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内容：地缘结构是指某一地理系统内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功能关系与逻辑框架。

    民族融合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中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指不同民族经过长期共同发展，民族差别逐渐消失而相互融合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它是介于民族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国家分合是指民族国家反复经历统一与分裂的分合过程。

    研究资料：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各民族史志，边疆史地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

    余同元《论晚清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发展》，《西北史研究》2005年第3辑。

    ⑤余同元《论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⑥余同元《中国历史时期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教学与研究文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余同元、王来刚《中原人口北移与农牧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明清论丛》第六辑，2005年。

    第一节、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成长壮大

    一、 华夏族形成与发展

    1、三皇五帝时代华夏族的起源

    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相传生于姬水，故以姬姓，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黄帝部落先在黄河北岸联合炎帝和蚩尤作战。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炎帝。炎帝，姓姜，是中国的太阳神，又是农业神，还是医药之神，相传神农尝百草创医学。炎帝部落与九黎部落发生冲突。

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铜头铁脖子，耳上生毛，追打炎帝，炎帝向黄帝求援，发生涿鹿(今河北西北桑干河)大战。蚩尤请风伯雨师兴风作雨，黄帝请火师抵抗，造“指南车”辨别方向。战争的结果是蚩尤失败被杀，黄帝被推举为“天子”。夏族领袖黄帝与华族领袖炎帝东进中原，成为华夏族祖先。所以华夏族是“炎黄子孙”。

    2、夏商时期华夏族的形成

    约公元前2070年前后，启建立了夏朝；约前1600年左右，商朝建立。 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称华有服章之美，称夏有礼仪之大。

    3、西周东周时期华夏族发展

    约前1046年前后，周朝建立。从西周开始，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华夏族和楚族的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汉民族的直接前身，并以此区别于夷、蛮、戎、狄等诸多民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以服事诸夏。”“楚食华夏。”“商不谋夏，夷不乱华。”由此知，我国人民从古代起，就自称诸夏、华夏，或单称夏或华，到春秋战国华夏就成了中原民族的特有名称，而把之外的民族叫作夷、狄、戎、蛮。

    华夷杂处与华夷之辨：周室东迁，列国内乱，诸侯兼并，引起戎狄横行，华夷杂处。钱穆先生认为，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华夷之辩”实际上是东周时期的华夏民族主义，是要分清楚华夏和蛮夷。

    孔子认为，华夏国家要互相帮助，共同抵抗蛮夷入侵；华夏国家的君主有义务来保护华夏文明。 孔子思想核心是“仁”，他认为保护华夏文明，以及华夏国家的居民不被蛮夷侵犯杀戮，是最大的“仁”。 孔子的“华夷之辩”，对后世儒家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春秋》云：“内诸夏而外夷狄”；

“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孔子的“华夷之辩”上建立起来的。

    《唐律名例疏义释义》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里对中华的解释很精辟，把是否自属中国华夏族以及是否属于中华民族的标准定义为是否“亲被正教”也就是是否奉行中华文化传统，一言以辟之，无论是何族，只要继承中华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亦即成为华夏族。

    二、 汉族形成与民族融合

    “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华夏族称为“汉人”，始于汉朝。一个民族的形成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往往要经过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反复磨合，因此很难准确地说明诞生在哪朝哪代。汉民族的形成就是在夏商时期形成的华夏族基础上，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民族统一，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才得以发展，成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广大人口的汉民族。

    1、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秦始皇时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制度化基础。

    2、形成的途径与过程：民族融合——汉化与胡化问题。汉族是以中原民族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的结果。夏商周时期，中原民族因文明进步，相对四周民族，称为华夏族。到汉朝开始，被称为汉族。汉族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结果。

    3、分布的范围与特点

    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辐射。

    汉族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个民族。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中国两岸四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也有较多分布。汉族人口一直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一般走在人口居于少数的

民族(通常称为“少数民族”)前面，因而在国家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民族被统称为中华民族，汉族人口占其中的90%以上。很明显，这是又一次民族概念的提升、民族大融合的结晶。

