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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布衣及其文化精神

    詹福瑞教授   2006-12-09

        布衣及其文化精神,是我近期研究李白,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梳理。在这里也是给各位领导和读者作个汇报。布衣本来的含义就是衣着、穿衣服的意思。但是在古代不是任何衣服都叫布衣,它是一个特指,即平民百姓穿的粗劣的衣服。《晏子春秋》里有句话说:“晏子布衣栈车而朝”,又说是“布衣麤却而朝”,这里的“布衣”就是粗布衣服。从这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晏子穿的衣服是很破的。齐景公觉得自己很不了解晏子,他想晏子都做了官了,为什么还穿这样的粗布衣服?实际上当时的粗布衣服就是粗麻,是一种平民穿的衣服。桓宽在《言铁论》里也说到:在古代,人到了70岁以后才能穿丝制的衣服。70以前都穿的是麻袋而已,这个麻袋就是粗麻。这就说明,布衣虽然是指人的穿着,但是它主要是指那些庶民穿的衣服。我们看看古代的那些文献,指人的衣着的比较少,绝大部分是指人的身份。比如:《史记》里有40多次谈到布衣,百分之九十谈的都是人的身份。什么身份呢?平民的身份。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了一些变化,因为在那个时期它是一种世族的统治,也就是说在百姓中要分两层,一种是世族,它是指几代有家产、几代读书、几代当官的。其他就叫做庶族,也就是没有家产、没有当过官的。古代的士大夫就是地主加上官僚,缺一都不可以。在六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就把这些庶族称作布衣。这样的情况到了唐代又有了变化。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基本上把门第观念给打破了,当然,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在唐朝仍然有门第的观念,也有世家和非世家之说,但是科举本身就使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也有了和那些出生世家的知识分子平等进取的机会。只要你书读的好,通过科举考试,就能做官,走上仕途,甚至可以做宰相。唐代的布衣就是指在入世之前的知识分子,既包括出生寒门的,也包括出生世族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都可以把他们统称为平民知识份子。平民知识份子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阶层,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阶层,它既不同于贵族和皇室,也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它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有知识,以及这些人往往是封建社会官僚体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势力,所以说他们的力量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过去讲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阶层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步的很重要的一支推动力量,关心他的文化精神对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布衣阶层也形成了他的一些观念和思想,这些思想对

    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启发意义。

        第一个布衣文化精神叫“布衣之道”。布衣有的当官了,有的没有当官,但是布衣即使没有当官,也是以道义自居,以天下为已任。这个以天下为已任的“布衣之道”,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一种历史使命感。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就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关心民生,把国事民生做为个人的人生理想,也作为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人生观是一种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布衣之士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两种体系的思想,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种文化,道、儒、佛。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也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三个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士人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比如李白,李白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但是李白一生追求功业,他出蜀的目的就是为了功业,最后流放夜郎,还是要做“铅刀之一割”,这种功业思想不就是儒家思想吗?说到底,古代士人受的道、儒、佛三教思想,主要还是综合影响,有的影响大,有的影响小,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布衣之道”更主要的还是受了儒家思想。儒家的始祖孔子本身就是布衣,他自己也说“吾少也贱”,什么是贱呢,就是出身平民百姓。这个至圣先师连他的来历都不清楚,也有人说孔子是野合而成,说白了是野种。那不就是平民吗?没有身份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恢复周礼。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孔子恢复周礼看成是一种复古,是一种倒退,,他所追求的是西周盛世。而在他那个时候,天下是混乱的,“礼坏乐崩”,恢复周礼的目的,是恢复一种盛世,一种礼制的盛世。他周游列国,用他的话说叫“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追求自己的理想。在那个时候他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围绕这个理想一生没有放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很坚定的人生观,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很坚定的政治信仰。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做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百姓,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是不是做到仁了呢?孔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意思是何止是仁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圣人了。可见他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的有多么重要。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今天说的舍已为民,雷锋精神。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心里,把社会放在自己的心里,就是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想。正是从这样一种思想,

