化，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去很好的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以至于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后，中俄之间的实力差距再次被拉开，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经济恢复的速度比原来估计的要快，因为它的优势比我们多，它资源丰富，我们是石油进口国，它是石油出口国，世界石油一涨价，我们多付的这部分正好是俄罗斯多收入的这部分，它的人口压力比我们小，我们13亿人口，而它1.5亿人口，昨天我看到个消息，俄罗斯决定现在要征收无子女税。从今后发展的经济和高科技的优势来看，它1.5亿人口总体上素质比我们高，我们13亿人口中的质量结构不太好，中国的人口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未富先老，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能够达到保障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得到足够保障，但总体的人口开始进入了一个老龄化时代，这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所以俄罗斯如果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么它经济的复苏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反过来讲，如果若干年以后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实力又一次被拉开的话，那么我想，现在中俄关系的这种格局必定会出现重新调整，重新变化，那时我们的压力会增大。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同俄罗斯永远的成为三好国家。对我们周边安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西部和东部，西部主要体现为“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对我们西部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三股势力”，最近我们跟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天山一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我们针对了这一地区的“三股势力”，因为如果这股势力不铲除的话，我们要发展西部要落实我们西部大开发的计划就不可能，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其次我们的战略压力很大的一块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东部，有人把东部形象的概括为三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台湾半岛问题，南海岛问

题，实际上可以讲四岛问题，还有一个日本岛问题，日本新的班子更替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住这一机会，能够使中日关系尽早的走出困境，来摆脱中日关系不正常的状态，当然能不能摆脱这一状态，能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就要看安倍晋三这个新的班子有没有这个决心，是不是言行一致，我们还要进行观察，总体上我们希望这次国内政府的更迭能够是调整中日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我们作了积极的呼吁，希望他们能够作出比较积极的呼应。中日关系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因为中日关系这两年的变化并不仅仅看作是小泉个人的性格，或是国内一部分右翼势力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表明了随着中国力量的发展，对日本来讲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能不能接受中国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这一现实，在日本的心目当中一直认为它是这一地区的老大，亚太地区非日本主导莫属，所以它提出雁形梯队，扇形结构等等都是以日本为主体的，之所以72年以后中日关系保持一个相对稳定，因为在日本心目中认为它是强大的，它是富国，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穷国，中国是日本的扶贫的对象，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以后，日本毕竟要作出一个重新选择，能不能接受中国发展的这一现实，以至于来推动中日之间共同的发展，走欧洲的道路，德法之间共同发展的道路，还是继续为了保持它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千方百计地来扼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这对日本来讲它需要作出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思考新时期中日关系新的框架过程中，日本重新确定了它国家的定位，就是把中国作为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的主要竞争对手，军事的主要威胁者。这个国家定位的重新确立就使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日本是继续希望能够倚仗美国的支持，继续维持它在亚太地区龙头老大的地位。正是这一国家战略定位的重新选定和确立，导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72年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我们中国作出的所有的承诺现在全部都重新推翻。现在中日之间的五大问题，实际上在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它都对我们有过承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等，正是这些承诺导致了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在所有对我们有过承诺的问题上全部倒退，实际上它总体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对华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也可以讲是对它国家自身战略的一次重新定位，1972年后当时日本把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定义为一架飞机上的两台发动机，两者同样重要，所以保持了中日关系二十年比较稳定的发展，现在它调整为经济上主要竞争者，军事上主要威胁

