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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读书生活纵横谈

    刘庭华   20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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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思维、改变人生,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修养和心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不但成就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成就了他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因而,学习研究毛泽东读书的特点、方法、成就和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研究人民解放军历史、党的历史一辈子,从大学毕业到退休前后达35年时间,我研究过古今中外军事统帅成长的规律,于1992年出版《将帅的隐秘世界——军事首脑人物面面观》,后又于2007年出版《毛泽东军事思想论纵》,对比之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成为领袖的人成百上千,但能够成为集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杰出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伟人,却寥寥无几。

        ——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集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杰出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伟人,主要归功于他博览群书,永不满足,以书为伴,爱好终生,批判汲取,学以致用,超常的读书记忆天才和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想像力、抽象力),我深深地感叹和由衷地佩服,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

        今天,讲四个问题:

        ——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阶段划分及主要内容;

        ——毛泽东读书的主要特点;

        ——毛泽东读书的方法、态度和成就;

        ——毛泽东读书的经验教训。

        一、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阶段划分及主要内容

        毛泽东(1893.12.26.——1976.9.9.)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他在中共党内职务的上升变化,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需要,以及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从来没有减退,不管是在打天下的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还是建国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理论探索,他总是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既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以书为伴,终生爱好读书的一生。

        (一)少年时期

        1、1902年(八岁)——1910年春(十六岁),除其中二年时间在家务农外,其余一直在韶山冲一带读私塾,入门普及课程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

        随后是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经之“乐”经已失传)、《左传》等。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小时侯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把自己的私塾读书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这六年孔夫子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为他后来的“古为今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毛泽东有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所以,他对“四书”、“五经”能烂熟于胸。但他对老师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不满,于是,他便抽空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而他特别喜欢《水浒传》里梁山造反的英雄人物。

        2、1910年秋——入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传》等,较多地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思想,开始思索“富国强兵之道”,他说:中国也应该有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

        (二)青年时期

        1、1911年秋(18岁)——考入湘乡县驻省中学(长沙),原因是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的成绩优秀愿意带他前往读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半年,因他不满学校刻板的教学校规和有限的课程,便独自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从而大量地阅读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接受了一次系统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教育:——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等。

        2、1913年春考入省第四师范学校(5年制的),1914年春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25岁)5、6月毕业,前后计5年半的时间,学生时代。

        读书的范围——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以及湖南省的县志等,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肖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1916年2月29日)”。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 ——1914年春—1916年,以读中国传统经典籍为主。——1917年后,以读哲学、伦理学,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好友搞社会调查)。

        3、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期间(1918年8月—1919年4月)8个月,在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下,西方各种思潮不断引向中国,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张国焘等人,《新青年》使他大为开阔眼界。

        4、1919年12月18日第二次赴北京,率湖南驱张(敬尧,皖系军阀)代表团。“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情搜集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如何开展湖南革命活动问题,12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1921年1月1日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明确提出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并提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由上可见,1920年至1921年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正如他同斯诺谈话所言,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思想,而且还接受了列宁的建党学说,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从理论上和行动中开始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职业革命家后:

        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以读马列主义书籍为主。

        大革命时期,1921—1927年春,主要在湖南从事建党和家民武装活动,党的一大后,毛泽东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

        1923年6月12日-20日,在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规定“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通讯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圈。

        ——1924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0月5日,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代理国民政府宣传部长,从事农民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读了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以掌握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为什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地读了那么多的马列的书呢?一句话,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当时,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内王明“左”倾错误主导中央,教条主义盛行(本本主义),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当作“圣旨”,神圣化,照搬照套,毛泽东反“围剿”的积极防御战略,如十六字诀、诱敌深入等被指责为“消极防御路线”、“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特别是1932年10月,在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消红一方面军政委、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排挤出军事领导层,他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而读了上述马列主义书,另一方面,则作了大量农村调查,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名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 1 卷第109-112页)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长征到了延安后(1935.12.中央到达瓦窑堡,1937.1.中旬抵达延安——1947.3.19.撤离延安,共计有10年零2个月的时间),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广泛收集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军事书籍进行研读。为了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同时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一方面,他集中

