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与老师们、同学们一起缅怀我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读书实践。我是毛泽东主席晚年专职的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9日，我们一直陪伴着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我与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等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在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丰泽园故居整理毛主席生前的全部遗物，包括各种文件、资料，图书、报刊，还有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赠送的多种书法、绘画作品及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多种礼品。一直到1987年底，我们完成工作任务后才离开毛主席故居。前后算起来一共有21年的时间。说到毛泽东，说起毛主席，我们心中想说的话是很多的。因为我是毛主席晚年的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今天就给大家先说说毛主席晚年读书学习的鲜为人知的一些情况。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是活到老读书学习到老的光辉典范。

我想分以下三个部分向大家介绍：一、毛泽东晚年爱读什么书（或者最爱读什么书）；二、关于阅读批注《二十四史》的有关情况；三、毛主席晚年读书学习几点启示。

一、毛泽东晚年爱读什么书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终身酷爱读书的人。毛主席晚年爱读什么书、最爱读什么书，晚年到底读了些什么书，这是很多的老同志和广大的毛泽东研究者、信仰者们都很想了解、都很想知道的。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从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与我的几次谈话说起。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对人民群众开放，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丰泽园故居是典型的旧式四合院建筑，位于中海和南海之间。当时，我在丰泽园故居整理登记毛主席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防湿，白天我们经常开门开窗通风。耀邦同志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我们亲切交谈。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

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正式问我 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的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到《金瓶梅》。毛主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到了《金瓶梅》。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

我对耀邦同志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年2月之前就读过《金

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

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我说得有道理。

接着，耀邦同志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第二个问题。他说：“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下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什么书看的最多，你还不知道？”我说：“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几十年，读书千万种。从青少年时代，到战争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生中，他最爱读什么书，我真的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如果您把题目变得小一些，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读了些什么书？我就好回答了。”例如：您要问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我就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毛主席最爱读哲学方面的书。”说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书的事，耀邦同志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到主席住地去过几次，每次去看到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他老人家习惯夜晚办公看书，常常看书看到天明。”说到这里，耀邦同志还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早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爬山回来，路过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主席坐在窑洞门前看书。他就走到跟前说：“主席，您今天早上起得这么早啊！”毛主席抬头一看，笑笑说：“我还没睡呢！”听完了这段故事，我就问耀邦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时一候，他办公室到底有多少书啊？”耀邦同志指了指菊香书屋主席吃饭桌旁的书架说：“像这样大小的书架，至少有5个，上面全放的是书。”说完，耀邦同志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说：“毛主席阿，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看书看得多啊！”因为我听说耀邦同志也是很爱读书的，他常常晚上工作忙完了之后，还要读一二个小时的书才休息。所以，我就接着说：“耀邦同志，听说您也读了很多的书啊！”耀邦同志说：“我不能与他老人家比，我读的书最多是他老人家的五分之一。”大概是觉得五分之一少了一些，走到床头两个书柜前，又回头过来说：“最多是三分之一。”

接着，我向耀帮同志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最爱读哲学书的几个有关例证。

第一，读哲学书的批注。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得多的、在书上写下的批注文字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和《思想方法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9种。这9种哲学著作，毛主席在延安时都读过多遍。打开这9种著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划的各种笔迹和成段成段的批注。许多地方划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划的。最长的是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毛笔书写的，字写得很小，书写得很流畅，大多是行书字体。说是读书批注，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来欣赏。当时，我将毛主席读批过的这9种哲学著作一本一本拿给耀邦同志阅看，他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还把主席的批注文字读出声来。他边看，边充满深情地说：“在延安，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天天读书，可是不知道还写了这么长这么多的读书批注。毛主席每天工作那么忙，还在读书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他老人家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耀邦同志还说：“这些批注太珍贵了，对研究毛主席，对研究延安这一段的历史等都有重要价值啊！”耀邦同志在阅看这些书时轻拿轻放，还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书保存好啊！”

第二，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份读书日记。毛主席在日记上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这份日记写于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先后时间是两个月。原手稿共7页，未标页码，是写在横格本子上的。2月1日这一天，毛主席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即1月31日，笔者注）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387——416。”从2日到4日，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5日从417页看到457页，看了整整40页。到3月16日，852页全看完了。从3月18日到4月1日，这两个星期，又看了克劳塞维资写的《战争论》和潘梓年同志写的《逻辑与逻辑学》。从这份读书日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月中，毛主席读的书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书。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的读书日记。耀邦同志看完这份日记后频频点头说

：“是的，主席是很爱读哲学书的。在延安时，在他老人家的带动下，还组织过读书小组，号召大家学哲学呢！”

第三，与斯诺的谈话。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斯诺的访谈，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的事情。

第四，《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都是写于延安。

我说，至少有这四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方面的书籍。耀邦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非常肯定地说：“你说的对！主席在延安读哲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老人家还常到抗大去给大家讲哲学呢！”   接着，我还向耀邦同志介绍了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后期及七十年代，毛主席的读书情况。我说，主席存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纪传体史书是当时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同志根据主席的读书需要于1952年购买的。这部《二十四史》，主席整整读了24年。全书八百多册，四千万字左右，他老人家是通读过的。传记部分是老人家最爱读的，许多的传记，他在阅读中还十分用心的作了标点、断句，划了着重线和作了多种不同的标记，许多地方都写有批注文字。其中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都读过多遍。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两年，在病中还坚持读《晋书》，用颤抖的手在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铅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他老人家还常常把有意义的人物传记，批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当耀邦同志翻看毛主席批划阅读过的《二十四史》时，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得多

啊！”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不仅爱读正史《二十四史》，而且还爱读各种野史、稗史以及历史小说。毛主席说过，“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实际上，毛主席除了爱读《二十四史》外，《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中国历朝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爱读。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三侠武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等著名的中国诸多的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爱读、都读过过多遍。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文章，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书都是毛主席爱读的。《唐宋名家词选》读过的本子就有几种，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已经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他还要看这种书。到外地考察巡视，他也常常把这些书带在身边。毛主席不但爱读唐、宋各代名人的诗文作品，而且对一些作者和作品也都很有研究。如读《初唐四傑集》一书时，他写了这样一段批注：“这个人（指王勃-----笔者注）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王勃是唐代有名的年青诗人，毛主席认为：“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这些历史名人，虽然生活贫贱，可是在年青时都很有作为。毛主席称赞他们是“英俊天才”，对他们死得太早感到非常可惜。他老人家在《初唐四杰集》一书批语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毛主席还特别喜欢读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以及宋代

辛弃疾等人的词，直到晚年，他还常常背诵、书写唐诗和宋词。

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也很爱读鲁迅的著作。1938年1月12日，毛主席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938年8月，上海出版了精装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给毛主席买了一套。毛主席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它一直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秉烛夜读。同读其它的著作一样，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圈圈划划，直线、曲线、点点、三角、问号等符号和标志划满了全书。凡是原书中文字排版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在阅读中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这套《鲁迅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时，他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呢！对鲁迅的小说、杂文和诗，毛主席都爱读。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集》、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以及建国后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等，毛主席都读过。1974年，毛主席患了“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8月，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医生唐由之主刀给他老人家右眼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俟视力稍有恢复，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鲁迅全集》，并用红铅笔在第五卷第五分册封面上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吃烂苹果，1975.8”的批注，时间是1975年8月下旬。毛主席写的“吃烂苹果”是什么意思呢？原因在于这一册鲁迅著作《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的比喻。鲁迅在文章中说：“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鲁迅用吃烂苹果的道理来说明，对待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因其有一点缺点和不足就全部地抛弃，或者全盘否定。毛主席非常赞同鲁迅的这种见解。1975年3月，江青等一伙人给电影《创业》强安了十大罪名，欲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创业》的作者给毛主席上书，陈述创作《创业》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收到《创业》作者的申诉信以后，对江青一伙的武断行为极为反感，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关于吃烂苹果的文章，当工

作人员读到“苹果一烂”这一段时，毛主席高兴的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针对当时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严肃写下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同年十月，毛主席又一次在一份向他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批示：“打破‘金要足亦’，‘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再一次批评了江青一伙。”

毛席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和诗句。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之。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老人家最爱书写的。我告诉耀邦同志，毛主席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内容上来说，马列主义著作，哲学著作、鲁迅著作、历史著作、经济学著作、军事著作、文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技术科学著作等，他都终身爱读。从时间上来说，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老人家都有兴趣。说他对哲学著作有兴趣。可是对逻辑学、美学、佛学等宗教哲学著作也有兴趣。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经典他都读过。基督教的《圣经》也读过。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无线电话是怎样工作的》等通俗书籍，他也有兴趣涉猎。1975年还要读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还读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李政道的《不平常的核态》等理论著作。1974年，1975年，他还读过《化学》、《动物学》杂志，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等著作都有兴趣。他不仅对中外文学名著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对中国古今的笑话书、小人书等也很爱读。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半年的时间，他老人家大部分时间读的是笑话书。如：《古代笑话选》、《历代笑话选》、《笑话新选》、《笑话新谈》、《笑林广记》、《新笑林一千种》、《哈哈笑》、《笑话三千篇》、《幽默笑话集》、《时代笑话五百首》等数十种笑话书，他都看过。70年代，《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他老人家也常在茶余饭后翻阅。还有历代字贴、名人墨迹、名家书画作品、《楹联丛话》等等，他更是爱不释手，看了又看，读了又读。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真正的博览群书的人，毛主席生前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书。读书、看书、谈书、评书，这是毛泽东晚年每天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内容。耀邦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说：“毛主席这样活

