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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与写作

    范小青   2006-10-06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读书,走到一起,我也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和大家一齐相处。我觉得所谓的讲座是一种交流,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互相的感受。1日下午图书馆也举办了两个讲座,朱栋霖教授讲的《红楼梦与苏州》和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女士的《德国儿童文学与中国少儿阅读》,到场的听众很多。我想我今天的讲座可能到场的人不会很多,但一看会场里基本上坐得很满,我心情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大家对国学和历史方面的书比较感兴趣,像易中天的讲座和苏大朱教授的讲座对市民包括各个阶层的人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兴趣。同时从少儿文学来讲,在孩子当中喜欢读书的喜欢文学的比较多。像我们这种处于中间层当中,几十年中搞的文学主要是所谓的纯文学,写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这样的一个课题来讲,在80年代拥有的读者比较多。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从现实来讲,读者的数量越来越少。但从今天来听讲座到场的听众看,我也没想到来这么多听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这么多听众对文化和文学的热爱,也说明了我始终的一个观点,大家都说苏州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是苏州百姓文化层次的问题,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要高出很高的一个层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层次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历代的文人。

        今天来的听众当中各方面人才都有,在你们看来读书和文学占有了相当的份量,我觉得非常欣慰。但也有一点顾虑和犹豫,因为我从事的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小说创作,小说创作在整个社会来讲,是微不足道的,是整个社会当中很小的一块,但它确实是存在的,确实有这么一批人在坚持着写中短篇包括长篇小说,我也犹豫,这样的讲座同读书联系在一起,跟听众会不会有一点差异,我的想法和诸位的想法会不会有差异?听众会不会不爱听?你们要听什么我不太清楚,事先有这样的担心。我就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或笑话吧。 国外有个裸体协会,请一位大学名教授来上课。教授授来之前反复考虑,他们既然是裸体协会,为了和他们拉近距离,他就鼓足勇气,没穿衣服走了讲台。走上讲台,他大吃一惊,平时裸体协会的人都是不穿衣服的,而恰恰在他讲课的那天,都穿上西装和打了领带。为什么呢?因为裸体协会的听众也为了拉近和教授的距离,所以为了互相适应对方而改变了自己。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多,在许多次的出国访问中,中国人穿着不讲究,没有经

    过这样的礼仪教育,虽说现在有类似的礼仪教育。像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正规的在国际场合上的礼仪教育。特别像男士,休闲服、茄克衫等随便穿。到国外的一个正式的座谈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中国代表为了尊重对方代表的习惯全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而对外国外代表知道中国人穿着随便,也特意换上了休闲服。这样又走出了一个误差。这样虽说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有时会过分迁就对方,会失去自我。像前面那个大学教授裸着身体在台上讲课,肯定会讲不好。他老是在考虑他在改变了自已。所以我今天来讲,更多的是从主观的想法上去讲,因为在座的各方面人才都有,可能你们之间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想法今天希望和我交流什么样的话题,读书也好,文学创作也好,这个话题是千变万化的,千奇百怪的,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可以谈,但有时无从谈起。我想我还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东西谈起,当然各位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和我交流。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应该是在幕后的。有很多的作家,包括我自己,面对观众时,心里会很发慌。只有在面对稿纸面对电脑时才是最镇静的,也是思维最活跃的。常年写作的人他的思维、应变能力可能仅仅在写作过程中,在生活中比较差。

        近二十多年文坛发生的变化,在80年代初小说在全国的影响相当之大,夸张一点的说全国人民都在读小说,如《文汇报》等大报上都在整版地发小说,如《伤痕》、《班主任》等。不管是大学生也好,普通市民也好,工厂的工人也好,都会去读一篇小说。这种现象其实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经历过十年文革,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所以在文革过后爆发出全国人民读小说的这样的热情。这种壮观的情形可能一辈子难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形象越来越淡。走到今天多元化的社会,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它始终存在,也有必要存在。如美国,它的好莱坞的文化产业是登峰造极的,短篇小说也存在,但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有份很好的工作,他是在工作之余,写一点精短的小说。而中国的现象不一样,即使在现在虽说没有八十年代那么轰动但写小说的人也是很多,出版小说的文学刊物也是多如牛毛。仅仅是文学方面的刊物地级市都有一本,可以算算全国有多少部文学刊物。但相对来说读者的量却是很小的。在座的听众中读小说的人也是比较少的。去年文坛上出现了两部比较好的长篇小说,一部是贾平凹的

