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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能有机会来向大家报告我学习吴文化的心得体会。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吴文化。但真正学习和研究吴文化是这两年的事情。所以水平很差。因为我是来自齐鲁大地的深受北方文化熏陶的外地人，苏州有些人给我叫新苏州人。我个人不喜欢“新苏州人”这个称号，我认为这是比我早居住在苏州的人相对于新来苏州的人有着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这不利于对话的平等。自然也就不利于和谐的建设与建立。当然这也与我们今天讲的吴文化的精髓也不一致。

    那么，吴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曾经在《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文章时第一句话就是“吴文化是目前我国区域文化中最光辉灿烂的一朵奇葩”。

    我们可以给“吴文化”下一个定义：那“吴文化”当然就是以吴地为平台，以吴地人民为主要“演职员”而形成的区域文化。但“吴”是动态的——建国时小，春秋时大，后亡于越、楚，汉末三国时又大……吴文化自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那么，吴文化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区域文化中最光辉灿烂的一朵奇葩。考察吴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其正是不折不扣地自觉遵守了重和去同的原则。她一以贯之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兼取各地文化之长，犹如身边的长江，不拒大河小溪，一路走来，蔚为巨流。而以阴柔为其最大特色的吴文化，汹涌之中却奔腾着深蕴不竭的生命力和蓬勃旺盛的雄浑力量。考察吴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其正是不折不扣地自觉遵守了重和去同的原则。也就是以中原的泰伯、仲雍南奔袭吴为标志的吴文化的诞生可算是长江土著文化与黄河先进文化的第一次交融，以及学习中原军事技术使自己称霸等都体现了“以他平他”，而由此形成的科技文化的大发展则是和实相生的结果。

    “和”与“同”的观点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的，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联结在一起，使其互相配合而臻于平衡，这就是“和”。和则和谐。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两面之辞的君王才可能造成“和乐如一”的政治局面。而如果仅仅把相同的事物放在

一起，死守着一种事物而排斥其他，那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肯定也就停止了。停止发展当然只能走向灭亡。孔子对史伯之论非常赞同，并接着说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种思想也和儒学一样成为了吴文化的核心。

    一、以他平他之：立国——长江土著文化与黄河先进文化的交融是吴文化的肇始

    考古发现，远古时期的长江下游，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吴地区已经具有了相当发达的人类文明。比如旧石器时期的三山岛遗址、新石器时期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和崧泽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但是，这些遗址在证明这儿在史前有人类活动，有人类早期文明之外，还告诉我们这里却没有发达的文明，特别是没有近似于黄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到上古的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已经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高度发达了，而处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的吴地区还是蛮荒一片，文明还处于极其原始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将吴地区成熟的文化叫“吴文化”，那么这一时期的吴地区的土著文明就可以称为“先吴文化”。其主要内容是以南京北阴阳营第三层为代表的“湖熟文化”。

    吴文化的诞生就是长江土著文化与黄河先进文化的第一次交融。它的标志就是中原的泰伯、仲雍南奔袭吴。

    泰伯出走的原因：立季历。吴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仲雍和一个同父异母弟季历。季历和他的儿子昌都素有贤名，季历母亲为太姒，是商朝贵族之女，背后势力强大。周太王因此有立季历为储的想法。

    泰伯奔吴，“吴”在哪里？这是个长期争论的老课题。近代以前，按古籍记载，基本一致的说法是泰伯奔东吴即到无锡梅里，虽早先也有人提出过疑问，但影响不大。引起争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至今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说法：一称西吴说，在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二称北吴说，在今山西平陆吴城。三称东吴说，即今江苏无锡梅里。中国古代称“吴”的地方主要有这三处。“吴”本是族名，后来才成为地名、国名。另一种说法是宁镇说，指江苏南京、镇江及皖南地区。还有一种说法是“假托说”、“编造说”，说是后人杜撰出来的、编出来的，不可信。

    说泰伯、仲雍逃到西吴的理由是：西吴属陕西西部，是离周国所在岐山下周原不远的吴山这个地方，这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居住地。泰伯、仲雍来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酋长，建立起氏族国家，号称“勾吴”。

