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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周作人

    余斌   201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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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下午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关于周作人,我曾经在南京图书馆讲过一次,叫《周作人的文与人》,这是一个现成的题目,但是昨天下午,我突然想起,好像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和苏州有关,我就去查他的文集找到了这篇文章叫《苏州的记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突然想换一个题目,就是我想讲一个题目叫《周作人在苏州》,没想到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我要另起炉灶,而周作人实际上和苏州并没有太多的渊源,他所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他游苏州,只在苏州待过两天。周作人早年曾经好多次经过苏州,但是都没有停留,他待的时间那么短,也就没有那么多渊源。我要讲的话,是因为我要到苏州来,我觉得在苏州讲这个,就是我要说的这个对象和苏州之间的关系渊源,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仅可能听这个讲座的苏州人,会觉得亲切,我自己在这里讲,我也觉得,更有意思一些,这当然是可以讲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周作人他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来到苏州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这是时间的一个点,应该说这只是他漫长生命当中的一个点,但是从这个点,可以通向关于周作人这个人很多很多的角落,甚至可以说他可以通向有关周作人的一些公案。关于周作人,熟悉他的朋友可能知道,关于周作人他的一生,有好几桩公案,比较著名的最大的公案,是他和鲁迅的关系,和鲁迅怎么闹翻的,还有一个公案涉及到他一顶很不好的帽子,就是汉奸,这是一个大公案,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人还在讨论,还在争论,比如说他和鲁迅怎么闹翻的,象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汉奸,怎么会落水的,等等。还有很多小的公案,比如说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他有一度和老师的关系也比较紧张,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谢本师》就是不认他做老师了,这也是一桩公案。刚才讲的两个公案都可以和苏州联系起来,他来到苏州,在苏州停留两天,那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来苏州的主要目的就是去拜谒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墓,如果以苏州为一个点,沿着某些线索去追溯的话,可以遇到周作人一生当中的很多问题,我就想到要说一说这样一个话题。我在网上搜了一搜,很多资料还找不到,这也是我所说的,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音频片断,是一个配乐朗颂,就是把《苏州的记忆》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以江南丝竹为背景音乐,然后朗诵,我很诧异周作人的文章也会用这个配乐朗诵的形式出来,为什么呢?第一,周作人的文章其实是很不容易朗诵的,他的文章很特别,他的文章

    很平淡。第二,《苏州的记忆》是和他那一次两天的苏州之行有关系,那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怀疑编这个节目的人是否知道这一点,他可能就是把他当做一般的写景散文,忽略了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对这个题目就更有兴趣。我从周作人的这篇文章说起,在讲这篇文章之前,可能还有必要,对这个周作人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周作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么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份,他在哪些方面有很大的名声,我们来给他定个位。周作人这个名字,最可能联想到的,第一鲁迅的弟弟,第二汉奸这顶帽子,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产生的联想。那么再往下,我们可能读过周作人的文章,知道周作人是一个散文家,如果想知道更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那么知道的人可能就是周作人的爱好者,或者研究者,那么光这三点可以概括周作人,比如说鲁迅的弟弟,汉奸,加上他还是一个有一些名气的散文家。说他是一个散文家,他是哪一个级别的散文家,他有多大的成就,可能我们的了解与实际有距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想象一下周作人是一个散文家,你会想到什么,是会把他和哪些人放到一起。我们熟知的散文家有一些什么人,我猜测我们马上会想到朱自清、谢冰心,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提供一些更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给周作人安放一个位置,他可以安放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要比朱自清、谢冰心这些人地位高得多,不是高一点,是高得多。可以用这样一个概念,区分不同成就的人,当说到作家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名家,有一些人是大家,那么像朱自清、谢冰心、郁达夫、徐志摩,他们都是名家,他们已经自成一家,但是还有一些人,地位比他们更高,层次比他们更高的人,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大概只有两个人,可以说明显地要比这些名家更有成就,应该获得更高的评价,这恰好是这兄弟俩,鲁迅和周作人。周作人当年的名气要比郁达夫、谢冰心、朱自清大的多,这在当时是公认的。当时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常常不是鲁迅就是周作人,他们觉得这两位兄弟的境界要比大多数作家高得多,这是我要补充的,周作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名气那么大,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来讲他,很多人议论他们,这是一个原因。而他的文章这么好,又和他的另一面有关,就是他的思想丰富,他的见识,他的思想比我们提到的那一些人比他们丰富的多,复杂的多。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大家,文章的大家,但是他又不能仅仅用文学家这样一个词去概括他,他有丰富的思想,所以文