    《秦腔》,一部是余华的《兄弟》。这二篇在去年文坛上有一定比较轰动的反映。但是我知道读的人比较少,这是一种现象,一方面作者在辛辛苦苦在写,但同时在一方面读者群却是很少。

        文坛还有一种变化,过去作家是越老越受到尊敬。一提到老作家大家都是很尊敬,很崇拜。但现在却相反,现在老作家却是没人提起,也没有媒体会突然去炒作老作家。但是年轻的越是小,最小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一部长篇,引起媒体的炒作。现在大家关注的目光不一样。现在年轻的还有美女作家容易引起文坛的重视,这也是文坛上的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作家是深入生活,埋头写作。而现在却不是,先要包装。过去讲酒巷不怕巷子深,你是好酒,巷子再深,自然会有人进来会喝你的酒。但现在却不行,你作品再好,你也要包装。但包装是作品之外的内容。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过去大家对作家的了解,如《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等这些经典的当代作品,大家都对作者本人不是很了解,但是对小说里的人物却是很了解。我印象当中在我小时候看过一部作品《欧阳海之歌》,看过一遍又一遍,但对作者是谁一点都不了解。但对作品的人物、作品的情节可以倒背如流。但现在往往是先知道作家的绯闻、花边新闻等,先宣传出来,然后读者才会去看你的作品。这是一种现象,我不是评价这种现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种现状。在和读者沟通时,更多的是学校的同学,往往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和代沟的问题,年龄层次不一样就有代沟。比如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比我们年轻的人,比我们年长的人,我们之间的代沟不是很严重,至少我们经历过建国后文革。和我们小一辈或者更小一辈的讲,代沟比较大的话,关心的话题就不一样。所以在谈文学谈读书时,沟通时难度就比较大。以前八九十年代作家经常到大学去讲课,同大学生沟通也比较容易。但现在到了新世纪就不一样,许多作家就拒绝到大学上课。如去年一位著名女作家来苏州,我们就邀请她到苏州大学上课,她断然拒绝,她说现在不能和学生沟通,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我和他们谈不起话来。我也没有拒绝这样的要求,但也知道沟通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说代沟不存在那反而奇怪。正是因为有代沟,正是有不同的关心点,所以才可以交流。如果大家看问题都一样,那也就不存在交流。我特别希望和当代的大学生去交流,去和我有代沟的人去交流,这样才会有思想的火花产生。

        文坛另一种变化是价值观的变化。早在八十年代,苏州有个文学青年,非常爱好写作。他进入一个乡办企业,他的收入去自费出书。这位爱好文学青年靠着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去写书。一晃十几年过去,没有他任何消息。去年夏天,他托朋友找到我,请几个苏州的文人到他家作客。现在他成了一名厂长,他津津乐道地向我们讲当年他是如何创业,如何生产。其中他讲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范老师啊,我现是总算开窍了,清醒过来了。”我对他开玩笑地说那你意思是说我们在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其实他很真诚地说,丝毫没有半点瞧不起我们的意思。他很真心地在讲对生活的一个感悟,他很真诚,很真诚的在讲他的价值观。过去二十年,价值观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识一个浙江的作家,他手写手稿可以堆到屋顶了,他也没出名,他还在写。过去把文学当作终生事业的,这种敬业的东西,慢慢地随着时代的变化,慢慢地风蚀掉许多人。