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

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有关情况

（一）《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晚年最爱读的、也是读得最多的书籍之一

毛泽东爱读中国历史书籍，这是很多读者都知道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用心读过《纲鉴易知录》（〈清〉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胡汝霖收藏，清朝乾隆皇帝在读《资治通鉴》时写下的批注文字和他认为比较重要的章节辑录而成）、《论语》、《孟子》、《国语》、《老子》、《左传》、《孙子》、《列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史籍。

1916年2月29日，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如果-作者注）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也说过：“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态度。后来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担当起革命的重担。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对历史书籍依然是深嗜笃好。他对史籍的爱好，是贯穿于他的一生的。

在毛泽东晚年的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70年代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还坚持读了《世界通史》、《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著）、《拿破仑论》（法?福尔著）、《拿破仑传》（<苏>叶?弗?塔尔利著）、《藏书》（<明>李贽著）、《焚书》（<明>李贽著）《老子校诂》（马叙伦校）、《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老子简注》（高亨注译）、《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史通通释》（<清>浦起龙著）等很多的历史书籍。晚年，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批注批划最多的历史书籍是《二

十四史》。这里，笔者就将毛泽东晚年阅读批注《二十四史》的情况向大家作一个较为详细地介绍。

我们知道，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二十四史》，是1952年，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而添置的。这是一部大字木刻线装本，毛泽东生前特别喜爱，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他老人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史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无论在外出的火车上、飞机上，无论在住地的会客厅里、书房里、办公室里、卧室里，无论白天、黑夜，我们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如果要问毛泽东晚年最爱读什么书？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这部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就是他老人家晚年最爱读的、也是读得最多、批注批划最多的古籍线装书之一。                

《二十四史》是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种史书的结集。这二十四种史书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部恢弘巨典，系统记述了从中华始祖黄帝（公元前26世纪）起始到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4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全书计约3250余卷，800多册，4720万字。《史记》（即《太史公》书）是由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间撰写成书，到《明史》清?张延玉等于1784年撰著完成，历经1888年。其著期之长，涵盖之广、工程之巨，是历史上少见的。

从全书全部的文字内容来看，《二十四史》是以帝王纪传为主线，贯穿历史事件，辅以“表”、“志”等内容，比较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全貌。全书记载的人物，包括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谋士、游侠、商贾、医卜等等，非常之多；记载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典章、外交、文学、科技、财税、天文、地理、风水及宗教、

民族、民俗等等，非常之全。《二十四史》是学习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必读之书。它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它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如果说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阅读《二十四史》还只是单本篇章，那么从1952年之后，毛泽东读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就是全面、系统地研读了。从1952年再读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起，到1976年9月，他老人家辞世至，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特别是70年代之后，毛泽东已经是重病在身了，他老人家每天还日以继夜地阅读这部史著，真是感人至深，令人心折。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是不分白天、黑夜的。白天读，黑夜里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读。有一张社会上流传很广的毛泽东夜晚坐在沙发上读书的照片，手里拿着的就是这部《二十四史》，时间是1961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常常是废寝忘食的。读书忘记吃饭，这是常有的事。就是吃饭时他也常常边吃边看。一天吃几顿饭，对他老人家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吃一顿饭，热来热去，端来端去，反复几次他才顾上吃。吃完饭把碗筷往旁边一推，又继续看书。他老人家读书，没有固定的时间，有空就读。他老人家爱晚上看书，常常是看着看着睡着了，睡着睡着又醒了，醒来接着看。1972年之后，他老人家看书大多是躺在床上看的。晚年病重期间，他还坚持天天读书。腿肿得不能站立、脚肿得不能走路，每天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还坚持读书。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的精神和毅力，是十分感人的，也是我们常人难以做到的。

《二十四史》，毛泽东24年读而不倦，学而不厌，全书全部文字他至少都读了一遍。他读得最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旧五代史》、《明史》等。这些书中的许多重要篇章，许多人物本纪、人物传记，许多著名战役、著名的农民起义，许多皇帝、将相、大臣们的御批、高论、奏章，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的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反而把刘邦放跑的故事，萧何曾经实行的“耕三余一”的办法；《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的苏秦故意刺激张仪的故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述的刘邦不见儒生，郦

食其发火，刘邦向其道歉，并采纳了郦食其意见的故事；《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述的赵充国关于屯田的疏奏故事；《后汉书?陈寔传》中记载的陈寔的故事，《后汉书?黄琼传、李固传》中记述的李固写给黄琼的信；《三国志?郭嘉传》的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的故事，等等。还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和描写，毛泽东都反复读过二遍、三遍、四遍、五遍……。翻开毛泽东生前读了24年的这部《二十四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册的封面、封底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纸张断裂了，有的分册装订的丝线也断了，还有许多册上留有毛泽东当年阅读时的种种痕迹。每当我们看到他老人家读批过的这部《二十四史》的时候，他老人家晚年在病榻上勤奋读史的形象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激起我们深深的思念！

最让我们难忘的是，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而且眼睛患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建议他每天不看书或少看书。他对医生的话毫不在意，每天照样看书。实在不能看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书。为了满足他每天读书的需要，1975年5月下旬，专门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狄同志到中南海给他读书。那些时日，芦老师几乎每天都要给他读《二十四史》，读鲁迅著作，读其他多种他要读的著作。有时边读边谈，有时还向芦老师提问，或者平等地交换看法。芦老师对中国文学、中国历史、鲁迅等都熟悉，有研究。她每天给毛主席读书，与毛主席谈书，非常认真、非常热忱地为毛主席服务。1975年8月上旬，毛主席有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个星期后，视力稍有好转，他老人家就自己读《二十四史》了，一边读，一边用颤抖的手提笔在《晋书》三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在五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

这些字虽然写的不很公正流畅，字迹笔划有些歪斜无力，但它是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最有力、最真实的标志。1975年8月，1975年9月，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说话已说不清楚了，两腿不能自如走动了，每天几乎在床上或者半躺着，或者臂靠在床头上，静静地读着，静静地想着。

1976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素质越来越差。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挽

救，脱离了危险。之后不久，毛泽东许多时间都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1976年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之多，共计2小时50分钟。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部《二十四史》、《晋书》、《南史》等部分分册就一直放在他的身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没有翻看呢？反正这本书一直陪伴着他。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读《二十四史》，周福明（毛泽东晚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是这样说的：“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字帖。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我到主席身边后，看主席读这套书，有的起码读过十遍也不止。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看起来眼睛也感到不那么费劲。”（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687页。）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下功夫读《二十四史》呢？一部《二十四史》，他读了24年，还如此爱不释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除了《二十四史》这部巨著本身记载的我国长达4000多年的社会历史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宝库，等等自身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思想渊源来看，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出国求学了，他的同学中也都劝毛泽东出国磨砺，如新民学会会友罗学瓒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其言辞之恳切，期望之宏大，真是感人。

但毛泽东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留在了国内。他那时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有人似应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

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4页。）在另一处，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新民学会资料》第402页。）

毛泽东虽然没有走出国门，壮游世界。相反，当许多人都在国外住洋房，吃面包时，他却走向了中国的穷山僻壤，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住茅屋，吃南瓜。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社会问题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从读“无字之书”中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些想法、看法、做法，特别是他的“似应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主张，这与他后来下功夫读《二十四史》是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毛泽东晚年还那样不分昼夜地读《二十四史》，就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更多一些。《二十四史》就是了解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最好的、最全面的知识宝典。

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二十四史》。正如1975年毛泽东与芦荻老师关于读二十四史的谈话时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这就清楚地说明，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二十四年手不释卷，就是为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对自己的国家“这个地盘内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看，及研究”，从而达到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更多一些，对自己国家“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知道得更全面一些，研完得更

深透一些。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为了借鉴历史，为了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启示、经验、教训。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了解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今天的现实斗争服务。鉴往知来，是为了治国安邦。学习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精华，汲取对今天、明天、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东西，让其更好地为现实斗争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酷爱历史，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一贯的主张。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9月第1版，第71页。）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中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又一次作了很好的阐明。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分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

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6月第1版，第225页。）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样的主旨是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的内在主要的动因。他老人家晚年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下了很多功夫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及多种的稗官野史。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自述》第268页。）

张闻天说：“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彭德怀自述》第268页。）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我们从图书服务工作中还知道，晚年的毛泽东，不仅自己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常常将他读过的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等分册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他老人家生前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等史书的标点出版工作。他曾多次向全党同志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要求有关方面组织安排《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标点出版工作。首先指定标点《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同志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他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部史书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也为更多的人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注

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是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读书批注也是他晚年写的最多的。笔者曾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毛泽东晚年读的《二十四史》，写有批注文字的一共有15种史198条，3583个字。乾隆武英殿刻板的《二十四史》，天头空的地方比较大一些，所以，毛泽东写

