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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随想录》的写作与“讲真话”的提出

    周立民   2013-06-29

        感谢今天到场的老师和朋友,也感谢苏州图书馆和姑苏晚报,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和各位朋友交流一下关于巴金先生,还有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的一些浅见,我看见台下有很多前辈坐着,巴金先生《随想录》谈到的很多东西可能是诸位前辈所亲身经历的,我们不妨以巴金的一个视角来看大家共同经历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些人和事,他是以一个什么视角来解读的,这是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点。

        在这之前我要讲几句题外话,对巴金先生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三哥李尧林曾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就读过两年,1926年的年初巴金从上海来到东吴大学看望他的三哥,他三哥是个很负责任的人,虽然家道中落,他还是把家里寄来的仅有的一点钱支撑着他和巴金两个人的生活,这次相遇巴金看着三哥过着清苦冷寂的生活,给巴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他三哥是1945年去世的,巴金曾在晚年含泪说过,钱有什么用,我大哥三哥都是因为钱的缘故去世的,这使得巴金在晚年有了一定积蓄之后,捐给老人院,希望工程,包括现在刚刚发生的地震还有人以李尧棠的名义捐款,他的子女还在完成巴老的心愿。他的三哥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的第一个女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三哥取名为李晓林,后来巴老还刻了一个章——“尧林图书馆”,巴老想建一个图书馆,服务于哪些买不起书的老百姓,图书馆虽然没有建成,但是章还在,盖在了巴老的很多藏书上,在巴老去世后,他的子女在希望工程下面也设立一个尧林教育基金,每年在支持二三十个大学生的就读,所以说苏州对于巴老是一个标志点。

        苏州和巴老的联系还变现在,苏州曾经是巴老读者最多的地方。大家知道巴金先生是新文学作家中拥有读者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我们曾近在2008年开过一个《家》出版75周年的研讨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任,很认真地查了这些书的出版情况,当时就文学书而言巴金先生的《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自50多年前成立以来印行量仅次于《红楼梦》第二多的文学名著。巴金先生虽然没有工资,他靠读者买他的书的稿费生活,你看过巴老的档案吗,我说我没有看到过,他是没有工资关系和工作关系,这在建国后很罕见,在建国前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他一辈子都很看重他的读者,在我们现在的巴金故居里还有几柜子,50多年来的读者给他的来信,有上万封。

    我为什么说苏州地区是巴金读者最集中的地区呢,我找到1942年一个叫王一安写的文章,他是九月份写的,他说六月前住在苏州,和当地颇多的文学青年接触后,在他们中间最容易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论巴金,甚至有人疑神疑鬼地说巴金已经到了苏州,曾有人说见到过巴金在吴苑深处吃茶,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巴金,而且巴金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苏州,又有一天我在吴县日报上我见到一条广告,是愿意重价征集巴金的所有作品,在苏州当时的书店里都高高陈列巴金的作品,此人还是唯恐有所遗漏,还要征集,藉此可见巴金的受欢迎程度了。但是的人写下这篇文章,所以说巴老和苏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种联系一直维持到当代,97年在苏州开会的时候,苏州很重要的一位作家陆文夫先生在56年反右的前夕,一帮朋友在办《探求者》的时候,曾经拜访过巴金先生,当时他们是青年作家可能是寻求巴金先生的支持,巴金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巴金先生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见了很多其他的作家,可能对他们只是鼓励一番客套一番,谁也不敢过于深入的参与到其中来,有那个时代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个小团体一群人要办一份刊物,胡风的事情刚刚平息下来,是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其他人只是应付一下,唯有巴金告诉他们不要办,说这个事是有很大风险的,而又不能很直白的说,但是陆文夫他们听懂了,所以后来陆文夫一直和巴老保持着来往,这件事情是给他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后来巴金先生还在《随想录》里也引用了陆文夫的话。