    说泰伯、仲雍逃到北吴的理由是：该地是西周虞仲封地。即武王灭商后，寻找到仲雍的传人时，周章已继承父位，周武王便正式封周章为勾吴国君，又将周章之弟仲封于周原的北夏墟。仲以国得姓，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在周之北，故称北吴或北虞。

    泰伯奔吴之梅里，早为世所公认。自宁镇地区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器后，引发了学术界对泰伯奔吴之何处的纷争。笔者还是认为泰伯奔吴之梅里毋庸置疑。 

    无锡人迄今还奉吴泰伯为“田神”、“种田老祖”。据说，吴泰伯到了江南以后，在农业生产上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实施稻、麦轮作，提高了粮食产量。在较短时间里，他教会了居民栽桑养蚕，饲养畜禽，江南处处呈现出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此间，他带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开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泰伯河。这条全长约２２．５公里、宽约２２米的河道竣工后，梅村一带农业旱涝保收，连年丰收，水上运输也日渐繁荣。直到今天，泰伯河仍在发挥保障两岸农田灌溉和舟楫往来的双重作用。对此，近代名人张其昀评价说：“吴泰伯志在东南，实为首功，其功绩至今不朽的，就是泰伯河。”在饮食起居上，吴泰伯引导人们改“半生为食”为全熟为食，改“以棚为窝”为建村立巷，不仅增强了居民的体质，而且改善了居住条件，那时建立的江南第一村———荆村，江南第一巷——蛮巷，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如今已声名远扬。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建立吴国开创了根基。吴泰伯被古往今来众多的史学家公认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鼻祖。 

    说了“吴在哪里”，还要说说“吴”这个名字的诞生。要不哪来吴文化？——来源于仲雍

仲雍（生卒年不详），吴国第二代君主。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商末周族领袖古公亶父（后称周太王）之次子。古公亶父生有三子，钟爱幼子季历之子昌（后称周文王），意欲传位于季历后立昌。 仲雍与兄太伯体父意，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今陕西岐山之地）来到今无锡、常熟一带，断发文身，与民并耕，当地人民拥戴太伯为勾吴之主。太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仲雍死后，葬于虞山，其子季简即位。仲雍历来被奉为吴地和常熟的始祖。今江苏常熟市虞山东麓有仲雍墓。

    但是，泰伯、仲雍同化于土著当然不是目的，在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后，泰伯继以周礼治吴，以当时先进的周文化的传播、渗透来改变吴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努力显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王充也是认为“吴之知礼义也，太伯改其俗也。”以致到了明代，出生于吴地（苏州）的宰相王鏊也评论说，纹身断发的吴地先人生活于草莽之间，是“泰伯之来，端委治之”，以致“至今人文财赋，遂为天下甲。”

    这是第一次的交融。这次的交融是和谐的渗透而不是简单的移植，是“和”而不是“同”。至此，吴文化初步形成。但这时的吴文化还是较为封闭的，不够开放的，发展严重受限的。那么怎样才使吴文化真正形成呢?

    二、以他平他之：强国——强国建设中的硬件与软件的引进与消化是吴文化形成的动力

    自第19世吴王寿梦执政开始，一直到24世吴王阖闾，开创了吴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改革开放时代。尽管最早和中原地区联系是被别人找上门来，即被动开放，但毕竟从此走上新路。当时，楚国的大臣申公巫臣逃亡到了晋国，晋国采纳了他献上的“联吴攻楚”之计，并在公元前584年派他出使吴国。申公巫臣给吴国带了两件礼物：一是晋国先进战车30辆，并教之制作之术。这算做军事上的硬件建设。二是教授射御乘车技术和先进的作战术。“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通吴于上国”。(《左传?成公七年》)这对吴国的军事技术是一次革命，一下子将吴国的军事科技提高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赶上了中原发达国家。因为在此之前，军事技术落后的吴国，连战车都没有，更别谈使用战车作战了。这不仅把中原发达的军事技、战术引入吴国，更是引进了晋、楚等中原地区的军事和思想，以及政治文化，并因此使吴的强国梦逐渐成为现实。

    24世吴王执政时，他任命逃楚入吴的伍子胥为相，又任命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孙武子为军事统帅，以此数人为中心，吴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以中原先进文化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从此，吴国实力骤增，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诸侯争霸的行列。

