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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行哲学观
杨逢春老师 200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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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谈到孔子时说,“譬如孔子,旧看法是把他看作‘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圣人,新看法是把他看作许多哲人里面的一个,把孔子排在老子、墨子一班哲学人中,用百家平等的眼光去抨量他们的长短得失,我们就不会过分的崇拜迷信孔子了。”的确如此,孔子不是一位未卜先知、无事不通的圣人,他只是一位才能见识超群的学者、哲人,同许多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应当说胡适这个说法是客观公允的。孔子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第34章)。有人问他的学生子贡,孔子是一位圣人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本事?子贡回答说是圣人。孔子听了以后就说,不是这样的,我年少时穷,为了糊口,所以多学了一些技能,对一个君子来说,其实我的知识技能并不多。《论语》有这样的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第6章)。但孔子并不推辞“哲人”的称呼,在他的临终之歌中就这么讲:“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是一位大学问家,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政治上创造了一套仁政学说,在思想上则提出了一套学行哲学。我认为孔子的一生行事、作为,都以学行两字做他的思想指导。孔子的哲学是学行哲学,他的仁政学说和周游列国,是他的哲学在政治方面的实践。他是一个在一切方面、坚持一生的学行主义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终身学、终身行的实践家者。
有的人贬斥孔子为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认为他热衷于功名利禄,到处巴结统治者,三日不见君主就遑遑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实在是一名利欲熏心的政客。这种批判我们可屡见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但是,人们只要读过《论语》全书,而不是断章取义,或随心所欲地摘取一些文句加以曲解,那是不会这样讽刺、挖苦、丑化孔子的。有的人认为,孔子是先验论者,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从《论语》中找到了不少孔子关于“天”和“命”的谈话。比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第3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第8章),“天生德于予,桓魁如予何!”(述而第23章),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季氏第9章)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好像言之凿凿,不可动摇的了.其实,他们第一没有全面地看到孔子关于“天”和“命”的论述.第二没有了解到孔子讲“天”和“命”时的环境、对象和用意.第三他们并不懂得中国语言表达的方式(这个问题我会另文专门说明),他们只是听声不听音,只在表面文字上做文章.当然,持这种观点中的一些人,把孔子定位唯心主义者,其真正目的是要把孔子归入反动行列罢了,同前者丑化孔子在政治上的功用是一样的.
我们说孔子的哲学是学行哲学,是个学行主义者,是有充分根据的.《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讲关于学的问题。“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章),以后各篇各章中,都有大量篇幅谈到关于学的问题,这个关于学的问题,贯穿于孔子的一生、一切方面,孔子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述而第2章),像他自讲的那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第19章).在孔子的哲学中,跟学的问题紧密相连的是行的问题.孔子把行的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在《论语》中几乎篇篇都在讲这个问题,为人处事、尊老爱幼、朋友交谊、修身养性、安贫乐道、为政事君等,无一不是在讲的问题.在他的教育事业中,他提出了“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他把课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并把德行列为四科之首。“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第3章)。正因为行的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他的弟子子张才有关于行的问题的请教和孔子关于行的问题的答话。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引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第6章)。在学和行的问题上,孔子有很多经验和心得,他始终不渝地在学,每时每刻执着地在行,可以说,无论在家居讲学,还是在周游列国;无论是在讨论学问志向,还是在为官从政,孔子都把学和行做自己的思想指导。今天强调孔子的学行哲学,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人们会有很大启发教育作用,他使人们重新懂得一个极平常的真理,人都是在学和行的过程中成长、成才的。
关于学的问题。首先,孔子重视书本、文献的学习,在《论语》一书中,谈到《诗经》和学习《诗经》的意义多达20多处,比如孔子对学生们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9章)。孔子对儿子孔鲤讲,不仅要学《诗经》还要学《礼经》,说“不学礼,无以立”(阳货第13章)。孔子自己重视《易经》的学习,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7章)。史记中还说他反复学习易经,乃至于“韦编三绝”。《论语》中引用《书经》的话很多,他的学生讲,孔子用官话来诵读《诗经》和《书经》,所谓“子能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第18章)。孔子还读了六经之外很多其他已经失传之书和文章。所以在《论语》中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周任有言”、“南人有言”、“丘也闻”、“誄曰”等等。