    汉族是一个农业民族。绝大部分汉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汉族农耕文化又可细分为杂谷栽培型，麦型，稻作型，畜混合农耕型以及绿洲农作型文化；依次从北至南分布。在内蒙古、青海、宁夏、陕北的一些与牧区相邻的地区，受畜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地汉族发展了畜牧混合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饮食习惯也受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新疆以维吾尔族聚居而闻名，但还有10多个民族杂居其中。云南更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全省共有20多个民族，是中国民族分布最多的省。西藏民族成份较少，仍有汉、回、门巴、珞巴、僜人等与藏族杂居。 

    少数民族分布面积占全国的62.5%，并非这些地区全是少数民族，其中都杂居着很多汉族人口。如在内蒙古、广西、宁夏三个自治区中，汉族人口都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人口约占40％多(仅次于维吾尔族)，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其他13个少数民族人口占59.6％。同样，37.5％的汉族地区也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一般说来，有回就有汉，有汉就有回。至1982年底，全国县市级单位共2369个，其中回族分布的县市最广，有2310个，占全国县市级单位的97.3％；满族为2092个，蒙古族有1863个。

    三、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多元一体化发展

    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一是讲多元的起源与一体的起点，二是讲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现与标志，三是讲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几个特点：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在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

成分，经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平原地带。汉继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

    (2)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国的五大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游牧业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地区，有些是汉族的大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

    (3)从语言上说，只有个别民族，如回族，已经用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共同语言外，少数民族可以说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语言的民族中有10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群众里用文字的则只有几个民族，如藏文、蒙文、维文、傣文、朝鲜文等，有些虽有文字，但识字的人很少。但一般来说，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

    (4)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甚至地方政权，都有一套对付民族关系的观念和政策。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如北魏的鲜卑族，入主了汉族地区后奖励和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他们自己的民族和汉族同化，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王朝是力求压低汉族的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的特点。结果都显然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

    (5)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成员之间大小悬殊，汉族经过2000多年的壮大，已经有10多亿人，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其他55个民族人口总共6720万人，其中还包括“未识别”的大约80万人，所以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一共15个民族，最大的是壮族 (1300万人)，人数不到100万而超过50万人口的有3个民族，人数在50万以下

10万以上的有10个，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有15个，1万以下5000以上的有1个，5000以下的有7个，其中在2000人以下的有3个，人数最少的是珞巴族 (1066人)。汉族原是有许多非汉民族融合进来的。

    (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北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明清以来，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五、主要民族的渊源及分布（略）

    1、汉族；2、满族； 3、朝鲜族；4、蒙古族；5、回族； 6、维吾尔族；7、哈萨克族；8、藏族；9、彝族；10、白族。1990年统计，中国民族人口超过100万的有19个（其中汉族10.4亿），人口在10——100万之间的16个，人口不足10万的21个。分布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大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在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国家分合

    一、世界历史上的民族危机与民族消亡

    五六千年前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的巴比仑人，如今在哪里？

    三四千年前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希腊人，如今在哪里？

    两千多年前吞并希腊横扫欧洲建立了罗马帝国的亚平宁人，如今在哪里？

    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如今在哪里？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天印度人竟以忝居古印度人后裔为光荣。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也是灰飞烟灭；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和天上的流星。 

    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危机与国家分裂

    第一次民族大危机从春秋中期开始到战国秦汉之际。

    西周统一国家走向春秋战国分裂。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齐桓公与丞相管仲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联合华夏民族共同抗击外侵。

    战国秦汉之际，北方草原的游牧部族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地，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可见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他们还由西部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曰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反匈奴战争三个阶段：

    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曰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反击匈奴骑兵。秦帝国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

    第二次民族大危机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与“佛教来华”。

    第三次民族大危机是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对恃”与“三教合一”。

    第四次民族大危机是16世纪以来，西方东侵，清末民初最剧，全盘西化。

    晚清民族危机先后出现了3次高峰。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

    第二次地缘危机发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周边和边疆频频告急：日美侵略台湾；日本并吞琉球;英国入侵缅甸,制造了“马嘉理事件”;俄英入侵新疆。  

    第三次地缘危机发生在19世纪80-9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点。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3次对华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通过战争,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则通过侵略获得了驻军权，内河航行权，领事裁判权，自由传教权，海关管理权，设立租界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勒索巨额赔款，割占了大量中国领土，从而使中国的周边宗藩体系瓦解，使中国逐步丧失独立自主,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始形成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地缘格局。

    总而言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三、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1、葛剑雄《统一与分裂》观点

