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德潜的一生是诗的一生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江苏苏州）人。他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祖父沈钦圻，是明末很有成就的诗人，与徐波交往，著《晤书堂诗稿》。《明诗别裁集》选其诗五首。沈德潜自幼受祖父教诲，授以诗。据《沈德潜自订年谱》称：“年五岁，初识字，先祖教以平上去入之声及反切谐声会意转注。”六岁时，祖父称誉他说：“是儿他日可成诗人。”年幼时，刻苦读书，工诗，有诗名。二十六岁时（康熙三十七年，1698），学诗于叶燮，这时叶已72岁，师生相距46岁。五年后，叶燮死。叶燮，字星期，吴江人，进士及弟后，选为江苏宝应知县，时值三藩之乱，民不聊生，叶又不愿谄媚取悦上司，被弹劾罢官，后隐居吴县横山，人称横山先生。他是清代很有知名度的诗人、诗论家，著有《原诗》，是一部自成体系的诗学理论著作，与一般的诗话不同。因此，沈德潜从其学诗，必然接受了《原诗》中的许多基本观点，便成为沈德潜日后诗学思想的一个基础。叶燮很欣赏沈的诗作，彭启丰《沈德潜墓志铭》说：“叶数称公诗”。德潜擅长古诗，呈横山先生，辄曰：“工夫到，才气大。”（其事乃张景崧口述，见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

    沈德潜35岁左右（康熙四十六年1707）他的诗名已经很大，活跃于吴门诗坛上，与张锡祚、张景崧、徐夔、陈睿思等人结成“城南诗社”。后来，又与友人结成“北郭诗社”。这时，他受到著名诗人王士祯（渔洋）的赞赏，王与叶通信，信中常称赞沈，认为是诸多门人中最好的一个。王病重时，曾经写信给友人，垂询沈德潜的情况，沈德潜《王新城尚书寄书尤论湄宫赞书中垂询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官云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輓》：

    又见文星暗，缘知岁在辰。

    济南无作者，海内失诗人。

    虚附青云士，难赓《白雪》春。

    虞翻同感泣，此意尚谁陈？

    新城尚书，即王士祯，新城（今山东恒台）人，官至刑部尚书。尤沦湄，即尤珍，号沦湄，

长洲人，官终赞善，故曰“宫赞”。与沈德潜友善。王士祯写信时在康熙四十九年，翌年死。沈德潜因作诗追念并哀悼之。四首律诗，可见前辈奖掖之心，沈之知遇之感，也为王门多“青云士”而惋惜，言外之意，表达了自己继承其诗学传统“赓白雪”的雄心壮志。所以后人有“门户依傍渔洋”（朱庭珍《筱园诗话》）的说法。

    康熙五十五年（1716）,沈德潜时年44岁，编成诗集《竹啸轩诗钞》十八卷。次年，45岁，与同学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集》十卷（注意，46年后，他又独自重订此集，后面专门讲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沈年四十七岁，编成《古诗源》。雍正九年（1731）,沈59岁，著《说诗晬语》两卷。次年（1732）,沈60岁，又与周淮合辑《明诗别裁》十二卷。到这一年，沈德潜已“推论历代风雅源流”，总结封建时代诗学，是一位有很高成就的诗人和诗论家，但他还是一个秀才，科场屡试不利，参加十七次乡试，都没有考取功名，64岁时被荐举应“博学鸿词”试，亦未成。