其次,孔子十分重视向他人、向一切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22章)。他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公冶长第15章),对于自己不懂的事要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进入祭祀的太庙,不懂的就请教别人,“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佾 第15章)。他曾经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以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仲平,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些有知识、品德高尚的名人都是孔子同时代的朋友,孔子都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他们。他还向古人学习,称赞伯夷叔齐“不克不忌,不念旧恶”。称赞随武子事君“不爱其死,谋身不遗其友”,(《孔子家语》)。他还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在同学生子夏谈到《诗经 卫风 硕人》篇时,夸奖子夏对诗意的发挥。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绚兮,何谓也?”子曰:“绘可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8章)。在与学生子贡谈判如何对待贫富问题时,称赞子贡能引用《诗经 卫风 淇澳》篇来很好地发挥孔子回答的精神,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第15章)。他称赞颜回,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先进第4章),言下之意,学生也应该对老师有所帮助。所以有人问子贡孔子有没有一定的老师时,子贡说:“文武之道未遂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言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主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第22章)。
第三,孔子还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十分自负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第1章)。他“祖述尧舜”,就表明他对我国上古历史,尤其是上古政治的重视,虽然,他可能把尧舜时期社会政治理想化了,或者加以美化了,但孔子的确从尧舜那里受到启示、并创造了他的儒家学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历史总跳不出沿革两字。因袭前代良好的传统和风尚,用于今天的需要,这就是承继,是历史的沿续。扬弃前代的陋俗或不适于今天需要的习俗,代之以适合当时需要的措施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是改革,是历史的发展。这种革故鼎新的连续,就成为绵绵不断、源远流长的历史。因此,在孔子看来,历史是可知的。所以,当子张问在周朝十世以后的情况能知道吗?孔子回答是肯定和明确的。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第23章)。在《论语》中,孔子多处谈到上古尧舜禹的治绩,不仅称赞他们的功绩伟大,而且表彰了他们美好的品德。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第19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秦伯第19章)。并且指出,唐虞之际,世道清明,人才济济,“于斯为盛”(秦伯第20章)。孔子也多处谈到夏商周三代的治绩,称赞商汤、文武都能承继先代爱民的做法,象商汤所说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代的文王、武王也是这么讲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有了问题,不要怪罪百姓。孔子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更有较为详细明白的总结。他说周代取得政权后,进行大规模的赏赐,使有功之臣都能分享丰厚的胜利果实,所谓“国有大赉,善人是富”。让这些善良美好有功之人都有富裕的生活。孔子还指出,周代有良好的统治经验,为了能使政令快捷地通达天下,就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度、礼仪制度,恢复已废坏了的官职制度。所谓“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为了要使民心归服,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就“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据传说周代初年,对黄帝、尧、舜、禹、商的后代,都给他们裂土分封,立侯建国。对于被灭掉的各国,也能使他们后继有人,能有后代的祭祀,香火不绝。还尽量动员那些有才能的隐居民间的人出来为国家办事,所以周代初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均见尧曰第1章)。子贡在谈到殷纣王时,他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并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第20章),这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学习古代文献需要思考分析,不能盲从。这和后来孟子讲的,读书不能尽信书,是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对待古代历史学习的严肃态度。
第四,孔子认为学的问题,不只是一时一事的要学习,而且更要一生一世地学习。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4章)。按照古来说法,在孔子时代,到了十五岁以后,就应当学习立身处世、治家事君之道。当然这是对统治阶层的子弟来说的,在孔子之前,是没有私家讲学的,学在官府,在一定意义上看,孔子讲的学,就是讲学习为官之道。从十五岁开始就要进行成人教育,到了三十岁应该有所成功,即可以独立生活了,成家立业了。以后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都是讲在不同年龄阶段经过学习应该达到的修养,这也是孔子自己终身学习的经验体会。他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还说年纪到了四十岁,还没有成绩会使人讨厌,那这个人的一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第26章)。这些都表明孔子不仅看重学习,而且表明孔子一生坚持学习,从不间断,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第五,孔子关于学的问题,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学习是为了增加知识和技能,为了提高修养,为了增加才干,但最重要的是,为了国家、社会和人民,就是要实行仁政,使社会安定,国家清明,人民生活富裕。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学习是为了增加知识,改变自己无知无识的