    历代统一时间起讫表 （第一标准统一时间８１年；第二标准统一时间９５０年 ）

    ２２１ＢＣ－２０９ＢＣ（秦）年       

    １０８ＢＣ－２２ＡＤ（西汉）       

    ５０ＡＤ-１８４ＡＤ（东汉）代       

    ２８０ＡＤ－３０１ＡＤ（西晋）       

    ５８９ＡＤ－６１６ＡＤ（隋）起       

    ６３０ＡＤ－７５５ＡＤ（唐）       

    １２７９ＡＤ－１３５１ＡＤ（元）      

    １３８２ＡＤ－１６４４ＡＤ（明） 

    １７５９ＡＤ－１８４０ＡＤ（清） 

    １６８３ＡＤ－１８５０ＡＤ（清）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

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详见上表）。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至清亡的一九一一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８４１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2、学术界传统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秦统一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时期占2/3，分裂的时期占1/3。或说纵观2300年历史，其中分裂时间仅700年左右。近代（modern times）以前，中国是“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近代以后，中国成为“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都是统一为主。

    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大民族，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分裂只是短暂的、相对的、次要的，统一是主要的趋势。因为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3、强力反弹与有限扩张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第三节、中国地缘结构及其制约作用

    一、中华民族长兴不衰的地缘政治基础

    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又称“地理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

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基本观点是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条件影响和制约。

    1897年德国地学家F·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和“生存空间论”，认为国家就象有机体一样兴盛、衰亡，国家兴盛需要有广阔空间。1917年端典地学家R·谢伦在拉采尔基础上提出了地缘政治学概念。德国K·豪斯霍弗在一战后提出德国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主张重新分配世界领土，认为战争是解决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

    地缘政治学主要的理论有：

    1890年美国海军理论家A·T·马汉“海权论”（《海权历史的影响，1660—1783》），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

    1914年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提出 “陆权论”（ 《世界历史的地理枢纽》），认为谁控制亚欧大陆心脏，谁就能统治世界岛，从而主宰世界。194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又提出了“边缘地带说”，成为“陆权论”的又一派理论。

    1950年代，美国战略学家，A·塞维尔斯基提出了“空权论”。

    1970-8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S·B·科恩提出了地缘政治战略区模型。

    地缘政治观点突出地理环境中这一部分或某一地区的重要性，认为地理要素影响着国家权力和命运。

    1、多元性与整体性并存下的多元一体地缘结构

    民族格局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地缘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因为中华民族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极具多元性与整体性。

    所谓多元性指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东西落差如

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多元的自然框架里形成的。50多个民族在层次上不同，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性，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元性。

    所谓整体性指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惟一的一块土地“中原”——“中国”，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存空间。整体性的形成经历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三大历史阶段。

    任何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之地缘关系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只有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总的趋势，才能正确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构。在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发表过一篇宏论《中国史叙沦》，他是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解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兹摘录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竟自团结之时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的历史分期“三段论”，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及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依本人对中国之“整体”的理解，将此“三段论”分期稍作解释和修正，更能说明中国之历史演变的规律性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地缘关系。 

    我们的看法与此大同小异：

    “中国之中国”历三代秦汉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经春秋战国的历史磨合，到秦一统天下形成一体化

格局；经汉帝国约400年历史融铸完成了中国之“整体性”的最后定型。中国“整体性”的发展与巩固，在也有着丰富的内容。

    “亚洲之中国”,隋唐至宋元约1000年。当时，处于中国“整体”边缘的中南半岛列国、朝鲜等，有时名义上藩属于中国；中国西部对于亚洲的中东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这三大古老文明的汇聚交融发挥着巨大作用。佛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宋元时期完成中国化过程，叙利亚化的基督教称景教也于唐初传入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和中东文化的挑战和影响，但中国在同亚洲其它古典文明以及重要文化交流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自身的“整体性”，进而确立和巩固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地位。

    “世界之中国”， 明清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作用在明代凸显出来。郑和七下西洋，经历东南亚、南亚、中东30余国，最远涉及红海口和非洲东岸，实际上是为了联系和促进中外关系，扩大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与此同时，16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中国的海盗式掠夺和拓殖活动。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沿海与长江各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据点；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两广等陆地边境地区，或者大片领土被鲸吞，或者面临被分割肢解。中华民族濒临“灭种亡国”的边缘，蒙受巨大屈辱的命运，使中国人民更增强了中国 “整体”生存意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构成了“世界之中国”的独特画面。

