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和我共同讨论文化和人的关系，今天上午有记者问我对苏州的印象，事实上我是第二次到苏州，五六年前到苏州是我们民盟中央到这里开了一次会，但开完会之后我就匆匆返回北京去了，昨天进入城区天已经黑了，今天早晨我在房间里看书，没有到外边来走。上午记者问我对苏州的印象，我无从答起，但是几分钟之前和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工委书记交谈了之后，我对苏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由于图书馆形成的，那位书记告诉我，我们的图书馆多年前曾经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点，这一点使我非常地感动，我觉得可能在全中国这是唯一的一个事例，市委市政府在搬迁的时候，把这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还给了公众，而且决定做图书馆，刚才要我在签字册上留言，我题下的是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在前不久回了一次我的家乡哈尔滨，在旧贸市场上，翻阅到一批资料，应该是30年代的，因为大家知道30年代曾经有一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流亡到中国的东北哈尔滨。在那些资料中，我发现了一份关于图书馆的，就是那些犹太人有穷人，有富人，有知识分子，持不同证件的犹太人集中在一起，他们在哈尔滨市首先办的是免费图书馆，这令我非常地感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民族和图书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讲到图书的时候，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其实我是很不习惯到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讲座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要发言的时候题目都非常庄严，比如说对电影厂开会，就是讨论对某一个剧本，投入拍摄还是不投入拍摄，你的意见，你的看法，在电影局开会也是这样，那到了大学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讲的每一堂课也是事先征求了意见，就同学们下一堂课要听哪些内容，要讨论哪些，而且这都是有一个系列性的关于文化的思考的，唯独坐在图书馆里，我经常是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什么呢，尤其是面对人和文化这么大的命题的时候，我想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对文化的理解也完全不同，我要从哪个角度开始讲起呢，所以来之前，我就想，第一必须到苏州来，因为这一件事情要说起来差不多是去年就开始和我联系，然后一直拖到去年年底没有来成，今年年初我有创作任务，3月份又开两会，开完会学校里边又刚刚开学，这件事既诺之必践之，就一定要做完它。

    第二我在想，在图书馆里讲课，这应该是我的最后一次，因为我今年已经63岁了，而且颈椎病又非常地重，坐飞机坐一个半小时，下飞机就全身不会动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常年的伏案写作，不仅受颈椎病的折磨，还有就是话语表述已经相当得不自信，特别地不流利，跟年龄也有关系，30岁的时候喜欢发言，40岁喜欢辩论，到了63岁的时候突然变成不想说话，我在许多开会的场合会静静地听别人发言，哪怕我不同意，我有看法，但是几乎不产生和别人辩论的冲动，，当我要反驳别人的时候，当我要发言的时候，我总是想问自己，我对这个问题思考清楚了吗？当我这样一问自己的时候，好多发言我就咽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许多问题原来自以为思考得很清楚，但是一问再问自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信。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两会中关于公民纳税的这个额度，我曾经提出过是5000元，我希望早就应该定在5000元了，那么现在的话，有关的专家替政府做出了一个预估的数额，是3000元，网上就开始在讨论，我本来也想参与的，我参与当然会坚持5000元，我坚持5000元的观点是这样的，原先是2000元，提高到3000元，也不过是将要纳税的人少交了100多元，提高到5000多元才少交了400多元，那就按照5000元来计算的话，国家也不过再拿出9百亿，或者1000亿，或者1900亿，这听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国家来说是小头，这个话题还在凤凰卫视展开过辩论，我听了专家们的发言，我心里边就很生气，这些专家说是经过测算的，一般来说一个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在一般的城市他吃饭一般的日常支出差不多2700多少，多少元，就已经足够了，我们现在定到3000元，还比我们预测的额度还增加了呢。我心里就在想，这些专家明明党和政府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叫你们提出，你们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多想一点呢，当你说出这个话，2700多元就已经够他们生存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他们活着，难道你把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就定在以活着为起点了吗？都给了你这个责任，你为什么不提出来5000元可以呢，按照国家国库的实力当然是可以的，因此就按捺不住就想要表态了，但是转而一想呢，定在5000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国家的65%、70%甚至75%的人，都是不纳税的人，因为试想我们大多数人，我们生活中这些工作的人，包括从

大学毕业一直到40岁左右的话，大多数人现在还没有超过5000，那么一个国家60%到70%的人不纳税，长期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时候就开始问自己了，我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吗？没有想的清楚的时候，就劝自己，暂且不要发言。

    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城市的图书馆，也是这样的场合，大约在30分钟之后，有一位30余岁的一位女士，衣着非常时尚，看起来应该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士，几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的就站了起来，我说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她非常匆忙，非常着急。她说你已经讲了30分钟了，我已经听了30分钟了，到现在我没有听出来，你的报告对我儿子的作文分数的提高有什么指导的意义，我下午请了假来听的，我的儿子现在作文的分数很低，当然所有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的，他的分数一再低下去的时候，然后不能上好的高中，然后不能上好的大学，我现在要用快捷的办法，类似语文作文全攻略，你告诉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什么办法。我想了想我真没有这样的办法，同时我认为，有了我也不告诉你，你凭什么那样做家长呢，这种家长就以为我在外面辛苦，我在外面挣钱，我把我独生子女的这个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别人，或者推给社会，别人和社会向我要钱吧，我给好了，我不差钱，我儿子的英语提高的问题，数学提高的问题，而且大家要花钱买到都是知识能力，没有一个家长说我的孩子他现在的心理需要有人引导。我没有这个能力，事实上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有这个能力，当一个人确实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说那我来花钱买，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重视自己心脏问题，尤其孩子心跳加快了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我说孩子每到考试的时候都心脏加快，你在医院里会看到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心脏科，但是我们有关心到我们孩子的心理问题吗？

而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当然是一个问题，就如我们电视里报道的这个药家鑫这个案子，大家在讨论来讨论去，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我本来也想参与，但是我没有精力，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吗？当然和文化有关，当然是文化缺失。我举一个例子，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前边是急转弯》，是苏联作家写的，后来还拍成过电影，这本书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青年大学毕业之后分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科研所，科技精英，才华横溢，有美满的爱情，领导器重，同事们都很羡慕，一切好运气都包围着他，他的生活当然也很快的