的批注文字几乎都是写在天头上，个别少量的文字是写在地脚上的。除天头、地脚写有批注文字之外，还有少量的批注文字是写在正文的字里行间或相关分册的封面上的。写在封面上的批注文字大多是提示性的、说明性的、指示性的，等等。例如，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21册封面上，毛泽东写了：“送陈毅同志阅 陈寔传 黄琼传 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刘是刘少奇，周是周恩来，邓是邓小平，彭是彭真---笔者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的批注和所作的批划、圈点，我们知道先后用笔是不一样的。50年代、60年代初，批注、批划有时还用毛笔，后来大部分批注、批划用的是特制的中华牌笔芯比较粗的铅笔。铅笔也有好几种，有黑铅笔，有红铅笔，还有蓝铅笔、绿铅笔等。毛泽东晚年读书批注、批划，大部分用的黑铅笔，有时也用红铅笔和蓝铅笔。“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按照徐特立老师的指教终生遵循的一种读书方法。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时，仍然保持着这种方法。他读书时，身边总放着笔，有什么笔，他就用什么笔。因为他读书的地方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晚年时候，随着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腿脚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所以他老人家读《二十四史》大多是坐在沙发上，笔就放在茶几上。有时也半躺在床上，身边也放有笔。他老人家读书时，伸手摸到什么笔就用什么笔。这样，他老人家读过的《二十四史》，许多地方批注、批划、圈圈点点，字写得密密麻麻，比比皆是，留下的笔迹有红有黑，有粗有细。从批注、批划的笔迹可以看出，许多人物传、本纪等内容，他老人家先后是读过多遍的。他老人家生前曾说过，《资治通鉴》一书他读过17遍，《二十四史》读过多少遍，他没有说，笔者知道，《二十四史》，他是通读过的，许多的人物传、本纪等篇章从批注、批划的笔迹来看，至少读过五遍以上。书随时都在他的身边，24年里到底读过多少遍，他老人家自己估计也难说的清楚。书中的许多内容、人物、典故、战争、战役、事迹、警句、名言、立论、定策、筹谋、政纲，等等，他都一一熟记在心里，自如地运用于喻事喻理的言谈中。笔者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熟读《二十四史》、熟记《二十四史》、熟用《二十四史》、熟评《二十四史》的人，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是无人相比的。他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典范，也是我们运用历史的楷模。

下面，我就着重介绍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注及其相关的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共写下了3583个字的批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写在一些分册封面上、目录页上的批注文字。如果把写在分册封面等地方的批注文字统算起来，差不多有4000个字了。统观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注，总起来说，着重是关于两个方面的批注：一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包括历朝历代皇帝、宰相、大臣等历史人物，如汉武帝刘彻，汉元帝刘奭、 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楚霸王项羽、梁武帝萧衍、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等；二是关于历史上有关的战役、战争、战略、战术等历史事件的批注。例如：战国时的“围魏救赵”之战、项羽和刘邦的楚汉战争、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宋襄公的宋楚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秦晋的淝水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等等。在《旧五代史》一书上写的19条批注，其中14条都是与战争、战术有关的。

具体地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二是关于历史人物治国治军的“政论”、“政见”、“政纲”等高见的批注；三是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批注；四是关于对史书本身内容的批注；五是关于联系实际的批注；六是关于对史实、史迹等表示鲜明的个人意见、个人看法的批注；七是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八是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下面就按照这八个方面，将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全部批注，一一向大家介绍。

1、关于对历史人物的批注。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历史人物的批注，是他读《二十四史》过程中所写批注的重点之一。对历史人物的批注地方很多，条目很多，文字也很多。

读《史记》过程中，毛泽东一共写了三条批注文字，这三条全是与历史人物有关的。笔者这里向读者介绍对陈胜、吴广的两条批注。

毛泽东读《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8-9页的文字时，先后写了“一误”、“二误”两条批注。

《史记》中说，当陈胜起义前还是一个雇农时，有一次对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及至陈胜起义为王，旧时伙伴找来。开始时，陈胜未食前言，接待了他，这人因而得以经常出入宫廷，也常常无顾忌地谈及陈胜为雇农时的贫困往事。有人对陈胜说：“你的客人愚昧无知，所谈的事影响你的威望。”陈胜听信了这些话，把旧时的伙伴杀了。从此老朋友们都躲得远远的，没有人敢再亲近他。在这一段文字记载的天头上，毛泽东用黑铅笔批注了两个大字：“一误”。文中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着重线。

《史记》中又说，陈胜任用朱房为掌管人事的官员，任用胡武为纠察过失的官员。这两人作威作福，对在外作战的将领，凡不顺从他们命令的，随意治罪；对他们不喜欢的人，不送司法部门审理，擅自处罚。由于陈胜信任这种人，众将领因此都不愿再追随他、为他效力。《史记》中说：“此其所以败也”。在这一段文字记载的天头上，毛泽东又用黑铅笔批注了两个大字：“二误”。文中也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重线。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铅笔做过不少圈划。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划有着重线。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列举自秦至清历代农民起义的壮举，盛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

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的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两误的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毛泽东指出

字，而且还在许多人物传、纪的文字旁边划有竖线、浪线、圈圈、点点；有的地方划一个圈，有的地方划两个圈，还有的地方划三个圈；有的地方又批注、又划竖线、又划圈、又点点，真是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几种颜色，浑然一体。批注文字，批划符号，这是当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所思、所想的真实记录，都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珍贵资料。

2、关于历史人物治国、治军的“政论”、“政见”、“政纲”等高见、高论的批注。

对于这方面的批注，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写下了很多，圈划的也很多。例如：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6页时，先后对姚崇写了两条批注。一条是在读《姚崇传》的开头时写的：“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一条是在姚崇向唐玄宗皇帝陈述“十事闻”的文字旁写下的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历任过武则天以及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宰相，是一位下笔成章，满腹文才、敢说敢当的名人。当契丹侵扰边关，大臣们都无良策时，唯有姚崇能“决奏如流”，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委以夏宫侍郎，后又擢升风阁鸾台平章事，专司草拟制策诏令，参与重要机密。这位女皇帝惟恐皇位不固，重用酷吏奸佞，奖励告密，制造许多冤假错案，造成官怨民恨。姚崇曾以自己一门百口的生命、财产去保朝廷内外备受诬陷的官员，为他们伸张正义，据理力争，深为时人所称颂。   

唐玄宗皇帝即位初年，励精图治，重振朝纲，拟任姚崇为相。有才有识有胆量的姚崇根据当时时势的需要，出于对朝廷利益的维护，勇敢地向玄宗皇帝提出10条意见，问皇上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得到？如果不同意，或做不到的，他就不接受这项任命。姚崇10条意见的具体内容是：（1）能否革除先帝治理国家的严酷之法而施仁政？（2）青海边关已无反复被扰的战乱，你能否不再派兵出击，贪图边功？（3）你能否对自己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实施制裁？（4）你能否不再让宦官参政？（5）你能否做到除租赋以外，不再收受公卿大臣们自媚于上的礼物？（6）你能否禁止外戚贵主出任公职？（7）你能否以庄严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王公大臣们？（8）你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否严禁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否汲取王莽乱汉的经验教训？这对

10条意见，条条句句针对性很强。毛泽东对姚崇传记的全部文字研读十分认真仔细，不仅写了上述两条批注文字，而且圈点批划亦多。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天头上，用粗重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名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并在“姚崇”两字前，写上“大政治家、唯物论者”8字批注。姚崇向玄宗提出的10条意见更为毛泽东所推崇，因此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写下：“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毛泽东称之为政治纲领的10条意见，都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中宗、睿宗掌朝以来的严重政治弊病提出的。唐玄宗采纳了这言之凿凿，见解卓越的意见书，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薇令”。后又委以大权，提拔重用。后来姚崇生病时，凡大臣们提出的不太恰当的意见，玄宗皇上都派人去请教姚崇；凡是好的意见，他都认为是姚崇的谋划。从此“进贤退不肖”，达到了“天下大治”。

毛泽东称赞这300多字的10条意见，写得“简单明了”；阐述的条条政见，极切时弊，深刻、尖锐；他认为是“古今少见”的治国的“政治纲领”，赞美姚崇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不仅如此，还称赞他是一位不信鬼神，具有“人定胜天”观念的唯物论者。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第8-13页的时候还写有一段批注文字，盛赞马周上唐太宗皇帝书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这里，笔者先简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贾生《治安策》”。“贾生”，就是贾谊。贾谊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每次奉诏讨论问题，年方20来岁的贾谊，才思敏捷，对答如流，许多资深博士远不及他。不久，他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年青人血气方刚，开拓进取，在政治上他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积极倡导改革，因此遭到顽固守旧的权贵们的忌毁，下放长沙，当长沙王的老师。过了几年，皇帝又调他回朝廷，当皇上小儿子梁怀王的老师。遭受贬黜磨难、政治伤痕未愈的贾谊，在南放归来即向文帝递了一个资政报告，这就是后来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治安策》。

贾谊在《治安策》中首先猛烈地抨击了当朝权贵们掩盖矛盾、歌功颂德的错误作法，批判那种“天

下已治已安”为“非愚则谀”粉饰太平的鄙俗之见。尖锐指出：如今的形势犹如睡在一堆点了火尚未燃起来的柴草上一样。在《治安策》中贾谊陈述了自己为之痛哭、流涕、长叹息的九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主张。

贾谊的奏稿是其深刻观察社会，冷静分析现实，认真解剖时弊而提出来的治国良策。他由古及今列举种种事例论证，又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分析，文章有情有理，有据有力。毛泽东曾在《致田家英》（1958年4月27日）的信中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它是一篇永载史册的不朽之作。                                           

贾谊在《治安策》中还谈到了关于太子教育的问题。毛泽东对贾谊关于太子教育的主张：“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的教育方法是不赞成的，批评这种做法是“近于迂腐”。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年轻一带要成长为栋梁之才，必须投身社会实践，必须经风雨，见世面。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贾谊在《治安策》中阐述的政治良策，未为当朝统治者所采纳，致使壮志未酬。33岁那年，受业于他的梁怀王不幸坠马而亡，他自责“为傅无状”忧郁而死。毛泽东慨叹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对这位古时秦汉史专家，一代政治新星的陨落，深表惋惜。