        为什么要讲《随想录》呢?而不是巴金的其他作品如《家》等。我提出这样一个作品是这样考虑的,一个是讲真话,我两三年前看见新华社的一份刊物《瞭望东方周刊》上说,讲真话应该成为我国的国策,我想30年前巴老提出的讲真话,曾经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在今天看来是在正常不过的,现在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在微博上,在报纸上都在斥责着讲假话讲套话的害处,无论是官员也好,政府也好,名人也好,讲真话已经成了一个底线,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进步,看到巴金提出的一个命题已经有了回应,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梳理他提出的缘由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点是新时期里巴金那一批的老作家对于今天的文学气氛、思想解放都产生了非常的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总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新厌旧,看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我们几乎忽略了这批老作家的重要贡献,其实在90年代,这样一批老作家还是在写作的,而且就成就而言可能还要高于他们年轻时候的创作,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巴金先生的朋友萧乾,他原来是大公报的记者,他57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几经磨难,他自己也说76年以后自己的写作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远远高于以前的写作,他不光写作还翻译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于我们文学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巴金先生的老朋友黄裳先生,也是这个样子,也许在76年以前黄裳先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只是文坛的晚辈,但是76年以后一直到他去年刚刚去世,我认为黄裳先生是中国文坛上最有探索精神,最有才能的文体家之一,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孙犁先生,如果孙犁先生仅仅靠一本《白洋淀纪事》那么我们今天称他为文学大师,还是有点稍显单薄的,但是孙犁先生76年后的创作,是他足以无愧于文学大师这个称号的。我想这些老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无论从文体上还是思想解放上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我们不应该在文学史上低估他们的贡献,是我们八九十年代文学现场很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作家比如张中行先生在76年以前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以前他写了很多关于语文学的东西,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散文家,还有冰心先生到了80年代的散文创作才是她炉火纯青的创作。我们经常因为前半截是他们出名的时代,对他们的关注非常强,后半截好像已经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了,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重新返回这样一个现场。所以今天重新省视巴金的《随想录》以及讲真话的提出,不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巴金,一个是随想录,另外是讲真话。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谈,由于时间关系很多内容可能只能简要地谈一下了。关于巴金生平就现在而言可以很容易获得他的各方面的资料,这个我们不展开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巴金的晚年,这是他的名誉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可是据我的了解也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过得并不是一个很幸福的晚年,这和《随想录》这部书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是回顾一下巴金先生的经历,我挑了几个片段,第一个是影响巴金先生的三部书,这是少年时代给他带来影响的书,这是巴金先生的原话“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这表示巴金认为追求的幸福是大家都幸福了自己才会快乐,个人的幸福和万人的幸福是不矛盾的,这个理念到了巴金的晚年他还是一直在强调着,能使别人幸福我才会幸福,社会好了我才能真正的好。我昨天看一个日本学者竹内浩写的关于鲁迅的著作,他说鲁迅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人,鲁迅的思路正好是和巴金反的,但是意思是相近的。

        “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在少年时代都有自己崇拜的明星、偶像、英雄,这是巴金他崇拜的对象,在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争自由、谋幸福。自由是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在他晚年,他觉得自己很多事情不自由,所以他才会感觉痛苦,包括他的一次次的人生选择,都是为了自由放弃一些东西,谋求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选择,

        《告少年》是一本很薄的一本小册子,其实是一部书里的一章,作者是俄国贵族克鲁泡特金,他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学家,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家,巴金一生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这个人是对他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巴金自己也认同自己的笔名里的“金”字就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他在49年以前一直努力要翻译和出版《克鲁泡特金全集》,可惜原来计划20卷的全集最后只出了10卷。我觉得巴金先生有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他把跟他生命有意义的重大的事情,最后都和自己产生了联系,比如说我们总在读别人的书,他最后把这书自己翻译了一遍,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别人演这出戏,他呢自己也参与到了这出戏里面。这部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结婚生子,有房有车等物质条件满足过后是不是就能得到幸福,但是因为社会不好,你可能会遇到各种的不公,如律师欺负你,老板欺负你,启发年轻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归结为巴老的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自己幸福了,就可以将这个果实捧在怀里做一辈子的梦,必须在整个社会好了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还有廖?抗夫:《夜未央》,这个人完全没有名,巴老的藏书里有很多这种完全没有名当年却很轰动,影响很多革命青年的作者,《夜未央》是一个剧本,讲一个英雄要去做暗杀,在自己的恋人之间的选择,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还是为了一个别的利益去将某人杀死,最后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去为了整个社会的自由,巴金觉得这就是他认为的英雄的样子,尽管他不赞成暗杀的行为,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人能够为了整体的利益完全舍弃掉个人的利益,这是他一辈子很看重的理念。后来巴老又重新将《夜未央》重新翻译了一遍。