者，这就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明显倒退。现在看起来中日关系的再次正常化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它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我们思想上要有一个充分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中国自身国力的增长，这是最关键的。中央现在对日本的政策是三句话，以经促政，以民促官，以文促情，以经济来促动政治，以民间来促动官方，利用中日之间相近的文化传统来增进中日两国民间的感情，消除民间之间的误解。日本毕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它对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讲具有双重意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日关系实际上反映着大国层面，同时日本又是我们周边唯一的发达国家，中日关系又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国周边的安全，它的双重含义对中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历来是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但是这里面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做交易，我们不断地作出努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原来的领导人小泉是没有诚意的，现在安倍晋三上去了，一再表示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而且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很多学者也很担心，因为这个人属于强硬派，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估计他在参拜问题上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他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担心有可能会走得更远，陈水扁前段时间在南太平洋参加会议时公开提出建立同日本的准军事同盟，看起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里面我们也需要高度警惕，要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因素的复杂化。总体上我们希望抓住日本国内政权变更的机会，能够尽快的使中日关系走出困难的局面，不但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事实上也有利于两国的利益和两国的人民。在全球化环境中，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现在没有谁赢谁输的问题，要么是大家赢，要么是大家输，合作共赢，对抗两败。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朝鲜核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台湾岛的发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这两个热点直接影响到我们发展战略的进程。从朝鲜的问题来看，由于朝鲜的特定的地理位置，如果在这一地区爆发战争的话势必对我们就影响很大，朝鲜问题的核心主要是美朝之间的对抗，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一直对朝鲜实行敌视政策，所以我们讲全世界冷战都结束了，唯独朝鲜半岛的冷战依然存在，依然保存着，所以有人讲朝鲜半岛是世界冷战的活化石地区，你看它现在沿着三八线还是枪对枪炮对炮很紧张，这个地区冷战的状态没有消除以至于至今为止朝鲜仍然实行的是它冷战期间军事优先军事第一的国策，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条件就是美国没有放弃对朝鲜的

敌视政策，所以导致朝鲜不可能率先来改变这一军事优先军事第一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以后对朝鲜来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发展经济，它军事优先军事第一的政策不仅牺牲了它国内的发展，而且牺牲了广大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迫不得已的，你现在到朝鲜去就会发现，整个朝鲜现在还象是个大的兵营，马路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军人，现在朝鲜是全世界服兵役年限最长的国家，一个青年人服兵役要七年，我们国家原来三年，现在改成二年了，反过来讲，它军人地位最高，朝鲜姑娘都说，要么不嫁，要嫁就嫁军人，从朝鲜目前整个经济的发展来看，如果它继续维持军事第一，一切服从军事斗争的话，那么对这个国家来讲现在不是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很可能就处于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朝鲜这两年国内的经济确实是非常困难，甚至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困难，原来知道它国内什么都是发票证，最多同我们文化大革命水平差不多，但是我们到了朝鲜去考证以后就发现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困难，普遍的营养不良，大家看电视上面出来的高级将领，人又黑又瘦，但老百姓的觉悟较高，他们知道现在的苦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国内政局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老百姓知道现在的局面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愿意为国家勒紧裤带，但对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讲，如果长期这样维持下去，不能进入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话，这个国家不是继续发展的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对朝鲜来讲调整政策势在必行，现在朝鲜比较封闭，和外部没有比较，一但开放，它的心态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原来的政策就会产生很大的置疑。这对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难题，一方面他意识到需要调整政策，但如果美国预先不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而朝鲜先调整军事优先政策的话，反而导致老百姓的很大的疑虑，对国家政策的信心的动摇，对政府造成很大的不稳定性，它需要迫使美国首先来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下一步它政策从以军事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提供一个前提，但朝鲜没有这个资本来迫使美国来跟它谈判，但它发现美国人很怕死，反对美国的国家一旦掌握核武器的话将对美国造成很大威胁，所以朝鲜就搞这个来迫使美国跟它谈判，但美国又担心朝鲜在讹诈它，当年萨达姆一再向美国表明他没有搞核武器，美国人却不相信，现在朝鲜却相反，公开讲有了核武器，美国人却认为它在吹牛。从国际上来看，判断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有了核武器主要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就是看国家是否具有生产制造