        我们面临着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节奏也很快,吸引人的也很多,社会很丰富、多姿多彩。读书这二个字的份量在人们心中到底有多重。这次苏州举办的阅读节意义非常大。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无论社会发展到或者后退到那一步,读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对文化的冲击很大,从我个人来讲,读书是最能让安静下来的。比如我们在看电视剧,很精彩,欲罢不能,一集跟着一集看。有的性子急的,干脆买了带子先睹为快。这种现象很多。确实电视剧好外很多,它吸引人,能抓住人。但从我个人感觉,总感觉看完电视剧后,睡觉前总是随手拿起一本书,这时候你的心就静下来。看完电视睡觉前脑子很乱,这时你床前放一本散文或其他书,你只要看上一二千字,心情马上安静下来,电视那些紧张的情节慢慢会淡下来。书写得很淡,但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地慢慢地帮助你,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大起大落。你今天读了一篇小散文或者一篇短篇小说,你不要指望它会对你的人生有多大帮助,一本书也绝对改变了一个社会。但只要你读了一千字的这篇小散文,你突然之间觉得心中的那根弦被拨动了一下,在夜深人静地时候,叮咚地响了一下,这就是收获,也许仅仅就只有一下,很快地就过去,但只有这一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读书的作用。过去我们经常讲一个发生在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偷,在火车上偷了一个包,包里有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就把这个包寄给了被盗者,并写了封信,说

    他从此不当小偷了。我们不能指望小偷都读了书后都改邪归正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学作品也好,书也好,对人的精神的帮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的。对你心灵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看了很多书,也没觉得有很大的进步,其实你是进步了。可能你自己没感觉到。尤其在当代社会,节奏快,多元社会,多姿多彩,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是不可忽视的。读书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像网络是一个来势凶涌革命,它一下子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这种完全是现代化高科技发展。而读书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它不是一下子让你看到它的好处,但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到什么样社会,读书更主要的是指读文学作品,比较纯的文学的作品,它对我们的帮助,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枕边的闺房。过去读书人把书放在枕头边上。像毛泽东主席一张大床上,把书放在床上占很大的地方。我始终认为读书对我们的心灵也好,精神也好,帮助是无可估量的。

        从读书这个角度来讲我的自己的体会,也许目的性不需要太强,这里我读书并不是把书当作安眠药来吃的。也不是说把书当成我人生的起点,比如说我的人生处于茫然的阶段,我去找一本谈人生哲理的书看一下,然后再探索一下今后的路怎么走。读书要带一点随意,读书目的性的也不要很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山谷之音》,佛教当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修行者去请教一个禅师,想他请教禅理。禅师对他说,你已经走进大山,你沿着山间小路往前走,听到山谷之音你就知道了禅。我觉得这些话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我觉得我们的佛教,比较赞同它的一些观点,用生活中很小的浅显的一些道理说明一些哲理的东西。跟我们读书是相类相通的,不要把读书当成工具。当然这个阅读与学生的应试不一样的。当你在书海中随意走的时候,你已经有收获,已经有了禅理。这就是说读书时候不要强迫自己,那方面缺就读那方面的书。在八十年代我写作时,当时已发表了一些作品,发表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刊物上如《。一些朋友对我说,你发表的作品写得不错,发表的和你的所处的城市相符,和你的名字也相符,比较轻轻的淡淡的。但是读来读去,太轻了一点,缺了一些历史重量。我缺少的就是历史的厚实感和重量。朋友就指点我说去读一下  〈明史〉〉。我到古旧书店去买了明史,26本。我觉得我只要把这26本明史读了,就可以增加我的

    历史厚重感。读了第一页第一节,讲得的是朱元璋出生的故事。读了这一段后,再往下读就读不下去了,过二天再读还是从第一页开始读,又读不下去了。三番五次,直到现在也没读下去。也许因为我没有读明史,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比较浅薄没有历史感的作家。但我也不后悔,与其强迫自己去读自己不感兴趣的书,不如放下去读一些自己的爱好的书。所谓的开卷有益,只要你读下去,读过的东西对你肯定有帮助。这儿我又想到一个佛教故事〈〈桶底脱落〉〉,我们读书有个毛病,记性不好。有时候读过的书一会儿就忘了,前读后忘。后来通过这个佛教小故事,只要你读过了,那怕忘了不要紧,因为你读过和没读过肯定不一样。一个修行者去请教一位禅师,说我要学禅。禅师就拿了个木桶,这个木桶没有底,把水不停地往里灌,大家知道桶没有底,水在上面不停地往下面灌,下面也在不停地流掉了。他就做了这个动作,修行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水和流掉的水不一样,流掉的水经过了这个桶。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有时候书读过后记不住也不要着急。我看过的书记住的书也不是很多,但是我看过的这些书对我人生和写作肯定有帮助。读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不要太强,尽可能随意一点,而且尽可能去看自己喜欢的书。这是我读书的自己的体会。当然有时候,对我来讲历史和哲学家是我比较弱的,我写东西更多是靠对现实的直接的领悟,没有许多哲学的思想。文坛上也有很多观念,有人认为你是一个作家,你的哲学就比别人高,需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你就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但也有些人认为,作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超凡的能力,他对哲学的认识来自于生活。大家也可能看出来,我比较赞同后面的看法。我也曾经像读明史一样读过哲学方面的书,读来读去觉得很难读。家里买了很多新的哲学方面的书,家里最多的书就是哲学的书,但读完的很少。我觉得自己读不下去的书应该暂且放一放,去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对你的帮助可能更大些,对你心灵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些。你不喜欢读的书不要勉强自己,毕竟我们不是应试的学生。我们平时的阅读可能更随意点好。