就接近莫斯科的上层，自己很快就买了车，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开往莫斯科去和他心爱的姑娘约会，有一天晚上在路上转弯处，车灯照到血泊中卧着一个人，向他伸出手来求救，他的第一反应，因为他已经刹下车了，第一反应是刹下车来想营救，但立刻的反应是没有旁证，没有别人看见，谁是肇事者，万一这责任落在我身上呢，当这一个念头一旦产生的时候，接着有一个细节，他转身看了一下他车内，车内刚刚换的雪白的车坐套，从那样一个闪念到这样的一个闪念，对于一个人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他已经踏下车的一只脚又收回去，拐了一个变开出去了。以后的几天他记忆中会有一种阴影，但是再过后几天他会遗忘。这件事情发生了，有关方面要参与调查，他就受到了调查，受到调查的时候领导保证，我们这个青年是绝对不会这样，同事们也来保证，爱他的姑娘甚至觉得受到了羞辱，这是我的爱人，我是那么了解他，但是被撞的这个人没有死，但他清醒的说他也来作证，不是他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的情况只不过是我向他求救，他没有救他绕过去了，因为这个，领导们非常诧异，我们如此栽培，如果器重的科技人才，他会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吗？同事们也非常诧异，包括爱他的姑娘也不可能再爱他。我在想，有一本书发行在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本书发行了那么多人看了，这能保证这个国家绝不发生药家鑫那样的事情吗？可能还不能下这样的定义，我也不知道苏联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想到，如果一个人他是少年，他看过这场电影，这一个问题，这种教育，在他的记忆中印下的痕迹，以后他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做药家鑫那样的事情，文化缺失。

    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北京发生的关于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在高速公路上拦截一辆运输了很多犬只货车的事情，然后也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在论坛上辩论过，报社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怎么说呢，在高速公路上那样去拦截，我肯定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个做法会导致高速公路的瘫痪，甚至会有其他的事故。但是我也在想，确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不吃狗肉的，当然人家有的国家，比如说韩国跟朝鲜吃狗肉，我们也不能去干涉，联合国也没有一个法律。但是我也在想，我们中国人非得吃狗肉吗？这想法基于什么呢，作为人类，我们现在能吃的肉还少吗？牛肉、羊肉、猪肉、鱼肉、鸡、鸭、鹅、各种各样的鱼，海鱼、河鱼、虾，一个人诞生在世界上，他

要吃有营养的，他要吃其他的肉类，但是这些是不是已经够我们吃了呢。好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和我们是有不同的，我们原来在吃这方面，下的功夫太大了，各种菜，各种水果，人真的要吃那么多东西吗？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孔雀那么美的一种禽类，我们有人会想，它的肉是什么样，好吃吗？那我们把它家养，告诉你，我有一次到某省去，看这个菜单上说孔雀肉，我突然非常惊讶，然后他给解释这是合法的，因为是我家养的，就算是合法的，你又何必去吃它呢。还有鹦鹉肉，我们非得多吃一口鹦鹉肉吗？吃完了之后我们在哪一方面能显得比别人高一点呢。我们吃娃娃鱼，我们有那么多鱼虾可吃了，还非要吃娃娃鱼，吃的时候还要想办法活蒸娃娃鱼，我听别人介绍过，很多的吃法，就是活的娃娃鱼就放在蒸体上，那个鱼会想动，上面还压着石头，仔细一想我们还像人吗？还要吃泥鳅，最民间最好吃的菜是泥鳅穿冻豆腐，然后说是把冻豆腐在锅里，用开水去煮，泥鳅同时也放进去，当泥鳅感觉到水热的时候，就拼命的往冻豆腐里钻，这样钻进去就煮熟在那里，然后一看，把豆腐一篇一篇的切开，这豆腐中还夹着一段一段的泥鳅肉，哎呀，太费工夫了。我们还要吃猴脑，我想象不出来对于现代的人，桌子中间挖出一个洞，然后有一只猴子的头盖颅呈现出来，然后还要亲自去用刀都给刮干净，猴子的头咔在这里，他不能动，惊恐的眼睛望着，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小锤子敲开头盖骨，就这样吃猴脑，我们的这种残酷已经超越了任何动物。谈到吃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点，我在许多小说里也提到过，《年轮》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情节，困难的时期，那是我的经历，我们捡到的狗是在医院里做过实验之后，它失去了平衡，就是吃食都已经吃不到口中，那是我在路上捡到的，虽然狗不能吃，我把它抱回家里，我母亲是不同意的，当时我父亲在四川工作，管不到我，最后我母亲同意了，把它养大了，后来被建筑工人偷去把它吃了，最后用报纸包了一条狗腿给包到家里来，我母亲非常愤怒。我在下乡的时候，我也觉得，下乡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爱过狗，那还是我们宿舍里从小养到大的狗，或者说是所有知识青年的狗，但后来我们这个连队要动迁到别的连队去，就有那样的青年，他们一串连10几个，要把这狗吃掉，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他们有了力量了，别人也阻止不了，连队里也不能反对，因为他们要吃一条狗这很正常，可是这狗是我们从小养大的，是大家养大的，然后吊在单杠上，吊在单杠上，狗又不是顷

刻就吊死的，拿铁钳，拿榔头就去打这狗，一打狗绳子还断了，跑掉了，最让我心疼的那一点，就是半夜里狗居然还回来了，又回到宿舍里，又在床前，像没有受过伤害一样叫着，然后我们都醒了之后，狗都肿成那个样子，但最后还是要把这狗吃掉。

