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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其人其作

    李杭春   2012-08-18

    郁达夫1896年出生,在这个农历的猴年,浙江大地上诞生了五位非常重要的作家,除郁达夫外,茅盾、徐志摩、陈望道、胡愈之,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为什么要提到浙籍作家?浙籍作家应该是具有相当显示度的作家群体,尤其在新文学时期。我们一直说浙籍作家占据了新文学的半壁江山,因为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一大批作家,都是从浙江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

    郁达夫出生在浙江杭州附近一个叫作富阳的小城。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很多现代作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人生经历,比如家道中落,比如寡母哺孤。郁达夫家里是三代寡母。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郁达夫三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经历了所谓家道中落和寡母哺孤的人生。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们更纤敏的心思和更细致的观察,对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或许非常重要。

        在郁达夫年幼的时候,中国已经废除了科考制度。1911年春,他从富阳的小学毕业,然后到杭州去参加中学考试,当时他去参加的是杭州府中的考试,就是后来著名的省立第一师范,鲁迅、李叔同、丰子恺、经亨颐,都曾是这里的重要一员。据郁达夫自己介绍,一篇作文,几句英语,4题数学,就是他们入学的试卷。他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测试,但是因为盘缠的问题,只好改去嘉兴府中读书。在嘉兴府中待了一个学期,1911年秋初,他就插班回到杭州府中,与徐志摩同班同学。在杭州府中时间也不长,这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办学中断,郁达夫很快回到了富阳。1912年秋,他又去了之江大学预科,后来有篇文章,题目是《半日的行程》,就回忆了他当年在之江预科读书的情景。但在这里时间也不长,因跟校方发生冲突,被作为闹事者驱逐出了学校。然后1913年春,进了另外一所教会学校,蕙兰中学。这三年当中,郁达夫进进出出四个学校,加起来读书的时间不满一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杭州府中读书的时候,郁达夫就在《全浙公报》发表了诗作,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郁达夫的作品。1913年从中学辍学后,郁达夫跟着他的大哥郁曼陀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跟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在新文学史上影响非常大。

    我们一直讲,郁达夫在新文学史上的影响仅次于鲁迅。当然这个主要针对小说影响而言。因为小说是显示度最高的文学样式,最能为大家接受、最平民化。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而言,郁达夫仅次于鲁迅。这个说法是基于,如果说鲁迅开创的是为人生的、倡导现实关怀的写实主义这样一个小说流派的话,那么在郁达夫的身后,也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因为他的整个创作体现的是一种抒情、感伤的浪漫主义。这样的写作形式也是影响了一大批的现代作家,成为了我们现代小说浪漫主义流派的鼻祖。所以,就文学影响来讲,郁达夫是仅次于鲁迅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郁达夫的朋友刘海粟对郁达夫的评价。他说郁达夫,诗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文学评论第四。这个排列基本上得到了业内的认同。那么,以其“小说第三”的个人成就,而于文学史竟有仅次于鲁迅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或许可以反过来证明他诗和散文已经达到的高度。所以我们讲郁达夫首先是一位诗人,从15岁的年纪开始发表诗作,可以说也是天才的诗人,旧体诗造诣非常高;当然,同时更是一位战士——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值得怀念的一位战士。

        从诗人这个身份来看。首先郁达夫是以诗闻世,或者说他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当中,只有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创作是贯穿始终的。1911年,15岁的郁达夫发表诗作,直至流亡南洋,都不曾放下写诗填词的笔。据说郁达夫流传在世的诗作超过1000首,但是很多都散落民间,在《郁达夫全集》中也只收录了500多首。所以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讲,不仅数量非常多,而且贯穿了郁达夫整个的创作生涯。他的散文、小说写作都是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说,作为诗人,郁达夫的“诗作”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第二个就是“诗才”。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现代新文学作家当中,有很多作家是作诗的。当然我们说的是旧体诗,也就是中华民族最璀璨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这个群体包括鲁迅、茅盾、钱钟书等,在这些人当中,郁达夫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诗在现代诗人群体中堪称独步。那么这个“诗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旧体诗需要押韵、平仄、对仗、用典这样一些基本技巧,只有这些要素充沛了充分了,诗作才能显得饱满和有才情。郁达夫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他的许多诗作都表现得才华横溢,天分相当之高。浙大吴熊和先生的一位弟子,在研究中把郁