        读书应该是放下自己的想法,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往往会以自己固定的想法对书进行评判,用自己的想法去恒量书。我觉得这样读书是有一些问题的。你自己的固定的想法去对接受一本书有所影响的。我觉得你读书时应该抛开你的一些想法,静下心来去读一些东西,看人家是

    怎么想的。这对我们的帮助也许会更大一些。还有一点平时我们要注意的,从我来讲,就是随手做一些笔记,读书的时候那怕是与自己没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的,随手记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在去年我看贾平凹的《秦腔》,我就记下了一些读书的随感,这些都是很随意的一些文章,不是理论性的文章。不是对作品的分析,也不是评判。我影响当中对读这本书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很得意。有一个评论家对贾平凹评论时,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当时的心情很得意,这是可能的,因为一个作者在写东西时的心情是得意。当一个读者去读别人书时,读出作者的得意,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读书的会意。在读书时确实有这种感觉,觉得这本书好像我写的,其实这本书不是你写的。你得什么意,其实应该是作者得意。读者和作者精神一旦沟通了,这种得意的感情就会沟通起来。我在读《秦腔》时,我就觉得非常得意,写到这觉得就应该这样写,它一点也不会差。到那千万不能那样写,它就不会那样写。这就是作者和读者的一种沟通,我觉得这样读书时就是一种互动。我觉得从贾平凹这个作者来讲,也许《废都》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更大,它在当代文学上的价值性很大。我们不评判它的意义。但是《秦腔》却是一个经典。要是耐心读一读,这部作品非常值得慢慢回味。讲的是二十年农村的一个变化,没有大起大落的事情,但是读的时候确实味道很浓。我影响当中读的时候特别会意。我觉得在读书随手记一下来的一些感受非常有用。

        我再讲一下读书的目的性问题,在我写作时的感觉。比如外国文学时候,在我们小时候是读不到。在我童年时期,读过的外国文学很少。在文革后期,大家就讲故事,讲得就是《基督山伯爵》,大家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外国文学。我们接受的还是比较传统的,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后来慢慢进来的外国作品越来越多,我们去读得很少了,尤其是后现代派的作品。我在刚开始写作时,有人对我说我在模仿西方意识流小说。这时候我才去找西方意识流小说看。一看之下完全沾不上边,为什么他们会读出这种感觉呢?有时候中国的读者和外国的作者会意外的相逢。不管是小作家也好,大作家也好,国外的作家也好,国内的读者也好,有时候更像时空中两片树叶,随着时空在飘,飘着飘着就意外地碰见了。前一阵我在想一篇小说,在写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的。写一个农民工,很纯朴很老实,到城里来后,发现城里都在骗他,骗人。后来

