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由多源汇聚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复杂的地形、土壤气候和水文环境，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区域特色，并在各区域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形成大同小异的文化面貌。中国文化具有一体多元的特点，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两大文化圈的结合部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 

    我讲座的聚焦点主要在吴地，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淮水、泗水以南到浙江省湖州、嘉兴一带，而以太湖流域的吴地为核心。

    有些学者主张：“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始。”此论割断了历史的经脉。

    按照李学勤所说，吴文化应该是“泛指吴地的文化，把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地文化的蓬勃发展都概括在内”。指吴地自有人类开始，直至现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

    吴文化大致分三个时期：

    一、先吴文化（或称荆蛮文化）自吴地有人类活动以后到太伯仲雍奔吴之前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主要来自考古发现。

    二、勾吴文化、或称春秋吴国文化，从商末泰伯建“勾吴”，到公元前４７３年为越王勾践所灭，时间延续约６５０年。古吴国一度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大国家，西破强楚，南败于越，北击齐侯，黄池会盟，争霸中原，促进了东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东瀛日本和环太平洋文化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后吴文化，指吴灭亡以后直到今天的吴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 灿烂的先吴文化

    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证明，闪烁在中华大地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之光，犹如熠熠闪亮的满天星斗，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一）、考古发现

    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自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起，吴人的祖先就在太湖流域繁衍生息。

新石器时代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为代表。

    1、河姆渡文化（6900多年）

    发现于l973年的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由相互迭压、联系的四个文化层组成，共出土七千余件文物，说明早在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先民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的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农业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

    苏州唯亭草鞋山发现了我国古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的文化遗址，共有10种不同的文化层，堆积厚达11米，第八～十层为马家浜文化层，第五～七层为崧泽文化层，第二～四层为良渚文化层，直到接近地表的吴越文化层。被誉为闪耀着吴地先民智慧之光的标尺。从中出土了古玉器、古稻谷等重要文物，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2、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

    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因1959年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定名。

    在青浦区崧泽遗址下层和福泉山遗址西测也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村落遗址。

    3、崧泽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

    崧泽遗址位于青浦赵巷镇崧泽村。崧泽文化前承马家浜文化，后启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

    4、良渚文化（4000多年前）

    4000多年前，吴地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晚期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史前文化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时期。1982-1988年，在青浦区重固镇福泉山遗址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了大量的良渚文化精品，闪烁着东方文明的曙光。

    5、马桥文化（距今5500年）

    马桥遗址发现于1959年，位于今上海市闵行区马桥俞塘村，座落在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沙堤之上，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宽带形状，已经形成陆地。出土文物1000余件。

    （二）、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中心”说的颠覆

    泰伯开化“蛮夷说”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颠覆了旧史料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中心”说。

    （1）、食——“饭稻羹鱼”

    以食稻米为主，鱼及狩猎或饲养的动物肉类为副。

    [1]、灿烂的稻作文明

    或曰：江南农桑文化的源头在梅里，从泰伯来到江南后开始。

    考古事实是：江南是稻作文化的源头。

    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稻谷印痕、炭化稻、水稻硅酸体，说明距今大约有9000年长江流域已有水稻的栽培。

    1987年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稻谷堆积，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而且确认为人工栽培水稻。

    在吴县澄湖和吴江梅埝龙南遗址等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史前水稻遗址。经鉴定，古水稻有粳有籼。

    在青浦崧泽遗址下层的灰坑和地层内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已有粳稻和籼稻，脉纹清晰，大小与现在的谷粒基本一致，说明先民栽培水稻的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中日联合在草鞋山遗址进行水田考古学研究。在马家浜文化中期地层中发现了古水稻田遗迹，分三种时间先后的水田。早期：一种小块的水田是在天然的低洼地中做一些简单平整，在两侧种植，依靠自然水落在自然水沟中自流灌溉。中期：小面积带状分布畦田，田间有水口相通，专设水沟与蓄水井坑形成灌溉系统；晚期：由畦田，水口和浅水漕组成基本单元，所在单元均围绕一个大塘分布。大塘可起蓄、排兼容作用的水田灌溉系统，反映本区域的农业已处在由自然种植向人工的有一定模式的耕种方式演进过程，经科学鉴定，种植的水稻属粳型。这是我国首例发现的古稻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水田遗迹。

    传说中五千年前有大禹治水，他采用疏导的原则，开凿三条主要水道沟通太湖与大海，即所谓

“禹导三江人海”。“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使太湖岸初步稳定，洪水从河道流入海洋，田地才有保障。