    一种情怀出发,孔子对尧对禹有很高的评价。“禹,吾无间矣”这个间是批评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进行批评?“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矣”就是说禹自己吃的住的很平常,但是在祭司鬼神的时候,他很重视,不凑和。祭司鬼神不简单是一种宗教性的信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礼仪,是一种社会制度。禹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还能做到自己做的很破,但是到了官场上穿的衣服很整齐,自己住的房子很低很小,可是他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治理江河,这样的人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对于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为什么给尧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尧才有了制度,尧制定了人类社会的制度,制度制定的本身就是文明的开始。对另一类人,孔子是怎么评价的呢?例如长沮、桀溺,这些人都是隐士,孔子说“鸟兽不可与群”。可以看出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关注社会和民生。有一次他的学生问他的理想是什么,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那我就引导国君办事要认真,要一心一意,同时要节俭,爱护百姓,使用农民的时候要看是不是农闲。可见这个目标完全是社会性的,并没有带有个人的目的。杨伯君在他的论语译注中有试论孔子一段话“在春秋时代,除郑国的子产几位士清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可能不是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段话我认为抓住了孔子人生面的根本。从儒家经典的创始人孔子来看,他本身的人生观就是以社会、天下为已任,这种人生观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在儒家的经典里,他们所描述的圣贤,基本上塑造的都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形象,像禹、稷。“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就是说大禹如果看到有的人居无住所,他就认为是他把这个人推到河沟里的,所以他出来辅助尧治理河水。

        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情怀到了汉代有了很突出的表现,尤其是东汉后期,东汉后期社会混乱,外戚专政,宦官专政。整个权利机构分成三块,皇帝、宦官、文官。文官就是这些士人组成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社会清流,代表社会上的一种正义力量,这种力量和外戚宦官做了长期的斗争。最著名的就是两次党锢之祸,士人被杀了十之六七,剩下的也被流放了。后来黄巾起义为什

    么能够把东汉政治打败了呢?其实和这些被赶出政治中心的士人有关。和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就表现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比如陈蕃,在他没有做官的时候,他叔叔说他是闲处一室。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个朋友薛勤来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打扫,可是陈蕃说:“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现在,一些中学生为了偷懒,也常常说这句话,当然我们不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偷懒的借口,但是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有一种胸怀、气度和责任。就是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和胸怀,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戚宦官的斗争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这种情况到后来就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演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情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一种演变,比如在魏晋时期出现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从他们的表现好象是对社会不太关心,他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个人性情的维护,对礼教的一种批判。我们知道司马氏集团是以孝来治理天下的,但是正是他们是不忠不孝的人,这些知识分子就看不惯,可是他们又不能起来造反,只好以个人的极端的一种行为来反抗。不如阮籍,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照样喝酒吃肉,但是在他内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可见他对他母亲是非常爱的,但是他不愿意受外在的明教的束缚。是以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来履行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时侯一方面萌发了世族社会“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完全是凭着门户就能做官,这些人做官以后,基本上不以平常的一种处理公务为自己的责任。在南朝时期就是“视君如履,视己如贩”,把皇帝看作是鞋子,把自己看成是商人,根本不把社会作为是自己的一种责任。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盛行。我对宗教从来都是充满了尊敬,我不相信鬼神,尤其不相信有来世。我看古人有好多都是“一世”这个思想。就是这个思想,让他们不把幻想寄托在来世,让他们能在一世里面做满自己的功业,这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一种情怀。但是那个时候有佛教,它是讲来世的,可是佛教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在救民。它救世救民不是把老百姓放到社会里去救,它是让老百姓脱离社会,这是佛教救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它们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到了唐代,情况又发生变化。唐代是我国的一个极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所以我们说唐代以后整个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到了唐代还没有进入一个

    高峰,只有到了宋代才到达了一个高峰期。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学,当然还包括了艺术。但是从社会外交、经济之盛来说还是唐代,这就大大激发了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社会情怀。这就为当时的世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李白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名声扩大出去,以此引起朝廷的重视。其实他不参加科举考试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因为他是一个商人,而且来自异域。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旷世之才,不受这个约束,虽然最后是被召入进京,但对他来说还是不公平的,把他作为了一种摆设。为什么李白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榜样,他觉得只要自己有才能就一定会被社会发现和任用。所以说唐代的这些布衣抱负都很大,功名心很重。有很多人自己到边疆去从军,就是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前程。但是唐代世人的功名思想也并不是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有功名思想也有荣华富贵的思想,李白也是这样。但是唐代世人的这种功名思想与当时的社会使命感、国家荣誉感融合的很好。也就是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就等于实现了国家荣誉感和社会使命感。

        布衣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不仅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情怀,还表现为一种狭义行为——“解危救困,一诺千金”。这种“解危救困,一诺千金”就是一种剑侠行为,一般认为这个思想来源于墨子,因为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也应该说是一个平民思想家,这些思想的根源就来自于普通老百姓,而且他一直主张“兼爱”——“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且墨子又是个主张行动的人“言必行,行必果”,就是要大家讲信用,要言行统一。墨子的这种思想接近平民,对布衣文化精神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一般我们谈到“剑侠”的思想,找根源都是墨子,当然这种一诺千金的思想也不仅仅来源于墨子。儒家也有,尤其是孟子,他也是主张“救人之难,尤救己难”,救别人好象救自己一样。桓宽的《言铁论》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见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大禹看到天下有被淹的人,他不觉得这是自然灾害,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后稷同样也如此。这种负罪感和西方的一样,它来源于基督教,人一生下来就有负罪感。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孟子所说的这种伟大的责任情感。这种情怀不下于基督教的负罪感,但是在过去我们恰恰忽视了这种负罪感。这种侠义心肠现在已经越来越狭隘