    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书;另一方面,则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发愤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以指导抗日战争。主要读书有:《资本论》、《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理论与策略》和《联共党史》。日本人《论内外线作战》、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例等,还有《鲁迅全集》(1938年,上海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名作,汲取了上述著作的精华思想。

        ——评述:基辛格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代表作、名篇,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后读书最多,给力最大,研究写作成果最丰的一个时期,他的世界级成名作大多在这个时期撰写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其中有3卷左右的内容是在延安时期写的。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紧张岁月里,仍抓紧时间研读马列著作,主要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暴力革命思想对他影响大,特别是三大战役后(1949.1.),毛泽东针对蒋介石“退野”、求和的阴谋企图,和斯大林劝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1948年12月30日),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

        在1949年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读12本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起名为《干部必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它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又重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1957年后,他阅读的重点转向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等。

        ——总结:从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喜欢、最爱读的书有三个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以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古代文学等)、马列主义著作(以哲学类为主)和鲁迅著作。

        ——其中三个重点期:8-16岁的6年“六年孔夫子”、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5年半、1918年8月-1920年春(二次进京,其中在北大图书馆8个月)1年半时间,这三个阶段是他读书生活的重点期,换一句话说,这三个阶段奠定了他一生的读书基础和走向。

        ——成果最丰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选集4卷,其中大部分文章(其中有3卷多的内容)是在延安时期(1937.1.-1947.3.)所撰写的。

        二、毛泽东读书的主要特点 

        (一)博览群书,永不满足

        周恩来说:“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是学习。……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2页)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以及逻辑学、美学、宗教(如代表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包括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包,他还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唐诗、宋词、元曲,或读书法帖、练书法,或学外语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回忆: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会错的。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的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文集》第2集第62页)

        1、“有了学问,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深有体会:“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之所以能够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总是高人一筹,这与毛泽东的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永不满足,密切相关,这也是他成为中共领袖的一个重要条件:——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埃德加?斯诺在谈到中国历史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时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科学准确全面,但却形象生动地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所产生的世界影响。

        ——例如:

        第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井冈山时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1928.11.),1930年1月5日,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而且坚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8页)

        第二,对中国抗日战争三阶段进程、结局的科学预测(《论持久战》),这充分反映了作为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的伟大与英明。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当时大而弱的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今后的进程如何?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问号。蒋介石把八年抗日战争分为二期抗战(所谓前期、后期,或第一期 、第二期)。历史证明,蒋介石的分法是错的。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有识之士也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观点。白崇禧认为,毛的理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他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对此也十分赞成。白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得到蒋的同意,由军委会通令全国,作为抗

    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读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便让其全军军官及干部学校学习。

        ……不一而足。

        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独立思考,寻根问底

        毛泽东读书有四多:多读、多想、多写、多问。他读什么书,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从不盲从,总是问一个为什么,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问底的勇气,又要有保护一切正确东西(精华)的决心。

        例如,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作为古代官吏禁止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专门查阅了《旧唐书.列传.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知章传的那本《旧唐书》。

        又如,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儒家“中庸”观念,毛泽东在《哲学选辑》(1939年5月出版)的批注里指出:“中庸”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事物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但“中庸”整个(整体)的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害怕量变引起质变,用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维持旧质不变,把旧质绝对化,即把平衡作为追求事物最高目标,否定斗争、变革等,把旧质绝对化,反对革命,所以,“中庸”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毛泽东用对“中庸”概念的一分为二的看法,十分独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别说中国古代几千年哲学史上无人提过,近代以来也是第一人,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

        3、突出读书重点——抓主要矛盾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精通而后专门”。他认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经典,“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一生读书的特点、成就说明了他努力实践这一目标。

        (二)以书为伴,爱好终生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来的,它既是毛泽东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升华与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以书为伴、勤奋、刻苦好学结出的硕果。

        1、活到老,学到老

        “ 活到老,学到老”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语,可以说,他自己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这是他能之所以成为集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于一身的一代伟人的主要原因。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学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再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个人的学习推延、提高到整个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崇高任务上。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1950年冬—1966年夏给毛管理图书报刊)的记载,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不管是办公室、卧室、游泳池休息室,还是在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或者外出调查、出访,都带着许多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以勤奋、刻苦而闻名,每天早晨天不亮先到操场跑步,然后冲冰浴,6时放准时朗读古文诗词,晚上9点等同学们都入睡了,毛泽东则到楼道的电灯下继续读书。