    乾隆四年（1739）举于乡，明年成进士，时年67岁，选庶吉士。七年四月廷试，乾隆帝见德年老，询之，知为东南老名士，授编修。事前，乾隆对沈德潜已有了解，这还得从鄂尔秦的《南邦黎献集》说起。鄂尔秦于雍正元年擢江苏布政使，三年（1725）,编选一本《南邦黎献集》，他很器重沈德潜的诗才，便将他的诗选入集中。乾隆帝弘历便是读了《南邦黎献集》，就赏识沈德潜，据郭则沄的《十朝诗乘》记载：“归愚未弟时，高宗于《南邦黎献集》中见其诗，即赏之。”自此以后，沈德潜常和弘历赓和歌诗，讨论历代诗学源流升降，官位每年晋升一级，获得弘历的隆遇。致仕前，他累迁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上书房辅诸皇子。77岁因年老退休，弘历赠“诗坛耆硕”额，并曰：“联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退休归吴后，弘历每次南巡，必召见，问民生疾苦，唱和诗作。乾隆二十二年，弘历南巡，加礼部尚书。乾隆二十七年，沈德潜九十岁，弘历南巡，赐“九袠诗仙”额。乾隆三十年，上南巡，加太子太傅，食尚书俸，赐二律，其一云：

吴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征明定若何？

    书画虽输诗胜彼，功名已过寿如彼。文征明寿90岁，沈德潜时已93岁，故曰“寿如彼”，97岁，乾隆34年，沈德潜死，赠太子太师，赐谥文懿，御制悼诗云：“寿纵未能超百岁，诗当不朽照千

秋。”如此礼遇，这在古今诗人中是少见的。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沈德潜的一生，是诗的一生。

    这里很值得探讨的是，沈德潜“晚遇”的政治实质问题。沈德潜以诗受弘历帝的礼遇，给以丰厚的赐与和极高的地位，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李白受诏入京，仅为“供奉翰林”，唐玄宗虽爱其诗才，但不能容忍他狂放不羁的性格。苏轼才学极高，却始终未得重用。明代永乐，成化年间出现“台阁体”，代表作家为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官位虽高，但诗歌影响很小，更何况当时的皇帝不懂诗。沈德潜活了六十余岁，仍然是一介布衣，是一个“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弘历诗中语）。此时，他的诗学成就已经很高，诗名已很大，历经康熙、雍正两朝，却无人赏识他，无人重用他。只有到了67岁考中进士，69岁受弘历面试，才被弘历帝看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将他从一个庶吉士，提升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给予许多前人从未得过的“礼遇”，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这便是“政治需要”，也就是说一个封建帝王的需要。清王朝初期，用“武治”打平天下，用“武治”巩固自己的统治。到了“乾隆盛世”，则需要进一步用“文治”来巩固政权。他们一方面加紧文化统治，兴起文字狱，打击敢于反对清王朝的文人。在沈德潜生活的年代里，接连发生了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案，雍正六年的吕连良案，雍正八年的屈大均案，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这些文字狱，都因为在诗文中有反清的意识，足见康熙玄烨，雍正元禛，乾隆弘历祖孙三代始终残酷地统治着东南地区江、浙、皖三省。另一方面，则用软的手段，笼络文人，最为典型的便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这时，沈德潜已死。弘历礼遇沈德潜这一特殊的君臣关系，正是“软”的一手，以加强其“文治”。弘历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中诗歌修养较高的一位，他写了四万多首诗，他深知诗歌在“教化”中的作用，在“文治”中的地位。于是，在他即帝位后不久，便选中了沈德潜这样一位年资名望很高，诗学成就很高，诗学思想很符合自己胃口（即政治需要）的人，给以非常高的待遇，使之能主盟诗坛，团结天下的读书人，为自己的“文治”出力，巩固自己的政权。

    二、沈德潜的诗学思想：

    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学专著《说诗晬语》里，也分散在他的序跋文字

    和书信里，而他的选诗坛专集如《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中，处处表现出他的诗学思想。