        还一本是为大家熟知的杂志《新青年》,巴金一直说自己是五四之子,我摘了当时的青年对《新青年》的评价可能是现在的青年人所不能理解的。“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对当时的青年是起到振聋发聩的影响的,正如在创刊的社告里说道的:

    1.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2.然不可不放眼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3.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当时《新青年》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他当时提了六个主张: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的里体现的精神和思想每一个都可以追溯到新青年的影响,这些思想贯穿了巴老的一生,我们可以从随想录里看到,他一直在反思49年以后的经历,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精神上的奴隶。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他49年以前创作的三部书。他的创作理念是什么,我引了他的两段话,“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这是巴金三十年代对创作的看法,那个时候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革命家,但是随着无政府主义的迅速衰落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也成了文坛的幸事。下面这段话是四十年代巴金对于创作有了新的看认识,这是小说里一段话,“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这个时候巴金对写作的意义的认识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强调的是写作对人的精神产生的意义而不是现实层面的改变。

    三部著作,第一部就是他的处女作——《灭亡》,我现在查到的资料里,《灭亡》在文坛上的给巴金带来的声誉和影响远远大于他后来创作的《家》,《家》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建立在《家》不断地被改编,被各种剧种改编,被电影改编,这样迅速地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但从刚刚发表而言这个影响是铺天盖地的,巴金一下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年轻人成了一个作家了,使得巴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文坛,为什么这么说呢,写作的时候是27、28年当时巴金在法国,写作的方式也是很特别,不像一般的创作是一章一章连续写成的,他可能是先写了第八章,接着写了第十五章,再写二十章,然后在回过头来看到可能前面还要铺垫一下,然后写两章,最后看起来这不是一部小说吗,然后再整合在一起,把人物和情节在统一一下,补一补就成了这部小说。所以巴金说自己不像一个作家更像是一个电影导演,因为电影的制作可能就是这样的。现在就我们所知巴金一生的爱好也就是看戏,看电影和看书。当时写完这部小说,他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去出版的,他是觉得他的大哥还有家里的人都不理解他,家里的人都指望着你走一条正路能够光宗耀祖,他就写一部小说来解释一下,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写完了之后他联系了在开明书店的朋友硕飞,他想自己花钱印几百本送给大哥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这是开明书店的编辑叶圣陶先生看到了这部书,决定将这部书发在了《小说月报》上,可以说是巴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走上了文坛。等1928年末巴金从法国回来,在1929年的年初他的小说《灭亡》已经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巴金这个笔名也是随之为大众所熟悉了,因为当时的《小说月报》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文学》、《收货》这类的杂志。这部书是彻底改变巴金命运的一部书,使得他转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下面一部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也不打算多讲了,就是《家春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巴金的创作又转了一个路子,前面的《灭亡》我们可以说是革命题材的小说,转到了家族题材,这两种题材是巴金一辈子写作的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但是由于巴金认识的革命史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他的知识分子的题材也是关于知识分子关于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革命题材的在49年以后是很忌讳的。

    《家》最初是以《激流》的名字发表的,1933年出版本的《家》在全国保存完好的不超过3本,因为太受欢迎,在各图书馆里收藏的书都已经被翻看的破烂不堪了,平平整整的不卷页的很少。

    还有一部书是《寒夜》,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80年代的时候曾经拍过一部电影,这部作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被大家重视,但从艺术角度来看可能是巴金写的最好的一部小说,是写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的重庆的生活情况,这也是他人生观的一次转变,这次他写了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书店的校队。