    章写得好,思想又深刻且丰富,所以周作人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他是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因为后来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他成了伪政府的官员,他的名声受损,他成为一个反派的角色,使得以后我们在评价周作人的时候,变得不容易达到一种客观。从抗日战争以后,他的声望就急剧的下降,这是我们对他不了解的一个原因。在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以人废言,他的大节有亏,他所写的所说的,好像也不足观,也不足道。当然不能广为人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小学的教育。作家的名声怎样传播的快,传播范围广,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小学的教育,一个作家假如他的文章进入了中小学的教材,那么他的知名度一下子就和其他人不一样了,我们为什么会对谢冰心、朱自清这样的名字这么熟悉,原因就是他们进入了中小学的教材,像当时和朱自清齐名的人,因为没有进入到中小学的教材,名声上就远远不如他们,比如朱自清有篇文章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另外一个作家,他们同时写的,写了一个同题的文章,那个作家叫俞平伯,当时他们是齐名的,后来我们只知道朱自清而不知道俞名伯,原因就是因为俞平伯的文章没有进入到中小学的教材。为什么有些人的文章进入了中小学教材,有些人没有,原因是中小学的教材,作为课文,有一个合适和不合适的问题,有一些比较容易讲解的文章,容易说出这个文章好在哪里,比较能够符合中小学生的接受水平,所以它才进入。像俞平伯这样的文章,比较晦色一点,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好多的教材就不会收它。讲到俞平伯这个人,他的老师就是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它的好处,它的妙处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这就使得他远离了更广大的读者区。当然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一条,就是后来他成了汉奸,就更难进入中小学的教材,甚至他的作品,出版发表的难度都很大。

        关于周作人,他的地位,我们后面还会提到,首先我们要简单地知道这一点,就是周作人是一个地位这么高的作家,地位这么高的人物,论职业的话,,他一直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做教授,最好的大学,名牌大学的名教授。我刚刚讲了,我要从周作人他的《苏州的记忆》这篇文章讲起,这篇文章其实也很能体现出周作人的特点,周作人文章的特点就是非常地平淡。平淡是和能力相对应的,平淡的东西要能够吃出味道来,这就更难。所谓平淡和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在文章的