贾谊的《治安策》在毛泽东心中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那种情况下，贾谊敢于直言进谏，观点鲜明，思想独到，毛泽东当然是推崇备至的。然而，类似这样的政论奏章在中国历史上是为数不多的，所以，毛泽东在读到马周上书唐太宗奏稿时，写下了：“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的批注。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盛赞马周上唐太宗书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呢？笔者在这里再较为详细地介绍一下马周上书和毛泽东读马周传时批注、批划的情况。

马周是盛唐时期太宗的得力大臣。他出生乡间，少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熟读《四书》、《五经》，满腹文才。后来作了中郎将常何的家客。公元631年，他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提出了20多个问题和建议，被知人善用的唐太宗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又不断提拔，晋升为皇帝的得力助手。他的奏折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阅读批划及其评价是：

第一、建议皇上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疾苦。他总结夏、商至晋、隋历代统治天下的经验教训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明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他列举唐尧、虞舜、夏禹、汉文、汉景帝节俭于身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颇嗟怨”所服徭役太重。“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文字旁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划了套圈，又在天头上连划三个大圈。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文字旁，字字加旁圈，还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从这繁多的圈划可以说明，毛泽东很赏识马周敢于反映时弊的无畏精神。

第二、建议太宗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例如隋朝虽有洛口贮仓米，东都织布帛，西京库金银，可以说很富足，但是当李密、王世充等起来造反，这些财物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资本。充实国库以备不时之需，是完全应该的，那也只有当老百姓有余钱剩米之后才可征收，岂能不顾人民死活，拿着向穷苦百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得来的财富供造反者使用？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字字加旁圈。

第三、马周还建议唐太宗封王赏功要得当，要加强基层组织人才的选拔。他认为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关于分封诸侯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举出曹操生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百般猜忌打击曹植，使他忧郁而死的事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所以他认为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毛泽东在这一句话旁边划了圈圈。马周期望皇上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毛泽东又在这句话旁边划了圈圈，还在天头空白处划了三个大圈。

。

马周在奏折中还建议皇上加强州县官员的选拔。他强调指出：“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要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现在呢“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划了旁圈。看来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周关于加强基层政权的政治主张。

生长在贞观盛世的马周和他的先哲贾谊一样，能做到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盛世存在着的弊端和隐患，又敢于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不计个人荣辱祸福，尖锐地批评时政中敏感的重大问题，分析深邃，说理透辟，极切时弊。提出的建议，具有远见卓识，深受太宗重视。他从一介草茅一跃成为监察御史、谏议大夫、中书侍郎、中书令、中书舍人、给事中，历任掌管侍从规谏、军国政令、草拟制策诏令、驳正违失等重要职务的官员。太宗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马周患病，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他的才能和胆识，他所受到的高度信任和礼遇，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圈圈点点，又批又划，在《新唐书》马周上唐太宗书这一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书，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虽自比奴隶出身的宰相、协助武丁王大治天下的傳说和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的姜子牙---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此论。他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批写道：“傳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还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马周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认为他的才德远比傳说、吕望为高，他在公元631年上太宗书远非苏轼之流纸上空谈的万言书可比，称誉为西汉以后第一奇文。这种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对待历史人物，这是毛泽东读史书的一贯做法。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从不人云亦云，所有的批注文字都是独立思考之后写下的，都是他的独到见解。这是毛泽东读史书的一个独到之处，也是他读《二十四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类似这样的批注，还有许多，笔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3.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关于对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内容的批注、批划也是很多的。

就以《南史》为例。毛泽东在读《南史》过程中，先后写下了50条513个批注文字，条条、字字都与战争、战役或者战略、战术有关。就其具体的批注文字来看，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称赞性的批语。例如，《南史》卷十八《臧质传》，是毛泽东晚年度过多遍的，很多地方都有批划。在读该传时，毛泽东写的批语是：“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臧质是南宋文帝时候人，能文会写，有魄力，通军机，做过徐州、兖州刺史。宋文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发展，他希望统一中国，想首先收复黄河以南土地，经常出兵进击北朝的魏国。这时的北魏，正是勇武善战的太武帝执政，他在统一黄河流域之后，亦想南下灭宋，完成南北统一大业。故公元450年以后，南北两朝战事迭起，兵祸连年。臧质在与魏军鏖战中，战功卓著，打得最漂亮的有三次。毛泽东在批语中把他概括为：“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

毛泽东十分赞赏臧质的军事才干，在《臧质传》中多处圈划、批注。对臧质向刘义宣献策，逐一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以及他逃回家乡后的情形，都有红铅笔划了着重线。他以军事家的眼光审视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计划是正确的，因而写下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质之言，因以致败，惜哉”的感叹。

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时，还写有一条批语：“景宗亦豪杰哉”；在读卷五十八《韦睿传》时，关于曹景宗，毛泽东还写两条批语。一条是：“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另一条是：“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据《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少年时期曹景宗就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他因此以胆量过人闻名乡里。毛泽东在此段文字的天头上写道：“景宗亦豪杰哉”。

据说曹景宗还爱读史书，每当他读司马穰苴、乐毅传时，对他们的文才武略称羡不已，叹息道：做人应当做他们这样的大丈夫。毛泽东对这些记载颇有兴趣，逐字划了旁圈。

公元506年，曹景宗奉命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以解除徐州刺史昌义之之围。他招募勇士7000余人，击溃魏国大将杨大眼，有力配合韦睿攻打中山王元英。在这次战斗中，他的部队俘敌5万多人，缴获军粮、器械堆积如山，牛马驴骡不可称计。毛泽东欣然提笔在此段文字的天头上批写：“良将也，仅次于韦睿、斐邃。”毛泽东在这里将曹景宗列为梁武帝三大开国名将的第三名。

最令毛泽东由衷赞赏的是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气度和对繁文缛节的蔑视。曹景宗做了名将以后，出入有车代步，保镖随员左右不离，他感到极不自在。有次外出，他想将车窗帘子拉开，遭到左右谏阻。他对自己家里人说：“我昔在乡晨，骑马快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鹿，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这娓娓道来的述说，活脱脱地展现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气质。毛泽东对此除作一般圈划外，还在“不知老之将至”、“作贵人，动转不得”、“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等处，逐字密密地划了旁圈。

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时，对韦睿“敢以数万抵百万”英勇善战的记载，也是很为称赞的。

公元506年，敌中山王元英领兵号称百万，连城40余座，来势汹汹，攻打北徐州，围困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旁加了旁圈，用蔑视的笔调写了批语：“虽众，何所用之。”

梁武帝先派曹景宗前去解围，此公到达邵阳洲后，筑垒防守，却不敢进攻。梁武帝无奈，继派韦睿增援。韦接令后率部日夜兼程，但韦部属见众寡悬殊，有些胆怯，劝他缓行。韦睿当即进行了批评和劝导，并率领将士坚持急行军，仅10天就赶到了邵阳洲。在距曹景宗营前20里处，他令将士连夜赶修工事，挖长壕，树鹿角，截洲为城。第二天拂晓，军营、公事都立起来了。魏中山王元英大惊失色，用手仗敲着地说：“什么神仙到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段文字的天头上写下批语：“敢

占了寰洲，形势很好。但曹彬连胜契丹攻克涿州后，因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契丹看准这一情况，屯兵幽州，坚守不战，曹彬只得还师雄州。宋太宗却严令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再次到了涿州，粮草又尽。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两路钳击宋军，曹彬大败于歧沟关。不久，契丹集中十万兵力攻寰洲，杨业也由于孤军深入敌境，粮草供应不济，苦战历尽而败北。杨业被擒，“守节而死”。潘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战败。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写的批语是：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在杨业“守节而死”四字对应的天头上，毛泽东又写下：“杨业战死”四字批语。

毛泽东在上述批语中，批评宋太宗“总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

《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他说：“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毛泽东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这段文字的旁边又写了三个字批语：“但无能”。

赞中又说：帝“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纡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

毛泽东不赞成作者的看法，针对这段文字，他写的批语：“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

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看法也表异议，他又写了批语：“幽州之败”。

毛泽东的上述读史批注，从军事观点上，对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而对旧史学家所溢美称颂的宋太宗，毛泽东却有许多不敢苟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又如：毛泽东在《北史》卷九《周本纪》上第10页：“（大统）三年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昂围洛州。帝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掎吾三面，又造桥示欲必度，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且（高）欢起兵以来，泰每先驱，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庚戌，帝还长安，声言欲向陇右。辛亥，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陈未成。帝击之，尽俘其众，斩泰，传首长安。高昂

家，曾作《汉书》注，他注释史书偏重于考订文字。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态度，毛泽东更赞颂前者，所以他在批注中赞扬李贤、 刘攽好，而且认为比颜师古好得多。毛泽东特别称赞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撰著的。后人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把《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后约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宋文帝嫌《三国志》记载过于简略，让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出身于宦官世家，自幼博览典籍，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他概括自己为《三国志》作注的原则为：“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繆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单地说裴松之的注释可分为补阙、备异、矫妄、论辩四类。裴松之广泛搜集东晋以来陆续发现的大量史料，把作注的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据统计，陈寿撰著的《三国志》约20万字左右，而裴松之的注却有55万字之多。裴松之以将近两倍于原著的篇幅所作的注，弥补了陈寿原著简略的不足。宋文帝读后称赞说：“裴世期（注：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后人有人统计，裴松之注内，引证的书目约210种，除去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有一百五十余种，可见裴松之博览旁通，为《三国志》作注所花费的心血了。裴松之引用的材料大多首尾完整，而取材的书籍，多有失传，极有史料价值。毛泽东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在这部书中有他很多的圈划和批注。他在批注中盛赞裴松之“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称赞李贤、刘攽“贤于颜师古远甚”，说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条批注中提到的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他也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太炎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这部史书的史料十分丰富。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还写了一条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