    由此我回想到以前的年代，就在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种年代，孩子们经常恶作剧，虐待一只小猫，虐待一只小狗，流浪的猫不断把它投到一个水沟里，当它上岸之后再投过去，然后大家感到一种开心，我把这样的事和文革中对对待自己的师长，包括对待家长那种凶恶是联在一起的。而最让我感到心疼的事，这是我家乡的事，有一次我回家乡走夜路，回到父母家，走在人行道我突然吓了一跳，因为那个饭店就开在临街的门面，就在人行道上并排着五只狗，这五只狗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杀狗要剥皮退狗毛，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现在都不是那样了，现在是把狗吊起来之后，然后用那个电焊的喷枪，去把那个毛烧掉，我发现五条狗都在脱毛，其中有三条狗在抽动，在呼吸，没死，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但是所有的画面我一闭上眼都会在我眼前浮现，它对我身理都造成一种刺伤。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但需要文化的养育，这种养育恐怕最初的时候还要从善的教育开始，我们得从这个起点。有的人会说对动物你们要善，还要那么多穷人，还有那么多值得同情的同胞呢，等等等等，说到底我们和动物之间的这种爱心，最终是为了人和人之间的爱心。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对动物特别凶残，我能抱希望他能成为我可以信任的，在我受苦受难的时候他能够见义勇为的一个人，我才不相信用自己的高跟鞋去踩踏一只流浪猫的女士，说她会在社区中在单位中她是一个是善意的，跟同事关系很好的人，我倒是反过来相信，这样的人很危险。包括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说一个孩子，上海的，由于出国的事情，在飞机场上连刺了自己母亲那么多刀的那个事件，这也跟读书有关。不要说别的书里边怎样写到母亲，就说本来就有两本书叫《父爱》、《母爱》，因为这书中收集了我的母亲，我就打开目录看一下吧，我打开目录一看，有老舍先生回忆母亲，有萧乾先生回忆母亲，有季羡林先生回忆母亲，有林语堂先生回忆母亲，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回忆自己的母亲，我看了之后也很感动。人家问季羡林先生一生中最大的懊悔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懊悔就是我母亲去

世的时候，我没有及时赶回去，每一想起这一件事，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他最后还是回去了，他母亲已经在棺木中了，当时的心情恨得不得一头也撞在棺木上，和母亲一同去算了，母亲含辛茹苦是那么的不容易，她在最后三天里面想我，可我没有回来。萧乾先生怎么写母亲的呢，他母亲身体不好，在生病，终于有了工作，拿了第一份工资，第一时间就想到买罐头给母亲吃，回到家里亲自把罐头喂到母亲的口中，可是那时候母亲已经咽不下去了。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想到自己的母亲的时候说，就没见她穿过一件新衣服，没见她吃过一顿好饭，她就这样去了，然后连用了两段话。“还说什么呢，让我还说什么呢”。那我想我们的青年人，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那一个青年，他如果看到这样一本书，他会换位思考，体恤他母亲，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供他在美国读书，肯定是多么不容易，书肯定是养育人的嘛。

    我又想到我自己，我自己跟书的关系，我一直对书是心怀最大的感激的，除了感谢父母养育了我，再接下来我就是感谢书籍，因为什么呢，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是作家，文革已经结束了，某一年德国有三家电视台同时到我家来，德国的国家电视台不过就四、五家，三家都来指名要采访我，地点就是北京的一个叫做黑土地的一个地方，黑土地是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办的一家餐厅，据说那么多知青后来都喜欢到那里去，因此大家有一种怀旧的情趣，墙上都贴着毛的照片，上山下乡的照片语录等等，那个年代已经有名片了，墙上贴了各式各样的名片。第一个是要采访我，第二经过我朋友来说，第三个指出要在黑土地，那天还下着小雨，跟现在一样，我说我们去吧，摄影师从各个地方拍摄我，站在语录前边的，站在名片前边的，然后终于坐下对着人家，人家举几个问题的时候话锋陡然一转，你现在已经是作家了，你当过红卫兵吗？那你谈一下当红卫兵的所做所为吧！

    那一次的摄影师是非常著名的，有一部电影叫《紫色》，他是《紫色》的电影摄影，对着镜头我说，德国的先生们，女生们，你们到了中国，可以说是历经了各种坎坷，然后找到了我，我只好说我对不起了，你所有的采访在我这里可能要落空了，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红卫兵，这肯定会使你们失望的。因为恰恰是在文革中，我知道了应该怎样对待人，我到北京去大串联，回到母校哈

尔滨市第二十九中，由于学校两边都是大字报，已经把窗子都挡上了，又是冬天，我走在走廊的时候，从男厕所出来一个剃了鬼头的女老师，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就剃的乱七八糟的，还不许你戴帽子，我的语文老师，她姓庞，脸已经浮肿，我知道在我离开了她经受了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为她做什么，我希望教过我的老师能够幸免这样的结果，但是依然是这样，我能做的就是退后两步，我要恭恭敬敬的给她鞠一个躬，庞老师您好，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委托我一定要见到您，向您问好，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这所中学同时也是我哥哥的中学母校，我哥哥又是这学校的好学生，所以好多老师都知道我哥哥，也认识我母亲，他们也确实说过，说你在学校里边不要做那种坏事，你见到这些教过你哥哥的老师们都要问好，当时这老师转身到厕所里去哭了一通。后来隔了若干年，文革已经结束的时候，她还专门打听我写信给我，她说那一鞠躬至今没忘，多少年来是一种安慰，还有学生这样对待我。我离开学校的时候，离开教学楼的时候，看到又一个身影，那天下大雪，在大学里扫雪，我知道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女的，我一定要绕过去，给她鞠一躬，对她说宋主任，我哥哥，我母亲都委托我向您问好。你要求少年在那个时期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做的吧！不做坏事是可以做的吧！没有文化，我看一点书，在那么个年代你根本就守不住这个底线，所以她后来的时候，也到北京来了，因为她女儿也在工作，也到处在打听我，也会给我写信来，而恰恰是在那样的年代，我和一些作家，产生了、建立了忘年交的友情，因为他们都被打倒了，都被安排在工厂里劳改，有的时候就会碰到，我读过他们的书，偷偷地和他们接触，接触下来之后觉得这是一些好人，比我平时接触的被认为的好人们更好，这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人家德国的电视台，人家就在那里了，你说什么，你就忏悔？因此我对着电视台我可以说，我就个人免了忏悔。

    书告诉我，除了父母告诉我还有书告诉我，那么我在那之前都看了什么书呢？那时候的读书既简单也不容易，说它不容易的是说你几乎很难自己拥有书，尽管一本连环画才两毛多钱，一本长篇小说才2元多钱，但是那个时候40多元有时候要养五、六口家，2毛钱是可以买10斤菜的，2分钱一斤。所以中学生很难有钱自己买书，但我也还是拥有一些小人书，当时捡鞋底呀，捡牙膏皮，捡玻