    [2]、渔猎及养殖业

    有人说，泰伯以养殖业代替了单纯的狩猎业，并利用禽兽类粪便作为肥料，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作物产量。（鸭城、猪羊巷）

    河姆渡遗址渔猎仍占重要地位，人们用骨镞、木矛、骨鱼镖狩猎捕鱼，用骨哨模仿动物鸣叫诱捕猎物，并可能乘用舟楫进行捕捞。

    饲养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猪、狗或许还有水牛已被驯养为家畜。

    青浦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各种兽骨和骨制工具一组，说明渔猎活动在当时仍占相当地位；鱼骨、植物果实等证明了当时广泛的食物来源。

    （2）、衣——以麻、葛为主，后用蚕丝成为纺织原料。

    或曰：周原人穿用布帛做的衣服，并蓄发，荆蛮人穿草编物或兽皮。

    [1]、家蚕

    考古资料说明，长江流域从野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比黄河流域的要明确，大约在6500年前河姆渡遗址第3层牙雕小盅上刻有蚕纹图案，说明是家蚕；崧泽遗址中层的孢粉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崧泽文化时期已有人工栽桑、养蚕的可能。 

    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在吴江梅堰袁家埭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五条蚕纹，每条蚕的头向一致，蚕的头部和身躯都与现代的家蚕形象酷似。这说明良渚文化时期已经饲养了家蚕。 

    不论从蚕丝的出现年代上，抑是由野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上，长江下游是中国蚕丝起源的地区。 

    [2]、苎麻织品 

    在考古资料中现已发现的苎麻织品的实物，是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三块苎麻布和苎麻绳

等。苎麻布均为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为24 31根，纬线为16 20根，可见，纺麻技艺已经是相当的高超，才能织成这样精细的苎麻布。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有三块距今6000多年(属于马家浜文化早期)的残布片,经鉴定其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这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纺织品.属于纬线起花的罗纹编制,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编制,表明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中,已有较为进步的织造工艺。

    （3）、住——干栏式建筑

    或曰：太伯改“搭棚为窝”为建村立巷，从简陋的窝棚住进了冬暖夏凉的茅草房。

    干栏式建筑是房屋架在高出地面的木柱上，以求在潮湿和闷热的环境中得到凉爽和干燥的住所。

    南方的巢居形成的干阑建筑促进了穿斗结构的诞生和发展，河姆渡遗址中，有距今6900多年的干阑构件的遗存，有圆桩、方桩、板桩及梁、柱、地板等木构件，在不少构件上发现有多种类型的榫卯、榫头，有方有圆，还有双层榫，卯眼也有方有圆，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等各种榫卯，榫铆技术已经得到应用。

    吴江龙南聚落遗址，以古河道为中心，两岸屋舍，隔河相望，河岸有踏步和防止水浸溢的护墙，共发现房址11座，木骨泥墙，有半地穴和浅地穴两种，户外有碎陶片铺砌的小道。别有水乡特色。

    （4）、行——以舟为主

    或曰：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河，成为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

    “吴人善舟习水”，“视巨海为平道”，和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等各种榫卯，河姆渡遗址第三、第四层出土有木桨、陶舟以及除了淡水鱼以外的海洋鱼如鲻、鲷、鲨鱼等鱼骨，还有鲸鱼的脊椎骨，说明河姆渡人的渔猎活动不仅在内河，也有近海活动的能力。所以，有人猜测，最早的航海人是河姆渡人，他们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的古老年代就开始了漂洋过海的实践，并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远古文明传播到海外。

    （5）、用——骨耜、石犁、有段石锛、陶器、漆器、装饰品

    [1]、生产工具

    “有段石锛”：1929年，浙江良渚出土了“有段石锛”，“有段石锛”，是用坚韧柔软的藤条将石斧固定在把上，可以挥动自如，极大地提高使用效率。这是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远古人类的“现代化工具”。

    6000年前的马家浜先民用石斧、石锛砍伐树木、制作工具，进行刀耕火种。

    马家浜文化制造的石器，以斧、锛为主。虽然已采用整体磨光，但钻孔技术主要使用尖锥器，从两面对钻，有时还要借助凿加工，比较进步的管钻方法尚不多见。

    石犁。始见于崧泽文化时期。后来成为良渚文化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

    骨耜、石刀、木杵、陶纺轮和陶网坠。

    崧泽文化骨镞、骨锥、牙刀。用动物的肢骨、獠牙劈、削、磨制成器，用于射猎、切割、缝纫等生产活动。  

    [2]、生活用具

    手工艺产品

    马家浜人制陶就地取材，以手制为主，较大的器物多用泥条盘筑法制成。以带腰沿的陶釜作为炊器，是典型器物；晚期出现陶鼎。另外还有较多的陶盆，陶罐。器形纹饰简单,数量较少。