这三人都是后汉朝廷中的良臣，能够纠正朝廷的缺失，注意民生的疾苦。卷九十二《荀（淑）韩（韶）锺（皓）陈（寔）列传》：“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赢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浮。”指荀淑品德高，为当世名贤李固、李膺所师事。鐘皓德行高，推荐年轻的陈寔。韩韶做了嬴县长，使寇盗受感化，流民得安抚。陈寔做太丘长官，安抚百姓。党锢狱起，陈寔因太监张让父死，曾往吊丧，故靠了他多所保全，称为太丘道广。这传都赞美有品德的人。卷九十三《李（固）杜（乔）列传》：“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李固、杜乔是后汉正直大臣，在政治上多所贡献，为外戚权臣梁翼害死。从这三篇传里，可以看出后汉所以衰亡的原因。卷九十四，如《赵岐传》，已经到了汉末三国时了。

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赞扬《后汉书》比《前汉书》写的好些，他还对两部《汉书》中的某些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对二十四史的其他诸史，毛泽东也简略谈过看法。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对《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窦参传》和《吴通玄传》，则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他认为《南史》、《北史》比《旧唐书》更好些。他称赞《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从上述的批注和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评价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从此，足以说明，毛泽东读史是很专注的，评价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5、关于联系实际的批注。

密切联系实际，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坚持终身的一条读书方法。毛泽东读史书，读《二十四史》也是这样，总是密切联系革命斗争的实际、社会实际、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他读《二十四史》，常常把历史上的人和事、把书中记载的典章、制度等等，与当今的实际联系在一起，把他读书时的所思所想写下来。从他的许多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读《二十四史》，很多时候仿佛是在与古人面对面交流、交谈。对古人的话、过去的事、史书的记载，字字句句，他都入

心入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即批，有话即写。对古人的话，有赞同、称颂的，也有不赞成的；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这里，笔者向读者介绍毛泽东读《旧唐书》、《新唐书?徐有功传》有关的批注及其相关的情况。

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十三《徐有功传》第7页在书的天头上用黑铅笔写的批语是：“命系疱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翻开毛泽东读过的《旧唐书》、《新唐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十分爱读徐有功传，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目录，“徐有功传”四个字下，毛泽东还划了曲线。他对这两部史书中记载的徐有功传，几乎是逐字逐句阅读的。对书中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两处文字旁都逐字划了旁圈，后者还在句末划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划三个大圈套小圈。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划、圈点。     书中记载：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任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一段文字旁，逐字画上圈，句末画了小圈套大圈。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为之申辩，而自己却被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说他包庇罪人，应获死罪。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毛泽东在两篇传记文字旁逐字划了圈，每句末都划了小圈外套大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曾诬陷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诬陷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逐字划了圈，句末划了两个圈。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在读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疱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惨命运。）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每个字旁边都划了个三角标记，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写了前面那条长长的批注。

毛泽东在批注中说到的岳飞，是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孑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之一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时空跨越两千多年，从唐朝的徐有功谈死，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们死得其所，永垂不朽！

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第1—7页时，还写有一条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是何许人呢？毛泽东在这里又为什么强调我党干部学韦睿作风呢？学韦睿什么作风呢？

韦睿是南朝梁将，他不仅作战能攻善守，英勇果断，而且品德、作风亦有许多过人之处。毛泽东对这位历史将才推崇备至。

翻开毛泽东读过的《韦睿传》，在开始文字的天头上，毛泽东就划了又粗又重的四个圈，写着“梁

将韦睿传”五个大字，传文中批划、圈点浓密，批注达25处之多，有些批注中还加了旁圈、套圈、单圈。此种少见的读书圈划、批注，足以表明毛泽东对韦睿的肯定、颂扬是多方面的。  

《南史?韦睿传》记载：“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赐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此段文字旁逐字加了旁圈，写了“仁者必有勇”的赞语。又载：公元505年，韦睿攻打合肥时，“俘虏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逐字旁圈，又写了“不贪财”的颂词。李延寿记叙韦“雅有旷业之度，莅人以惠爱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逐字旁圈，对韦睿统兵打仗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关爱士兵，关心将士生活的优良作风，很为赞赏，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批注。

作者李延寿在《韦睿传》中还写道：“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逐字加圈，写下了“谦劳君子”称赞性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到《韦睿传》中记载的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五0五年），韦睿都督众军攻魏。他派人攻打魏的小岘城，久攻不破，亲临城下巡视。正在这时，魏兵数百人突然出击，随行诸将都建议回去调兵，韦睿不同意，坚决迎战后，一鼓攻下小岘城。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五个字旁分别划了圈，在天头上还划了三个大圈，并用铅笔写下批注：“躬自调查研究。”

似乎对此批注称赞韦睿作风还觉得不够突出，毛泽东又在其批注中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鼓攻下小岘城之后，韦睿接着派人进攻魏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能下。韦睿到后，“案行山川”。毛泽东在“案行山川”四字旁分别划了圈，在此话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并又一次写下批注：“躬自调查研究。”

在“躬自”两字旁还加了双圈，“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毛泽东对韦睿能亲临战地调查研究是很为赏识的。此类批注在读《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所以，毛泽东要求我们的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从读史中想到我党干部的作风，并强调“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这就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说到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联系实际的批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毛泽东1958年12月8日和10日在湖北武昌读《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第42---45页写下的两条长长地批注。

据史书记载，张鲁是东汉末年天师道首领，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一名张道陵），是东汉末五斗米道创始人。凡入道的人必须出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行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复行其道。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任益州牧刘焉的督义司马，率众攻取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他以教中“祭酒”管理地方政治，并在各地设立“义舍”，又置“义米”、“义肉”，过路者能吃多少就拿多少。犯法者，原宥三次，然后用刑。有小过者则修治道路百步。所建政权继续约三十年，并被东汉政府任为镇夷中郎将、汉宁太守。建安二十年（２１５年），曹操攻汉中，他退避入巴中（今为四川），不久投降，又被任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毛泽东在读《张鲁传》时先后写了两条比较长的批注。

第一条批注是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７日在武昌写的，批注的全文是：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中下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清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第二条批注是在第一条批注之后的第三天，即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写下的，批注的全文是：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

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毛泽东在第一条批注中说到的摩尼教是指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该教是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是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是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他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该教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是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起义失败身亡；唐赛儿是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蒲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是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毛泽东第一条批注一共是892个字，第二条批注是528个字。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写的批注最长的两条。不仅批注的文字最长，而且联系实际的人和事物最多，涉及的人物有古代的，近代的，时间跨越近两千年。从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谈史、写史，始终坚持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正

如毛泽东在批注中所写的：“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6、关于对史实、史迹等表示鲜明的个人意见、个人看法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是在读史，而且对史书中写到的一些不确切、不妥当、不真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史实、史迹等，能鲜明地表示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看法。对于这方面的批注也是不少的。下面就向读者介绍几条有关这方面的批注。

毛泽东读《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第10页，书上记载（贞观）十一年的时候，马周上疏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书上说的“十分之一”不确切，所以，他在这句话的天头上写了批注：“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显然，毛泽东不同意马周疏中的“十分之一”的说法。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第78-79页，书中记载：“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侯。”《刘表传》还记载在公元200年时，此人占地几千里，领兵十余万，祭天祀地前呼后拥，粉墨登场，自立为帝。毛泽东对这段史实不以为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刘表的所为很为蔑视，因此，在读了前面那段话后在书的天头上写了批注：“虚有其表”。“虚有其表”四个字既表明毛泽东对刘表其人的看法，也表明了他对那段史实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27-28页文字时，在“（孙）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写的批注是：“《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此时曹操在哪里？《通鉴》一书记载：“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将黄忠击斩夏侯渊。三月，曹操至汉中，与备相守积月。五

月，操还长安。七月，孙权攻合肥，操仍在长安，未去居巢。关羽攻曹仁于樊。八月，关羽破降于禁七军。十月，操至洛阳。次年黄初元年一月，操死于洛阳。”

《通鉴》一书关于曹操的记载与毛泽东上述批注是一致的。从这一条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著名人物的史书读得多，记得住。许多史书如同《二十四史》一样，他老人家都是反复读过多遍的。对史书说的不确切的、不妥当、不真实的文字和内容，他读到这些文字时，总要写下批注，表明自己的看法或者独到的见解。类似这样的批注，在他读过的《二十四史》写下的批注中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7、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读历史人物本纪、传记非常入神，非常专注，字字用心，句句过脑。作圏划，写批注，如同在与古人交流、对话、谈想法，说看法，怎么想，怎么说,有称赞、有肯定，有批评、有否定。圈划的种种标志，写下的字字批注，就是他读史过程中思考、思维、思索、思想的真实记录。他写下的读史批注，纵贯古今，浮想联翩。其中有不少的批注是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这里，仅向读者介绍以下几条有关的批注。

第一条,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12-13页时写的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李世民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是什么呢？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记载，李百药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曾在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中概括了唐太宗临朝执政的四个方面的做法，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时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读到这段文字时，对唐太宗临朝执政时的工作方法很注意，在这段文字旁一一加以圈点，并写下上面的批注。从此段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唐太宗临朝执政的四个方面的做法，毛泽东称之为“工作方法”。

第二条，毛泽东在读《汉书》（即《前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16页时写的批注：“说服力强之效”。这条批注中有思想方法，又有工作方法。据《汉书》记载，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