    有一天他也成了骗子。一开始写的时候怎么也写不好。我也不知道问题在那。有一天在读别人送给我的一本书时,随意地翻了一下,突然发现书里有些相通的东西。书里有一段话,跟我的思路是完全吻合的。这部书是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在小说前面写到,当我翻看一本庸俗小说时候,忽然就捕捉到一个突如其来的闪念,我根本不在乎到底谁是杀人犯。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里,绞尽脑汁地捉摸到底谁是杀人犯,这不但使人困惑,使人恼火,而且毫无意义,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杀人犯。这是《英国旗》的主题思想看完这段话,我突然想明白了,我想写的这本小说完全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农民工要想去找到他骗他的那个人,后来他发现许多人都在骗他,他最后也成了骗子。这当然是社会的黑色幽默,当然这社会不可能个个都是骗子,但从黑色幽默来讲,我们现在碰到很多骗子,从一个很纯朴的在农村根本就不会说谎不会骗人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讲,来到城里后,发现人人都在说谎,到处都是骗子,他很茫然,他就去寻找,后来他就发现根本用不着去寻找。这就是一个意外的相逢,事先我也没有看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偶尔的翻到了,和我的思想很相近。当然也不是说我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外名家的水平。有时候就是两片树叶,可能一张是很漂亮的树叶,可能一张很小很丑的树叶,在时空飘着飘着就意外地碰到一起。这就是图书带给我们的享受,读书带给我们的享受,如果不读书话的,就很难享受到。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远古的、超现代的、后现代的或者后后现代的作家和我的想法怎么这么相似,这个时候还很骄傲,这种享受,这种愉快,是我们人生很难得的享受,没有大起大落的感觉,不是对你的冲击很大,但确实是一种享受。这就是我讲到的读书的随意性,所谓开卷有益,只要你读下去了都会对你们的人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写作者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读书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书很多,各种各样的书呈现在我们面前。读文学作品的人,目前占少数,但永远会存在,这一点我是坚信。今天我坐在这,我谈的是小说,谈的是文学,那怕只有一个听众,我也是胜利者。文学作品存在一个两难,市场和文学的矛盾。我们现在都面临着这个两难的。我这里谈的是传统的纸质的纯文学的写作。不是说指其他的一些写作。过去有许多年轻人读书时就想着把自己一辈子献给文学。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很少。有一

    次作协开会时,我对青年作家朱文颖开玩笑说:你可能是个终结者,什么样的终结者,思想上还存在我这一辈子搞文学这样的思想的终结者。现在年轻作家不存在这样的想法了,像韩寒,他是靠文学走红,但他也不是单纯地搞文学,他还搞赛车。文学只是他的一个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些差别,再年轻的人搞文学,跟我们观念不一样,不是把文学当作唯一终身的事业来做。这就是传统的纸质文学面临很大的挑战了,因为文学本身已经边缘化了。不像80年代文学是一个中心,那个时候作家走到那就像明星一样,如当时一些中年作家王蒙、陆文夫、邓友梅、丛维熙等作家,走到大学来,人山人海,大礼堂坐满了。现在这种现象更多的发生在歌星演艺界明星身上了。如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中国现代最当红的作家,有一次签名售书,这边是他,那边是一名歌星,这边门庭冷落,那边排了很长的队。作家也用不着心里很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看你的受众有多大,歌星出一个专辑,有很多人在听他,很多人在看他的表演。他创造的经济效益绝对要比作家要好得多。这是合理,社会分配也是合理。一个作家写的小说,尽管写的精神层次比较高,但读的人很少。而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社会,不是一个精神社会,商品社会就是用商品经济来衡量,读你的作品人少,你的经济收入也会跟着少,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有些写小说的作家都去写电视剧。或者有的人写的时候像电影像电视剧,导演、制片看了就把这个版权买了。这样你的经济收入就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电视剧的受众多。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出来,有几万几百万或上亿人在看,一部小说出来才有几个人看。这样产生了一个不平衡。面临这样的现状你怎么办?就比如说刚才说演艺界,但同样也有文学作品也不在边缘化,如网络文学,点击率很高。苏州有个人笔名叫菊开那夜,她通过网络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放在网上,点击很高。现在许多出版社专门请人在网上搜索网络文学,发现有苗头的就和他签约。这个网络文学绝对不在边缘而是在中心。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文学,镇江有个普通业余作家饶雪漫,她的青春文学系列《金色小妖》。这本书的发行量奇大无比。这个人我比较熟悉,在三四年前我们苏州开会时,当时她在文坛还没有名气,我清楚记得当时她也发言,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她想准备和另外两个女作家一起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从事青春文学创作。她的一番发言,当时会上根本没有人听。当时我记得她在广播电台工作,她就利用电台