    遣词造句上面,用浓艳的词,用警句的句式,这就不平淡,内容上如果说得比较集中,比较戏剧化,有起有伏有波澜,这就不平淡。但周作人的文章就很平淡,象这篇《苏州的记忆》,假如把他的这篇游记和我们所习见一些名篇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他这个游记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写景的,特别美的,特别让人过目不忘的句子。这篇文章是在他游苏州之后,将近一年以后写的,这篇文章就说他大概一年前到苏州来过,一直也没写,但是还是记下一些东西了,总该写一写,有个交代呀,后来就写在苏州的经历,到了哪些地方,写他的这个印象,都非常平淡。车站刚下车的时候,他去的几个景点,比如说木渎,他去灵岩,去虎丘,这几个地方在路上都写得非常得平淡,而且写得非常的杂,只要和朱自清的游记一比,和郁达夫的游记一比,这就很明显。我重点要讲的不是他的文章,这个文章是话头,所以我们还是先不管文章妙在哪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周作人的书来读一读,直接地阅读可能才能体会到他那种淡而有味,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就讲讲    关于这次苏州之行,有很多人写过,因为周作人从北京到南面来,在当时沦陷区文化界是一件大事,有别人写了,他的学生,他的崇拜者记者这些人写的,有一些我没有找到,所以我主要还是依据他的这篇文章。到苏州我们先可以给他画一个地图,我没有一个立体的概念,只是根据他的书里面写的,首先他是从南京过来的,到火车站,南方和北方的景物差别很大,一下就听到吴侬软语,马上就让他想起故乡,我们不知道周作人的故乡,我们知道鲁迅的故乡就行了,就是绍兴,绍兴其实离苏州有几百米,都是江南的风光,江南的风光小桥流水的风光是相通的,江浙,吴越,马上唤起了他的乡情,让他觉得亲切,这种亲切感一直惯彻他整个这次行程。下了火车以后,他直接就奔灵岩去了,他对灵岩没有什么描写,他去的最大的两处景点,一个是灵岩,一个是虎丘,灵岩这个字出现了一次,虎丘那个字也出现了一次,仅此而已,其他的一句没有。他感兴趣的是在路上的所见,他在一路上过去,比如说到木渎,一到那就看到河边的屋子,马上就想到他的家乡。在这两天当中,他还去过章太炎的故居,我才知道离这儿就不远,章太炎的故居在锦帆路,还去过一个地方,叫马医科巷,俞樾的故居。差不多这是他的一个线路图,他文章里面提到在木渎那吃饭,有一个石家饭店,还有他去了吴苑茶社,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了,这是吃,而后住在乐乡饭店,后来

    看了这篇文章,后来知道还有,就在观前街,但是我在问别人,这是不是原来饭店所在的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没有人回答我。我在网上看了乐乡饭店的介绍是,1939年这个饭店当时叫皇后饭店,有机会告诉他们这个饭店的人,他们对自己饭店的历史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说到1949年都叫皇后饭店,因为周作人到这里是1943年,那个时候就是叫乐乡饭店。差不多了,这几个点联起来就是周作人苏州之行的线路图。在文章里面他写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吃,他对苏州的点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其实也是和一种怀旧的情节有关,因为他在北京,觉得吃不到这样的糕团,点心,这是和思乡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个他得到的一个印象,苏州这个地方和北方相比,他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的平和,比较的富裕,他看到很多人在茶馆里喝茶,有的是全家人一起去,给人一种感觉,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个地方仍然比较平和,人们过的日子好像还比较富足。还有一个印象,他觉得苏州这个地方有文化,为什么他觉得苏州这个地方有文化呢,章太炎与俞曲园他们最后都是定居在苏州,其实他们都不是苏州人,其实都是周作人的老乡,他们都是浙江人,怎么跑到苏州来定居、落户,他推究起来,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苏州有一种文化的氛围,他还做了一个比较,他比较了离苏州不远的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杭州,他说这几个地方都是有历史内涵,有很多古迹的地方,但他还是觉得苏州更有一种文化的氛围,当然他没有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也不排除这就是他在苏州那两天给他留下的一个美好的印象,让他想对苏州说说好话。基本上可以说他在苏州心情是很愉快的,只有一条对苏州不满,其实这个不满是对乐乡饭店的不满,他觉得乐乡饭店那个地方太吵,这样讲起来,也许乐乡饭店是在原址上建的,因为观前街那个地方是很吵的,他就对此不满,事实上,他住的那个乐乡饭店在当时是一个最好饭店,在苏州是最高级的饭店,他觉得不亲近,这可能和他个人的趣味、修养有关系,周作人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文人,他不喜欢那种豪华的排场,周作人对此不感兴趣,他就觉得吵了点,除此之外,苏州给他都留下印象都是好的印象,从吃、住、行,再说虚一点的,他觉得苏州有文化,不管虚的实的苏州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