        这三部书是标志了巴金的艺术成就,当然在这之外在49年以前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也不乏名篇,比如现在选入课本的《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但就小说创作来讲,这三部小说恰好也标示着他49年以前的三个重要的人生经历,那么49年以后他干了些什么呢。

        49年以后当然有很多事情了,我还是挑取三个对他人生和思想很重要的事件。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幅照片,这是一幅巴金1949年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照片,这时候还是很西化的知识分子,穿西装的打领带的。另一幅是52年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的照片,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我觉得形象他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抗美援朝,这是改变巴金人生的第一个步骤,从书斋走向战场,因为在49年以前巴金几乎是没有什么社会活动的,他在49年以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自由作家,但是49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种自由职业者是很难生存的。抗美援朝是一个转变,是胡乔木点名丁玲执行逼着巴金来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就这样1952年巴金非常不情愿地到了北京,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就这样他来到了朝鲜战场上,巴金是所有去朝鲜战场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第一次1952年在朝鲜待了10个月,第二次1953年又待了接近10个月,就著名作家而言像他待了这么久的是没有的,像其他当时的名作家如老舍都是访问团,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了。去朝鲜战场的这段经历改变了巴金在社会上的面目和生活方式,从此之后他有恢复成一个公众人物,这种公众人物不一定是看重你的作家身份,而是作为作家的工具功能,以后凡是有什么大的事件都需要你出来发言,像喇叭一样替大家招呼,任何事情

    包括还去了一趟越南。解放后唯一还可以被提及的小说就是去了抗美援朝战场后写的小说《团圆》后来改成电影叫《英雄儿女》,实际上小说本身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说不是一部好小说呢,他在自己日记里曾记录了在朝鲜的写作经历,他们去朝鲜的时候是像官员一样被接待的,他到的每一个部队都是配好通讯员、警卫员,待遇很好,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不是真实的生活,特别前线的地方也是不会去的。他还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这也成了后来在文革中很重要的罪名。文章写好后,还有一个小组要审查一下这篇文章,提完意见后再让巴金修改,这是对于像巴金这样的作家从来不会有的事情,这实际上也成为巴金他们以后的写作方式,就是告诉他文章怎么写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而是别人决定了如何写和怎么写,这对于一个伟大作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就是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的写作路子,他就是按着别人需要的口径来写的。

        他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他曾见到的一个被打死的美国士兵身上发现的他妻子给他写的信,一封情意绵绵的信,饱含着妻子对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丈夫的思念和担心,巴金在日子里很详细地抄录了这封信,但是在后来的文章他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我想这封信肯定给巴金有很大的触动,否则也不会详细地抄录下来,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写。好来我看到魏巍的《东方》里头还在写着一个情况,巴金的日子也记了,但是没有写成文章。《东方》里写道很多战士害怕打仗自残,巴金的日记里记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正式的文章里也不能写这样的事情。他的文章里是一个战士呼唤着毛主席的名字可以超越自己的体力爬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的阵地,都是类似的一些英勇事迹,小说里经常写道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总是情绪激动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打仗,指导员!我们为什么还不打仗!”而在日记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大家非常怕打仗,实际上,他看到的真实的情况非常有限度的写出来了。这是49年以后很多创作的都是这样情况,巴金后来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创作了很多垃圾。