    有利条件,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但是很快一两年过后,果然走红。她现在书的发行量达到了几十万几百万。而一本纯文学的小说发行量才一万。有一次饶雪漫搞签名售书,场面搞得非常之大,像明星一样,载歌载舞。这就是青春文学。还有就是少儿文学。一日下午图书馆举办的王一梅的讲座,小朋友来得很多。她是搞低幼儿文学的。低幼儿文学读者群也很多。但是比较少的就是纸质的成人的纯文学,按照老的传统方式写作出书读者再去买书来读,这样的一个市场比较萎缩。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传统的纸质文学作家怎么办呢?肯定有各种办法,比如有的人觉得这样写作太清苦,换着去写电视剧,因为电视剧的经济收入跟写小说相比完全是天上地下不能比。比如说我化一年时间写一篇长篇小说,这个长篇小说印数是一万,如果拿版税的话最多是二万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你写电视剧的话,你写一集电视剧就可以拿两万,一集电视剧才一万多字,写得快的人所谓的枪手一天就能写出来,这个反差太大。反差太大对作家绝对是有影响的,绝对是有各种各样的作用的。我说的这个作家也就是传统的纸质作品的作家,他们包括我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现状,应该怎么办呢?那我赶紧改变自。去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要有很天真的童心,这是你一个成人不能容易做到的。儿童文学有什么不好写,很简单,写得浅一点就是了。你想转变一下是不可能。或者你也到网络上也不可能。我们这一代对网络能够做到上上网看看新闻发两份信已经不错了,不可能把网络当作自己的家。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年龄决定的,经历决定的。也就是你写一些畅销的小说,你也离不开你的小说,你写一点比较刺激的,比较符合市场要求的书,你去改变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好像又不太愿意,就是改变我也觉得改变不了,改变也改变得不伦不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只能坚持自己的写作。而且你平时尽管有千万种想法,等到你开始写作的时候,唯一的做法就是尊重自己的艺术追求。你觉得怎么样快活你就怎么样写。这就是你改变不了你自己。好多人我们在一起也探讨,因为这个纯文学的圈子越来越小。前一阵大家不知有没有关注韩寒和评论家白叶的争吵。我觉得韩寒虽然有点痞,但说的话却还有点道理,他也有点人生的感悟。白叶是一位中年的很有地位的,在全国很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很关心像韩寒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年轻的作家。他认为韩寒虽然很红,虽然出了很多书,挣了很多钱,但是他还没有进入

    文学的圈子,真正的还没有走上文坛。韩寒就针锋相对地说,什么圈,最后还不多是花圈;什么坛,最后不都是祭坛。他的这番话把白叶气得把博客关闭了。这种所谓文坛也好,所谓的文学小圈子也好,其实也是害人的,包括我自己,总觉得我们这些圈子的如果改变自己就被同行瞧不起。文人就是有点酸,文人身上可恨的就是这个,可爱的也是这个。他就是酸。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靠写小说没有走红,靠写电视剧走红了,但是这个圈子的人就是不认他。这你没办法,这个眼光啊,所以有时候我也很烦很恨这个文坛.当然我自己也身在其中,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一个作家过去写小说但是不太红改写电视剧去了,特别的受到欢迎,但是我们看他的时候总觉得他是写电视剧的,你不正宗。这种心态就是文人的心态,是酸还是清高还是应该坚持的,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知道,我很坦率的说,我们都很困惑。怎么调整自己,每天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其实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都会有所变化,但是到最后,你怎么想怎么考虑都没有用,最后当你写的时候,你还是写的你的那套东西,你就是想你这些东西写出来会不会有几个读者看,等到你写的时候,这些东西你就会忘了。你不管有几个读者,你就只管你自己了。所以写作是一个极其个体的东西。当你真正在你写之前,写之后,在你日常生活中你会考虑你希望你的读者很多,很多人会评价你的作品。哪怕骂我几声也好,但是等到你开始写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都扔了,你没办法去考虑。你所考虑的就是你的人物,你的故事,你的情节,你就怎么具体地去写。这就是多年来形成的艺术的追求,艺术的习惯。那么这种东西需要不需要改变?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只有很少的人需要你,大量的市场份额你占不到。那么我们要不要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市场?这个我也不清楚,应该怎么样?我在写的时候总归按照我内心去写,这样写的话我就感觉愉快,那样写我就觉得别扭。我们江苏也有好多作家,如苏童、毕飞宇等,他们都很有名。他们坚决不写电视剧,也不写电影。我前面也写过一两部电视剧。我现在也尽量不写电视剧。因为对我们来讲,写电视剧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虽然它能挣很多钱,但是很痛苦。为什么?作家都是自我感觉很好的人,都觉得我写的东西是最好最牛的,我这样写是最艺术化的东西,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电视剧是由不得你的,电视剧是有老板的,有制片人的。制片人要你怎