        为什么周作人会对苏州有好的印象,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我刚才讲了,这是他对故乡的一种怀念,他一直没有回去,多少年没有回故乡,在江南这种地方,让他有一种回乡的感觉,这个一个原因。除了这点之外,我们到哪里游玩,常常是和我们的心境连在一起的,我们情绪好的时候,比较容易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好的印象。周作人这一次到苏州来心境如何呢,照理说周作人到苏州来,应该是情绪不大好的时候,为什么?刚刚从一个官场上看来比较重要的位子上下来,心情会怎么样呢,怎么会有好心情?说到这儿,特别点明这一点,周作人到苏州来是以一个官员的身份来的,所以他住最好的乐乡饭店,他还带着好多人,这都是公费旅游的,都不是他掏的钱,还有《江苏日报》的记者去接待,这是公费,怎么可以公费旅游,因为他的官员的身份。

        说到他的官身,我们就得倒叙,他怎么会成为汪伪政府的一个官员,成为一个官员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作为周作人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汪伪政府的官员。周作人在此之前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很多读书人心目当中的偶像,很多读书人心目当中他是一个陶渊明式的人物,当代的陶渊明。为什么在人们心目当中,会是这样一个形象?首先他有名,周作人早就出名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周作人已经出名了,他的名声在当时是相当相当的大,他是当时一个比较激进的对传统文化攻击的非常厉害的人。到了3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态度和过去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在哪里,原来他的态度比较激烈,后来态度比较缓和了。30年代是一个比较乱的年代,前面是军阀混战,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一场政变,把中国分成左右两翼,在这个乱世里面,周作人采取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有一点像是一个隐士姿态。所谓隐士的姿态,就是远离这些现实的东西,远离社会,远离这些现实,所以就退隐,可以退到山里去,远离社会,远离红尘,不管周作人本身是怎么样,很多人都这么看。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叫《礼闭户读书论》自己读自己的书,不参与外界的事。周作人经常是忍不住,还要去介入,他的隐士的姿态是被很多人知道的,人们佩服他的学识,又佩服他的,在乱世里面洁身自好,所以他被看作是一个人格高洁的人。我前面讲的,他好象是思想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很多很多人在这个乱世里面,不管是对于左也罢,右也罢,都觉得厌倦,觉得政治斗争里面,很多让人不开心的不干净的东西,让人烦,所以周作人对很

    多人来说是一个偶像。那么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当代的隐士,这样的高士,我不知道所谓隐士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人们都是很推崇,很佩服的,他们好像有一种纯净的、纯洁的人格,不去争名夺利,他们觉得官场是污浊的,周作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去成为一个官场中的人呢,而且这个官是伪官,是日伪的这个官,怎么会这样呢,很难想象,你想象一下,让我们想象一下,说陶渊明当汉奸了,这难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听到陶渊明当汉奸了,我们的震动是不得了的。而周作人当时他的落水,他的和日本人合作引起的震动,可以说就是这样,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周作人一开始是不想当官的,根本没有想到要和日本人合作,当时会想到合作不合作的问题,你是在敌占区,假如你不在哪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个事件的开头,就是在1937年的时候,七七事变,日本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好像是在7月29号,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其实在那之前,就有很多的读书人,很多的机构都内迁,离开北平,逃出战领区,在北京,也就是周作人的单位,向大后方迁移的,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在云南和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起来,成了西南联大,很多人都走了,就是不能在日本人治下做事,但是周作人没有走,整个学校都迁移了,北京大学那么大一个学校,好像只有四个人,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留在了北平。等到北平被占领之后,就很多文化界的人就开始替周作人着急,非常担心日本人逼他为日本人做事,这种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周作人曾经留学日本,做为一个名作家,在日本也有很当大的名望,如果是百姓,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他,像周作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日本人盯上,如果被盯上了,如果和日本人合作,就会背上千古骂名了。很多人特别是周作人,曾经有过那样的清名,当然不希望他的名声被 玷污,所以很多人关心他,通过写信,敦促他赶快离开北平,到没有被日本人战领的地方来。但是周作人没有走,周作人他觉得他要搬迁太难了,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就是一大家的人,拖家带口,老的老,小的小。他一家人也太难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们都有一些老的观念,就是不想分家,三兄弟家在一起,关起门来,好像过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的钱摆在一起用,这里面全是一家人。后来鲁迅和周作人闹翻了,但是家眷都还在北平,鲁迅人到上海了,他们的小弟弟周建人,后来做过人大副委员长,也到上海来,他们的家眷和孩子都是在北平,还有他们的老母亲都在北平,他觉得这么一