    还有一个是法斯特事件,法斯特是一个美国作家,前两年才去世,他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后来他看到一些苏联的事情,特别是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他非常不高兴,他老是发文章在骂苏联,后来被美国共产党开除了,中国共产党也要配合一下,找一批作家骂他一下。可是巴老还是蛮欣赏法斯特的作品的,法斯特曾写过这样一本书《萨柯和樊塞蒂的受难》,萨柯和樊塞蒂是受青年时代巴金尊崇的两个工人,巴金对法斯特是有亲近感的。可是这个时候要巴金出来批判法斯特,批判要统一口径,巴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法斯特的悲剧》,因为他对法斯特有亲近感所以他的文章就显得批判力度不够,像曹禺和袁水拍他们是将法斯特当做是叛徒来批判的,巴金说法斯特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言论主要因为他心里有一个高大的自我,所以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脱离了人民群众,最好八几年还说让法斯特回头是岸,回到人民群众间来,结果就惹祸了,马上就有读者来信,当时有这样的习惯,凡是要批你的时候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来进行的,说巴金太糊涂了,把巴金骂了一顿,这时巴金非常紧张,因为57年刚刚过了反右,据上海作家协会的档案材料记载,原来是要把巴金定为中右的,因为巴金曾经发表很多非常激烈的文章,而且他还做过出版工作,对解放后的出版界的官僚主义非常不满意,他举了一次出版自己写的《谈契诃夫》,居然被列到翻译里去了,还将此书列在了未定里,新闻出版局说对此书作者的情况还不了解,巴金说你们对我还不了解吗。他还说你们领导干部不能乱讲话,尤其是对一些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而领导的一件往往决定了一部戏一本书的命运,他说应该把文艺交还给人民,这是一个很大的罪状,包括上海的徐锦贤,马上开始批判他,说党管的文艺就不是文艺吗?党就不代表人民吗 ,这种罪名是很大的,他还和姚文元起过冲突,姚说给党提意见要注意分寸,合理合节,巴金则说这还让人提意见吗,不是自缚了手脚吗?本来巴金是要遭罪的,这时是谁救了他呢,现在猜测是周恩来,因为当时巴金经常代表中国作家参加很多外事活动,把他变成右派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巴金说自己是一员福将躲过了57年的反右但是他没有躲过58年的拔白旗,58年开始的非常热烈的巴金作品讨论,就是为了清除巴金作品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又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的 ,说读了巴金的作品使

    人变得多愁善感,这个活动有多大呢 ,据巴金的女儿回忆,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区委主任在广播里讲话也谈到了巴金的作品。巴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大祸临头了。源头就是法斯特事件,这标志着巴金的彻底屈服,在56、57年他还敢发表一些言论,在法斯特事件之后他有一封回信,他说不但这件事我是错误的,我接受大家的意见,而且在反右之前的言论也是错误的,从此之后他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除了62年那次被动员,在上海的文代会上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又成了文革时的最大的罪状),他在87年自己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屈辱。这件事对他的后半生是形象蛮大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文革,文革的事情我就不想多讲了,我给这段起名为从天堂到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在文革前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是很高的,文革后就被抄家,大家都会觉得他家里很有钱,不相信就银行的存款,认为他家里有金条把他家的后花园也挖开了,后来巴金的存款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只能领固定的生活费。还有一次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半夜北京来的红卫兵将巴金拉出屋外,巴金的太太萧珊非常担心巴金被揪走,准备去边上的派出所报案,但是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给打了,第二天萧珊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还不敢说是被打的。巴金的女儿回忆红卫兵还想将巴金的手表拿走,但是发现不过是是一个上海牌的手表后就不要了,照相机也拿走了。这次抄家之后,他们单位将巴金的楼上给封掉了,这反而很好地保存了巴金的藏书。他们一家人只能在楼下生活,在68、69年巴金经常被拉出去游斗,还被电视直播批斗,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巴金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差,各大报纸上都是批判他的文章。

        接下里讲他在文革中打击更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妻子的去世。72年初萧珊就已经生病了,查出了是癌症,但是巴金当时还不知道,病情发展的很快两个月时间巴金的太太就去世了。太太的去世使得巴金的生活完全乱套了,原来这个家都是萧珊在打理的。在文革期间又是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件事使得巴金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在文革前期,巴金一直是想求得宽恕,他觉得自己没有反党