    么写你就得怎么写。这个很伤作家的自尊心。作家有时候写得很得意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你认为这是文学最高级的恰恰被制片方认为这是最差的,要反过来写。这个作家就没办法了,因为他是老板,他付钱,你只能听他的。这是很痛苦的。这是在写电视剧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的。有许多作家宁可不要钱我也不写电视剧。这就是说这是不是文人的酸,文人的傻,不完全以这个来恒量。价值观这个问题,什么是价值?就是说对自己的艺术追求这个是不是价值。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问题。我们过去讲文学是为国民大众,当然我们是为读者写作,为人民写作。但现在这个人民看我书的越来越少,我的这个思想是不是错了呢?我是不是要反醒自己?以前有一个词大家知道“象牙塔”,这是被批判的。作家躲在象牙塔之中,闭门造车,不关心大众的喜怒哀乐,只关心自己的情感,这样的作家是没有出路的,人民是不会欢迎你的。但是就是这个作家拥有的读者少,不要认为这个作家就不了解人民大众,因为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在有许多作者受欢迎的原因,他就写现实写反腐,写得越腐败写得越高层越有人看,写小官写小的贪污分子是没兴趣的,最好写大干部,现在写到省委书记,最好写到中央领导。其实很多是虚假的,真正的省委书记看到会笑话怎么会这样子的呢。但老百姓喜欢看,会过瘾,这么大的干部都被揪出来,贪官都没有好下场,符合读者的心理。但是说到底这样的作品它的艺术性是有一定的折扣的。从纯艺术讲,它的艺术性和它的现实性结合得特别好,这样的作品很难写。因为大家知道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要有一定时间去沉淀。不是说今天出了一个贪官,我今天马上去写他。这个东西是最现实的,新鲜出炉的。但没有历史的沉淀,没有时间的考验,它今天发生的故事今天就去写,你自己都没来得及去思考,你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这样的作品第一流传下去的可能性别人还会看吗?第二你自己都没来得及想清楚你就给他下判断,我觉得这也是没有经过历史的沉淀对文学作品来讲,它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为什么读者喜欢看呢?因为这些东西更他们靠得很近,和他们的生活很近,看完之后就像在我们生活中经历过一样,过瘾。但是这种作品不是最高的文学作品。最高的文学作品看完之后不是马上就过瘾,它是慢慢地熏陶你的精神。当然这个对读者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它要给读者留空间,要让读者参与进去,而不是读者看到一个贪官的过程就会觉得

    好。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要留有空间,留有余地,要有时间的考验。

        面对市场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我马上写贪官,也可以去写,也可以写得出来。这可能跟我的艺术追求有一定的差距。我是去改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去适应市场,去为更多的读者去服务还是坚持我的艺术追求,可能会失去一定的读者。可能像过去文革期间所批判的在象牙塔一样,闭门造车。这是我近几年来不断地在困惑不断地在考虑,不断地在思考,不断地在写作过程中想的问题。你们也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应该怎么办?像我目前的情况还比较好,因为在苏州呆了这么多年,苏州是我的根,我为什么始终没有离开苏州,始终呆在苏州这块土地上,我跟苏州是完全融为一体的。虽然跟在座都不认识都不熟悉,但是我看到你们就会觉得很亲切。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这么多年来跟这里的水土跟这里的人所有的事情都融为一体,这是我跟生活的一个接触。我没有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因为我写过三部反映干部的小说,第一部是写乡镇干部的,第二部是城市干部,第三部是写女干部的,叫《女同志》,这本书可能我们机关的好多女同志都在看,看完之后,觉得写得真想我们机关的女同志。我影响中去年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南方周未》的一个记者,她问我有没有当过女干部?你怎么写女干部写得如此传神呢?我说你可能不了解,我跟很多女干部都很熟悉。一开始她也不能认同这个观点,她说你跟女干部熟悉无非是认识而已,不可能走进她们内心。我记得是去年秋天来的,我陪她到相城区吃螃蟹,相城区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女的宣传部长,我跟她很熟悉。第二天我到了沧浪区,沧浪区的宣传部长又是一个女的,而且这二个人都是博士学位,而且都是女的,都很年轻。这个时候她领悟了,原来我跟她们真的非常熟悉。我跟她讲,我们苏州大市范围里从市一级到县一级区一级共有九个女的宣传部长。我都跟她们很熟悉,我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所以我对苏州这个现实生活还是比较了解的。但尽管如此我的作品的读者还是不多的,这我也是很坦率地承认,因为这看你要怎么比较,尽管你写得很精彩。我的第二部写城市干部的《城市表情》就是写苏州的城市改造的,跟苏州也很近,但是真正的苏州人读得也很少,这就是一个现状,到不是说大家对我意见,坚决不看你的书。就是说现在读小说的人现状就是很少,你不用着急,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你怎么办?你写