    先说阖闾怎么执政？伍子胥又是怎么来到吴国的？

    来格啥等样人呢？讲出来伲苏州人才晓得，俚就是苏州城建规划总设计师，官拜吴国宰相（行人）——伍员（“员”读作yun）伍子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哪哼会是一个叫化子呢？原来伍子胥是楚国旧臣（湖北监利人），俚格阿爹、俚格爷才是楚国做大官的。伍家有一个传统：为人率直，刚正不阿。俚格爷叫伍奢，官做到太子太傅是楚平王儿子太子健的老师。当时楚平王想搭太子健讨媳妇，哪里晓得娶来的儿媳妇叫孟赢，交关标致，楚平王不动好脑筋，在费无忌的怂恿下，阿公扒灰偷锡（媳）娶为二奶。楚平王这桩事体有点心虚，费无忌再从中挑拨说：“太子健心怀不满有谋反之意，太傅伍奢是主谋。”平王责问伍奢：“健儿有叛心，你可知否？”伍奢答：“大王您夺了太子之妻，已是大错，现又听信谗言，怀疑自己的亲骨肉，于心何忍啊？”楚平王被点中要害恼羞成怒，要杀伍奢。费无忌讲：“大王且慢！杀伍奢容易，但是他还有两个儿子非常了得，如果说不斩草除根，将来后患无穷。倷大王下旨叫伍家两个儿子来郢都，如果不来马上杀你们的父亲。”当时伍尚弟兄在楚国的裳邑做官，弟兄俩得讯怎么办？哥哥伍尚讲：为救父亲只能前往，否则是不孝。弟弟伍子胥讲：那是圈套，如果去则有去无还。最后弟兄俩分道扬镳。伍尚进京即被逮捕随后和其父一起便被楚平王杀害，伍家数百人遭满门抄斩，只有伍子胥一人逃了出来。当时楚平王下令在各城门口张贴画形图要捉拿伍子胥。伍子胥逃到楚国边关昭关时，发现自己画形图高挂在城关上，他惶惶不安，日夜难眠，竟然一夜天，头发全变白了。历史上有句古语：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头。但他也因祸得福，由于满头白发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混出了昭关。亡命的伍子胥出了昭关不久，前有一江阻隔，有一位渔父将其送过大江，又给食物充饥，伍子胥将其佩剑赠送给渔父以作酬金，渔父讲：“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官封大夫，难道我会贪你的价值百金的佩剑吗？君子无剑不游，你快走吧！” 

    渔翁非常伤心，他想他诚心渡伍子胥，但伍子胥还怀疑他，他非常敬重伍子胥，也没有抱怨他，渔翁就把船划到江中心自沉了，以绝伍子胥的疑心。伍子胥看到后大哭，说是他害了渔翁。但有的书上说渔翁没死。后来伍子胥要灭郑国为太子建报仇，渔翁的儿子就唱了一首歌。就是老渔翁对伍子胥唱的，伍子胥想起他的恩人在郑国就班师回去了。这是后话。

    伍子胥逃到吴国境内濑水（江苏溧阳溧水），几日天勿曾吃哉，看见河滩边有一个女子勒浣纱，旁边有一只饭烧箕有点剩饭，实在熬勿住：“姑娘能将这点剩饭给我充饥吗？”姑娘没有反应。大概勿曾听见，伍子胥老老面皮，提高嗓音“姑娘????”“你就吃罢。”伍子胥狼吞虎咽拿剩饭吃光：“多谢姑娘赐救命之食，我是逃亡之人，你若遇见别人，千万不要讲起。”姑娘淡淡一笑：“壮士其实你刚才第一声问讯我就听见，只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今朝我又是赐饭又是答话，败义失节，你快点走吧！”伍子胥回身刚走几步，只听见后面“哄动！”那女子抱仔一块石头投河自尽。伍子胥感伤不巳，咬破指头，沥血书写“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伍子胥吴国做了大官，他勿曾忘记格位救命的姑娘，伍子胥带了千金到濑水河边，将千金抛入河中。据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溧阳文物部门在修濑水水利时曾发现河底下有金瓜子出土，有可能是伍子胥抛洒之物。我伲有一句成语：“一饭千金”，就出于此。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途中他饥困交加，见一位浣纱姑娘竹筐里有饭，于是上前求乞。姑娘顿生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对方为他的行为保密。但姑娘猛然想起，男女接触为礼教和舆论所不容。她随即抱起一石，投水而死。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他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当了国相，吴王调遣劲旅攻入楚国。公元前506年，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报了大仇之后，又想到要报恩，但苦于不知姑娘家地址，于是就把千金投入她当时跳水的地方。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