核导弹的原料，现在朝鲜有了这个技术，它的浓缩铀已经达到可以制造核武器的程度了，其次就是看是否有核武器的运载能力，主要看导弹的射程，能不能把弹头送出去，朝鲜的导弹已经可以发射到三百至五百公里，至少它有了能够穿越日本本土上空的能力，它演示的大浦洞导弹已经可以达到一万到一万五千公里，就意味着朝鲜已经有能力从本土把核导弹送到美国本土，所以这次验发导弹美国很紧张，美国预先讲如果一旦发现导弹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的话，不排除美国在半路进行拦截摧毁朝鲜的导弹。这次朝鲜研发导弹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六方会议进行了两轮，总体上来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朝鲜在这之前已经承诺在六方会谈进行期间不制造不利于六方会谈的举动，同时朝鲜承诺在这期间停止导弹试发，后来朝鲜选择在七月四日凌晨两点开始连续发了七枚导弹，同时掉入日本外海，引发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同时朝鲜宣部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根据日本的调查报告，七枚导弹中既有短程中程也有远程的，实际上最关键的是远程的，如果远程导弹成功的话有取于朝鲜在同美国的谈判中提升筹码，根据日本讲实际上它的远程导弹大浦洞二号没有成功，所以美国人认为过高的估计了朝鲜的导弹技术，朝鲜之所以不顾国际舆论急于发射导弹是出于它的政治需要，它希望尽快促成同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因为对朝鲜来讲它不希望置于六方的框架中，但美国人不接受，还是认为朝鲜问题要置于六方会谈的框架之内。最近西方媒体又传出怀疑朝鲜在准备核试爆，刚才讲了从国际上来看，国家是否掌握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看是否掌握引爆的技术，引爆技术要求很高，看一个国家是否掌握引爆技术主要就是看是否举行过地下核试验。现在传出来它准备进行地下核爆，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就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局势的危机。对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既反对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同时我们也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我们主张这一地区的无核化，因为在这一地区发展核武器并不有利于朝鲜人民，也不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也不利于整个国际大环境，当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做朝鲜的工作，我们最大的目标是继续推动朝鲜核问题能够政治解决外交解决，因为这一手段只有通过和平解决才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的安定，最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也最有利于朝鲜人民，这个事态还在发展，这里面我们需要很好的观测，我们对朝鲜的这一政策首先都是从服从于我们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这一高度这一基础上去思考的。

    其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湾局势的发展对两岸问题的影响，因为现在台湾问题已经不同于冷战期的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讲台湾问题再怎么样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局部问题，有人讲从49年以后台湾问题维系了这么长时间但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有人认为台湾问题充其量毕竟还是中国的局部问题，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问题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小平同志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小平同志说， 中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除非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遭受外部大规模的入侵，第二就是台湾宣布独立，我们不得不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从目前来看，我们面临来自外部的大规模入侵这一可能性现在不存在，但是随着陈水扁上台后公开的推出台独的时间表，我们意识到台独的危险已经成为了现实，也就是说，台湾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了，搞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台湾的威胁已经不是象陈水扁上台之前是我们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随着台独的公开化，现在台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中的最现实的危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的四大任务第一个就是针对台独，所以我们党现在把反对台独扼制台独作为我们对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扼制台独反对台独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涉及我们国家全局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如果搞得不好，由于岛内的台独势力过早地向我们出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过早的采取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势必就有可能来影响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进程，导致我们的发展战略可能会发生中断或者逆转，这对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损害，所以这个我们要尽量地避免。对我们来讲到底最后用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通过反分裂法我们可以看到无非就是两种手段，到底采取哪种手段讲到底无非取决于三大因素，第一是岛内因素，岛内因素第一看岛内本身政治生态的变化，就是台独和扼制台独力量的消长；第二就是要取决于岛内主流民意的取向，现在为什么我们讲统一的时间并没有成熟，因为从现在主流民意来看，主张统一的还是少数，主张台独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是希望保持现状，维持现状是主流，我们要实现一国两制统一大业的话，至少我们要使主流民意由维持现状演变成希望统一推动统一，如果统一成为主流民意，那么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台湾问题分两步走，从04年5月17日的