    大家子走太难了,所以他说他走不了,但他对那些敦促他到内地去的朋友,发出了一个信息,他说不要把我想象成李宁,而应该把他看做是苏武。各位肯定都知道,苏武和李林都是汉代的人物,都是和汉族和匈奴的冲突有关,李林作为一个汉朝的将,寡不敌众,后来被俘,投降了,为匈奴人所用了。苏武原来是汉代派到那边去的使节,后来匈奴把他扣在那里,想让他为匈奴人做事,他一直不答应,所以在那边冰天雪地的地方,放了好多年的羊,十几年以后,他才回来汉朝的天下。讲这个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表明你不要把我看作是投降人,我们虽然是在敌人的治下,但是我们不和他合作,苏武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当中,历来都被看作气节的象征,这个话很明了了。没想到过了不多久,很多人在报纸上面看到了一个照片,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周作人参加日本人组织召开的一个会,你不是说要做苏武的吗?怎么和日本人合作了吗,马上就出现了很多很多文章,申讨周作人,指责周作人,当然还有很多人,仍然是敦促周作人赶快到内地来。其实在这个照片之前,很多文章都是催他快去,快来到后方。其中一篇比较著名,是郭沫若写的,叫《国难声中怀知堂》,知堂是周作人的号,那篇文章中郭沫若说一般的人,也就罢了,但是周作人这样的人,一定不能让他和日本人有联系,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人,没有几个人,鲁迅以外就是他了,他说如果能够让周作人回到后方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百个千个的,只要他能来我们去换他,这都值。郭沫若讲话一项比较夸张,比较戏剧化的,我们从他的话里面也可以看到周作人在人们当中的份量。周作人说你们不要把我看作是李林,要看作苏武,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不是想骗人,北京大学撤走的之后,他们不走,在这边就无以为继,生活怎么办?北京大学撤走以后,留在北平的教授是有一些补贴的,大概是50块钱,50块钱怎么够维持他们大家,他作为北平的教授,他的薪水大概是400多块钱,400多大洋在当时是相当相当高的收入,一下子变成50块钱,他就想到给人家翻译一些东西,和燕京大学联系,能不能到那里上课,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一开始日本人没敢碰他们。虽然他的收入少了很多,但是他就是不到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去就职。但是渐渐的日子过得非常窘迫,非常艰难,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多次来找过他,叫他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一开始很多次都拒绝了,他给自己的改了一个,就是过去的文人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斋,

    什么什么堂,他原来他的斋,叫做苦雨斋,后来改了叫苦住庵,借以明志,他确实是闭门不出。后来碰到1938年的元旦那一天,学生来给他拜年,早上他们正说着话,后来进来了人,问了一句,你是周作人吗,刚答了一句就拨枪射击,周作人当场倒下了,他的学生也被击中倒下了,后来到医院找来找去,找不到他身上的弹,后来发现他的毛衣上面有一个铜钮扣,这个钮扣帮他挡住了子弹,所以他只是受了皮肉伤,这一枪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后来周作人自己也自嘲说假如那一枪打准了的话,他就不是今天的汉奸,就是烈士,其他的这一切都要另说了,但是那一枪恰恰打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周作人捡了一条命,同时也意外地捡到了那一顶,后来再没有脱下来的帽子,就是这一枪给戴上了汉奸的帽子。但是从他自己的感觉,当然是日人在威胁他,国民党的特工要暗杀他,希望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不要和敌伪合作,还有就是说,中共外围的一些青年学生,要去杀他,不管是什么原因,哪一种是真实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周作人受到这次暗杀以后,知道他生命不保,再有人递给他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次他接受了,在当天他的日记里面,只简单地介绍了一句话,哪里哪里送来了聘书,接受了,事实上不能不当,什么叫事实上不能不当,就是说现在是刀架在脖子上,很多人不是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有当吗,那样的人是英雄是烈士,周作人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一个凡人,一个凡人做出来的是一个凡人的反应。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这一次接受,其实还有他思想上的原因,就是周作人其实对这气节这样一些问题,他早就有过思考,就是说他自己是不看中这些东西的,而且他觉得看中气节,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关于气节的很多事情,他觉得是荒唐的,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周作人不这么看,他觉得很多时候气节就是一个空洞的姿态,与实际无补,就是一个名声,空洞的名声,他过去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周作人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圣无法的人,非是非常的非,圣是圣人的圣,他是一个批判性特别特别强的人,不接受那些规矩,任何的规矩。