    中国之政治整体性涵义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认识：从国家的内部关系来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和身份存在着重大差别，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社会意识方面也存在矛盾和冲突，但都同属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之内活动；从国家外部关系看，它是一个国际法上的主体和实体，有权按照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事务。

    从上述两方面涵义可以直接得出国家的第三种基本涵义，亦即国家的地缘关系涵义。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政治整体的代表，它代表国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和相应的地缘关系基础上，对内建立国家的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的权力空间。当国家处于高度统一时，国家政治整体所体现的统一制度与民族整体所体现的“生存空间”是一体化的，两种整体相辅相成。

    2、多元一体地缘结构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功能

    中国之核心枢纽--中原向心力。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  

    历史上常有大统一朝代破裂后相对短暂的战乱与分裂局面，如汉代之后魏、蜀、吴三国鼎峙，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唐代之后五代十国林立，宋、辽、夏、金几度诸政权并存。然而，即便是国家处于政治分裂状态，中国地缘之中华民族整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一统机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整体固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各个并行政权之间，特别是内地王朝政权与少数民族贵族政权之间，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的臣属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存在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决定了国家经历政治分裂期间的相互冲突和争战的痛苦磨难后，又必然导致政治的统一。隋、唐的大统一，元、明、清的大统一，无疑是这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真实写照。 

    3、中国地缘结构的核心枢纽

    中国古代帝王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历史上，能够成功地维持国家统一的择都模式大致有：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灭夏后，“汤都西毫”，洛阳为都邑。 

“偏心圆”模式。秦崛起于西北，统一关东六国后，无法保持这种地理均势，于是乎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形成一个扇形交通网，以保持咸阳的国家中心地位。“偏心圆”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变型。 

    “哑铃”模式。西周兴于渭水之北，定都镐京（长安附近）后，为了控制东方发达地区，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至洛阳，以洛邑为东都。中国历史上，国家中心呈现“哑铃”之势的，往往是崛起于西北、东北之地的统治集团，他们为了控制较为发达的东部、中原地区而采取这种战略举措。“哑铃”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复制。 

    “枢纽”模式。北宋时，国家的中心东移，于是择“四达之会”开封为国都。开封当时是漕运四河（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的交汇点。元、清两朝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后，都选择了既不远离发祥地，又能通达中原的燕京为首都。因为对北方的民族来说，北京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其外有四条交通要道的四大关口（即居庸关、松亭关、山海关、古北口），其内有通往中原的战略要道，尤其是控制南方乃至当时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抠纽。 “外御”型模式。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周朝和秦朝的政治中心，有山川险隘作自然屏障，《史记》称为“四塞之国”。西汉时，匈奴南距长安只有700里，轻骑一昼夜便可兵临城下。当时汉高祖仍建都长安，主要考虑到防御匈奴是国家政务的重心，只有稳坐长安才能控制全国。唐都长安时，李世民也是力排众议，反对东移迁都的消极逃跑政策，主张以长安为军事重心，进行积极反攻，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 

    “复合”型模式。13世纪70年代初，忽必烈以北京为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元朝以北京为大都，实以北京的战略“枢纽”作用，为入主中原的大计；明朝由金陵迁都北京，实以北京三面邻虏的“外御”作用，为国家命运所系，并以大运河与经济繁荣的苏杭形成“哑铃”之势。清朝定都北京，与元朝的战略意图相似。近代，沙俄和日本从东北、蒙古地区，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构成了“钳形”夹击之势，清政府更以北京“北枕居庸，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左环沧海”的战略地位，为尤关国运的“同心圆”中心。20世纪初期，北京成为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阵地。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解放战争向全

国进军的凯歌声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京。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北京，这座闻名世界的古都获得新生，成为伟大祖国的心脏，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4、核心与边缘互动

    中国历代明君贤臣，都充分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唐朝翰林学士陆贽的一段奏章就是对这种认知的最明了的表达：“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戒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中国古代国防力量配置的重心在京畿，并适时加强边疆的军事实力，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古人把这种京畿与边疆军事力量适当配置和交相运用的“中心——外围”机制，看作是安邦定国的至关重要的安全体系。 