        每年寒暑假期,所有学生都离校回乡,而毛泽东并不回乡,他通过关系,借居住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终日读书,有时到爱晚亭或爬上顶峰的云麓宫去讨论,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假期的收获,胜过在校一年的学习。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仍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等。1929年,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曾给中央写信,请中央除寄党内刊物《红旗》外,并要求寄《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

    书报给我”(《毛泽东书信集第26页》)。《反杜林论》的中译本是在1932年中央红军打下漳州时收集的,他非常珍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失。

        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主义的书。据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张闻天的夫人,忠诚的革命家)回忆,她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刘英的生动回忆,毛泽东刻苦读书的情景跃然眼前!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愤读书的情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生动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的访谈是1936年10月,此时,毛泽东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实践论》的资料准备工作。

        在延安,毛泽东就在离自己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配有专人替他管理,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别的东西丢了很多,但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虽经辗转千里,都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10个书架,到1966年时,毛泽东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立了一个门类相当齐全的藏书室,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译丛书等等,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读书的需要,他还要他的图书管理员到图书馆替他去借书。1958年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编号为“第一号”的借书证。

        80岁左右(1973年前后)的毛泽东,虽然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他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仍然非常强烈。1973年80岁时还同杨振宁讨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物质可分是无穷无尽的。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他重读二十四史、鲁迅的杂文等,到1976年,他还要英国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据当时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回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段,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宋洪迈著),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5: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7分钟。

        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的读书生活!

        2、“决心学习,致死方休”——要让读书(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

        毛泽东对读书的时间、地点不讲究,只要有空就读,他自己说,读书要有一股挤劲、钻劲。

        比如,1958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地方志书籍阅读,会议期间,他还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15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47首,明代杨基、杨慎等13人写的18首诗词,印发给与会同志。

        再如,学外语,他在延安时曾经自学过英语,但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的限制,建国后,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与教员对读,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译本,或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刊,或赋诗、练习书法等。

        总之,他的大脑除了睡觉以外,一刻也不会停顿下来。

        3、习惯:批注、划杠、写心得体会与变换读书内容

        批注、划杠及各种符号、随即写下心得体会与变换读书内容,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或者说一个突出习惯。 

        (三)毛泽东读书的方法、态度与成就

        总的指导思想:——批判汲取,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一)古为今用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的学习任务,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延安整风时,他学习中国历史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周恩来曾说,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传》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有关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罗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同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在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罗斯.持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第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美国学者的评价,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运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自己的哲学和军事著作中,对中国历史典故信手拈来,生动形象地说明哲学原理和军事策略。

        我们仅从《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有110多处引用古文,计有〈道德经〉、《论语》、《孟子》、《左传》、《孙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山海经》、《封神榜》、《论衡》、《文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其中引用《孙子》、《孟子》、《左传》和《水浒传》等警句、故事,来说明其军事思想。

        1、古籍今解

        毛泽东融汇贯通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成语、诗词、小说、故事、人物,从中汲取丰富养料,幽默诙谐地用于自己的著述、讲演、谈话等来浇灌其思想常青之树,称著于世。

        2、推陈出新

        毛泽东读书——主要是为了汲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华,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在此,仅择其要旨略加简述。

        第一,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命题。

        第二,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兵学中矛盾转化的两点论思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后发制人”这一以弱胜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美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写道:“对毛发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3), 

        (二)洋为中用

        毛泽东对于西方思想等外来文化,从不采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把它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消化吸收,推陈出新,为我所用。 

        1、毛泽东从欧美和日本的军事论著中汲取积极防御的观点,深化了战略退却的思想,提出“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战争指导原则。

        2、毛泽东深化和丰富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新论断。

        3、毛泽东批判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唯心论的不可知论,提出了实施战争指导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4、提出弱军采取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成战略上的“消耗战”,以削弱强军转变敌我形势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的最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例如: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等)、三大民主(1948.1.《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三大原则(官兵、军民和瓦解敌军)。