    而且也是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地学习改造,你们能不能解放我。这次的事使得他觉得低头是换不来结果的,整个文革像个谎言笼罩着他的世界,他觉得那些批判他的人也不相信那些理论,这使得他觉醒。同时到了文革后期氛围也是松了一点,有几件事情标志着他的觉醒,这种觉醒对于后来写《随想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事情是他把文革前没有翻译完的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重新翻译了,以前在抗战时他用英译本翻过一遍,50年代后他俄语好了之后用俄语的原文又开始重新翻译,文革开始时停止了,现在有重新开始了。然后又开始了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28年时他购得此书就曾想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写的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在翻译的过程中巴金感同身受,这本书还唤醒了巴金思想上的独立和解放,后来他的《随想录》就直接取自于这本书的标题。同时巴金还在抄《神曲》背《神曲》,这些伟大的作家伴随着他促使了他的精神的觉醒。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抗美援朝,法斯特事件,包括文革对巴金的后半生起决定性影响。巴金很幸运没有像老舍一样投湖,也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不能写了。幸运的是他在新时期还能拿起笔来重新写作《随想录》。

        《随想录》分为五集,《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一共40多万字,是1978年12月写起,1986年8月20日,到了后来他身体越来越差,速度也越来越慢,一共150篇,相当于每集30篇。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他觉得香港的言论比较自由一点,他觉得应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写作《随想录》期间的变化和干扰,很重要的干扰就是身体的干扰,到了81年的时候已经得了帕金森氏症了,写字已经很不灵活了,83、84他开始住院已经完全是一个老头,有一段时间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拿起笔来有千斤重,到了晚年时两只手在推着笔写字。同时还有政治上的干扰,胡乔木在巴金生病期间来看过他,说你老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是好好安度晚年不要再写什么文章了,这是警告还是问候呢,实际上上面对巴金写《随想录》是

    一直不高兴的,在巴金《随想录》的总序里写道,我在文章中提倡讲真话,我就好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了,北京居然有领导在点名,后来差点被打成自由花的三个头子之一,亏得有胡耀邦在。所以说在整个新时期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写作,我讲几个事情。一个是赵丹的事情,赵丹曾说过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实巴金那代人是都明白的,因为那个时候连上台穿的衣服都要管,我曾看到江青审查戏的记录,具体规定了演员穿的衣服,鞋子和上台从哪儿上,都很详细很具体,赵丹演了一辈子戏被管了一辈子,在临死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见解,一下炸开了锅,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还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个反党宣言,但是巴金在《随想录》里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来支持赵丹,他觉得赵丹讲出了他们这代人的心里话,他觉得赵丹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的作协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比如陈荒煤就支持赵丹的讲话,实际上赵丹是道出了一个老艺术家的心血。刘白羽是极其不支持赵丹,两个人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就吵了起来。整个随想录都是在这种激烈的程度下写作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篇章都觉得很正常。一方面是我们有希望有民主,宽松的环境,但另一面又是乌云遮蔽,教条很重,两者在不停地交锋。

    还有一个事情,巴金81年发表的《怀念鲁迅先生》,在他自己主编的《收获》上是全文发表的,而在香港《大公报》上则是关于文革的字样都被删掉了,连一些引用的鲁迅的原文也被删掉了,巴金非常愤怒,当时就想停掉这个专栏,巴金立即写出《鹰的歌》抗议这一行为。 这件事的北京就是胡乔木有个讲话说不要老写文革,应该写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还有一个事情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这篇文章,在后来巴老的书《讲真话》的书里只能存目而不能刊登全文。

        巴老为何会写《随想录》,我想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个是文革之痛,他的妻子死于文革期间,他的好朋友老舍死于文革前期,随想录的写作是对他这代知识分子的道路的反思,他们这些人爱国还是不爱国的,到底做过好事没有,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还有一个是,还一个心债,包括那些他的屈辱、懦弱,包括他曾经跟在别人后面批评过人,比如说批胡风、丁玲,这是他不能放过自己的。他的文章《小狗包弟》中讲到,他为了明哲保身将他的小狗献给了医院作为解剖的对象,有时候他为了保护自己不敢讲真话,我软弱。