璃，一分一分攒的，攒到了两毛几分钱，然后看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一本连环画，把它买回来，买回来我还租过小人书，租小人书的钱还可以多买一本。另外那个年代的话，还有街头巷尾有许多小人书铺，我不太知道苏州这样的城市有没有。小人书铺给我留下的印象才温馨了，每一个小人书铺至少有二三百本连环画，把连环画的书皮扯下来，贴在一起编上号，贴在墙上，那都是非常低矮的小房子，但是它为什么温暖呢，因为那么多书，对于孩子相对于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外面静静地下着雪，里边火炉上坐着开水，一位老爷爷在那安安静静地半打着磕睡，吊着烟斗，所有的那些长凳都是被衣服磨得光光的，一个少年兜里揣着三分钱，就可以在小人书铺里面看2、3本书，如果有孩子坐在那里，那看书的情形就非常的浪漫，而且温暖，幸福，还要什么别的呢，学习了一天，工作了一天，那才叫人文的海洋。

    我就是在那里看的屠格涅夫的《木木》，我想问看过屠格涅夫《木木》的请举举手我看看，只有那位老阿姨和那位老先生看过，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书了，《木木》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屠格涅夫是出生于贵族地主的，他的祖母是庄园主，他从小在很长时间跟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按今天中国的说法就是严厉的地主老太婆，带着他到庄园去的时候，有一个守门人，又聋又哑又丑，个子高高的，有一个小屋，他来看门做这些事项，只给他黑面包而已，但是他需要感情，他只养了一只小狗，由于他是哑的，他叫小狗的时候发音只能是木木，那小狗就跟他很亲，这样的人和狗相依为命。有一次女地主到庄园里来，小狗觉得是生人，就对着女地主吠叫了几声，可能还咬破了女地主的裙子，然后女地主生气了，也就是屠格涅夫的奶奶，下令必须把这狗处死，这命令一级一级的传达下来，最后就到了这个聋哑人这里，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他抱着小狗离开，离开他就流浪，要不他亲自把这小狗处死，因此我至今还记得书中描写的那样一段他坐在船上，亲自给他那么爱的小狗项上拴上绳索，另一段拴上大石，他先把这个小狗抱在怀里，小狗是以那么样信任的目光望着他，最后他还把小狗沉下去了。这是一个习惯接受命令指令的人，但是没过几天，这个聋哑人也就从庄园里消失了，屠格涅夫事实上是通过这样一篇小说传达出了，在最草根的一个人的心中，他的人性需要怎么样被一个地主婆剥夺，他也进一步强调了人和狗之间的这样一种可以交流的一种感

情，这是一篇谴责小说，是谴责封建。我想屠格涅夫的这种情怀，托尔斯泰肯定也有，因为托尔斯泰也是贵族出生，他到晚年的时候把土地都分掉，把农奴都迁走。读过屠格涅夫小说的这样一个青年，他以后会对猫呀狗呀这种小动物下狠手吗？我想不会的，书就是这样在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它去化解了。我还读过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这也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篇短篇，月初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毕业生一起吃饭，有一个同学就问我，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男生，我喜欢的学生都是男生，现在来看我的都是男生，女生都学外语去了，她们靠外语找工作，只有这些男生来找我探讨文学，探讨文学和人的关系，所以才有这种师生关系，他说老师你们说的那些名著要求我读，我也读过，你经常说的情怀还有感动，我没有被感动过，当我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我就没有感动。我说我也没有感动，安娜死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感动，因为那里写的是贵族，贵族男女之间的婚外情，这个感动不了我，演一出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舞台上要死要活也感动不了我，我说我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就有一些些受影响，至少是同样是贵族家的女儿，娜塔莎被纨绔子弟捉弄了一番之后，后来一个贵族彼埃尔最后和娜塔莎恋爱了，同时还有安德列伯爵，但是一旦说法国拿坡仑的军队打过来了，他的那种责任感的上升，立刻穿上军装，还有安德列伯爵的弟弟，是一个少年，当自己的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都毫不犹豫的穿上军装，所以我们谈西方的贵族，包括俄国的贵族，一方面有托尔斯泰笔下所批判的那样，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批判过的，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真正的贵族精神其中就包含着责任感，贵族精神中其实也包含着怜悯，同情。  

    我读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的时候，我不能说感动，但它影响了我，而我对这种影响无怨无悔。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说年轻的托尔斯泰当时在边塞的炮兵部队做上尉副官，他和司令官的女儿谈上了恋爱，周六的晚上在这个司令官的官邸中举行PARTY，在花园的一角，大家在饮酒，在谈诗，都是非常高雅的话题，突然在花园的另一边穿来了哀嚎声，有士兵在执行鞭苔，有一个士兵开了小差，他回家看孩子，把两种场合并排在一个夜晚，一个美丽的夜晚，美丽的环境中，彬彬有礼的人们，对于托尔斯泰在当时是不能接受的，他首先问为什么，孩子说他们在工作，在执行我父亲的指令，托尔斯泰说，在这个夜晚，我听到哀嚎声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能不能请你跟你父亲说一

声停止，女孩说不能，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工作，我们都不参与我父亲工作上的事情，你如果要做我的丈夫，要做司令官的女婿，那你以后应该习惯听到这种声音。托尔斯泰愣愣地看着她，就弯下腰去拿她的小手吻了一下，说我只有告辞了，他转身的时候，说上帝呀我差点使这样的女孩险些成为我的妻子，哪怕她是爱神的化身，我也不能和她结成连理。这篇小说我个人觉得，即使这篇小说放在中国人眼里，在大学讨论的话，会不一样，有人是会赞同，工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你要娶人家的女儿，当然你就得习惯了，我支持那女孩，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当时给我的想法是我赞同托尔斯泰。因此我经常说，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说家，只不过有一点稿费，写小说还得了颈椎病，那也不是任何一个女人，只是因为漂亮就可能进入我的半径，我还需要小心的审查一下你是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样的女人呢，如果是的话，我连接触都不跟你接触，这个小说是影响过我。