    从中国边疆的地理特点来看，其地缘战略的功能和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一是中国边疆绝大多数处于高寒雪地，沙漠草原，崇山密林，为国防要冲。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通信不畅，边疆往往可能面临各种危机。因此，凡是强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加强边疆的军事防守，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国家领土被蚕食、被肢解。二是边疆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国家的繁荣兴旺，与边疆的开发、发展密切相联。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往往通过实行屯田和移民边疆的政策，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三是边疆地区人口密度低，少数民族聚居，各民族杂居。因此，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是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举措。四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接壤，既是直接向世界展示国家的主权威严和国防实力的“前沿阵地”，又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窗口”和“通道”，边疆在国家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 

    中国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极为纷繁复杂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区域问题，属于“内界”，不具有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另一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问题，属于“外边疆”，具有类似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依此而论，中国古代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多数属于内界，但在西域则多属于外边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西域，曾与现代的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存在疆界问题。所以，中国西域更具有现代

国家边疆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对边疆的地缘特征得出如下认识：第一，边疆是国家统治区域和主权范围的重要标志，具有绝对的排它性。虽然在不同的朝代，边疆的范围和界限有所区别，但国家之间不存在交叉重叠的地理区域。第二，边疆与国家领土之间具有完整的同一性。无论是封建中央王朝国家，还是现代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疆域是固定不变的。边界疆域的变化，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更改。第三，边疆是国家地缘结构的外壳或外缘。国家之间的疆域以历史形成的人文地理划界为基础，它是一种“法律性”的“硬边界”。在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通过法律工具和手段，即使用军队、警察、海关等强力工具，来维持这种“硬边界”。因此，正确处理和发挥边疆的对外屏障作用和对外开放作用，对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二、中华民族长兴不衰的地缘经济基础

    1、农牧分区的小农经济结构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与地缘关系的科学。“地缘经济”有以下基本内容:(1)经济发展和经济量的时空关系、分布状况及其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2)经济现象与地理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3)地理现象、地缘关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作用和影响。(4)为各国战略、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经济、文化开发、设计、规划提供全方位的理论依据。地理因素是地缘经济中的基本要素 。在地缘经济中，地理因素是其基本要素，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会对国家的发展、国家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地缘经济正是研究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人类在地球上活动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总是选择临近地区的合作。地域上的连接产生的经济关系称之为地缘经济关系。这种关系通常表现为或者是联合和合作即经济集团化，或者是对立乃至是遏制、互设壁垒等，前者称之为互补关系，后者称之为竞争关系。

    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灌溉农业、水利社会、农牧分区与农牧社会经济二元一体化发展。

    ２、多元一体地缘结构中的农牧经济二元一体化

    从世界屋脊俯视中华大地，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缓卧，其间镶嵌着四川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东去是丘陵地带和广阔平原，长江、黄河两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奔腾万里汇入茫茫大海。这样的东西落差三梯阶，南北跨度数十纬，所形成的大陆性地理生态结构，使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始终呈现多区域的丰富多彩发展格局。中华民族所处的人文环境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即从东西方向看，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经秦长城，南至云南腾冲，形成了以天水为中点的一条斜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大部，亦即东南部农业区域和西北部游牧区。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构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秦汉以降，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统一与分裂，从表面看来，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来看，则是渐渐地合了。这种貌分神合的历史，实际上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这种民族间的、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农、牧经济二元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格局，每个中原王朝的边防部署和设施都体现了这个格局构造过程中的特殊内容。

    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是中国之文化整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秦始皇统一长城内诸农业区域，同时也开始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史，在农耕区域实现了以华夏文化为核心，兼容东、西、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结构已经形成。在汉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军事冲突与经济文化交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徒、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构造运动的基础上，农、牧一体化出现大飞跃，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两大文化区域进入历史融合。宋元明清清进一步融合，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铸造。

    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各族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东南农耕经济区域与西北游牧经济区域两大文化运动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

    3、严密的地缘网络系统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大陆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要成功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级政权，指挥军队快速调遣，保持商品有序流通交换，促成庞大帝国的良性运转，必须建立庞大的道路体系。 