对匈奴和西羌等少数民族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入侵，招降西羌方面，立下了卓越功勋。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传记中说：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刚要送出，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再送这个奏折去冒风险了。他不但不听，反而责备儿子说的话是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汉宣帝果然不予采纳。赵充国并不灰心，坚持申述说：边界线一万多里，只有罢兵屯田，寓兵于农，才于国有利。他又分析了屯田后西羌不敢贸然进犯的各种原因，以及对防御匈奴、乌恒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有利作用。汉宣帝对赵充国的这些奏折，每来一份，就交给大臣们议论一次。开始时，赞成“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这句话的每个字旁边都划了圈。以前曾经不赞成赵充国意见的，后来都口服心服了。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划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毛泽东在“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都划了圈。在这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划了三个大圈。一个下级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向汉宣帝申述个人的意见，直到口服心服采纳他的意见。这里边既要有勇气、有信心，又要讲究方法。毛泽东对赵充国的说法很为赞同，所以他非常高兴地写了“说服力强之效”的批注。就是说，汉宣帝最终能够采纳赵充国的意见，说明赵充国的申述“说服力强”，所以，毛泽东在“说服力强”四字旁又划上了三个大圈，再次突出“说服力强”的申述方法。

第三条，毛泽东在读《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第13-14页时写的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后汉书˙陈寔传》记载，陈寔是东汉灵帝时人，家贫，但“有志好学，坐立诵读”，为人豁达公正，群众中发生了争执，都愿求他判定是非曲直，其结果常使双方都很心服。群众非常敬佩他，都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有一年闹灾荒，一天晚上，有个小偷去他家行窃，趴在屋梁上等待时机下手，被陈寔发现了。他并没有大呼捉贼，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唤醒。召集在一起，很严肃地训导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到后，又惊怕，又感动，于是自己下来向陈寔叩头请罪。毛

泽东读过这段文字后，在天头上写了上面的批注。

传记中，还描述陈寔鼓励这个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没有再发生过盗窃。

陈寔认为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人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好的思想，和他对待小偷的做法，毛泽东是深表赞同的。所以他写此批注充分地予以肯定。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还有许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了。

8、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

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就是在读史过程中，对史书中说到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年龄等等文字内容加以解释加以说明的批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写下的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文字也是不少的。

例一，毛泽东在读《后汉书》卷一百0一《皇甫嵩传》第2页，该传记中写道：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对这一段文字中的“正”和“奇”，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正，原则性。奇，灵活性。”这是毛泽东对“正”和“奇”文字的解释。

例二，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第1--7页，该传中写有：“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针对这段文字中的“睿至安陆”“安陆”两字，毛泽东的批注是：“今湖北安陆县”。很显然，毛泽东的批注是对“安陆”两个字的注释。

例三，毛泽东在读《明史》卷二百0九《沈炼传》第18-19页，该传中的文字是：“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针对这段文字中的“保安”两字，毛泽东写的批注是：“今有新保安，此是旧保安，在张家口、怀来县之间”。很清楚，这里的批注是对“保安”两字的解释。

例四，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第5-6页，该传中写道：嗣立上疏谏曰

：“……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针对这段文字，毛泽东写的批注是：“小学七年，大学包括中学在内。” 八岁入小学，小学七年，小学毕业十五岁入大学，显然，这大学包括中学在内。毛泽东的批注，就是对当时小学、大学的注解。这样“十五入大学”就好理解了。

类似这些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毛泽东还写了许多。

从这些批注文字中，我们约略看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是字字用心，句句入脑的。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在全部的批注文字中，也许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能充分说明毛泽东读史、治史是很认真的，是一丝不苟的，是十分严谨的。如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在书上留下的种种圈圈划划的记号，在许多传记、本纪上的浓密圈点，这些种种不同的符号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思绪的涌动，心理的活动，心迹的变化，情感的流露等的真实记录。写的是文字，划的是符号。全部的批注文字，加上全部的圈划标志，就是毛泽东24年读《二十四史》奏出的动人的乐章。认真学习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注，认真研究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在书上圈划的标志，对于深入研究毛泽东、深入理解毛泽东、深入学习毛泽东、深入继承毛泽东、深入发展毛泽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是永远值得中国各族人民称颂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精神、态度、作法等、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永远称颂的。

(三)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

一部《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不能说24年里，毛泽东每天都在读《二十四史》。因为毛泽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治党治国治军的繁忙工作，需要他去筹谋、安排、处理和解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24年里，毛泽东用了很多的时间读《二十四史》，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许多的夜晚在黄色灯光的陪伴下，还十分聚精会神地读《二十四史》。翻开与毛泽东相伴24年的这部《二十四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册上、许多页上都留有毛泽东当年阅读时的种种痕迹、批划符号和批注的文字。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了。这里，着重介绍在这24年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基本方法，这对研究、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等也是很有意义的。

量，听取有独到见解的好意见，“谋”是基础，没有多“谋”就不可能“善断”。善断即善于作出判断。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即事后诸葛亮。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还说，不要“多端寡要”，头绪太多，不得要领，抓不住中心，每个时期的工作都应该有中心，脑子里经常要装几个大问题。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和留有余地的问题。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史实，是他汲取历史中对现实斗争有益的东西，达到古为今用的一个生动范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说到《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这段故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也有一段记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

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20-921页。）

从上述的回忆和记述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历史人物郭嘉的才干十分欣赏，很为赞许。另一方面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是“古为今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用《二十四史》为现实工作、现实建设、现实生活服务的事例还是

很多的。通俗的故事，深刻的哲理。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对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很有指导作用的。

说到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古为今用法”，陶鲁笳在《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还写过一段回忆：

1958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问到：“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了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我回到太原后，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

奴，可以省提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作者注：左邑即现在的曲沃）。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9-350页。）

毛泽东读史，学习历史，运用历史为今天服务，这样的例子很多。“古为今用”读《二十四史》的方法，对指导当前我们开展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单位读书活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2.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待几千年前的史实、史迹、史例、史故、史评，等等，总是辩证地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读史方法，我们把它称之为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是中国最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辩证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批注圈划，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的评论、评议，都体现出了他的思想、他的观点和他灵活运用的辩证法。芦荻老师曾回忆说：“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写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

对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警句名言，毛泽东是从不放过的。他或

是加上连圈密点，或是摘录在天头，并铭记脑中。如“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张胜传》）、“偏听成奸，独任成乱”（《邹阳传》）、“意合则胡越为兄弟，不合则骨肉成雠仇”（同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东方朔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借于一人”（同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皇甫嵩传》引《孙子兵法》。毛泽东引录之后，又加了解释：“正，原则性，奇，灵活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郑当时传》）等等。通观全书，经毛泽东圈划摘录的这类“至理名言”，不可胜数。这些充满辩证法或含有朴素唯物思想的至理名言，也常常被毛泽东运用于他喻事喻理的言谈中。”（转引自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尧尧者易缺，缴缴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这些充满辩证的警句，毛泽东很有兴趣。不仅自己爱读，1965年还亲手在这两传分册的封面上写了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笔者注：刘，是刘少奇；周，是周恩来；邓，是邓小平；彭，是彭真。）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20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被人攻击其缺点。信中对黄琼进行规劝和告诫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尧尧者易缺，缴缴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毛泽东曾评价

此信“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并表示自己在临死前说这些话的一片忠心。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的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汉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煟，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听不进李固的忠言，反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被梁冀诬陷杀害，死时54岁。

3.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方法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深入书海、深入史籍去调查研究，就是多读书，广读书，读书多。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人物、纪事、评论、评价等等，不是书上怎样写的，他就怎样信，他就怎样说。而是把载有此相同内容的书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的；前人的注释，后人的评论，等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调查研究法。这也是毛泽东终身践行的一种独到的读书方法。

毛泽东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

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曾对芦荻老师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毛泽东这样说，这样看，这样认为，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等之后才得出来。毛泽东在书籍、知识的宝库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功夫，几十年不止，几十年不倦。他曾说过：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生前还对身边的工作

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调查研究法，是毛泽东读史、读《二十四史》一直坚持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4.逆向思维法

逆向思维，就是从对立或相反的方向去进行思考、进行理解。这种方法，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常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判、批注过的《二十四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显著的特点：他不仅非常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非常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无论是“正面”的记述，无论是“反面”的记述，他都逆向思维，从对立相反的方向、方面去思考，去阅读。他以历史史实为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参照其他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力求在丰实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说人物。在读《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划了圈。在阅读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听一面之辞。

这里，仅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来说明毛泽东在《二十四史》过程中是怎样运用“逆向思维”方法的。

曹操，出生于东汉末年，通过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壮大了实力，统一了北方。在统治地区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豪强、唯才是举、惩治腐败、实施屯田、减轻赋税等政策，使广大北方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因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都把刘备看成是正义的

维护者，而把曹操看做乱世奸雄。曹操的奸臣形象已被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

在读《三国志》中，毛泽东对书中的曹操记述、评注进行“逆向思维”，从相反的方向评价曹操。毛泽东在读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的记述作了许多的圈划和批注。从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是不赞成书上对曹操的评价的。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得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所采取的政策。

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采用枣袛、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它对恢复战乱中被破坏了的农业，对支持战争，都起到积极作用，为晋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很重视。《魏书?武帝纪》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以及卢弼、裴松之有关这方面的注释，他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划有着重线，天头上还划上圈。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很为赞同。《魏书?刘表传》第80-82页，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两例。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

实践证明，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他蔑视刘表的做法，认为“杀降”，是像曹操这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所不会做的。

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二00年）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对此又把他与曹操相比，写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为。”