        80年代,有一个读书杂志上面,曾经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禁区》在五四那个时代确实没有禁区,要说到思想无禁区,就是当时很多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所谓思想无禁区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想,都可以被置疑,被推到最远的地方,包括大多数人认为的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比如说忠和孝,忠和孝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价值观念,像鲁迅那批人,他们都是怀疑过的,但是没有人怀疑过气节这个问题,这好像是不能逾越的,但是周作人是非圣无法的,他曾经说他是一个叛徒,思想上的叛徒,他对很多很多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都是怀疑的,思想上的百无禁忌和现实又是不一样的,思想上的百无禁忌没有问题,但是在现实当中,其实他是常常又是有所顾忌的,因为按照他的思想逻辑去推,气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空洞的,很荒唐的东西,假如按照这个推的话,未必会标榜,你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举出这样的一个人物。这说明什么,说明气节这个概念还是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他还是担心人们骂他,这是一个失去了气节的人,还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他这个逻辑并没有贯彻到底,一旦遇上了这样的情况,遇到了刺杀的情况,刀架在脖子上,他有性命之忧的时候,他还会用这个空洞的气节,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里面吗?所以这个周作人,碰到这一步了,也就服了一下软,他原先就对气节这些东西是怀疑的,这一步他迈出去了,他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紧接着一个一个的聘书就过来了,北京文学院的院长,还有其他的一些职务啊、头衔。周作人在很多一段时间里面,他一直在消极的,刀架在脖子上面,行行行,我出工不出力。他当馆长,当院长基本上不管事,他不到学校去,很少到学校去。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事可以管。当时的伪政权基本上是按照日本人占领的时间,分成了好几块,最先是东北,就是满洲国,后来占了华北,有一个叫华北政务委员会,而后又占了南京,扶植起了汪伪政权。但是到了1940年年底的时候,华北政务委员会里面的一个人物死了,就是当时的教育总署的督办叫汤尔和,这个人死了要有一个人来顶他的缺,这时候想起了周作人,不是一个人想到,是很多人想到了,因为周作人他很有声望,很容易被想到。第一个想到他的是死掉的人,就是汤尔和希望周作人来接他的班,因为他是留日的,和周作人很熟悉,所以他希望周作人他来接这个班。这样一个位子,在官场上,当然很多