    崧泽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陶器制作已掌握了慢轮修整技术，并趋向专业化。陶器造型多样，出土有釜、豆、牛鼻式器耳、炉箅等陶器，都为手制，以手捏和泥条盘筑成型。朴素美观，纹饰主要采用压划和镂刻的方式。

    良渚黑陶。良渚盛行“黑衣陶”，指用薰烟渗碳法使器物的表面有一层黑衣，并经打磨，乌黑发亮，有金属般光泽，陶胎则为灰色。良渚陶器制作，已采用了先进的快轮成形技术，器壁薄而规整，纹饰有鸟首蛇形纹，勾连纹，编织纹及鸟纹等。

    漆器 

    河姆渡遗址第3层发现一件木质漆碗，是在碗壁外表涂上薄薄的一层红色漆。在马家浜文化时，其圩墩遗址发现两件喇叭形木质漆器。到崧泽文化时期，把漆用到陶器上，出现漆绘陶器。吴江梅堰、江阴青阳南楼等良渚文化遗址多发现有漆绘陶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3号墓的棺板上发现有红色漆遗迹。可见良渚文化时期漆的应用已是相当的普遍了。

    玉饰

    玉镯

    出土数量较多，器形有一定变化，一般光素无纹，个别玉镯上刻神像纹。崧泽加工饰品

    妇女最早的玉质耳饰品有玉玦、骨笄，骨笄是一种束发装饰品,利用动物肢骨劈、削、磨制而成。

    炊具

    或曰：“半生为食”改“全熟为食”

    崧泽主要炊器,先以釜形鼎为主,后以大口的盆形鼎为主。

    炉箅。使用炉箅使炉膛供氧充足，柴火燃烧充分，节约了燃料，提高了炊事效率。这种单独成器的炉箅以青浦崧泽遗址最早，是先民予中华文明的又一贡献。

    陶豆是崧泽人广泛使用的盛器，器型丰富，纹饰变化多样。陶勺、陶盆、陶碗。

    还有陶澄滤器，内底的刻划凹槽可能是古人用来澄清食物中的杂质的，富有创意。

    或曰：喝——开凿“泰伯井”

    我国最早的崧泽水井

    青浦崧泽遗址下层发现的两口水井，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水井，距今约6000年。

    水井成为良渚先民重要的生活设施。

    1990年11月，在青浦区朱家角镇西漾淀清理鱼塘时发现了一口良渚木井。

    （六）、原始宗教礼仪

    或曰：泰伯在梅里的荒三千中央筑一高台，取名文台，作为祭祀、庆典之用。

    [1]、墓葬制       

    太湖地区先后发掘了昆山赵陵，少卿山、常熟罗墩良渚文化墓地。赵陵遗址发现规模宏大的人工砌筑土台，土台上埋葬一定规格的墓葬，普遍有葬具，随葬大量陶器、石器和玉器。土台外围发现被捆绑，砍头、砍足的殉人墓葬，无墓坑。属于等级分化十分明显的墓地。少卿山、罗墩人工堆筑土台规模不大，但台上埋葬有出土玉器的显贵。

    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大墓都葬在人工堆筑的台形高地上这些高地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棺内有玉斧、玉琮、玉璧、玉锥形器等大型贵重玉制礼器为主；棺外有鼎、甗、豆、盘等工艺精致的陶器，显现墓主特殊地位。

    葬于平地的良渚平民小墓则很简单,没有大型礼器，说明良渚文化严重的等级分化。 

    [2]、燎祭的祭坛

    福泉山遗址祭坛分三级，每级周围堆叠不规则的红烧土块。抬级而上，最高一级有一祭台，其下置一大口缸。

    现知祭祀的方式是：先堆置土块和草木，然后放火燃烧作燎祭，并向坛上洒介壳末。祭毕，扫除草灰，置另一积灰坑。这是良渚贵族向祖先、自然神进行大型祭典的遗迹。

    位于福泉山中部的139号墓，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墓上方有举行燎祭的大型祭坛，墓坑内有挖空的大木上下相合的棺木痕迹。