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这是刘表不及的。

《魏书?武帝纪》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魏武故事》记载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0年）十二月所颁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主要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柁、苦等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对这篇令的评价是“文辞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表明了对曹操的憎恶态度。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指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指责他“皆欺人语也”，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认为曹操“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在吹牛。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圈圈点点，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没有拘泥于封建正统史观，认为卢弼对曹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用旧史学家的正统思想，先入为主地视曹操为奸雄，对曹操的功过是非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没有重视这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祢衡后为黄祖所杀。鹦鹉洲相传是祢衡与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合乎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66年3月，在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道：“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500公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正如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述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着重线，表示他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

毛泽东逆史籍对曹操的记述来读史评说曹操，这就是毛泽东逆向思维的读书方法。

5.对照、对比法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常常习惯把几种、多种史籍放在身边，对照着看，对比着读。我们把这种读书方法称之为“对照、对比法”。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其独到的方法。例如，把《前汉书》和《后汉书》放在一起读。看了《前汉书》，又看《后汉书》，读读《前汉书》，又读《后汉书》，把这两种书对照看，对比着读。对《前汉书》中记载的西汉一朝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等内容，文字与《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一朝的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等内容、文字，在阅读中进行比较。反复读了这两种书后，毛泽东写下批注：“《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这两种史书相比，毛泽东为什么称赞《后汉书》呢？《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这条批注是这样解析的：

《后汉书》在体侧方面，编次更加周密，且有创新。在思想方面，体现出作者具有进步史观。如对高官侯爵而于当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便不为之立传。对宦官、外戚的为非作歹、鱼肉人民，表示极端厌恶。而对反对的“党人”的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精神，则加以赞颂。此外，《后汉书》内容详略得当，简明周全，叙事生动。

《后汉书》与《前汉书》相比，不仅在编纂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并且在思想观点等方面也胜于《前汉书》。毛泽东批注的《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苟（淑）韩（韶）钟（皓）陈（寔）列传》、《李（固）杜（乔）列传》，记载的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生疾苦的良臣，或品德高尚、爱抚百姓的贤臣，或敢于同外戚势力作斗争的直臣。这些列传的传文和“论”、“赞”中体现出作者对所传人物的称颂，并且可以看出东汉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

《前汉书》作者班固对历史人物的是非爱憎不象司马迁的《史记》表现得那样强烈，慷慨激昂的议论很少，在思想上表现出保守倾向。班固的《前汉书》宣扬君权神授说，在《高帝纪》中编造了从尧到刘邦的世系，用以说明汉朝与尧既有“五德相生”之运，又有血缘关系。他创立起神秘的唯心主义五闰说。用五德运行规律说明汉朝是按正常顺序出现的，因而是“正统”王朝，并引用大量图谶加以说明。为此，他将秦与王莽的新朝排除在五德运行之外，认为它们如同历法上的闰月一样，是多余的历史存在。

班固在《五行志》、《天文志》中罗列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现象，与自然灾异对应起来，宣扬天命论。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不可逾越，为封建制度的合理存在寻找根据。由于《前汉书》充满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与《五经》相亚的地位，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6—37页。）

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对照看，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引自芦狄：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引自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233页。）

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与记述同时代的八代史书和其他一些史著相比较，在撰述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上有着明显的长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其表现为：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史学家关于《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岛夷”和“索虏”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各自的史书中，对对方的一种贬称。这种现象说明修史者神囿于历史偏见而缺乏‘大一统’的思想。李延寿对南北政权同等看待，在《北史》中称南朝则书其国号和皇帝的庙号或谥号，在《南史》中对北朝也用同样称谓方法。二是南北交兵不详载。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并且交战双方“各自夸胜讳败”，往往造成严重失实，这在“八书”中多有反应。李延寿写南北二史时采用取“八书”之同而去其异、存其略而删其详的做法。

倾向统一的思想，是李延寿父子俩的共识。李大师很早就立下撰写南北朝史的志向，这主要由于他认为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南北对峙，南朝的史书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的史书称南朝为“岛夷”。同时，双方在修史时都详记本国史事而略记他国史事，又往往失实。因此常欲改正“八书”的上述弊端，撰写南北史。

李延寿及其父李大师撰写的《南史》和《北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各代历

史贯穿起来的两部史著。虽然南北二史有着诸如只有纪、传而无志，人物列传重重现象，增补的内容有的荒诞不经等缺憾，但与八代史书相比，却有许多优长，更重要的是它的倾向统一的思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2页—43页。）

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引自芦狄：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时报》。）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把两种和多种史书对照着看，对比着读，而且对各种史书上的注释文字也都对照着看，对比着读。例如，他在读完裴松之注《三国志》之后，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很显然，毛泽东对裴松之注《三国志》很为称赞。

裴松之的注文除了对《三国志》的文字加以释解，即字音、文义、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内容外，补充了大量的史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任峻传》关于曹魏屯田制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裴注补入大量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屯田的背景、目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注中引王沈《魏书》记载的屯田令的令文，其中有关于对屯田之外的土地征收租调的数量规定。又如在《杜夔传》中注补马钧小传，记述马钧的平生事迹及发明创造，使这位有名的科学家未被埋没于世。

《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一书说：“裴松之注《三国志》，旁征博引，所据资料210多种，对36万余字的原书补充了32万多字。它不仅补充大量史事，订正了许多讹误，保存了当时能够见到而后来散佚的珍贵资料，并且开创了历史注释的新途径，改变过去注史只重文字训诂、释名，而在解释文字的同时，补充史实，汇集异同，考辨真伪，进行评论。

《三国志》裴注与原书具有同等价值，是研究三国历史的珍贵史料。读《三国志》，确实不能不读裴松之的注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9页。）

6.联想、联系法。

联想，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想；读到什么，

就想到什么，头脑跟着书上的内容去想，去发散思维；联系，就是由书上的史实、史事或人物、故事等纵向联系到今天的人和事，横向联系到历史上其他的人或事。这样“纵向”、“横向”联系的读书方法，我们把它称为“联想、联系法”。联想，包含古今纵向、横向的去想；联系，包括古今纵向、横向的联系，包括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条重要的方法。

毛泽东历史知识丰富，想象丰富。他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内容所写下的批语，不少都是由“此”想到“彼”，由“过去”想到“现在”，联想丰富、自然。例如：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第17页“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读完这段文字后写的批语是：“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这两句批语，是曹操《龟虽寿》诗中的诗句。毛泽东生前很爱读曹操《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多次圈点，多次凝神静气手书全诗，手中写，口中背。《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8月25日，他回信给胡乔木同志，他在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保健医生徐涛回忆，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额，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儿女谈话时多次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又如：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6页“（陆逊）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矛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后，提笔写了这样一段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孙权出动抵御刘备的军队数量虽少，但由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陆逊指挥有方，在对敌我双方进行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采取了避其锋锐，击其怠隋的方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以积极地防御，寻找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抓住和利用对方的弱点，一举破敌，取得胜利。

清代学者钱振锽曾评论吴蜀彝陵之战，认为陆逊击败刘备，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采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上树木扎营，而是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不同意钱振锽的这个评论，他认为如果刘备以土石垒营，虽然可以避免火攻厄运，但由于大军深入敌境五六百里，战线又过长，并且长时间的与对方相持，造成军粮供给困难，将士斗志涣散，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并取得胜利。

毛泽东针对钱振锽的评论，指出刘备取胜之道应该是“打运动战”，从陆逊防守较弱的彝陵南面的澧水流域发动进攻，以分散对方的兵力，使其应接不暇，然后可以各个击破。

从这段批注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读史中的联想是多么丰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联想很多很多，批注也是很多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下面再说说联系。这里，我先给读者介绍一个小故事。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很有兴致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

孙权手下的吕蒙，15岁就当兵打仗，以骁勇著称。有一天，孙权对他说：你也算是管事的人了，应

该读书长点学问。吕蒙回答说：军机事务都穷于应付，哪有时间读书？孙权一听不高兴了，就说：我难道是让你穷手皓经去当博士吗？只是要懂点历史罢了。要说事多，你比我还多吗？我自统领江东以来，读了历史和诸家兵书，大有收获。你很聪明，难道可以不读？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从此发愤读书。几年后，议起事来，他的上司、读书人出身的鲁肃，有时也得让他几分，并赞扬道：你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而当“刮目相看了”!