    了,完全变成了一种武林里面的责任担待。把这种来自于墨子和孟子的侠义的思想把它缩小了,把它私人化了。

        在先秦时期也有布衣之士崇拜的偶像,比如柳下惠。春秋时期齐国无故出兵来攻打鲁国,鲁国知道柳下惠这个人名气很大,解危救难,就派他前往齐国。柳下惠就出使齐国并且说服了齐国,把他们劝退了。另外一个典范就是鲁仲连,他也是齐国人。这个人自己很有本事,经常为人出谋划策。公元前260年,秦军围困赵都邯郸,他以利害劝阻赵、魏大臣尊秦为帝。赵、魏两国接受他的建议,联合燕、齐、楚等国共同抗秦,邯郸解围。我觉得最精彩的是后一段,平原君事后要封鲁仲连,鲁仲连说了这么一段话:“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下之士什么是最值得尊敬的?就是要为人排忧解难,但是要一无所取。如果你要点什么东西,就变成买卖了。我认为这句话是最为准确的表达出布衣之士所崇尚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为天下人排忧解难的一种责任,而不是作为自己的一种利益。李白对他实在是太崇尚了,一生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在他的《古诗五十九首》里就有一首是专门写鲁仲连的。当然我们说建功立业有它的两方面,一方面它有为己性,另外也有为他性,也就是为了社会。这些都是不可排除的,但是对于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来说,哪一点最重要?这是衡量平民知识分子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志。正式从这个意思上说,我们认为鲁仲连才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范,但是也有结合的很好的,比如诸葛亮。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胸怀和抱负。

    以前我在高校谈过这个话题,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是越来越少了,确实有了一种冷漠。我和学生直接打交道,我觉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生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很敏感,也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责任感,但是到如今,青年人对社会的问题是越来越冷漠,而对个人的问题想的越来越多。当然考虑这些问题是客观的、必然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就是如果你就业不好,你什么抱负也实现不了,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在现在的学生中,大部分的人越来越感到孤独,和社会和人生都产生了隔膜,对人都有一种戒备心理。人的心胸越来越小、气度也越来越小,和社会有隔膜,对社会问题越来越表现出淡漠,如果年轻人都这样,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可以发展?实际上,我一直感到很忧虑,当大家都不关心政治和社会,只有当官的来关心,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危险。另外在社会

    生活中,遇到问题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见义勇为,大多数人都是在看而已,缺少一种侠义行为,有了责任感社会才有正气有正义。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布衣之操,即布衣的操守。这也是布衣知识分子在长时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操守。这些人都希望能建立不朽之功,永世之业,但是有时候这种个人理想和权利会和社会产生矛盾。或者是面对着一种诱惑,或者是面临一种挑战,这个时候个人的人格操守问题就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看看古代的布衣知识分子是怎么做的呢?《后汉书·樊英传》里有一段很有意思,樊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当时很有名气,政府就想起用他。当时有两种选拔制度,一种是皇帝征召,还有就是官府推荐。对征聘的条件也只有两个,即:经明行修。无论官府怎样推荐,樊英就是不肯出来做官。到汉安帝的时候,又征召他做博士,他还是不肯;到汉顺帝的时候,他还是不肯做官,以致惹怒了皇帝,帝怒日:“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慢朕?”英日:“臣受命于天,尽其命,天也;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这就能看出布衣知识分子贫贱生杀不能治的气节。正是有了这个布衣知识分子并不以穷为耻,表现出的一种情怀就是固穷安贫。比如孔子的学生原宪,衣食住行都很简陋。一天子贡来看他,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还有一段是写曾生的:“曾子居卫,盈袍无表,颜色肿哈,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但是他是怎么做的呢?“曳堆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这两个故事很有意思,都是庄子记载的。因为庄子一直把孔子及其弟子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而且往往都是歪曲的,但是在这两个故事里却没有歪曲。孔子主张的“固穷”和现在人的思想不太一致,但是它主要是看中它后面的“守道”。关键在于行仁义,如果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的信念,穷一点又怕什么。换而言之,哪怕你很穷很穷,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或者说有了理想不坚持,有了信念也不坚持,这就是行尸走肉。为什么道家也欣赏“固穷”呢?因为它本身对贫贱都无所谓,它崇尚的是“忘形、忘心、忘利”的道家思想,不能因为贫困而改变了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它和儒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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