    [3]、礼玉制度

    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说：“礼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豐”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有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愈往后走，理制便愈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呼唤得起来，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叱咤得回去的。”

    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原始社会即被视为圣法之物、祥瑞之物，后来即被视为贵族首领显示权利，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江南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等，发现的玉器，不论制作、器形上大多与其它器物有不同之处，显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功能。

    崧泽文化玉器,利用火山碧玉制成,将玉料切割成片状后加以琢磨,有的器物的表面还留有切割的痕迹,磨制光滑,孔多为单面钻成,然后在另一面稍加修整。主要器物种类有璧、璜、琀、镯等。崧泽文化玉琀、玉璜、玉璧。

    良渚文化玉制礼器与饰件突飞猛进,达到中国乃至世界史前玉器之顶峰。良渚玉器一般为透闪石和阳起石，出土数量多，品种丰富，雕琢精湛，种类主要有钺、琮、璧、璜、梳背、锥形器等等；工艺常采用线割，浮雕，细刻以及镂孔抛光等方法；纹饰以神人兽面纹最具特色。

    二、太伯奔吴说

    春秋时的周，刚脱离半游牧生活，处在农业部落向国家制度前进的草创阶段。这时候发生了太伯兄弟奔吴的历史事件。关于太伯奔吴说的原因，历史学家聚讼纷纭： 

    1、让权说

    《论语·泰伯》篇云：“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史记》列泰伯为“世家第一”。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之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论衡·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髪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之，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

    在当时的部落社会，按惯例酋长之位都传给长子，泰伯是当然接班人吗？非也。周为殷商附庸，当以殷商继承制为准。 

商代王位由王弟与子继承并用的制度，传弟一般按年龄长幼依次继承。兄终弟继，传子有传兄之子、传弟之子和传嫡子几种

    王国维先生主张“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

    顾颉刚便曾推论，周人以前并没有什么嫡长子继承制，这就和商代的前期、中期一样。嫡长子继承制是从周公前后开始执行的。

    2、寻根说

    学者陈益著文：“这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普遍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文化的凝聚力是无法低估的。” 

    良渚文化突然消亡引起各种猜测：

    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 

    战争：《史记·五帝记》中有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许多专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正是创造了良渚文化的吴越先民。前秦王嘉在他所著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鲁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

    70年代，陕北延安碾庄曾经发现一批良渚式玉器，与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专家说，这很可能就是被皇帝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集团的遗民所遗留下来的器物。 

    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蚩尤部落集团失败后，他们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

    如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 

    商人祭器上的“玄鸟凤”，与良渚的“鸡形凤”十分相似，学者们猜测，这种凤的形象是洪荒时代南方的良渚人为避海侵携来北方的。殷商后期周初时期的各种青铜器彝器上的动物图形中有夔龙和夔凤，据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青铜器上常配置鸟和龙，故称“使鸟驭龙神”，是良渚文化时代

东夷民族风俗的继承和发展。

    3、边缘人群华夏化

    “寻得或假借华夏的祖先”，以及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来解释句吴为太伯后裔之说的由来。并说明族群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太伯奔吴传说与吴国王室的华夏化

    4、避难说

    明智的避难。《史记》不提“让”，说“避”，躲开；回避。.因避害而逃跑。避居，谓移居以避祸害。“奔”，急走，跑。败逃；逃亡。驱逐。

    季历与商贵族之女太任氏联姻，看来商也是支持季历的，太伯无国可让，却有危险等着他们，他毁容易服而逃。

    《汉书·外戚传》：“然大伯见历知适。”颜师古注曰：“适，读曰嫡。”又曰：“历谓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适谓知其当为适嗣也。”

    《论衡·谴告篇》云：“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

    唐刘知几《史通·外篇疑古》第三云：“案吕氏春秋（通释云：‘当是吴越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防嫌；向若强颜茍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退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髪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犠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荐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则不同。”清人崔述也曾以为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复让之王季也者。则太伯、仲雍或因与其弟争帝位而至败亡，出奔吴越，非以礼相让耶？

    陈益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太伯、仲雍自黄土高原的岐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

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了。

    三、“吴都”之争

    上古时代迁都非常频繁，殷商迁都“前八后五”；西周太王至平王五迁，楚前后也五迁。

《吴越春秋》：“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歩，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而两汉时期，《史记》仅谈及大伯奔荆蛮之事；东汉早期，《吴越春秋》言及太伯冢在梅里，并末言梅里在何处。太伯定居后的都城也是历经迁徙的。现在关于太伯城的地点争论很大，究竟在哪里，必须有考古资料的有力佐证。现在尚不能有确证。大抵有下述诸说： 