    伍子胥逃到吴国后得到了吴王僚的赏识，是不可以做官了？非也。什么原因呢？说来话长。长就长吧，听我说说。诸樊、馀祭、夷（馀）昧、季札除了老幺，都是死于非命，具体情况呢?阖闾是长子诸樊之子，王僚是三子夷昧之子，感觉阖闾应比王僚大，但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把王僚塑造成老者而阖闾是个小年轻，大概是受“公子光”这个公子之名的影响罢。

    《史记》上记叙唐且不辱使命上记叙唐且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

    公子光阖闾登王位后，得悉王僚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此人有万夫莫当之勇，在吴国号称第一勇士。现在卫国艾城招兵买马，结连邻邦，伺机报杀父之仇，便成为阖闾的心头之患。     

    一日，阖闾与伍子胥计议，寻找勇土谋刺庆忌。子胥便推荐友人要离前往。传说，要离家在今无锡鸿山之北，大河头火叉浜口南岸，以打渔为业。生得身材瘦小，仅五尺余，腰围一束，形容丑陋，但智术非凡，有万人之勇，是当地有名的击剑能手。今鸿山十八景之一，东岭山上的“磨剑石”，相传就是当年要离磨剑的石块。     

    要离尽忠义之心，献用苦肉之计。据民间传说，一日在朝与阖闾斗剑，先用竹剑刺伤公子光的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的右臂，投奔卫国找庆忌去了。要离走后，阖闾还依计杀掉了他的妻子。庆忌探得事实，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他训练士兵，修治舟舰，常在左右，同谋举事。三月之后，庆忌出征吴国，与要离同坐一条战舰，顺流而下，偶得胜利，便在太湖战舰上庆功，要离乘庆忌坐在船头上畅饮之机，便在月光下独臂猛刺庆忌，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则倒提要离，沉溺水中三次，然后将要离放在膝上，笑着说：“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刺我！”左右卫兵举刀朝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这是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两个天下勇士呢?”又说：“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 说完庆忌便倒地而亡。     

    要离回到吴国，阖闾金殿庆封要离，要离不愿受，说：“我杀庆忌，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让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完便自刎于金殿。     

    要离的坟墓在苏州胥门内梵门桥西城脚下的马婆墩。那里本有炮座，清道光七年，在城脚下水潭边，发现石碣一方，上刻“古要离墓”四字。

    因为争霸，和中原诸国打交道就愈益频繁，中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亦愈益强烈。因此可见，吴国政治与军事的崛起正是两种文化的有机交融。

    吴文化对于华夏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强国过程中，中原的思想文化积淀加上吴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而形成的不仅当时先进，就是今天仍是经典的军事文化，它的代表就是孙武子的《孙子兵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了孙武子，吴王为孙武子考察其统领军

队的才能，让其训练宫女。孙武为严肃军纪，斩杀了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而使军法练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按：阖庐无与齐晋交兵事，当指夫差)，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武子所代表的吴文化提出了正确科学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便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计》篇)这种特别重视战争的思想，既完全符合吴国历史实际，又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的共识。《左传》就有不少记载，如《襄公二十七年》记：“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可见春秋时代华夏各国同样极其重视战争。同时，《孙子兵法》提出“五事”、“七计”的观点，并不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谋划战争，而是全面深刻认识到军事同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应从总体上综合考察。这些都是极其先进的思想。但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孙武子强调将帅的作用而蔑视普通士兵的生命之奉献，他，宣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并且赋予他独立决策权；“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地形》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孙子兵法?计》篇)这是春秋时代华夏文化中进步的民本思想，它强调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高于君主、大臣的个人利益。而他对于士普通兵士，则“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兵法?九地》篇)这种愚兵思想，其实也是当时整个华夏文化的共识。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左传?哀公十一年》)等论述就是这种认识的根源。孙武子的战略战术原则：1.避实击虚。2.致人而不致于人。 3.先胜而后求战。  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5.以正合，以奇胜。6.识众寡之用者胜。