    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中还有一篇课文叫《猎人海力部》的故事，听说过《猎人海力部》的故事请举举手，多了一点，但都是老先生，我们受过那样的影响，因此我们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但是我突然想共同语言就我们寥寥几个吗？今天社会会变成这样吗？猎人海力部的故事讲什么呢，有一个叫海力部的蒙族猎人，他在打猎的时候救了一条受伤的小蛇，这是蛇王的女儿，蛇王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然后就跟他说，你有三个选择，第一财富，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珠宝，猎人海力部想了想，珠宝对他没有意义，他不想成为多么富有的人，他觉得他现在作为猎人的这种自在的生活很好。你可以成为有权利的人，可以成为部落长，他又不想去统治别人，最后还有一点，他说我可以教你听得懂百兽、百鸟、百虫的话语，这使他感兴趣，他说我太想知道，然后就教给了他这个秘诀，又有一天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动物、禽类、小虫子们都在飞快地转移，他听得懂了，它们在说山洪就要爆发，而他的部落就在山下，他的第一反应是挨家挨户的去告诉大家，赶快转移，否则生命会有危险，我们的部落会有危险，没有人信他，因为他不能说破，他不能说他救了蛇王的女儿，蛇王怎么样传授给他这个秘决，当他一旦说这一点的时候，蛇王已经告诉他说，你会化成石人，石头的人，这时他很着急，他看到奔跑的动物和禽类们的速度已经更快了，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说我告诉你真相，但他这样说的时候，别人也不相信，但是他每说出一句

的时候，首先从他的鞋开始，然后从他的脚，从他的腰，一段一段的，他最后就变成了石头人，当他最后把真相说出的时候，他整个就是一个石头人立在那，这时部落没有人不相信他的话了，大家全都是转移了。这个故事给我这一代人的印象也很深刻，当你一个人的安危如果和那么多人的安危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把个人的安危置于度外，我现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甚至我相信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先行拔腿而跑，但是如果有时间给我来考量的话，我的理性考量可能会选择海力部那样的过程，因为什么呢？我们汶川大地震不也有范跑跑的事情吗？我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因为那种讨论提醒了我，因为我在想没有那种讨论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虽然我面对的是大学生，可能一发生天摇地动的感觉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会向门口跑去，幸而我对自己说，幸而这个事情讨论了，对我是一种教育，在这件事之后我会保持镇定，我会第一时间跑去，但我会把门打开，让同学们赶快走，这就是书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看猎人海力部的这样一种精神，在全部西方文化中比比皆是，你看美国大片里的到处充满了这样的精神，太多了，我们说人家的文化有问题，好像我们警惕千万不要那样的文化影响了我们，那样的文化真能影响我们吗？我个人的感觉真影响了倒好，拯救大兵瑞恩的文化影响了你吗？影响了有什么不好。慧星撞地球，那样的元素能影响中国人吗？如果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元素，外来的文化有这样的元素并且影响了我们，我们要感激人家，慧星撞地球里边无非就是讲这样的故事，这电影你们可能看过，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看书，看到了一个大场面，回去就算了，只有在我们语言大学里，在课堂上我们要讨论的，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一个女记者，她曾经报道，追踪报道，刨根问底的报道，揭露出了财政部长的可疑经济问题，有多少多少个亿不知去向，后来那财长自杀了，再后来就是美国总统接见了这记者，这时人类已经面临慧星即将撞地球的灾难，总统接见她的时候就告诉她，他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财长按照我的命令已经将那一部分巨款转移出来，在某个山洞中我们已经做了这种准备，关于可能慧星撞地球，当然对于这种灾难片，美国人总是在拍灾难片，而且他们总是拯救地球，只有他们能拯救，这也是他们太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我们已经安排了，我们钱没有白花，这时候记者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记者有两张票，她可以上船，

她和她的父亲可以上船，这是人类最后的种子，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诺亚方舟一样，她父亲不想离开，后来她把这两张票给了两个她喜欢过的小女孩，因此有一个画面也是在我印象中，印象非常深刻，她最后回到她的家乡，在大海边最后一次看日出或日落，然后紧接着画面就是百米高的海潮撞过来，最后两个影子被淹没了。在《泰坦尼克号》中那么多亡灵，在那么多亡灵的男性中有一个女性，32岁，她留给世人的那个资料就是哪个大学的研究生，贵族，为什么她已经上船了，发现那里有父亲带着两个女儿，可是小艇已经装不下了，这位女士说那我把座位让出来，后来改编的那个泰坦尼克号我不是特别的喜欢，我记忆中还是老版的《泰坦尼克号》，就是那些乐队在那么镇定在拿着提琴，为了使人安静，在那样的场面下能够被音乐所影响，稍稍的有一点点镇定，另外在老版的《泰坦尼克号》中表现了刚才的这段，新板的只不过把它更爱情化。

    我们读过《木木》，读过《午夜舞会》，读过《猎人海力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一篇，那是高尔基的《丹柯》，《丹柯》的故事讲什么呢？部落在转移，泥泞的道路，漫长的黑夜，前边没有方向，有瘟疫，部落许多人都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人们只不过在疲惫机械地向前走着，有一个年轻人叫丹柯，他用了很多办法，最后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用地下的基石划破自己的胸膛，然后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记得有一副画面，就把心脏托在自己的手掌说，这时候丹柯的心脏像火炬一样，像突起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发出太阳一样的光，或者月亮一样的光，然后照清了道路，照清了部落人转移的一个方向，当大家都过去的时候，发现地上这一颗心已经被踏碎了，变成许多小宝石，这样的画，这样寓言般的文字，对我们青少年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丹柯，但我们知道好美，好感动。所以那个年代为什么青年有的时候会形成一种理想主义呢，这可能跟这一点也有关系，高尔基的这篇小说，在五四前后我们的一些刊物上发表过，现在看五四时期的刊物还能看到丹柯手举着一颗心，发着光芒这样的插图，他就引导这么多青年，大家都在想，中国这个大部落往哪去，青年们随时准备为这样的国家前途去奋斗，所以我确实觉得一种文化跟一些人肯定有关系的。还读过，也是屠格涅夫的《门》，这使我们对于那种为主义献身有着一种崇敬，民主主义者，20多岁的女孩，审判官问她，忏悔否，因为就两道门，一道是自由的门，一到是通往死刑的

门，最后那姑娘从容得推开了另一扇门，从容的赴死。一个人可以为她所坚持的民主主义作出那样的选择，这些都曾经感动过我们，影响过我们，也确实形成了我这一代人，包括我的创作中有时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这个理念，可能都跟这些影响是有关系的。