    从秦帝国开始，筑路修桥，辐射四面，通达八方，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坚持不懈举办的重要政务。“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接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枝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这种网络化的道路，可为国家所综合利用。首先，国家建立起为传递中央指令文书的驿站；其次，这种驿站同时也是报知敌情和转运军用物质的兵站；再者，社会商品流通也借以形成网络化市场。如此这般，以交通运输网络为基础设施或物质载体，而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Conveyance-1ine Net）、通信邮递网络（communication·pesiNet）、商品流通网络（Commedity-trade Net）、军事情报网络（Intelligence Net）一体化网络体系。 

    这种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中，市场网络体系对维系国家的连续与统一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式市场网是由每一个地区的集散升高到上一层的集散地，再往上升高到更上一层的集散点，这种一层一层的升高，遂建立网络，然后全国的物质经过这种网络而流转于全国各地，构成通盘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在一体化网络中，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由上而下的作用方向相反，社会的经济力量是由下而上的作用方向。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原理，是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当国家处于统一状态时，政治的控制力与经济作用力是相辅相成的；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弱化或出现部分失控，但自组织、自调节的社会经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

古希腊文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文明。相对地，古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但罗马帝国的公路网，也仅限意大利靴形半岛。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以半岛为核心通过水路与四方连接，但内海港口则是点状的分布。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决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难以长久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难以避免内部结构的分裂。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三、中华民族长兴不衰的地缘文化基础

    1、“中国”与“天下”一家观的形成

    夏商周三代之“中国”概念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

    周代“中国”称谓有四种含义：

    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

    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时的“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

    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 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

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秦代“中国”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首先，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民族更加紧密的大融合。秦国本是西戎的一支，并非“诸华”，实行变法，军力强大，先后向东、南、北三方扩展，不仅打败了六国，而且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了民族融合的骨干。其次，中国的一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体系。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秦时所及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兆、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就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而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再者，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的新的认同。秦帝国颁布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货币制，实行“行同伦”、“书同文”、“车同轨”。在经济、法律、伦理、语言、文字等方面，为华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统一的规范，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汉唐时期之“中国”概念汉朝在秦朝的疆域上有较大的扩展：定朝鲜，置四郡；逐匈奴，固北边；通西域，逾葱岭；平西羌，隔羌胡；平夜郎，置诸郡；平南粤，置九郡；平闽粤，定东南。汉武帝在全国划分十三州刺史部，巡察郡县。由此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均统称为“中国”的观念。 如东汉著名的哲学家玉充所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他认为，中国不仅郡县制度统一，而且四夷臣服，已为一统天下，而国家制度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君天下为天子”的统治制度。郑玄注《礼记·曲礼》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这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国家元首称号在内地与边疆已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

    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唐代文明昌盛，超迈前古，声威远播，西至葱岭以远，东南濒于海。唐朝以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东部，唐朝与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东南部）文化交流相当密切，日本、新罗

等国时常派学者来唐朝学习懦家经典和佛教经典。它西部，拓展了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与葱岭以西各国保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伊朗、中央亚细亚中部、中央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地区、里海之南、阿拉伯半岛以至东罗马帝国等。 

    明清时期之“中国”概念.明代以国家区分“中”与“外”、“中国”与“西洋”的观念已经明确起来。明代中西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相当发达。明代有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大事：一是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如《明史·郑和传》所说：“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诸番，宣天子诏”。 但正如汉唐时代与西域诸国通商，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伴随而来一样，明代与海洋诸国贸易，西洋（泛指令南洋、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文化也伴随而来。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洋文化，是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文化，尤其是意大利的宗教文化。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父叔从陆路来中国，在元朝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三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土利玛窦从海道来到中国，携《万国全图》入明朝。”

    范文澜认为，“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则为某一族主要是汉族统治者所独有，以君主（王或皇帝）和他们的朝廷（政府）为首领。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这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历史根源。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孙中山强调实行“五族共和”，表明中国的主权归属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向全世界严正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2、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演变

    “大一统”主要含义为贵元谨始。奉天之王者起，必谨始而使王道充满天下。《道德经·三十九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道”只有一个，天下万物归于道，归于一。 

    孔子“正名”，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企图维持一个周天子的地位。“大同”是他追求的理想社