    他的诗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尊诗之道；二.强调教化；三.倡言格调。

    （一）尊诗之道。沈德潜非常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说诗晬语》第一到第十一条，总论诗道。在第一条里，他开宗明义地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是他论诗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前提，要求诗歌有益于封建秩序的巩固，“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追溯到《风》、《雅》的高度，诗道才受到尊重。他这种思想，无疑地继承了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陌货》）的传统，同样，也继承了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艺术功能。他便是直接地继承了叶燮《原诗》中儒家诗学的基本观点，叶论诗标榜“理、事、情”，理便是“圣人之道”。六经之道，这在他的《与友人论文书》里说得清清楚楚：“仆尝有《原诗》一编，以为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物、之数，总不出理、事、情三者，故圣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之无不有理、事、情也。”“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沈德潜的诗道，落到实处，便以诗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民”而作，“为君”而作，为民也是为君，诚如弘历所说“当前民瘼听频阵”、“临文不忘箴”，他的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讽谕诗，便以此为宗旨。彭启丰在他的《墓志铭》中说：

    公既以诗受上知，其所奏进，陈善纳忠，往往能继古洞配卷阿之作者。其于阊阖息耗、四方水旱、归本宸居，责成牧守补救之实，壹见于诗，反复尽意，不苟为虚美。

真正识得沈德潜诗心的，彭氏也。

    （二）沈德潜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与“尊诗道”相适应。

    “诗教”是指封建统治者通过诗歌艺术，对臣民进行思想教化，《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风气，统治者的风气教化臣民，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

    诗教说，源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见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

也。”孔子论诗，早有“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要求诗歌温良平和，适中合礼。也就是《毛诗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合乎分寸，“怨而不怒”。可见“温柔敦厚”，既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规范，“温柔敦厚”要求诗歌言志抒情，表现为温柔和顺，和颜悦色，待人宽厚；作为艺术原则，“温柔敦厚”要求诗歌有充分、丰厚而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温润柔和的艺术风貌、委婉曲折、含蓄蕴藉地加以表达，盛唐诗歌则完全符合这种艺术风貌，所以沈德潜特别推崇盛唐诗歌，他在《说诗晬语》中甚至把它提高到诗歌艺术的最高准则上去，说：“温柔敦厚，其为极则。”

    （三）沈德潜倡言“格调”说。

    他的论诗著作中，并没有直接说到“格调”两字，但他的种种言论，所表现的诗学理论，便是倡言“格调”说。他的学生的记载，清楚说明这一点。王昶《湖海诗传》卷二说：“苏州沈德潜，独特格调说，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以汉魏盛唐倡于天下。”

    什么是“格调”说？

    “格调”，是一个古代诗学的审美概念，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涵义多样化的现象。因此，对它不能简单化，不能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出随意性的评论。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是：首先弄清格调概念在历史上的不同涵义，其次对沈德潜的说法，作出具体分析。

    有些论者，将“格调”说的起源推至明代，这不够确切。其实，此说源自唐代，唐代论诗早就讲“格”和“调”，不过，他们将它们分开来说。

    “格”，唐人指体格、体制，唐代极多诗格之书，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也有人指“格”为立意，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格高调逸”，王昌龄《诗格》：“格是意，意高则格高。”“调”，唐人指的是声调音律。王昌龄《诗格》：“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此外，也是人物品评的概念“周调”，作品特有的艺术风范，如“调逸”。后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诗学概念，以格调论诗，偏重于立意的思想情趣和声律、句法的体制。明人取盛唐诗歌的格调特征，来规范一切，要求一切，产生“诗必盛唐”的说法，成为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

沈德潜的格调说，在接受前代诗论家的意见后，发挥成带有多义性的诗学概论。首先，他以儒家诗教作为最根本的诗歌品格的标准，前有《风》、《雅》，后有“三唐之格”，这里的品格，是指诗的品格，品位，思想意蕴。其次，他强调人之品格决定诗之品格，强调诗人的品格、学养的修养。《说诗晬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他认为古来诗人符合这个标准的，屈原以下，数人而已，盛唐李、杜，在其例。三，他强调诗歌的艺术法则，讲治法，主张“以意运法”（《说诗晬语》）也重调声调音韵，《说诗晬语》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深前人声足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以上这些都是格调说的内涵。沈德潜又主张诗要讲“神韵”，以之代指诗歌的艺术魅力。这就与我们常说的某些艺术品“格调”极高的意思相仿佛。