    人要伸手去抓,另外还有一个叫廖冰的人,他想得到这个位置。还有人想到周作人,基本上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就是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觉得廖冰非常坏,本来是国民党的党棍,如果他上台的话,一定会帮日本人干很多事情,他们认为周作人是一个读书人,周作人上台的话,不会干很多坏事,可能周作人这样的人日本人也是会接受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通过和周作人联系,跟他说了这个意思,周作人先还是推辞,说我跟官场整个是不搭界的,根本不熟悉。民国学校和官场还有很大的差别的,如果做教育总署的督办那就地道进入官场了。有些人根据这一点来为周作人辩护,就是中共地下党做过他的工作,听起来那意思是,周作人是被派去潜伏的。其实中共地下党找到他,意思很明确,叫做两害相全取其清,其是是要利用周作人来抑制另一方面的势力,各个方面都找到他,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目的,周作人应该是心知肚明,周作人自己不会这么想,说我是接受他的任务,我以后不会被人骂,他知道他仍然会背上骂名,但是那个时候的周作人已经和过去有了变化,是他思想,他的想法的一个延伸。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他反对所谓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他为什么反对,他觉得那与实际无补,他重视实际的问题。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觉得你拒绝合作,或者是去杀生成仁,都与实际无补,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思想叫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伦理之自然化是指那些伦理道德要符合人性,比如说三纲五常,那个是违背人的天性,所以他写伦理道德要符合人的天性,人的生活本能。所谓道义之事功化,就是道义上的东西要变得对人的实际生活要有所助益,有好处。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我任一个伪职,我消极,我不办事,我不想廖冰那样投入,反而不是好一点吗?这还能起到一点作用。有这个背景,这样他就接受了这个位置。这个不同了,他真地变成了一个官员,在周作人的日记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多好多官场,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也多了。作为一个教育总署的督办,他要到处去发训令,要出现在好多公开的场合,要抛头露面,要扮演那个角色,他要去讲大东亚,要去日本看望,拜见天皇,看望日本的伤兵,还要给日本人捐款什么的。所谓督办,这个督有点监督的意思在里面,那个督办在明国是就有的官职,是这地方的最高长官,所以教育督办就相当于教育部长。事实上周作人抛头露面的时候就很多了,周作人穿着日本的军服在给年轻人训话,这些东西都是日伪宣传的内容,这也是不可避免

    的,办什么角色,演什么戏,这个都变成他的职务行为了。周作人有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道义之事功化,处在这个位置上做点好事呢?比如说保护北大的校产,有的时候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地位,有些事情是做得到,保护北大的校产不受日本人分割侵占,后来人们清点北大校产发现校产是没有受到的损失的,反而是有所增多。还有一些行为,比如说这个日本人要搞什么聚会,要学生一起去参加,周作人说学生就学习的,跟这些政治离得远点,教育部,教育总署不下令学生就不去参加了,后来日本人发了火了,周作人就不敢再这样。但是周作人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和日本人合作了,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病,这个心病一直没有解除。他做了官,他对于做官的行为,做教育总署督办的这个职业,有的人说他变了有点真,变的像官员了,也有人说他还是像读书人的本色。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官原先是准备还是一直做下去的,到了194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汪精卫政府成立一段时间以后,华北政府委员会,也变成南京政府一块的了,这时候下了一条命令,华伪政府解散。这些人又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官职,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周作人的份了,这是因为有人想把他顶下去了,周作人的日记里面写到这一点。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华北这一块头头的一个人,这个人对周作人不太好,要把他顶掉,这个对有的人说了,周作人是个读书人,他不想干,他不适合干,这是一种说法。而后对另外又说,周作人不好好干事,干事不卖力,日本人不喜欢他,总之想把他弄下去。不管周作人他骨子里是一个怎么排斥官场的人,以这样的方式下来,丢了官还是不太好受,在日记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甚至是某种愤怒,正好这是在他罢官以后,这是1943年年初的时候,而后在1943年的4月,他就到苏州来了。他来的第一目标不是苏州,是要到南京去,他这个官职不是被免了吗,而南京政府又追认他为伪国民政府的委员,我们都知道虽然是官场的,就是挂个名的,让他到南京来,让他到南京来接受这个职位,到南京来讲学,他是这样到南京来因为他想去拜谒一下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墓,他就到苏州来了,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在罢官之后,前面我们也说过,他还是有点耿耿于怀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下好了,我又可以回到那样的状态,读书的那个状态了,这两个说法不是有矛盾吗?其中两方面都是真实的,他有那种特别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被人给整下去了的不满,另外一方面,因为周作人本身是一个读书人,过一种书斋的生活,是他最最喜欢的,一种平静的书斋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来到苏州。他在苏州可能比在南京的时候更放松更舒服,因为在南京的时候他接触到的那些人还不象他在苏州围绕他周围的人那么有文人气,在南京他可能还要到一些场合,就是官场的一些场合,因为在南京他还有任务,不是讲学吗,他还要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演讲,演讲虽和日伪关系不大,但是这也还是一件事啊。但是到苏州来,他纯粹是一个观光客的身份,他觉得在南京和北京已经不一样,但是到了苏州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人,什么人和他在一起游玩,晚报的记者,当地的文人,从上海赶过来的敬仰他的,崇拜他的一些文人,刘雨生、陶康德啊,到场的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南方文坛上的人,都是比较推崇周作人的,他好像回到了,好像重温了他所熟悉的生活。特别是是在这两天,什么生活,一种文人雅士的生活,在这边,他做了些什么,吃、喝、玩,他在十佳饭店里面,他做诗,他题字,这都是文人式的游历,他去的都是名胜,和他去的人都是和他关系比较密的。他去俞曲园的故居,俞曲园是章太炎的老师,可以说是他的师爷,他中国历史上只佩服几个人,其一就是俞曲园,当然还有一个和他特殊的关系,就是他的学生俞平伯是俞曲园的孙子,还有这层关系,他都觉得亲切愉快。章太炎是他的老师,他去拜谒他的墓地,这都是让他心情很愉快的事情。