    小说只能决定了你拥有的读者少。那么你还是改变自己不写小说,让我变成韩寒,我是八辈子也变不成他,他也是写小说的,但是我变不成他,我也没办法。我始终在困惑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跟我有二十年从来没见过面的南京的一个读者。他对我的作品非常喜欢,看到我的作品就给我来一封信,到现在也没见过面。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种精神享受。他在看过我的一篇小说后写了一段话谈了很多话题。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有一天我看到张艺谋和刘仪伟谈话。张艺谋说他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爸爸妈妈》是高仓健非常感动的两部作品。高仓健很想和张艺谋合作拍一部这样朴素的电影。后来张艺谋就一直拿不出本子非常着急,情急之下手里有一部《英雄》作品。他就拿着《英雄》这部作品去找高仓健加盟。原以为凭借这样一个强大的明星阵容足以请高仓健来参加。但是被高仓健一口拒绝。高仓健说他这一辈子拍过两百多个片子,动作片也有一百多,他不想再拍这样的动作片了。张艺谋说那一刻他突然感到无地自容。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但是我的儿子说《千里走单骑》票房很惨。这部片子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风格是朴素的风格。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社会的鉴赏水平尚处于一个幼儿阶段,这也是浮躁的快节奏的反映。”这是我的读者写的。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鉴赏水平尚处于一个幼儿阶段。“昨天我在逛超市时候,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儿童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我觉得非常好看。”我的这个读者也快五十岁了,买了一本《千字文》,他觉得非常好看。他说:我们是同龄人。他跟我是同龄人。“文革来的时候还都混沌未开,讲起来都是十年动乱,但破坏掉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几亿人忽然都中了邪似的发起疯来。这个灾难的后果简直是不可估量。眼前的这个浮躁是很微不足道一点而已。”他觉得文革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虽然只有十年文革。他说:“所以我三十多年来都是空着一颗心在苦苦地追求,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有时候会在台湾作家张小风、齐军等人的作品中,让自己有所心动。那样一种从容有致的细微。其实我们本来也有这样一种代代传下一来的东西。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懂的时候就被彻底地铲除了。所以只能从头开始。没有人告诉你缺什么。我只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去找,现在终于渐渐有了明目。我知道我要回头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在从前”。他写了一段《千字文》里的一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

    成岁,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我认真地在电脑旁边,重头读了一篇。我准备认真地再重头读一遍。我喜欢读《诸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等。这些句子读起来是那么踏实和朴素。说了这么多,都想说明一点:就是你的东西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读者群小。文革摧毁了我们以下的人的心灵,文革以前建立了完整的心灵的人现在读小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这是你的不幸。不过我也为你想了,只要你快乐你就写。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说的意思你就会更快乐。”这是我认识了近二十年的读者写给我的一封信,写了很长的信中间的一段。应该说他的信对我是有鼓舞的,鼓舞非常大。但是我还是在困惑,我还是犹豫,我还是不断地在写作的过程中,写作之前写作之后都在想我们的写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面临着的一个两难的处境。

        今天我谈得比较琐碎,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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