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他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大大激励了公安系统干部学习文化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号召我军百分之八九十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读《三国》，学吕蒙，刻苦读书，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乃至激励全国人民重视读书学习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说到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联想、联系的读书方法，我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则往事：毛泽东读《明史?朱升传》。《朱升传》里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该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个历史故事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记忆里。1972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外大好形势，又一次指出：“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泽东向大家讲完了《明史?朱升传》的这则历史故事后，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他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读史后说的这一席话，使当时国内“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

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决不出兵攻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转引自《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上述关于张仪和苏秦的生平事迹载于《史记?张仪传》。毛泽东由读《史记》这则历史事迹联想、联系到对子女教育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教育。毛泽东这番情深意长的话，显然的目的是借这个历史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成长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毛泽东用联想、联系的方法读《二十四史》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就不在一一例举了。这样的读史方法，读得深，理解透，记得住，用得上。我们应当学习这种行之有效地读书方法。

以上介绍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六种主要方法，这仅是我们从图书服务工作的实践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实际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远远不止这六种方法。整整24年，他老人家翻来覆去的读，许多内容、许多人物、许多故事、许多战争、许多警句名言等等，他都娴熟于心，随心运用，古为今用，一定还有很多的方法，一定还有很多独特之处。就是我们概括的这六种方法，也仅是我们的个人之见，不一定妥当，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我们介绍到这里，读者一定还会问：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读了24年，到了晚年还手不释卷。他几十年读而不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二十四史》怎么有这样大的魅力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作了一些分析和介绍。这里，我们还试从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视角再作点简略地分析和介绍。

《二十四史》记载着我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众多史学家、文学家等经过长时间的呕心沥血编纂而成的。毛泽东所以对这样一部的宏伟巨著始终充满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史书本身独特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书中记载的著多的内容吸引着他。它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毛泽东除了把它当成史书来读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视角，因为视角不同，所以，兴趣就不同，理解就不同，启示就不同，思维方法就不同，收效就不同。显然，从不同的视角去读《二十四史》，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哪些视角呢？我们知道，至少有以下一些视角。

1、政治视角。就是从政治的角度读《二十四史》，把《二十四史》当成政治来读。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视角。例如，毛泽东读《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6-357页记载：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毛泽东读完这段文字，在天头上写了一段批注：“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短短20个字，把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政治才能做了盖棺定论。                                                                                                                               

刘邦，出身布衣平民，于秦末风起云涌之际，手执三尺剑，与天下英雄俊杰逐鹿中原，八年间，一扫六合，澄清宇内，奠定了汉朝数百年的基业。毛泽东读史时很关注政治，很重视人物的出身。刘邦出身于大老粗，又是位高明的政治家，所以毛泽东对刘邦这个历史人物很感兴趣。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出身贵族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1964年1月7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接着，借题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

“老粗出人物”，“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这个话题，毛泽东一直很感兴趣，津津乐道。

刘邦和项羽，一个是汉朝创业之主，一个是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俱为一世英杰，但用人行事，治国用兵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毛泽东将两人相提并论，不仅因为两人反差大，而且为了从刘项成败的往事中汲取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吴冷西时，曾说过，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7千人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讲民主集中制，针对一些党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饶有深意地提起刘邦和项羽来。他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进去了，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里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

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文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以上转引自《毛泽东评说中国帝王》，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5-27页。）

关于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这是政治中的政治，国家中的大事。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非常关注。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谈《三国志》的时候，他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反之，对于破坏统一、搞分裂，他一概加以谴责和批评。对于士族门阀，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谢安，却给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

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欣赏的一个皇帝，他除了推许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转引自芦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翻开毛泽东读批过的《二十四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有关历史人物的政论、政纲、政见、政策、政谋等等，毛泽东都爱关注，读了又读，划了又划，批了又批。从政治的角度读《二十四史》，去认识人，去辨是非，去评价人，去评价历史事件，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条重要方法。

2、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二十四史》虽然不是兵书，但它记载和叙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内容，历朝、历代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记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更爱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书，可是毛泽东把它当成兵书来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战役和战略、战术的记述，他读得多，划得多，批注也多。

我们在服务工作中知道，《二十四史》一书中，凡记述农民运动的文字，毛泽东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都有圈划和批注。就是起义军作战的路线，毛泽东也字字披览，圈圈点点。例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从此可以看出他读《黄巢传》时是多么地用心。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他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陈胜字涉）、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同时他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

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披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心潮汹涌，曾写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巨大意义，并指出了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性质上的原则区别；同时，又说明其间相同的地方，即：“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级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长期的封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蕴涵着要求改变一穷二白、摆脱贫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积极性。农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地得到发挥。他认为：“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漫长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历史，得出的一个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结论。

我们在图书服务工作中还知道，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略战术思想很为欣赏，曾对李世民“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与“坚壁挫锐”战术相配合，李世民在战争中还有效地利用了“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战术。明朝冯梦龙编著的《智囊》第22卷《兵智部?制胜》中阐述孙膑的“驷马法”时，引用了唐太宗的自述：“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

毛泽东读到此处深有同感，提笔批写：“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毛泽东也因此盛赞李世民：“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在读《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第3页，书中记载：在立皇诸问题上，唐太宗明知李治为人柔

弱，思虑不精，缺少雄主的韬略；李恪则“英果类我”，文武兼备，堪当重任。却只因国舅长孙无忌极力保举李治，而放弃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打算，结果酿成了武则天的专权。毛泽东认为这一祸患的根源应始于立李治为太子。因此毛泽东在《新唐书?李恪传》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无不遗憾地写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对李世民既有称颂，也有批评。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还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史籍记载：李世民在军事决策上，他首先做到了纵观全局，深谋远虑。绕过河东，先取长安；巩固关中，再伐关东；大胜刘武周；抢占虎牢，一举克双……一次次正确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李世民能够从全局出发，不以暂时的优劣决定进退的思想，而且一旦决策，就能果断执行，贯彻始终。

在战术运用上，敌强我弱时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战。休兵秣马，竖壁挫锐，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兼具连续作战精神。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

李世民对骑兵的运用也十分精妙。相持阶段，他善于分遣骑兵抄袭敌军后路或切断敌军粮道；决战阶段，他又经常率骑兵迂回到敌后或侧翼，攻其不备；敌军溃败时，他也常运用精骑的高速度追击敌军，扩大战果。

李世民经常深入战略要地，勘察敌情。多次遭遇伏击，但他都临危不乱，镇静应对，化险为夷。每次战役中，他都亲自率军冲锋阵前，与士兵同场杀敌。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贵之处。对史书上的这些记述，毛泽东读得很细，字字句句，入脑入心。

毛泽东称赞李世民是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确实是言之有据，名不虚传。

毛泽东欣赏李世民，称赞李世民，爱读李世民。不仅对《二十四史》一书中关于李世民的记述，他都一一阅读，一遍又一遍阅读，而且其他史籍如《智囊》等，他也读得很细，批注，圈划满书。

毛泽东读历史，读战争，读战略和战术，把史书当做兵书来读，这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独到之处。翻开毛泽东读批过的《二十四史》，很多的批注，都是读有关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时写下的，如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先后写了三条批注，全是关于战争或战略、战术

的评论。把史书当兵书读，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还有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等等，大战、小战，战争、战役，战略、战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毛泽东说“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有许多都是用枪、用刀等武器打、杀出来的。《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帝王，民族之间的战争斗争，比比皆是，很多很多。毛泽东所以爱读《二十四史》，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读《二十四史》，常读常新，越读情致越浓。

3、生产、生活的视角。从生产、生活的视角读《二十四史》，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又一特点。《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游侠、隐士、商贾、医者、卜者、俳优等众多的人物，好多人物都与社会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对书中记载的种种人物，凡是记述社会生产、民俗生活等相关的文字，毛泽东读的也是十分细致的。因为这些记述的文字与人物的成长和种种的实际行为是有很大关系的。例如：毛泽东读《后汉书?光武帝纪》，他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文字旁特地划上圈圈。在《汉书?卫青 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划上了圈。毛泽东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这不仅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启迪和理解认识，而且包括了他读《二十四史》中对这些生产、社会生活记述文字的浓厚兴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很爱读本纪和人物传记。对于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介绍了许多。我们从他读过多遍的本纪和人物传记中看到，书中正文的文字，他读过多遍，圈划很多；注释的文字虽然小于正文的文字，他也一一阅读，在注释的文字旁圈圈点点，有时还把注释中的文字，移写到正文有关的地方。如在读《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文中写刘秀“性勤于稼穑”（句下，毛泽东划了圈）。刘秀“避吏新野”（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像这种移动注文，以突出传主的某一特色

的地方，书中还有。对于这一点，芦荻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他酷爱历史，娴熟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的经验分析中国的实际。而当我们展读他在二十四史上所做的札记和批注圈画时，他的超人的精勤，沉潜于史籍海洋中的致志专诚，又生动而清晰地告诉人们：他也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学者。”（转引自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说到毛泽东从生产、生活的视角读《二十四史》，笔者又想到毛泽东在读《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第25---26页的文字时两条批注。书上是这样写的：（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段文字旁，毛泽东都划了圈圈，在“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八字天头上写了“商业发展”四个字的批注。在“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一行的天头上写了“此不可能”四个字的批注。这里的两条批注，仅八个字，但它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读史时对当年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他从“所在之处，私造大船”，读到了当年的“商业发展”，从“悉括入官”读到了当年“此不可能”的社会生活习俗。类似的批注文字，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中还写有不少。

从《二十四史》中读当年的生产、生活，读当年的社会经济和商业发展，这就是毛泽东读史的独特之处，这就是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常读常新的又一个缘由。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的视角。例如：历史的视角，把《二十四史》当历史来读，这是很自然的；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历朝皇帝治理统治国家，都有各自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政策和策略，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经验、有教训，有启示，学习、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定会是有益的；选人、用人的视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视角，组织工作的视角，借用历史成功做法和经验，建设好当今的干部队伍等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外交的视角，读历史，读外交，妥善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不能缺少的；还有民族统一的视角，民族团结的视角，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

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我们认识到，书是同一部书，人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读，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效果。在读书过程中，常变换变换视角，常换换方法，这样读起来新颖，读起来有新意，读起来有兴趣，读起来有新的成效，就会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有劲头，越读越有成效。这就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毛泽东晚年读书，常常是这种书看累了，又看那种书。例如：读马列的著作读累了，就读历史，读鲁迅，读历史、读鲁迅累了，又去读古典小说，去读唐诗宋词；文学书看累了，就去看字帖、画册，就去看笑话书、看小人书；这类书看累了，又去读英语，看报刊资料；不断地变换，不断地调换，使大脑得到调节，得到休息。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独到的读书方法。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们常常看到，他身边放着《二十四史》，手里拿的、眼睛看的是笑话书，或者是字帖，墨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