会，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正式提出“大一统”这个词的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在为《春秋》作传时；第一句注释鲁隐公元年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人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于，不得自专也。”这个大一统是指天下归一，全国一统，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战国时诸子百家大都认识到。大约与公羊高同时的孟子在他的著作《粱惠王上》中对当时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天下大乱，列国纷争，如何才能安定呢？只有统一之后才能安定。孟子可以说认识到了列国一定会为争夺天下而永远打下去的。在同一文中，孟子问齐宣王的理想时说：“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荀子也有“四海之内共一家”之说，感到历史终将会“分久必合”，提出礼治与法治并用，以礼为本，然后才能成为统一天下者。韩非富国强兵，集中君权，将法、术、势三者集中于君主，用武力夺取天下，“吾必使执禽而朝。”

    墨子反对战争，提倡兼爱，提出“尚同”“尚贤”的主张。必须让一般百姓与长官同是非，逐级统一之后，最终同一于天子，这样就能统一。

    商鞅变法，官僚制及郡县制的全面建立，对官僚的任免制度，俸禄制度，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任免官吏调动军队的符玺制度，中央集权政治正式完成。大一统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所以“海内为郡县，全国由一统”。

    董仲舒之“大一统”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自此对策而言，董仲舒所认为的春秋“大一统”即是以六艺之学替代百家之学，其意重在贵元。

    《春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

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

    董仲舒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国家政权出发，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从而奠定了封建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在这种理想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

    3、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中国文明延绵几千年，久经不衰的持久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精神、“民主性”精华和“开放性”特征。中华民族不仅强调“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追求自由平等、勇于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而且始终能够“顺乎天而应乎人”，不断“革命”，“自强不息”。《周易》曰：“刚健文明”，“自强不息”；“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文明的“顺天应人而革命”、“变通而持久”的革命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不断“易穷”而“革故鼎新”，不断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开拓前进。同时，中国文明具有“内刚强而外柔顺”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刚中而柔外”，“内文明而外柔顺”，使得中国文明不被任何其他文化所吞噬，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外来文化。秦汉文化，完成了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融合统一；唐宋文化，完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统一；明清文化开启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之所以具有耐久力，根本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这抵抗能力和艺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

    五、中国地缘结构的特征

    1、中国地缘之“同心圆”结构特征。

    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来看，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呈现为以黄河中下游为文明中心，分层次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结构，“同心圆分层结构”观念，早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就建立起来了。夏禹平天下，定九州。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是夏的统治疆域。当时，夏是以都城为中心，以地幅为半径，分层“五服”设防的行政与军事区划。夏人依据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分层统治，抵御外族，保卫国家。这个“同心圆分层结构”的思维方式，对后人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K·费尔巴克，也企图用“同心圆分层结构”来解释中国处理外部关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外部关系》一书中说：“中国对外关系，选择同心分层方式。第一层关系，叫做‘中国化圈’，包括朝鲜、越南，暂或日本在内；第二层关系，叫做‘亚洲内圈，由中国附近的非中国民族或部族构成，包括满洲里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土耳其人、西藏人；第三层关系，叫做‘外圈’，通常由远居海外的野蛮人构成，包括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中国人要求其势力所及范围的全部民族和国家，为中国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此种所谓“亚洲内圈”的说法，企图把内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排斥出中国版图之外；而制造“中国威慑论”者，又总是利用所谓“中国化圈”的说法，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2、中国地缘之网络化特征。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大陆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要成功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政治上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置多级军政管理机构。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级政权，指挥军队快速调遣，保持商品有序流通交换，促成庞大帝国的良性运转，还必须特别建立庞大的道路体系。 

    这种较为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

中，市场网络体系对维系国家的连续与统一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式市场网是由每一个地区的集散升高到上一层的集散地，再往上升高到更上一层的集散点，这种一层一层的升高，遂建立网络，然后全国的物质经过这种网络而流转于全国各地，构成通盘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在一体化网络中，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由上而下的作用方向相反，社会的经济力量是由下而上的作用方向。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原理，是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当国家处于统一状态时，政治的控制力与经济作用力是相辅相成的；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弱化或出现部分失控，但自组织、自调节的社会经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3、地缘结构制约下的中国文明连续统一性。

    国家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整体。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重要区别时，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文明统一的连续性特征，使得国家不会因短暂的战乱与分裂状态而导致文明的断续；中国文明连续的统一性特征，使得国家不会因统治集团变化或政权更迭而导致文明的裂变或出现解体现象。从地缘学角度来讲，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与中国之特殊的地缘要素、地缘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

    附录：问题讨论

    关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问题。

    关于中华民族格局发展的问题。

    汉文化圈扩展与文化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