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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人解说“中国”

    胡阿祥教授   2009-10-24

        本报记者 利刚整理 摄影 郑红

        作为一名中国人,你知道什么是“中国”? “中国”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昨天下午,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做客由本报和苏州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名家大讲堂,从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多角度加以阐述,讲述了一个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的“中国”。本报整理了讲座的部分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为中国人解说中国”。为什么要点这个题目?我写过三本和这个题目相关的书,1995年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2000年的《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2008年的《中国国号的故事》。我关注这个领域,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关注这个领域?

        从个人兴趣来说,感到有意思。“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课堂上常常问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让人感叹的是,同学们往往张口结舌或者语焉不详。这是滑稽的。诸位都是中国人,人有姓名,国有称谓。人不可不知姓名,国不可没有称谓。我们的祖先生长在中国,我们生长在中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国,而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名号的来源含义,岂能不知,岂能不解!所以就个人做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从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等大处看,解说“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说文化意义,理解中国的名称,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行为。比如就中国的名称来说,因为“中”代表了正、顺、和平、忠信、合宜等等,所以甚至影响到了中国文化。

        再说政治意义,政府经常说的一句外交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这是什么意思?其他比如说台湾、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我们怎样论证这个问题?

        “中国”是十分复杂的概念。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并以“中国”为正式的简称,而在这以前,没有哪个王朝叫过“中国”,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模糊、多变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民族概念,政治概念的“中国”产生很晚,于是便引发了“中国”的地域范围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

        所以,解说“中国”概念,不是没事找事,而是事关国家、民族、国际关系的重要命题。那

    么,什么是中国?中国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中国名号最早见于西周时期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下上通也。 ”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是相对于外、相对于偏而言的。延伸到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古人视中尤重,就为政而言,要“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礼记?中庸》),以此,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

        那么国字又作何解?在殷商甲骨文中没有國字,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说文解字》:“或,……从□从戈以守一”,“□”为国界,“戈”为武器,“一”为土地,“或”即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孳乳为國者,盖加□以为國界。所以由“或”到“國”,属于文字上的自然演变。中与國两字连在一起,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中國。

        “中國”名号起源于何时呢? 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 民。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初迁居于成周(成周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先是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又《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指武王。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那么“中国”名号见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之前有没有“中国”二字呢?不知道,没有文献依据,没有考古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前一千年到现在,“中国”这一名号已经三千多年了。

        先秦时期的中国概念是不断变化的

        “中国”这个名词或者说名号,随着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名号自从西周初期

    出现以来,迄于战国,大概800多年的时间里,依据当时人以及后来人的说法,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

        其一,指京师。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它是中央的都城,是周天子所居的都城。

        其二,指国都。西周分封的诸侯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到了春秋时期,当诸侯列国强大起来后,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看待境内的属邑时,以中国自居。而以中国指国都,较之以中国指京师,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即从为周天子专用,扩展到为诸侯共享,而所指称的范围仍以城圈为限。

        其三,指王畿。起先指的是周天子都城的近畿,逐渐地,也指列国国都的近畿。这样,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即从城圈之内而到城圈的周围了。

        其四,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列国逐渐强大,形势有了变化,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

        其五,指诸夏国家。周天子分封的国家都是夏的继承者,所以把它的文化叫夏,下面的国家叫诸夏。今天我们说的华夏,是中华和诸夏各取一字叫“华夏”。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周国既可称中国,分封的诸侯列国——诸夏也不甘居后,于是中国也可用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而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就为中国发展成为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其六,指地处中原之国。诸夏国家相对于蛮夷戎狄四夷都统称中国了,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因此在习惯上,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那些位置近(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文化高的诸夏国家,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外围的位置远、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

        地域概念的中国,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再变而至于五、六变?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上是一个美好的名字,“中国”代表着一种文化标准。

        文化概念的中国,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关键是文化,然而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于是蛮夷戎狄不断地中国化,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也就是说,中国华夏、蛮夷戎狄之分,不在族类,不在地域,而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

    又可以说:中国以文化成!中国者,文化之中国!

        秦汉及其以后“中国”成为通用名号

        秦汉统一后,“中国”成为我国通用的名号,无论朝代怎样更迭,都一直使用。就其涵义来说,则较之先秦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则文化意义加强,二则地域范围扩大,三则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

        第一,文化意义的进一步加强。文化的中国对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因为中国代表文明、代表富庶,代表强大,所以让周边的国家羡慕,希望加入这个民族群体。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记云:“契丹主鸿基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人富弼语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此辽国契丹民族之深慕中国。至清朝,满洲统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国。雍正皇帝尝谓:就民族言,“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籍贯(民族)的不同,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而“妄判中外”。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第二,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秦汉以后,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即指称地域的逐步扩大。比如平灭六国与取得岭南以后的秦朝,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皇朝疆域的主体;而西汉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其直接统治区,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发展到清朝,当1759年乾隆帝平定天山南麓以后,西达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东到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置于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于是中国和中原皇朝两个概念指称的地域范围,从此吻合一致。

        而随着非汉民族政权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则不仅从地域上,也从文化上,都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今天是如此,历史上也是

    如此。换言之,历史上的中国,无论是地域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都不仅包括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皇朝,也应该包括汉族以外的非汉民族建立的中原皇朝。

        第三,政治概念的中国,无论空间抑或时间,指称都相当明确。政治概念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话,似乎可从明朝算起。翻检《明史》,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在明清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指称中国,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使用逐渐普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才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据上,由明、清而民国,政治概念的中国由习惯而逐渐走向定型。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理解的政治概念的中国,其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

        现代学者认为: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朝(皇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划等号。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

    清朝前期的疆域是“历史中国”的范围

        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以政治为标准,则历史上的中国,正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所指出的: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具体来讲,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这一范围是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历史疆域来确定“历史中国”范围,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地域的中国的多

    变,文化的中国的模糊,或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近百年来,亚、非、拉地区许多原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在他们原有的即帝国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历史疆域内恢复了独立。根据这样的国际惯例,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范围,理所当然地就是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总之,政治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

        从古到今中国国家的称谓很多

        从古到今,中国国家的称谓很多,又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包括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曌的周)、宋、元、明、清,一共14个统一王(皇)朝国号,以及帝制结束后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这些国号的指称对象,无论时间抑或空间,都相当明确,也就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的代称。第二类即名号,如诸夏、华夏、中国、中华、禹迹、九州、赤县神州等等;名号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涵义也往往多变。第三类是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汉、唐、中国、中华这些源于国号、名号的称谓外,还另有支那、赛里斯、桃花石、契丹四个系列,以及诸如那迦、德卢等特殊称谓;其原型大体不是汉文,而是各种外文的音译。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有一句话:“玫瑰花叫它什么名字也一样芳香! ”这似乎很豁达。的确,中国叫什么名字,都无损于她的伟大!然而,中国人历来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如此,国家称谓亦然!换句话说,在中国,姓名和称谓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所以如此的缘故,与方块汉字有关。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则音、形、义纷繁复杂、变化不定,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殚精竭虑地取名定号,就成为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摘自2009年10月25日《姑苏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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