幼稚状况。所以,孔子说,学《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对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习就好像面对墙头而立,一无所见。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之也与!”(阳货第10章)。孔子认为一个人应当品德高尚,还要有更多的技能,所以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六章)。所谓游于艺即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学问和技能。当然,在这些技艺中,没有从事生产的技艺和研究科学的技艺,这是孔子学说中一个巨大的缺点。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学,所以他“博闻强识”、“见多识广”。当时社会上遇到许多历史、典章、名物上的疑难问题,都来请教他。例如《孔子世家》载: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墳羊。”吴国攻打越国,并攻克了它的首都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在孔子晚年,鲁国西方边疆打猎获得一只麒麟。当时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只说是逮到一只“有麏而角者”。孔子往观之,说这是麒麟啊。并且发了一阵感慨,认为乱世不应该仁兽出现,现在仁兽被人伤害,这是说明世道衰败了,令孔子悲伤不已。(见《孔子家语》)。《孔丛子记问篇》更有一段孔子身世悲慨之言:“天下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之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孔子的学问年轻时已为当时所敬仰,所以有鲁大夫孟釐子对其子孟懿子一席话:“孔子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殆,若必师之”,孟釐子死后,他的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就一起去向孔子学礼去了。第二,孔子提倡学更在于要增加人的才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他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即说话没有知识,缺乏说服力,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经》,就不能很好地处世,就不会有立足之地,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第13章),孔子还说,“学了《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第9章),所谓可以兴,就是触景生情有抒发思想感情的能力。所谓可以观,就是有观察、分析能
力。所谓可以群,就是有结交、团结人的能力。所谓可以怨,就是有善于开展批评、发表不同意见的技巧和能力。孔子专门讲了不学的六大弊端,他对子路讲:“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 (阳货第8章)。孔子希望每一个人,经过学习,自我修养,都能成为具有君子之风的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他对子夏讲,“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第13章)。他最担心的是一个人品德不好,又不能努力学习,不肯上进,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矣,”(述而第3章)。第三,孔子最重视的是,学以致用,推行仁政,实现他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正像子贡所讲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7章)。又如子游讲的“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第4章)。孔子的道,其实并不玄虚,实质就是对人要仁,要爱人,要实行仁政。在孔子看来,实行仁的关键是要有一批能干的官吏,而这种政治精英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饱学之士,德行高尚的人,这就是子夏讲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第13章)。孔子在回答子张问学干禄(取得禄位,即如何当一个好官吏)时,特别强调要多学多看,所以他就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尤。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了”。(为政第18章)。
第六,孔子关于学的问题,并不把学仅仅看做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提高修养、学成出仕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指导人生的哲学,是一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孔子有一次同子贡谈话,子曰:“赐也,女以为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说:“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第3章)。这一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章透露了一个消息,孔子是说,我不只是学一点识一点,我不是那种饾飣之学的人,我是把学当作一种方法来贯彻实践的,所以能在一切方面都在学,能无时无刻地在学,是把学的问题贯穿于自己整个生活、整个人生之中的,即“一以贯之”。孔子的思想是,认识客观世界要学,不学(广义的学包括看书、学技能、请教别人、实践等)就不能认识外部世界,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第31章)。孔子似乎还认为学不是静止的一次性能完成的,为了了解客观世界,包
括读古代的历史、古人的书籍,不是一次就彻底了解的,那种呆板僵死的、浅尝辄耻人的学习,不是孔子所主张的那种学习。孔子的学习应是活泼的、发展的、多次反复的,要进行思考的,是要不断地增加新知的学习。这就是他所讲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为政第11章),“学而不厌”(述而第2章),总之,要活到老、学到老,把学习贯穿于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和一生之中。孔子的思想似乎还包含有这样的思想,学习本身是一种有目的有自主意识的实践活动。有目的地进行学习,学习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实践,魏晋南北朝的清淡在儒家学习观中是没有地位的。孔子曾经很动感情地批评那种学而不能用的书呆子。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以为!”(子路第5章),一个人有了一肚子学问,当官了不能把职务做好,当外交使节,不能完成传达的使命,这种人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看,孔子把学的问题也看做是完成任务、改造社会、变革陋俗的一种行动,至少是这种行动的基础。
关于行的问题。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行的问题同学的问题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孔子那里,行是人的行动和作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践,并用这种行动、作为、实践来检验在政治上是否学用一致,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言行一致。孔子的行,是学的目的,或者说行要符合学所要求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行是一种有目的有思想主导的行为与实践,是为了进行有益于社会、国家、人民的行为与实践。所以孔子的行同学一样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以便达到学的要求的目的和效果。