    走上台之前，我们的书记跟我谈到，他看过我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文明的尺度》，我们的车队，司机是我们的翻译也是法国外交部派出的青年，我们的车在山道上行驶，要赶往一个山间私人旅馆下塌，当时又刮风又下雨，湿漉漉的沙尘扬在我们的车上，刮雨器已经不灵了，刮沙子会哧哧的响，划出一道一道的，我后面坐的两位中国老作家，我们四个都感到非常沮丧，我们的前边几米处有一辆别人的车，中国人的想法是，我们的车开在前边多好，他妈的还不开快一点，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就这么一点事，我们开始认为我们倒霉了，对吧。车后边有两个女孩，趴在后车窗在看着我们，还在笑，我们心里还想，你们是不是得意，就中国人的那种思维。我还是作家，还心眼比较好的一个作家，在那时那刻都不由得这样去想。在勉强可以停车的地方车停下来，车停下来之后，人家驾车的男士下来了，跟我们的驾车的司机交谈一会儿，然后我们的车开过去，我说你们说什么，他说一路上都是他们的车在前边，这不公平，不是用别的话，是用的这不公平，我当时听到这也不公平，我只觉得这是天注定。那我说你怎么说，他说我只能说客气了，我说快到地方了，就半个小时，就这样吧。然后这父亲说，还是你们开到前边，车上的两个女孩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句这不公平，第二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两句话说句实话，一路上我都在沉思，而且在检讨自己，进而检讨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我们49年以后，就不这样教育人了。我们的文化不是始终就是有问题的，这有问题的年代就是1949年以后，不是别的年代，1949年以后一切关于人的教育的问题就没有了，课本中就没有了，我们那时候只剩下阶级斗争了，我们那时候四川有一个少年叫刘文学，仔细想想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刘文学只不过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红领巾的孩子，他在青椒地里发现那个老地主偷摘了地里的几棵青椒偷在兜里，也不过就是几颗青椒，就算他是地主，他也老了，如果说是撬开了民兵队的军火库偷枪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揪住了，说我要拉你到队伍去，然后说孩子给你两个吧，你想腐蚀我没门，于是就被老地

主掐死了，于是这孩子就成为英雄，于是我们就拍成话剧，今天回过头来想，这话剧拍完了之后，当时要告诉孩子们什么呢，再碰到只要是一个老地主，他无论是偷青椒，偷一双筷子，偷一只鞋，或者偷两个土豆，你们都要像刘文学那样学习，宁死不屈，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到了文革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全部打倒了。到80年代的时候终于有了一点东西，然后很快的就是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当我们今天读书的时候，回头看80年代书的时候，学生们经常问我，说老师80年代的污染是指什么，太干净了，连我这样的人写到爱情的时候，写到知青小说的，写到拥抱和接吻的时候都打住，要用删节号。我还觉得这是对的，像托尔斯泰写到这些方面都是用删节号，我们都到了那样份上了还说污染。你看今天这自由，今天网上有多少污染，今天庄重的有价值的文化又在哪呢？今天我们再谈到为什么要读一些书。不读一些书，我们就是乌合之众。这是的乌不是当黑色讲，汉语中乌有指没有，你不读一些书，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意义就是被运动者，别人怎么运动你怎么跟着就是了，这种被运动可能有时也会被某种情绪化所左右，叫做集体无意识，乌合之众才会集体无意识。比如说我临来之前，在为我们一些知青出版的知青日记来写叙，当年记下的它很真实，但是我读了那些日记之后，我身上一阵阵的发寒，它上面没有真正残酷的事，但是我还有那样一种感觉。比如说女知青的日记中写到，又学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的语录，然后大家座谈，在当地阶级斗争反映在哪儿呢，怎样瞪大眼睛去发现呢，原来有人骑自行车还没有上车牌，没有上车牌够不够得上阶级斗争吗？没有上车牌不是少交税吗？这也是阶级斗争，我们就要拦截没有上车牌的人，终于拦截住一个，和人家争了起来，说忘在家里，然后还要跟到家里，说车牌确实忘在了家里，这一天的成果就是在各个路口拦住了一个没有自行车牌的人教育了一顿，在教育里还继续写道，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还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我在想没有人要消灭你们呀，怎么就会剩下一个人呢，为这种事还要战斗下去，然后说同宿舍的知青，在麦场上，用手套带回来一些豆子，好玩而已，在火炉上把豆子拷熟之后吃豆子，另一个人说我要不要告发你，这是什么行为，终于去找到连部去告发了，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去做告

密的时候，她认为她是对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这样，它能和谐吗？今天干的活很脏很累，一想到累这个词，不对，我怎么会感到累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连身理上感到累的这种感觉都不能表达了，这不是乌合之众是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文化，只剩下这个灌输到人的头脑中去了，那样的社会当然不可持续，时代也不可持续，而最可怕的是，今天到了某某村，正赶上在批斗大会，批斗谁谁谁，他是叛徒特务，那是一个中学教师，批斗现场很热烈，很积极，我受到很大的鼓舞，然后从此以后我要下决心，既然领导对我很重视，派我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使我接受教育，我要不辜负领导，不辜负党，我要下定决心，不把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誓不罢休，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个青年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如果有了权利，他会把这种运动搞成什么样，这很可怕。我们读书当然是要避免自己成为乌合之众，成为乌合之众而自己不知道太可悲了。

    我又想起来，我写过一篇《人和书的亲情》指的是中央党校现在的一位教授，她当时在云南插队，她在下乡之前就读过书的，下乡之后有一次在小公共汽车小站上吃午餐，目光一转，发现别人的竹榻底下有一本书，破破烂烂，那个年代看到一本书眼睛都会发绿的，捡钱是件不容易的画，谁的工资都那么少，你哪那么容易捡到钱啊！看到书眼睛会发绿，尤其对一个知识青年，会很惊讶的说那里有一本书，老乡觉得非常诧异，这姑娘怎么看到书这么惊讶又不是那里有老鼠，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吗？拿出来吧，女孩子穿个干净的衣服也顾不上脏，钻进去把它拿出来说这可以给我吗？人家听了说你拿去吧，破烂的书，她转身就跑怕别人后悔。只不过是人家看过的《青年近卫军》，但那也要包下皮整理好，让大家传看，还有人看过。