        ——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井冈山的斗争,到1947.10.颁发训令统一)

        ——实事求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策略(1939年《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8《和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谈话》)。

        ——这既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大胆创造,也是毛泽东进行“科学抽象”、研究写作,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实践经验条理化,复杂的原则条文简明化的成果,便于广大干部群众接受、记忆。

        ——所以,基辛格著文说:“毛的著作激励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他在哈佛当教授时曾指定他的学生读毛的著作。他认为:“毛的身上有一种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他同我认识的所有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着即席讲话,或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苏拉格底式的对话,在开玩笑之中带出主要论点,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

        --不管是与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同事、下级、工作人员,还是被接见的外国记者、国家政要,他们都为毛泽东的博览群书,渊博知识所折服、赞叹!——这是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的结果!

        ——随感:学文首推毛泽东,做人当如周恩来!

        (四)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与中国革命战争史紧密相联,它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他强调活读书,读活书,反对死读书(知行统一—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联系并结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践而读书、学习,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突出特点。他把学习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提高到与马列主义并列的高度,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因此,读书必需同现实需要相联系,为当前的现实服务,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一样。

        他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书,而最主要的是他有长期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能用军事理论对战争实践进行总结概括。毛泽东在读《新五代史.刘鄩传》时写下批语: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其历史依据是:刘鄩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而刘仁赡略通兵书,也不失为一位好的将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战场就是学校,这是他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之谈。

        ——1936年10月以前毛泽东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其根据:毛泽东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准备资料,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刘鼎、叶剑英,要他们广泛搜集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军事书籍,特别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书信集》第80页)。“……打游击,就是打转”等。

        第二,读写结合,以写促读(读之理解,写则研究)

        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喜欢写作,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当中共一把手后都没有变,如他在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上,经常发表针对时弊的许多评论文章,1958年他已65岁,炮击金门时他仍亲自起草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等,文章充满激情、恢弘,幽默、讽剌,挖苦,一应俱全。毛泽东是写文章的高手、大师,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读与写相互结合、促进。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精华、名篇、名言,都是通过他自己写作而产生的。

        第三,广博源于勤奋,成就归于天才(天赋)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其学识之渊博,完全得益于他超乎常人勤奋的博览群书。单就勤奋、刻苦这点而言,我深深感到,别说一般的领导干部远远不如,就是专门做学问的专家学者来说,能与毛泽东相比的,也寥寥无几……这是毛泽东作为思想领袖的亲和力、魅力所在,无人所及的主要原因。正如斯诺所说: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王牌。

        毛泽东的勤奋(或者说动力)有二个来源:

        一是动力,他从青少年起就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宏大志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奋笔疾书:“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二是压力,他当领袖的“领导岗位压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毛泽东说:“我因此,到了延安就发奋读书”。

        另据吕振操回忆,在延安时,他曾听毛主席说:“到陕北时有人议论:张国焘、毛泽东谁的学问大,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既然群众有议论,还是应该注意嘛!我又发愤读了一些书”(《吕正操加快录》第558页)。当然,毛泽东读书能创造性的作出历史的成就,则是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所致,这不是勤奋所能带来的。很多人一辈子读书也非常勤奋,但其成果却很差。

        第四,不足(失误)在于脱离实际及教条化

        最后尚需指出,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出现某些失误,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某些错误看法和做法有密切关系。历史古籍毕竟是陈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与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由于嗜好历史古籍与治理国家大事的交错进行,难免不在毛泽东的言行中,一些具体事物、人物的处理上,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对此,薄一波曾说:当毛泽东的思想一旦脱离实际,陷入某些空想的时候,中国史籍的特殊材料,就起了不好的作用了(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比如,他有时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改朝换代朝廷中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状态,视为建国后的社会或党内的主要矛盾,从而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1957年后,他常常借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典故或人物来喻讽党内领导人,进而展开“路线”批斗,直至撤职罢官。比如,把彭德怀比作海瑞……等等,不一而足,这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表现,实为不足取,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主要是体制、终身制问题,党内、社会都缺失民主制度。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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