第一,孔子对行的最高要求是从政,推行仁政以求逐步实现孔子的社会思想。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第6章)。这一章历来指讲为年幼之人应如何修身、实践,把学文解释为学六艺,由此进一步引伸出修身、事业为主,学习六艺是次要的结论。其实,这一章并不是对年纪幼小人说的,而是对孔门子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从表达上看,讲“弟子”与讲“小子”一样,不是讲小孩子,而是对自己的学生亲切的称呼。如小子何莫学夫诗,“小子鸣鼓而次之可也”。今天也把自己和他人学生称之我的弟子或某某先生的弟子。从内容上看,如果是对幼小孩子讲的,“入则孝,出则悌”还可以讲得通,那么“谨而信,泛
爱众而亲仁”就讲不好,这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做得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言行要谨慎,做事要有信用,要广泛地爱众人,要与仁者亲近,一般人都很难做到,何况小孩子呢!再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不能得出学六艺是次要的结论,就是把文解释为六艺也值得重新推敲,孔子讲“六艺”有直接讲“游于艺”的话,并没有说“游于文”。再说,在孔子那里,他并不把学习六艺看作次等的东西,实际上孔子把六艺和崇道、修德、依仁看得同等重要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6章),把道、德、仁同艺并列提出,似乎并没有把六艺看得低人一等的东西。还有季康子问孔子冉求可以使从政吗?孔子回答说:“求也艺,于从政何有?”这里孔子明确地把精通六艺作为可以从政的重要条件来对待的(雍也第8章)。再者亲仁不只是接近有仁德的人,更重要的是讲是否得到了有仁德的人,这一点可从子游为武城宰一章中看出。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谵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堂也。”(雍也第14章)。亲仁,选择品德好才能高的人做自己的幕僚,是一个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责。再如子曰:“道千乘之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第5章)。泛爱众、爱人,都是讲为官为政的事,我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章中的行,主要是讲官事做好了之后不要忘记学习,学习的内容,当然包括典章文献、六艺以及推行仁政的经验。孔子在这一章中实际对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平日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对待别人要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要友爱相处。学成出仕,去做官的话,要为公众,为社会服务,应当谨而信,应当亲近和结交有仁德的人,在把行政事务做好之后,还要抽时间继续学习,这同子夏讲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第13章),是一个意思。这里的仕即到政府去工作,去从政做官。行也是从政之意,行官事之意。孔子同颜渊有一次谈话,其中关于行的用法,更明白的是讲从政当官的意思。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第11章)。你用我,我就出来从政做事,你不用我,我就躲藏在家里学习。在孔子关于行的问题。首指为官事,从政,到政府去工作,我们还可以从子张向孔子四次提问中得到一点启发。子张第一次问“干禄”。问干禄实际就是问如何做官。孔子回答“多闻阙疑,慎行其余” “多见阙
殆,慎行其余”(为政第18章)。子张第二次问“政”,孔子回答:“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第14章)。子张第三次问“行”,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第6章)。第四次子张问“从政”于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回答:“尊四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第2章)。从子张四次提问中可以见出孔门弟子把“干禄”、“政”、“从政”和“行”都视同是一件事,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相同的问题。孔子针对子张的问题和子张个人的特点,着重对言和行作了回答,认为一个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言忠信,行笃敬,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做官办事情,都会行得通的,就是言行要一致,学用要一致,把学到的仁政理论,在实际中去推行,那么,他的治理国家一定会有成功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行有余力”,和“仕而优”的问题。在孔子看来,子游在武城地方当地方长官,并不因为地方小就不去认真推行他老师的仁政学说了,而是认真地推行老师的仁政主张,而且把武城治理得很好。孔子一到武城便听到一片弦歌之声,所以孔子莞尔一笑,并说了一句话“割鸡焉用牛刀”。(阳货第4章)。对子游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这样才可以说“行有余力”了,“仕而优”了。反之,如果不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就谈不到“仕而优”,而且孔子要加以斥责,还要号召自己其他的学生反对他。比如对冉求,冉求当了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不但不规劝季氏行仁政,反而帮他搜刮民脂民膏,对此,孔子是十分生气的,所以有这样愤激之言“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第17章)。从政为官并从他的行动中判断一个人为政的优劣,就是孔子关于行的首要问题。
第二,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行的经常性的要求是言行一致,用行(就是实践)来检验他的言论、行为是否忠信笃实,即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第4章),这里的省是通过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来检验自己做得怎么样,是为人谋忠了,与朋友交信了,而不是相反。孔子认为,一个人有学问的人最起码的标准是“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第20章)。就是说到要做到,而且要坚持到底。孔子还讲过现在思想的道德完备的人不多,可以称得上君子的人,起码要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宪问第12章)。孔子讲