    1、宝鸡夨国

    近代学者提出，太伯奔吴是渭水流域的夨（吴）。在今宝鸡市西北的吴山一带：“《穆天子传》：赤乌氏其先出自周，大王宜父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南，则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20世纪70 年代，夨国遗址在陜西省宝鸡附近的汧水流域被发现。

    宝鸡市茄家庄弓鱼氏车马坑出土三件铜车轮饰，背面均铸有一个高浮雕男相铜人，脑后披短发。裸体仅穿短裤，腰束宽带。铜人匍伏作蛙泳状，背饰有对称的两个鹿纹，两臂与小腿部有带状纹饰。以这种“文身断发”铜人作为弓鱼氏人的形象和“荆蛮”“句吴”族的物证。

    “荆蛮”弓鱼氏本是巴族的一支，商末已迁至今宝鸡市区渭水两岸。“荆蛮”为荆州之蛮，而不是指吴越地区的蛮族。

    2、江西吴城

    1973年发现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

    传说中的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

“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其族属应为句吴。因此推测：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

    3、宁镇地区

    古代江南都叫吴地。宁镇、皖南两地区是古代荆蛮族聚居地域；常州以南的太湖流域古代属古越族，是良渚先民生活的地方。从江苏的南京、江宁、镇江、丹徒、丹阳、高淳、句容、溧水、溧阳、金坛、武进、无锡、苏州、吴县、吴江、昆山及浦口、六合、仪征、扬州、江都，到安徽的屯溪、繁昌、贵池、青阳等地发现了众多的铜器，其来源包括遗址、墓葬、窑藏以及零星的出土，共发现大件铜器近六百件，大致包括容器、乐器、武器和工具等四类，如将一些小件的器物；镞、车马器计算在内，已超过2000件。

    时间分期：武进以北的宁镇、皖南两地区所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早期以前的；常州以南的太湖流域山上的铜器主要是春秋中期以后的。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邑春秋》载：

    据史书记载，太伯部族南下，是在安徽渡江抵达当涂的丹阳衡山，赶跑了越的势力，在衡山居留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宁镇地区。这个丹阳是今安徽、江苏交界的小丹阳，在其东面三十里左右就是江宁衡山，衡山前后曾有过许多名宇，小横山、梅里、番丽、皋乡等，其实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史书有关于“太伯居梅里”的记载，就是指这一段时间。

    1954年，江苏丹徒镇江东郊大港烟墩山出土西周墓，随葬物主要是青铜礼器，有鼎、簋、鬲、盂、觥等，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夨簋，底部有12行铭文，计126字，能辨认出的有118字。郭沫若、唐兰等著名考古专家认为，宜是地名，侯是封号，夨是人名，指吴国君主仲雍的曾孙吴国第五尧国事周章，簋是指圆口四耳的器具。铭文记载了周康王时大封典的情况和宜地的历史。（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李学

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结论：

    吴国最早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宁镇、皖南地区，吴人的势力逐渐向东南发展即太湖流域扩展。经过几代君主的演变迁徙，最后定都姑苏。

    4、无锡梅村

    现为主流的说法。刘昭《后汉书·都国志》注补更云：“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又说“昭以为即宅为置庙”。

    唐初李泰等撰《括地记》：“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史记·周本纪》之《正义》引)；又云：“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西梅里村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范成大《吴郡志》卷39引)。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引《吴地记》则言：“今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泰伯城在焉。城东五里曰皇山，一名鸿山，有泰伯墓”。

    张守节《史记正义》亦有“大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句。

    杜佑《通典》卷182，常州郡无锡县条下云：“汉旧县。《史记》曰：太伯始居吴，即此地也。”

    至于宋代关于这方面记载的书籍更多。

    梅村地区，至今流传着大量有关泰伯奔吴、开发江南的动人故事。像“皇渡河”、“荒三千”、“九泾一渎”、“荆村”、“蛮巷”等，当地百姓给这些地名赋予了丰富的历史传说。

    现在的梅村，有泰伯庙、伯渎河、泰伯墓。 

    泰伯庙。位于无锡市东郊十五公里的梅村镇伯渎河南岸。始建于东汉永兴二年（１５４年）。

    《寰宇记》云：“太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为立庙于渎侧。”