    达夫类比刘禹锡,认为郁达夫的诗才,即便放在唐宋年代的诗人群里,也可以占得一席之地。这是诗才的角度。第三,“诗情”。诗歌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说诗人都是情感特别充沛的这样一类人。所以郁达夫不单单诗是诗,他的小说也称得上是诗化小说,把诗揉进小说、散文当中,包括他的率真坦诚,这样的人格都跟诗人的气质不谋而合,我们说是典型的爱江山、爱美人的江南才子。所以综合来讲,这是我们说的郁达夫是“诗人”的角度。

        同时,我们也讲郁达夫不仅仅是诗人,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烈士作家。30年代初,郁达夫回答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提问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但是郁达夫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人。他的这种政治敏感从小就体现出来。他最早发表的诗,题目就是《咏史三首》,从中寄托的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1911年夏,从嘉兴府中暑假回家路过梅花碑,买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庚子拳匪始末记》,讲圆明园的故事,读了这本书之后,他说他“满肚子义愤”,显示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很多关注。1919年他从东京八高毕业,回国参加了两次考试,外交官考试和文官考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希望能够学成报国。所以这个时候的文学作家或多或少都有救国救亡的使命,这恐怕是这一代作家能被我们尊为“文学知识分子”的地方。知识分子是我们称为“社会的良知”的批判者, 20世纪的作家虽然在反传统的过程中要打倒孔家店,但是那种骨子里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渗透到他们生命里的。郁达夫也是同样。他虽然说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个作家,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自谦之词。这个时候是上世纪30年代,风云激荡,郁达夫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也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了左联,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并不热情于左联的活动,以至于被左联开除,并移家杭州,表面上看似乎真成了一个游山玩水的游记作家,但是我们说骨子里头,甚至他的游山玩水的记录都没有放弃那种政论和记游的结合。所以,作为“战士”最内在的气质,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因此才会在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民族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能毅然站到最前线,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自己“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的生命构建。

    从郁达夫的整个精神禀赋来讲,又和各位熟悉的吴文化环境是统一的。他出生的富阳就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文化地理区域,郁达夫恐怕也受到了温婉平和、恬静浪漫的吴文化气质的影响,加之浓郁的市井气息,所以他的文字有感伤浪漫,有绿叶红花般多彩多姿,也很平民很生活。

        我们今天来看郁达夫的散文也会有这样的体会。郁达夫散文基本是两类,一种所谓纪行体散文,一种是记游体散文。纪行体散文其实跟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甚至历代学者在编纂郁达夫文集或全集的时候,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郁达夫的散文和小说的难以区分,他的很多散文写得像小说,有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小说却写得像散文,有许多非常真实的生活,所以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相当模糊,却共同体现了郁达夫写作对个人实有生活的关注。

        郁达夫纪行体散文就跟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较写实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还乡记》、《还乡后记》、《一个人在途上》等,基本都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但同时这类散文,又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人物故事,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坐实它,所以纪行体散文是郁达夫散文里比较有郁氏特色的一种类型。

        更被大家关注的则是郁达夫的记游体散文,也就是游记。他也称自己是游记专家。记游体散文在郁达夫作品里数量比较多,总共大概有17万字,而且质量也相当的出色。游记顾名思义就是记叙自己旅游经历的一种散文文体,但是郁达夫的这些游记散文,却不单单是记录一个旅游过程,而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带到了文字里面。这恐怕也是现代游记散文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郁达夫的游记是离开了文化重镇上海、离开了左联以后,体现自己政治理想政治情怀的一种载体,这个时候他很少写小说,也不太写杂文,更多是用游记作为自己的武器,通过观察、体验和情感投入,将客观景物赋予审美的和批判的意义。所以作家介入作品的程度相当深。我们读郁达夫游记散文实际上就是在读他的心声,对时代主题的应和。他是通过记游来抒情来言志,善于把情怀投射到游记文字里的一个作家,把游历、政论、历史和诗结合起来,这恐怕是郁达夫比较特殊的地方,以自我的视角和情感,通过行走,把整个自我的情感和观察体现出来,是一种亲身经历的方式,由此而发出的感慨恐怕也是为人接受的原因。因此有其独特的价值。

    郁达夫游记散文写作始于1928年11月,《感伤的行旅》记录的就是他从上海去无锡去扬州这样的一段经历,当然其中也经过了苏州,所以这第一篇游记文字就跟我们苏州有关。郁达夫游记写作的井喷是在1933年移家杭州以后,追求“名士归隐”梦,并游山玩水、寻故访遗,漫游了许多名山古迹,进入了游记散文创作的高峰期。1938年后远走南洋,亦有部分游记文字传世。