三，沈德潜的诗学成就：

    评论沈德潜的诗学成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要实事求是，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历史地辨证地看待沈德潜其人、其诗，要清除沈德潜评论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认为必须做到如下三点；才能公正的、正确的评价，肯定沈的诗学成就：1.将沈德潜放在历史发展，尤其是文学史（包括诗歌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以评论共创作与研究。2.将沈德潜的前67年与后30年区分开来（前67年，他是一个寒士、老诗人，后30年是朝中宠臣。）3.将思想与艺术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

    沈德潜对我国诗学发展，在四个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一） 理论研究的成就

    沈德潜细致考察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演变，并对之作出比较全面的总结，他吸取了汉代儒家诗教的精义，白居易的理论原则，叶燮《原诗》的基本精神，将维护封建秩序、道德规范与诗歌创作的艺术法则完善的结合起来，显示出两千年来儒家诗学的最高成就。他在《吴中七子诗选序》：“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如此而已矣。”《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论，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他说的“宗旨”，就是崇拜儒家诗教，

以为本原。他说的“风格”，就是风调格律，即声律音韵，他说的“神韵”，便指诗的艺术魅力。

    沈德潜尽毕生之力编选历朝诗别裁体，贯穿了他的诗学理论和思想，探讨诗学发展的源流、变化，评制历代诗人，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国诗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唐诗别裁体》，前后花费数十年时间，精心编成。先是与同学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体》十卷，隔了46年（即乾隆二十八年），沈时年91岁，他又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因此，我们学人要使用此书，一定要认准《重订唐诗别裁集》。顺便说一下，这部书的优缺点：书的命名，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句，不合诗教的伪体，都为裁去，剔除，以便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全书共收270位诗人，1928首诗，选诗专主雄浑涌大之作，以李、杜为宗，同时也兼收神韵、性灵的不少小家作品，因此门庭较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入选，确实能反映唐诗的整体风貌。缺点是强调了诗教，摒弃了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情诗。但仍不失为我国优秀的唐诗选本之一。相对而言，《明诗别裁》重视前后七子之作，忽视了公安、竟陵派的诗歌，不能正确反映明诗的概貌，不能全面展示明诗的成就。《清诗别裁集》，本身是一部不完全的书，自不待论。

    这里，有个问题必须要说明，就是他对叶燮《原诗》诗论的继承问题。

    沈德潜的《说诗晬语》作于老师叶燮死后二十八年，诗学观点虽与老师稍有差异（如对白居易的评价）但是，基本观点都是吸收叶燮的精义，根本没有违背师门的意思。乾隆十二年的正月，叶燮门下的九个弟子，聚在二弃草堂，举行了一次叶燮逝世四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沈德潜的《二弃草堂燕集序》记载了这件事。这些叶门弟子，八个都是布衣、“征士”，只有沈德潜是朝贵，是内阁学士，因夫人卒，请假回苏，故能参与盛会。回京后，即授礼部侍郎，入上书房辅诸皇子。《序》说：“兹九人皆向时请业于二弃草堂者，讨术业之渊源，合通门之情好，横山一脉，犹在人间。”“于时，登小山，穿桂丛，抚琴尊，寻故简，阐先生《原诗》上下篇之议论。”

    老同学聚会，共同纪念老师，这说明沈德潜没有违背师门、师教的地方。后代一些学者对沈德潜有所指责，是不公允的。

    （二）沈德潜的创作成就：

    沈德潜一生写下二千余首诗，近代论者出于“台阁诗人”、“御用文人”的偏见，认为他的诗大多和皇帝唱和，多平庸之作，又说他强调“格调”说，诗必多格律之作。其实，这些都是不加分析的偏见。