    还有一个陕西插队的，曾经有一个青年，在下乡之前，他的父亲在某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工作，那些图书馆都封上封条，有些书都成批的烧掉，刚才我说的所有的小人书铺全部烧掉了，他和父亲商量晚上能不能偷一些书，然后下乡打到背包里，带到农村去，找到一个破土窑，办起了一个知青的阅览室，跟女战士联络一样的，有一个小土篮，土篮下面放几本书，然后上面放几个土豆，用毛巾包着，然后大家偷偷地传看。有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就是为了传看一本书，油灯失

火，十几个青年都烧死在宿舍里。当一个社会没有书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青年曾经和书是那样的关系，而我主要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我相信那些见了一本书眼睛发亮的青年，即使跟他说，你的爸爸是国家的敌人，他可能也不至于解下皮带就抽向自己的父亲，而这就好，这太好了，我知道那样的事情，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解下皮带使老父亲的额上留下永远也去不掉的皮带痕迹，我听说这样的父亲，这青年自己写到的忏悔吧，每次回家父亲见到他就发抖，父亲有一次几乎是颤抖的说，那时候都已经好几年了，我也可以抱一下，把自己的父亲搞到这样的程度，后来还证明他是好的，换句话什么是坏人，那你看过书就不会这样，你看过书的人会是因为这人是你的老师，给予了你的低分，在课堂上批评了你，然后在文革上批判的时候，把他踢翻在地，脖子拴上铁链，让他像狗一样牵着走吗？

    所有那些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看过一些书的人，我认为其大多数可能都和文革中那些做过恶事的人，是不同的，所以我相信书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我是经历过文革这样的事情，读书才会要让你区别于乌合之众，哪怕那众的年龄比你大，你都能区别于他。我经历了文革，看了很多书，然后再去思考很多问题，尤其在我下乡之前，我甚至连这样的书都看过了，《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不是站在革命立场上，也不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只不过是一个学者的革命书，他尽量地把他客观的写下来，在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既看到统治阶级镇压巴黎公社的血腥场面，一排人在墙根上站着，然后就一排枪扫射过去，孩子都不放过。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这种暴动的群众中，把贵族女孩的头砍下来挑在自己毛尖上，说句实在话，我个人形成了对于暴力运动的一种本能的抵触，决不参加，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暴力的行动能够有效的改变任何一个国家。

    由此我来考察，雨果为什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写了《巴黎圣母院》，以那样的笔触塑造了一个虚伪的教师，然后在《悲惨世界》的时候又笔锋一转，塑造了一个好的主教，一个坏的教师集一切虚伪、罪恶于一身，这个好的主教又是集一切美德于一身，而且这个好的主教在今天看来比孔繁森还孔繁森。我们今天的孔繁森比不了他的。比如说当他被任命主教的时候，他到了他的教区，两排房子毗邻着，一个是给他的主教的住所，还有一个破破烂烂是穷人收容所，他立刻做了一个决定，让

穷人们搬到我的主教住所，我去住那个房子，他又养牛，他牛奶除了每日挤下来自己喝之外，其它全部就近送到穷人收容所里面，他还为了节省木材，冬天木材也要送过去，有的时候他在牛棚里面和牛挤在一起，这样温暖一些，同时他给教会写信说我的车马费欠了，要发放下来，别人还检举他，说你经常骑驴下乡还要车马费，其实他要车马费是要一分不少的散发给穷人，他为了更好的和民众接触，他要学人家的语言，地方语言，然后别人问他感受如何，他说我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条虫，他很平静，他那时候和富人们座谈时反对在司法中用诱供和逼供，这是雨果个人的信念，他参加过巴黎公社，经过了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他提出，如果革命是正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更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都会来找这样的一些感觉，另外有一个文化的现象，那就是今天有很多书籍都是介绍五四前后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大家都看那个时期，看那个背景。我也经常看那些书，看完之后经常被感动，经常感到羞愧，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些知识分子。胡适，我们原来的记载中，以为胡适只不过是做学问，不关心国事，不关心抗日的事，我们就没有客观的去呈现一个战斗的胡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安徽有一个校长叫刘文典，他不允许军阀们来到大学里，我们看那时候的大学校长这一点也做的浩然正气，我的学校里就是青年人的巴黎圣母院，只要我当校长，青年们是不可以因为思想被带走的，说要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那看那时候的校长就可以和蒋介石辩论，你当总统你管国家，我当校长我管学校，据说是蒋介石扇了一个耳光，刘文典回了一个耳光，做校长做到这个份了，然后把他关起来，胡适要申援他，蒋介石迫于压力，姑且把他放了，这申援是胡适先生带头的，胡适还要不依不饶在报上公开说，什么叫看到诸多人的情面上，你根本这就是违法，不断的写信批评蒋介石，抗日战争的时候，胡适不是愿意当官，在日记里写下，大意是为了国家我豁出去了，是那么一种境界，他当外交官拉赞助等他没有钱的，到他逝世他也没有钱。我们的蔡元培先生有钱吗？也没有钱，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前以胡适先生为主，所有的北大的师生们捐钱，为蔡先生盖一栋小房子，但由于其它原因没有盖成，蔡先生死在租的房子里。胡适先生还有一些朋友，一个是商务图书馆的馆长，那时候做了馆长的时候，自己生病了，病假给你工资，坚决不收的，不收也放在那里，

积压到500大洋的时候，就说把它分给家里困难的员工们，我们今天有几个能做到这点，大家总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挣得钱大少了，一幢大房子又一幢大房子，所以那时候的人格魅力，我们先不说这些人的主义，这些人的主张，这些人作为一个中国人那是有魅力的。

    还有一位先生我不太知道，应该是做南京政府的，南京政府的一个税务官的人吧，每天在办税务，人家搞了两个小盒，两个小盒都放的是邮票，公函的时候用公家的邮票，私函的时候用私家的邮票，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知识分子，今天都变成什么样了呢？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重新学习，重新从书中吸收营养，重新从书中找到支持我们人格的力量，所以青年读书，少年读书，书对于少年来说是导师，当青年和中年读书的时候，那是同事，可以和书互相讨论，当老年在读书的时候，他是老友，老友之间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了。有时候我们依然感动，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感动，我们作为一个人只有了笑的能力，一个人只会哈哈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群体很多。