    吴国还注重对中原礼制和生活方式的学习引进，这自然需要大量引进中原地区流行的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方法。有人对吴地出土的青铜器分析研究后认为，西周以后的青铜器从其特征上分析可分为三种，即一是来自或仿中原的“中原型铜器”、如江苏丹徒烟墩山所出“宜侯夨簋”（夨（cè）簋（guǐ））、安徽屯溪西周墓所出“闬父乙”尊等；二是对中原铜器进行改造，尤其纹饰变化显得十分突出的“地方化了的中原型铜器”。比如中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凤鸟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蟠螭纹等都出现在宁镇地区青铜器上，但两者又有着较大不同，是典型的“吸收与改进”。三是吴地特有的“地方型铜器”。其基本形制、纹饰都不同于中原。如五柱器、撇足鼎、角状器、高裆袋足环耳鬲、句 等，都属地方型铜器。但从出土文物看，这三种铜器中，第一和第二种占了绝大多数。

    在丧葬文化方面，吴文化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吴地盛行土墩墓，就是平地起坟，不挖墓穴，堆高土而形成。有的一墩只一墓，有的一墩有多墓。有的在墓底铺木炭或石头，有的砌有石椁，也有的用火烧烤墓坑。但同时也发现有竖穴土坑墓这种中原文化的埋葬习俗。1960年代在江苏仪征破山口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1980年代又在南京浦口发现一座类似的竖穴墓，二墓的埋葬时代都不晚于春秋前期，都属于吴国的墓葬。而江苏六合程桥先后发现的两座墓，以及六合和仁发现的一座墓，三墓又都为竖穴土坑墓.木质棺椁葬具与中原地区相同，而与土墩墓有别。由此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随着吴国与中原地区联系交往的增多，这种埋葬方式推行得更为普遍，所以出现了土墩墓与竖穴土坑墓同时存在的现象。

    吴国国力的强大尤其是军事的发展促进了吴地在学习中原基础上的冶炼与铸造技术的飞速进步，以致技术超过并领先了中原地区，并诞生了全国技术水平最高超的著名冶炼人员干将莫邪。传干将莫邪在冶炼铸剑材料为减少钢铁中的杂质而使铁质坚韧时采用了高温的办法。当时为了增加炉火的温度，干将莫邪首先发明了使用木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此（应为一批）剑锋利无比，后吴越败，剑入楚王，晋王为得到这些宝剑竟然兴兵豪夺。面

对晋军，楚王仗剑“登城而麾之，……（晋军）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三军破败。”干将莫邪只是吴地冶炼技术的代表，当时各国就已经对吴地冶炼技术有了很多赞颂。《荀子?强国篇》记有吴国“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周礼?考工记》记有:“昊、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淮南子?修务》也说:“夫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就连文学作品也吟之唱之：“操吴戈兮被犀甲。（《楚辞?九歌》）”可见吴国冶炼铸造业的发达。

吴国在争霸中促进了冶金技术,又向中原地区输出,可见吴文化已经成熟。

    迁都建新城，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吴国大夫伍员伐楚还师后，奉吴王阖闾命其筑大、小二城，并以阖闾名命之。阖闾大城旧址经史料记载和专家认证，即苏州古城；小城据近期考古推测，位于武进雪堰乡城里村与无锡胡埭乡湖山村之间，占地约100万平方米。其城北靠仆射山、胥山、虾笼山等为屏障，山前有坡地，南临太湖，作军事要塞之用，以控制楚、越两国之入侵，以保吴都（今江苏苏州）安全。    

    用现在的说法，伍子胥是苏州古城的“总规划师”、“总工程师”，但阖闾当时作为吴王，是吴国迁都和建造新都的最高决策者，也只有他才能动用国家力量建造新都。所以当时的吴国新首都的名字就叫“阖闾大城”，说阖闾是苏州城之父，也不为过。 

    首先，阖闾和伍子胥选了一个东临大海(当时上海陆地还没有形成)，北靠长江，西拥太湖，南环湿地的地方。至今，水源仍是一座城市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这一点不得不佩服先人。

    其次，阖闾和伍子胥充分利用区域内丰沛的水源，加上当时先进的理水理念，将太湖水引进苏州城，形成了今天东方水城的独特风貌。如今在国外，一提起苏州，都知道“东方威尼斯”，这是苏州的无形财富。