    首先，沈在69岁之前写的诗，很精彩，诗风淳古淡泊。为他《竹啸轩诗钞》作序的王汝骧说：“一以淳古淡泊、发乎自然为至。”（《词科掌录》卷五），弘历也说他：“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乃独取义于昌黎，“归愚”之云者，则所谓去华就实，君子之道也。”（《竹啸轩诗钞序》）如《过许州》：“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平畴。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又如《晚晴》

    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清新自然，极有野趣，很符合王汝骧的评论。可见，沈德潜的诗，并不多是板起面孔说教的作品。也有的诗深婉有味，如《落第后咏昭君》：“无金赠延寿，妾自误平尘。”诗中自有很深的寄托。

    沈德潜擅长古诗和乐府诗，其气盛，其辞达，诚如老师叶燮所评：“工夫到，才气大”（见杨钟羲《雪桥诗活三集》查为仁《莲坡诗话论他：“五言及乐府，尤为擅长。”他的《制府来》（乐府，四章）描写一人总督搜括民财、贪赃枉法的劣迹，以及最终被捕入狱的姑未经过。痛快淋漓。《晚过平江路》，五言长诗，写衢州水灾，灾民唾骂逃亡他乡的痛苦生活，诗作表现出沈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研究价值。67岁后也写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进呈弘历，起着为君为臣的谏箴作用。因此，不能认为他的诗都歌功颂德的平庸作品。

    （三）沈德潜论诗多真知灼见。

    沈德潜娴熟于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别具艺术鉴赏的眼光，评论诗作多真知灼见，对后人极有启发，极可借鉴。这与一般诗话大作空话议论者迥异。《说诗晬语》除了论述诗道、诗教以外，颇多论说诗歌作法，有独到见解，如：

    怪淡经营，诗道所贵。倘意旨间架，茫然无绪，随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之，岂所语于得心应

手之技乎？

    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庭吴歌》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经下邳圯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

    在历朝诗别裁集的评论中，更是妙语迭见。如《古诗源》卷四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名《孔雀东南飞》）：

    古今第一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有其声音面目，岂非经工之作？

    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

    《重订唐诗别裁集》评李白《赠汪伦》云：

    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

    《同书》评杜牧《登乐逊原》云：

    树树起秋风，已不堪回首，况于无树耶？

    《同书》评陆龟蒙《白莲》云

    取神之作。

    （四）沈德潜团结并培养了一大批诗人：

    沈德潜在“乾隆盛世”，成为诗坛宗主，其时，王士祯已死，海内士大夫尊奉他为诗界泰斗，再加上乾隆的称评，主盟诗坛更是不争的事实。顾诒禄《沈归愚自订年谱后》：“海内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皆中心诚服。”王豫《群雅集》卷一：“故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在布衣时，便团结了一大批诗人，35岁时，结城南诗社，后又结北郭诗社。这些人，又成为他《古诗源》的参订者，列出45人，门人7人，方外三人。此外，他又有不少同学，如陈树滋、叶长扬（叶燮后人）、薛雪、李果等人。他致仕的第二年，便主持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有7人，他为之编集《吴中七子集》，亲为序。7人者，王鸣盛、钱大昕、王昶，兼攻文史研究。

    沈德潜为我国诗学之发展，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德潜遭遇弘历帝的礼遇，是他一生的大幸，也是他的不幸。幸的是，他的诗坛领袖的地位，赖以巩固，也实现了他的尊诗道的理想和行教化的主张。但是，他的诗情、诗才受到阻塞，在皇帝面前，他小心谨慎，四平八稳，说他后期的诗作，平庸无奇，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遇到弘历的话，他的才学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诗弘创作可能会有另一番风貌。这是他的不幸。因此，我们对待沈德潜这样一位大名鼎鼎、地位很高、作用很大的诗人，要将他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评判，肯定其应该肯定的，指出他的局限性，从而找出发展诗学的有益启示和借鉴，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认识沈德潜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