        还有一个是《大镜子》,这是一个自我反思的东西,他说报纸上说有焕发青春,可是只有镜子说了真话,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如果我相信报纸上的话,将来生病该如何,只有看到真实面貌提早去看病,才能恢复健康。这当时有隐喻的,当时在社会上讨论的,你能不能揭社会主义的短和丑。巴金的想法是我们不要讳疾忌医,有病就赶快治这才是正道。这个《随想录》里充满了这些个反思,比如说身份的反思,他对自己有一个很严厉的说法,说自己在49年到76年期间的写作像是个机器人,没有自己的头脑,像个录音机,天天就知道灌输和宣传,还有就是形容自己是个黑白事件的吹鼓手,任何事件都要反应一下,一个作家要独立思考,要说自己的话哪怕说错了也不要紧。

        下面是一些对《随想录》的评价和反响,我不详细讲了,巴金自己对《随想录》的看法是,我是作为遗嘱来写的,是留个后代,他要告诉后代他们这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社会发生了什么,这也是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的缘由。第二个是要讲真话 ,这也是他一再强调的。

        社会上不是不让建文革博物馆吗,文革博物馆的事情还是到2010年温家宝在文代会上提到文革的一段话以后,才可以公开讨论,巴金说自己用文字建立了一个文革博物馆。

        巴老的一个朋友萧乾说我认为说真话的《随想录》比《家春秋》的时代意义更伟大,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真话畅通,假话失灵,那就会把基础建在磐石之上。那样,国家就能大治,社会才能真正安宁,百业才能俱兴,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一个部分关于讲真话,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读一下《随想录》,他的文章是不难读的特别是有过他那段经历的人,更会理解其中的背景。巴金讲的讲真话我大概梳理了一下有四层意思,

    1、真实地表达自己所感所思(《皇帝的新装》)

    2、直面真相,不讳疾忌医(《假如我是真的》)

    3、独立思考过的话(访日“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4、言行一致(托尔斯泰)

    下面几点我是要强调一下的,真话的有限性,真话与真理,真话与假话。《随想录》里一再提到讲真话,真话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概念出来的,真话是一直和假话放在一起的,就是巴金一再很沉痛的说过我讲过很多假话,所以说我要讲真话,真话和假话始终是相互对等的概念。巴金首先不是在要求别人讲真话,他首先是在要求自己讲真话,这是他的出发点。

    下面是讲真话何以不兴,巴金引的几段文字其实有几个层次的意思,一个层次意思就是说,上有所好下面就会供什么,再有一个就是你本来想说真话,有人会打你,你为了不被打就说了假话,还有一层意思假话说多了,自己分不清假话和真话了,像中了催眠术。

        接下来的话题是的是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语言的乌托邦,在中国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实际上都能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真诚的相信别人用语言制造的假象,巴金说那是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结果分不清是什么是社会现实,自己真的相信马上就可以赶超英国美国,这种情绪会致幻的,我们是处在非常大的语言符码里。我们不讲我们的历史讲俄国的事情就是联共布党史那是一本充满了谎言的党史,它是骗了多少年多少人啊,那些人都是傻瓜吗,我相信很多人的智商没有那么低,但是还是相信它,所以说这是一个语言系统,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乌托邦,使人产生幻觉。现在大家在不断地戳穿语言乌托邦,大家在问真相是什么,是大家的觉醒,也是一个社会逐渐走向民主,正常化的一个要求,有时候大家还觉得不满足但是不要着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有这

    样的火苗,我还是充满信心的,我想对于巴金先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告慰,大家总算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总算知道该做怎样的判断,这才是重要的,巴金说:《随想录》这是我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随想录》,我想独立思考是对整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强调趋同的社会,而不强调毅力和个性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单只强调群和同,而没有一个个性的话是不行的,当然极端的个性社会也是不会有一个和谐的场景,这是我的几个意思。

       下面介绍我写的几本书,如《随想录论稿》里面涉及到几个话题,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去看一下,还有今年我在《收获》上开了一个专栏,讲的是巴金的同时代人,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知识分子是怎么走过的道路,现在写过了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梁宗岱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巴金道路不是偶然的道路,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他们是如何走过这个岁月,包括最后又是怎样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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