两台办（中央国台办与国务院国台办）的声明里就讲得很清楚，当务之急，我们首先是反台独和扼制台独，最终的目标是统一，但从现阶段来看我们首先是在反对台独和扼制台独，如果不能扼制台独，谈不上我们要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促而蹴，需要分两步。其次是我们大陆的因素，大陆因素具体地来讲就是现在我强台弱的格局会不会发生逆转，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我们能不能继续推出一系列正确的对台政策。第三取决于国际因素，从国际因素来看，一个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在国际上封堵台独的势力，其次就是怎么来做好美国的工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最终采取什么手段讲到底主要是这三个因素的互动。从当前整个台湾的局势来看，当前两岸形势出现了一个最新的动向，一方面岛内的政局出现了动荡，两岸关系出现了相对的两个增强，一个就是反台独的势力有所增强，第二个就是导致两岸趋向于相对稳定的这个势头有所增强，特别是连宋来了以后，民众对大陆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岛内为什么会出现以倒扁为形式的政局动荡，一方面反映了老百姓意识到他们对陈水扁的人格的看穿，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首先同这两年两岸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大陆通过了反分裂法以后，美国在明确的表示了反对台独这一态度以后，导致民进党陈水扁都意识到利用台独因素来继续他维持政权挑动两岸关系的这一空间已经被大大的缩小了，可以利用统独问题来作为他统治的政治资源的这一因素大大的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很自然地就突现了它内部的矛盾被激化了，再加上围绕08年各派都希望抓住08年的选举机会为自己的政治势力争夺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岛内包括民进党内的矛盾会激化。现在大大小小涉及陈水扁以及他家属的弊案一共32起，根据国际上的惯例，一般有一二起的话基本上就要下台了，对陈水扁来讲关系到生死存亡，现在倒扁已经进行二十天了，这次为什么能够一呼百应，首先它至少迎合了岛内大部分民众的要求，同时它也反映了岛内各派势力希望能够利用人民的正义要求为他们08年政党势力的重新组合能够来争取自己的优势地位，倒扁的形势从目前来看好象还不怎么乐观，因为至少现在民进党还没有公开分裂，尽管已经出现分裂迹象，四大天王中三大天王各人有各人的算盘，第二陈水扁还可以继续利用台湾岛的族群矛盾即本省人和土身土长的民族的矛盾来进行挑拨，第三，美国并不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动乱来更换目前的台湾领导人，美国更希望通过利用法律的机制在08年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来改换台湾领导人，美国现在最担心的是失去对台湾的主控

权，主导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当然对陈水扁不满，但更担心的是以国民党为核心的蓝队势力同大陆走的太近太密切，以至于它失去在岛内势力的一个平衡因素，失去它今后国民党为主体的蓝队的一个制衡能力。我们总体上把它看作是岛内的内部事务不干预，但我们很关注，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岛内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动荡对我们中国的整体发展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台湾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百万人倒扁毕竟不是一场反台独的运动，也不是一场推动统一的运动，它强调不分蓝绿，不分政党，如果真的倒扁成功的话，势力必也会凝聚台湾民众的自主意识，很多人错误地把它看作是台湾民族运动升华的结果，这对我们两岸关系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把握，所以我们现在要高度的关注，这里面情况很复杂，陈水扁由于受到岛内倒扁的牵制想要继续推动台独时间表现在困难很大，但危险性没有消除，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二十四日，他又跑出来修宪，这次要公开地修改领土，他这么做是想转移视线，企图利用两岸问题来转变倒扁的不利局面，除非08年台湾新的领导人表明放弃台独，那么台独的危险性从官方层面来讲才有所下降，否则，台独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我们仍然要把扼制台独反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