    谈到读书的时候，从传统文化中就发现很多适合青少年的书，我不太知道传统文化中，今天青少年怎么接触，我必须承认，我原来对传统文化是不太以为然的。因为《弟子归》等在我那个年代读不到，属于传统那一部分几乎没有，我读很多西方的，所以我崇尚西方，因为别人都在说，我也来看看，这是我在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别人放下的，说谁都可以拿，我一看，我以为不要拿的法轮功的什么书，后来看了半天是《弟子规》，我说这样的书我怎么不知道呢，而且这样的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好多刚才说的前辈，他们肯定是读过《弟子规》的，作为一个青年来说，能够这样的从一个人的成长教起，我觉得太好了，衣贵洁，衣服穿干净的就好了，不要讲究名牌，孩子对吃分不要挑挑拣拣，还有吃的八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吃的太饱了，年方少，勿饮酒，我突然觉得我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有人知识者写出这样的书来，然后要求青年。再说《朱子家训》，因为谈到理学的时候，我是有点排斥的，没有认真读过，后来找来看了看，觉得有些是对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太对了。朱子对他的子孙就明确提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你突然觉得一个思想者能够对他的后人这样教育，就相信先贤们为什么是那样一种人。

比如说“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和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去讲价钱，他们也要挣点钱，要生存，你占他们一点便宜你也富不了多少，要给他们一点生存空间。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先人们全都谈过，这和西方的，和罗素和培根他们的一些朴实价值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首先成绩很大，我们看到成绩简直太大了，问题也很大。其实问题说到底，要我看来，无非三点，第一点首先是客观的，我们人口太多，13亿7千万，再加2亿多就16亿，16亿是什么一个什么概念，100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100年前的北京也不过只有100万，五四的时候我们才4500万，那时物资虽然贫困，如果不是战争年代的话，樵夫卖材就可以生存，猎人打一只山鸡就可以生存，我们今天一下子就有16亿，这一切分配都成了大问题，就说我们的医疗吧，我们按百分之多少可以报销，一般人得了急病进了急救室几万十几万往里去扔吧，到副部级都全面抢救，花多少钱是国家的，我们分出那么多档次，而且以贵贱来分的，按我的想法我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大家享受同一种，但是想一想要多大的资金让16亿进抢救室都是国家出钱。除了这个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腐败，这腐败我个人觉得，这腐败当然跟体制有关，谈腐败不谈体制可以吗？中国跟国外的区别在哪呢，一个外国人他睡觉之前，他可能祈祷上帝，他骂总统，骂老板，但是一个外国人在睡觉前不会这样去想，我们纳税人纳的钱，国库里的钱，不知道被他们几个坏东西转移多少到国外去了，因为这件事在国外怎么可能呢，奥巴马怎么可能把钱转到自己帐号上去呢，正常的都不会这样想，德国的、法国的都不会想，这样的想法没有人去理解。你想想在欧洲，就想老板会不会把公司的钱转移到国外去，你看他们家儿子都出去了，钱会不会都转移到国外去，同事会很奇怪的看，跟他家里人说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要不要去看神经科，因为这不可能，但是在中国太可能了，一个人晚上睡觉在那里想，在此时此刻，中国的国库被他们贪污了，转移到国外去了，这个人很正常，而且第二天一打开报纸就证实了，你还不说你体制有问题吗？就这么回事，而且这个已经到什么呢，26号就到韩国去，我就想起韩国的一件事情了，原来他们总统贪污了两亿韩元，那一晚韩国交通事故多发，很多司机都喝醉了，他们非常

恼火，比起来韩国人承受力太小了。我们现在还生气吗？没人生气，我在听凤凰卫视报道说将近有1万个工程，有30亿的脏款，可见中国工程里面有多少贪污受贿。我在沙发上吸着烟，毫无感觉。看报纸某某高官贪污了几个亿，最初听到吃不下饭，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不能管一管，后来再听到就像耳旁风一样过去了，我不知道贪污多大才能使我震惊，但心理知道，如果连我都这样，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我们不是活该这样，是不是。因此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要知道世界不全这样，一个好的国家不可以这样的。还有一个分配的不均匀，这些是属于政治方面的。我是政协委员参政，我参政我也得有一个立场，我知道国外不是这样的，因此我才能够把话说的很给力，就说土地，你不读书可能还形成不了这样一种观点，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人民的，苏州市范围以内的都是全苏州市人民共有的，这一个路段和那一个路段要盖什么呢，是要盖高档的住宅区，还是盖商务楼，还是盖图书馆，盖幼儿园，学校，这起码要由人民来决定，以后关于土地的拍卖当然要经过人大，凭什么不经过人大就把大片的土地卖了，土地是国家的，是你家的吗？不是你家的你凭什么作主卖了，你要读一些书，再换句话来说，你不读书你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了，现在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回到毛的那个时代去，这里有老同志，有的比我还大，平心而论，毛那个时代比我们今天更好吗？毛那个时代农民一年到头收入多少，三年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还不能报道，彭德怀说两句还被罢官。毛那个时代你一辈子吃了几次鱼，吃了几次肉。我们直接吃的粮食都是国库里的存粮，我们北方吃过人造肉，人造肉就安全吗？那个年代我能站在台上这么说话吗？那个年代动不动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知道知识分子是右派，其中很多是草根族，因为他不是知识分子，他不去发表评论，他被逼急了喊一个口号，跟领导吵架就成了现代反革命。因此要客观冷静地来想，毛那个时代谁活的不是战战兢兢，如果给我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毛的那个时代，一种选择是我来改造今天，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微薄之力，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草根族都改变了。所以我认为回到毛那个时代，也是我读了很多书的时候恍然大悟，那个时代就公平了吗？那个时代哪一点公平了，多少人评工资的时候，一级工资才7元8元，有得精神病的，有拿刀杀人的，就为了这个，那个时候分一间房，大家抢来抢去，分的杀人的，跳楼的也有，那个年代就平等

吗？那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问一个朋友，他是军干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困难时期是什么时期，我说你没经历过吗？他说我不知道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我说你们那时在哪，我说我在高等的幼儿园里，那个年代的差别没有吗？那个年代集体的贫穷，它呈现的不那么明显。你对今天有意见，我们就站在今天使今天变得更合理，这才对啊，大声的理直气壮的来表达我们的意见，改变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