        我们看一下郁达夫写下的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关于太湖流域的一些游记散文。主要是以三篇作品做代表,《感伤的行旅》《苏州烟雨记》和《扬州旧梦寄语堂》,都是游历为主。

       《感伤的行旅》中,作者是从上海去无锡经过苏州。这一段之所以被称为“感伤的行旅”,也正是因为在这个旅行当中不但看到了古迹,也有很多颓败的残破的气息,甚至许多党国的新贵。郁达夫对这些人很不屑,称他们为“俗物”。这也一是种政治判断。郁达夫是对当局抱有相当距离感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义愤填膺的。他说在此地我可以高笑可以俯视为金钱名誉苦斗的苍生,我可以破口大骂一阵,写得非常的尽兴,所以这个原本快乐的行旅,却成了“感伤”的,因为作者把政治的立场融了进去,他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和体验,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是郁达夫的第一篇游记散文。

        第二篇是《苏州烟雨记》。这里我们主要看三句话,基本也是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要上苏州去”。这个话不是郁达夫讲的,是他的朋友沈君对他说的。很显然他是去苏州散心,苏州风景相当优美,历史相当古老,自然和人文也相当出色,沈君跑过来跟郁达夫说“我要上苏州去”。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虽然郁达夫手头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放下,但是他接受了沈君的提议,两个人一同上苏州。他写道 :“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市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你们想发见你们的灵性不想?你们有没有向上更新的念头?”显然,上苏州是为逃离红尘、逃离利欲的市场。这是他上苏州去的初衷,因此这样的一篇散文我们也会有对它有非常大的期待。这是我们在开篇不久读出来的内容。

    第二句话,是从上海到苏州的路上的一个情节,“路遇女学生”。文章写到,同车的几个女学校的学生,样子活泼,肉体丰肥,还有烂熟的青春,几把她们作“仙侣”看,但她们的故意想出风头而用英文谈话,在我这样一个半通英文而又轻视英文的人看来,就很让人不屑甚至完全颠覆了最初“仙侣”的判断。“世界上的人类,抱着功利主义,受利欲的催眠最深的,我想没有过于英美民族的了。但我们的这几位女同胞,不用《西厢》、《牡丹亭》上的说白来表现她们的思想,不把《红楼梦》上言文一致的文字来代替她们的说话,偏偏要选了商人用的这一种有金钱臭味的英语来卖弄风情,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啊!”郁达夫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这些个说“有金钱臭味的英语”的女学生的现象。从语言上就做英美民族的奴隶,放弃自己的民族自信和自尊,即使可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须,他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三段,他描述的是“姑苏城的美”。郁达夫游了很多古城,他对这些古城也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可能把现代化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现代化是一个城市好和坏的一个分界点,因此他在游苏州或扬州的时候,他把那样一些古老的、传统的、古朴的建筑和美,称之为“颓废美”,应该还有点落后的意思。所以这里也有这样一段文字,表现“姑苏城的美”,他讲,“我觉得苏州城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水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是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的确,这个是传统中国古老中国我们说东方智慧当中最突出的一点,但从新文化运动的那些知识分子看来恐怕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了,所以会被认为是病态的颓废的和不健康的,会觉得跟现代西方的“速度”标准比较来说,有点格格不入了,会觉得颓废荒凉。所以,一方面,郁达夫鄙视城市里那些“狡猾”的商人,一方面也将古老的浪漫称作“颓废”。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可能都是历史的局限,历史是无法复制或者重现的。在郁达夫时代,你要前进你要现代化,所以姑苏城“悠悠的态度”,在《苏州烟雨记》里,就成了郁达夫文字里的一声叹息。

        

    另外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游记是写杭州的,《花坞》。看这两段文字1.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的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2.一位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 

    花坞就在现在杭州的西溪湿地。郁达夫的游花坞有两次经历。第一次是马车进去的,花坞里的住民都非常朴素,庵里的尼姑们给他吃饭啊喝水啊跟他聊天啊完全不谈钱的事情;第二次是跟他朋友坐汽车进去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村子口上就有许多拎着篮子叫卖、领他们进去游览赚钱的人,整个有了商业气息,因此他讲最令人不快的就是住民都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所以他又做了比喻,“沉静幽娴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表现了对商业化、现代化的非常的警惕和愤慨,写得也是相当到位,写出来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判。正经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呼唤现代化,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古老的东西又会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留恋。这种矛盾的心态和情感,恐怕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很难去揣摩的。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饱含着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爱僧。或借景抒情,或借古喻今,体现了一位诗人、战士爱国爱家、忧世忧民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率真的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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