了自己的一段经验教训,过去是听人言信人行,现在是听人言还要观其行,不是盲目地听了别人的表态,就信以为真。他讲“始吾于人也,听其而言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公冶长第10章)。
重视行(即实践)的好处,一是约束自己不说空话、大话。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第22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第27章)。“其言也不怍,则为之也难”(先问第20章)。二是重视实践就不会被人欺骗。所以他讲,“视其所行,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为政第10章)。三是实践了孔子仁政学说,做到了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即言忠信和行笃敬就到处可以通行无阻,无论在乡里和边远地区都是行得通的,都会取得事业的成功。在孔子眼里,所谓事业主要是治理家国,是从政为官,去实行仁政。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行动,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它包含着检查自己的行动,检查自己的言论的内容,也就是有今天的实践的内容。如果说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太现代化了,也太拔高了。但它的确包含着实践检验是非正误虚实的含义,并由此可以看到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历史发展。
孔子的学行哲学把它简单地归入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都是不妥的。现在讲哲学的人,好讲这两个主义,并把这个人那个人,这学派那学派,编派为属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然而,他自己是什么主义,实在是很模糊的,而且他们自己也常常来回地被编派为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其实,何为唯心主义,何为唯物主义;何人始创唯物主义,又是何人始创唯心主义;这两种主义,又有何种发展历程,他们各自又有多少的分支和派别,相互之间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和对立不同之处,实在人们茫然得很。在历史上,千百年来,唯物与唯心斗争不停,谁胜了?谁败了?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哪个主义贡献大?哪个主义贡献小?又有谁能说的清楚。何种主义得胜、盛行,何种主义失势、不为人赏识,往往都是随社会统治者欣赏、喜欢或讨厌、不赞成而变动不定。统治者有成败得失之分,学派之间何尚有成败得失之论,学派之间的胜负,往往只是说明信奉这个学派的统治者胜利罢了。当然,从哲学上看,唯物与唯心都是客观存在,是自古有之,在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之后,这
两个问题就客观存在着。抽象地来看,这是不堪之论,但拿来作教条往具体的人事历史上套,看来总不能有满意的结果。唯心、唯物之错综复杂,人事历史之错综复杂,用简单的办法加以分类,除了在政治上发生暂时效用之外,在学习上并无多少益处的。有的人醉心于抽象概念的讨论,教条式的讲大话套话,似乎很有学问,实在空疏得很。主义是需要的,这是思想的指导,用以来指导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去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容易堕入无用的空话。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处理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去背诵教条,如果只停留在主义的那一些原则话语上,忘记了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主义就成了空话套话,就失去了指导人们行为的光辉意义。
孔子的学行哲学,早在人们提出唯心、唯物之前就存在了,在孔子的学行哲学里,第一,他既强调学,又重视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第15章),光学习不思考,没有一定思想作指导,就会茫然一生,糊里糊涂,反之光整天思整日地想,讲空话套话,不去认真学习,研究具体问题,就像大楼建在沙滩上是十分危险的,他的知识是不扎实,乃至无用的。所以,孔子又讲“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第31章)。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实践本身也是一种学,孔子重视学、重视实践,但他一点也不轻视思的作用,用心思考是同勤奋好学相辅相成的。第二,孔子强调言行一致,认为言行不致的人,如同粪土之墙,如同朽木,不堪重用的。言行一致,也就是要学用一致,在日常生活中要如此,在为政即从政为社会服务更要如此。第三,孔子的学,本身就是一种行,孔子的行虽是一种行动,其本身也是一种学,当然没有今天实践出真知这个命题那么深刻和明确,但是这种意识是有的,也是很确定的。第四,在孔子的哲学中,学与行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学与行是日常生活中的通俗用语,也是最平常、最重要的两件事。因而,学行哲学也最易为一般人所熟悉所接受,而且通过学与行也最易见实效,最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益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这是孔子哲学思想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远远地比所谓唯心、唯物等抽象哲学概念更能影响人们的原因。第五,孔子的学行哲学贯穿于孔子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生之中,孔子本人就是实行这种哲学的榜样,
他是活到老、学到老,他也是活到老行即实践到老。正如曾参所讲:“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泰伯第7章)。因为孔子的人格魅力,也使他的学行哲学更加深入人心,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人们都在依着他的学行哲学在做。
主讲者简介:杨逢春,193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古汉语研究生,师从陆宗达先生研学章黄学说。毕业后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曾任《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局长兼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社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选贤任能》、《干部工作不能哼哼哈哈》等论文,主编大型法律丛书《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主编《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知识手册》获首届全国党建读物一等奖。苏州市儒学研究会顾问。
礼 记 礼 运 大 同 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裹,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