        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下,他会对苏州留下这么好的一个印象,当然他到苏州来,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最直接的目的,是去拜谒章太炎的墓地,章太炎是他真正认为可以称的上是他老师的一个人。很多人从私塾一直念到大学,可以说是有过很多老师,真正给我们影响的老师其实并不多,章太炎是给过他很大影响的。在日本的时候,他曾经和鲁迅他们一些人自发的请章大炎来给他们讲课,他们确实受到章太炎很多影响,但是他后来和章太炎有冲突,这个冲突不是个人的,是因为在26年的时候,就是北伐正在进行当中,这个章太炎呢,就是反对北伐,还写信发通电,要求讨敕,这个做法让周作人很看不下去。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谢本师》,说这个章太炎就是老是喜欢发这种申明,他老是以为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华是他的所长,而周作人都认为章太炎是一个国学大师,他不要参合那些政治的事情,他一定会培养出几个好学生写出几本好书来。章太炎不听他们的,而且参合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荒唐,他说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他的老师,所以公开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鲁迅也是一样对章太炎不满,但是鲁迅就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这是20年代的事情。但是他到苏州来,其实不要等到他到苏州来,这个时候的周作人和他过去的想法显然是完全不一样了,在此之前他写过怀念章太炎的文章,这个时候他来到这里,来拜谒章太炎的墓地,我想他心中可能会有一种对他过去的就是谢本师的一种追悔,有意思的是,他觉得这个章太炎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不该卷到政治里面去,很多人对他本人恰恰也是这样看的,就是觉得周作人是一个读书人,应该生活在书斋里的人,应该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的,绝对不应该卷到污浊的官场里面去。而周作人恰恰有一段时候,陷在这个官场里面。虽然没有人来象他那样谢本师,因为你周作人当了这种伪官,我破门了,不做你的学生,虽然没有人这么讲,,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报刊媒体上,对他的指责铺天盖地,他就像那个章太炎让他们这些弟子失望,他是让更多的人失望。不知道他在章太炎的墓地里面,会不会想到这些。事实上,在那以后,周作人写文章的量急剧地增加,我们说他到苏州是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候,是在一个他是以一种很特殊的心境来游这个苏州的,至于说他的丢掉了督办的官,对他是好是坏,但是有一条是无可更改的,他因为更早的时候的那一个选择,就是说和

    日本人合作的,这样一个选择,使得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被人们以一种更挑剔的眼光来对待了,而这一切从最初他没有离开北平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他离开了,一切都另说了,如果那一枪击中了他的要害,一切也都另说了。有的时候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充满偶然。当然他到苏州来也是一个偶然,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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