    《后汉书·注》有“臣昭以为即宅为置庙”。多部先秦、两汉古籍与地志有所记载。

    泰伯墓。位于无锡新区鸿山镇鸿山西南坡，西距泰伯庙五公里，古称皇坟、皇陵、吴王墩。修

建于东汉永兴二年（１５４年），“吴郡守糜豹监修泰伯墓造茔域。”

    留有明代建筑、牌坊、碑刻与月牙池等珍贵文物。２００６年６月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舆地记》云：“吴筑城梅里平墟，其宅、墓、故井犹存”，历时六百多年，唐后渐废。

    泰伯井。又名让王井，位至德大殿东侧。相传是吴泰伯为当地居民用水而凿。

    唐时李绅，梅里人，作《泰伯井》诗云：“至德今何在，平墟井有泉。梁鸿重浚后，又历几千年。”

    但有关泰伯奔吴的遗物、遗迹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

    常熟的梅里——在三国魏时，王象等编《皇览》曰：“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史记·吴太伯世家》注《集解》引)。

    《吴地记》中所载：“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

    四、国号“勾吴”的文化意义

    《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吴国自称为“工?”（者减钟）、“攻??”（吴王剑）、“攻吴”（吴王夫差鉴），亦称为干。详刘宝楠《愈愚録》卷四《干越》、《墨子·兼爱》中、孙冶让《闲诂》及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吴王寿梦之戈》，亦称禺邗，传世有禺邗王壶。

    对“句吴”含义的阐释也是很有争议的悬案：

    [1]、地名。史记集解引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史记索隐曰：“注引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      

    [2]、两族合名：勾国与吴国的合称。今人魏嵩山古代吴立国的发源地及其疆域的变迁（江苏省考古学者八一年年会论文），谓句与吴同为古代居于长江下游之部族，后句族为吴族所并，故号句吴。

    [3]、土著族图腾

    句吴，金文作工?、攻敔、攻吴，不作句吴。勾、攻、工，古字皆通用，?、敔、吴音同。勾只是夷语的发声词。见陈直《史记新证》、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十八·攻吴王夫差鉴跋》。颜师古

注《汉书》：“句音钩，夷俗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

    太湖流域土著工?族的本称。上古长江三角洲、浙闽沿海居民为百越族，其中太湖流域的一支土著号称“工?”。“?”甲骨文、金文读音ng,与苏州话“鱼”同音，蒙文通考证“吴越地区的特殊方言，实当为该地原住少数民族语言之遗存。” 

    勾吴一词当有勾画鱼纹、文身之意。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考证，吴字像鱼形，吴和鱼是相通的。吴人把鱼纹刻划在身上，与他们的图腾信仰有关。他们“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

    周庄太史淀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皮陶壶的壶肩上，镂刻着一个原始字符，是一副清晰的鱼骨，一条抽象的鱼。亦是一“吴”字。

    “吴”名称来自当地“句吴”图腾音义。吴人以渔猎为生，视鱼为通灵之物，以鱼为图腾，并以鱼为姓氏。在古文字里，吴又与‘鱼’相通，句音‘钩’，是当地土语的发声词。

    中华龙是多源的。吴人的龙，是鱼的神化，或者说是神化的鱼。他们不仅在陶器上刻划鱼纹，还用鱼形文身，以像龙子，认为这样就能避开蛟龙（扬子鳄或蟒蛇）的伤害了。

    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云：“吴之名，当由陕西之吴岳来。此名东移则为山西之虞，南移则为苏、赣之吴。至于河南虞城，则是虞、夏之虞，与此当无关也。石鼓文有吴，即吴岳。” 

    文身断发的意义

    古代荆楚、南越一带的习俗，身刺花纹，截短头发，以为可避水中蛟龙的伤害。蔡元培《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习惯，有人说文身是一种图腾的标记；有人说文身是纯为装饰……文身之法，或在身体各部涂上颜色，或先用针刺然后用色。”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孔颖达疏：“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裸国，今吴郡是也，被髪文身，裸以为饰。”《战国策·赵策》：“被髪文身，错壁左袵，甄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关于“观潮”：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粘湿，以此夸能。”

    泰伯、仲雍奔吴，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是以荆蛮人鱼为图腾的勾吴国，用土著词语为国号；得荆蛮人的心，故数千家义而归之。虽有数迁，然斯都仍沿袭旧名，居地称勾吴，都城皆称吴或句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