    第三，当年苏州古城的建造，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选的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富庶之地，这里是蚕桑和水稻最佳生产区域，自然灾害少，丰厚的出产支撑了苏州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东南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城市。

    第四，苏州古城规划超前，城区14.2平方公里，呈“双棋盘”格局，交通便利，水陆并行。在宋代之前，一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

    三、和实相生：文学领先——由文化交融产生的文学成就是吴文化形成的标志

    一是文字方面有了大发展。因为吴国持续的对中原文化的学习、消化与吸收，他们采取了正确的对待外来文化的重和去同的正确态度，使吴文化日臻成熟，有了很大发展，在好多方面超越了北方中原地区。一是文字方面有了大发展。本来是文化落后的“荆蛮”之地，但由于中原文化的被吸收,激发了吴人的文化创造性，文字也就率先发展，并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考古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证明。比如春秋晚期，昊国和越国以及中原的楚国、蔡国、宋国等都流行鸟书铭文，也就是鸟篆文。但这种鸟书铭文最早出现是在吴国的王子于戈上面，此戈系吴王僚为子时之器，应该是铸于公元前526年以前。而考古发现的吴器中有鸟篆文的还有吴王光 戈、攻敔王光戈 和吴季子之子剑等，其铸造年代都是较早的。而发现的宋国、蔡国、楚国等地那些有鸟篆文的兵器，铸造年代都晚于吴国的兵器铸造年代，我们可以推断应是受了吴国的影响。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楚国兵器上有一些就有鸟篆文，而宋国宋公栾戈、宋公得戈内上的纹饰竟与吴国王子于戈内上的纹饰极为相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模仿吴兵器而造。

    二是季札对中原文化的学习、运用以及创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如下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

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这里记载的是季札出使鲁国时，“请观于周乐”，并对其中内容作了评论。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春秋时期，“乐”是诗、乐、舞综合表达，《诗经》中的各篇，其实也都是配乐的，有的还有伴舞（舞蹈）。因此，季札此处的评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的文艺评论。季札在这里所观的风、雅、颂的名称和编次，与通行的《诗经》大致一样，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评论就是对《诗经》最早的系统批评。此处季札的文艺批评一是指出了文艺的社会认识功能，且强调这个功能中的表现要“节有度，守有序”。二是注重文艺对“美”的表达，尤其是强调了文艺“和”、“平”的形式美和格式美。这种文艺思想和水平在当时都是很高很先进的。

    季札作为一个吴人，因为融会了中原文化，从而创造并发展了中华文化，这一巨大的贡献显然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汇的生长，这种文化的创造的自觉既不是文化冲突的产物，也不是机械“同”的结果，是“和而不同”的自然生成。

    综上所述可知，真正吴文化的形成是“和”出来的。当年，是泰伯、仲雍徙吴，把先进的中原文化种植到时为蛮荒之地的太湖边上的沼泽里，方长出一株写着“水”字的吴文化之树。而吴之最鼎盛时期也恰恰是伍子胥和孙武子带来的外来文化的融入与接纳。也许就从这时起，那兼收并蓄的求和去同的意识真正流进了吴人的血液里。尽管“吴”国兴兴废废，可沧浪亭“五百名贤祠”的墙上站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地先贤，不就是一页页吴文化和而不同的厚重历史吗？而如今令人惊诧赞叹的“苏南模式”以及“苏州现象”的政治经济的辉煌不正是这一文化思想新的实践吗？那金鸡湖畔矗立的雕塑《圆融》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的鬼斧神工，而更是吴文化最本质的形象解读！

    重和而去同，就是肯定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迎接一切先进文化的融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在现阶段，吴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率先实现现代化。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外来先进文化的融入，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打破头脑中自以为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机械意识，把当前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拿来主义”，和而去同！

    尽管吴国兴兴废废，可沧浪亭里面五百站立的先贤就是一页一页吴文化厚重的历史，而如今令人惊诧的苏南模式苏南现象也是我们吴文化这一思想新的实践，那三区三城体现的两个率先，也是我们吴地人在新时期新精神的创造。苏州城市精神：崇文、融合、创新、致远，这是我们吴文化在新阶段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