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各位来捧场，今天和各位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汉武帝和司马迁。

    这似乎是一个没话找话说的话题。第一，史记是前人之述备也。今天看到的《史记》，文化哲学思想仍然是一锅大杂烩似：崇道又非道；似儒又非儒；重法又反法；尊重秩序又宣扬游侠；伸张无为又推崇货殖……

    第二，在中国历史上，这二人岂可相提并论？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然而却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

    一、汉武帝生平

    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字通。刘启之十子，母王娡皇后。4岁册立胶东王，7岁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享年70岁。职业是皇帝。谥号：威强睿德克定祸乱曰武。在职国情：建立了先恺撒大帝半个世纪的世界强国。

    二、汉武帝功业

    1、独尊儒术：举贤良文学、孝廉、举明经博士；

    2、设立中朝：抑制外朝：以尚书台制衡宰相；

    3、建立年号：前后约十个年号；

    4、太初改历：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

    5、盐铁官营：开中国政府垄断专营之先；

    6、通使西域：输出冶铁术、凿井术、丝绸、漆器等；输入胡（黄）瓜、胡萝卜、葡萄、汗血马、核桃、天马等；

    7、开疆拓土：西北、西南

    三、司马迁身世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陕西韩城）人。身世：史官世家。10岁迁长安，师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35岁随武帝巡。38岁袭职太史令。职业：史官。42岁著《史记》。47岁遭“李陵祸”。53岁再遭“任安”祸，不知岁终（约58）。

    在中国史传统语境中，这二人完全不对等。汉武帝为帝王，且是常被和千古一帝“秦皇”相提并论；司马迁仅品阶中等的史官，是只能俯首听命的臣僚；在二人的历史故事中，前者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并对后者动用了刑杀，后者只有默默承受的权利。尽管在现实的舞台上，二人远远不是相同的量级，斗争的现实结果也毫无悬念。然而，从历史故事过程和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当时司马迁的确是把自己置于汉武帝的正面对手的位置之上，并竭其所能、忠其所职地与之展开了对决。二人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对话关系。对决最后结果，也出乎常人所预料。

    四、司马迁与汉武帝对决的深层分析

    1、士道与王权的再次交锋。

     “士 ”指中下层贵族，是介于王侯权贵和下层庶民之间的中间层。孔子：“十合一为士。”《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能为。”从立世处世和道德观念来看，“士 ”代表了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念中相对高贵的风尚和品格。士有多种：国士、壮士、谋士、游士、策士、勇士、侠士、死士、儒士等等，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是“士”。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士，是比较有传统价值观和精神的士，死对他来说是不怕的，站在谁的面前都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始皇“坑儒”是封建王权对“士”集中的屠戮，儒士几乎失去了精神支柱；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生不逢时的悲剧之士。《史记》热情讴歌了项羽、李广，以及那一群游侠和刺客。吴家思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列传》是《史记》中第一激烈文字。”这是正史中仅有歌颂侠士的文字，也是士林精神的再一次放歌。如果说孔孟是文人大夫心中的圣人和圣经，侠客则是中下层小人物心中的神圣和最爱。司马迁赞美游侠刺客：“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言必行，行必果，已诺比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士道忠诚有信、当仁不让、扶弱抑强、自由洒脱、重义轻利，道德观念中的贵族精神支柱和正义事业的忠实捍卫者，也成为司马迁最高价值观的展示。

    2、史官世家的神职使命感。

司马迁认为自己家族的职务很特殊，是天官。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自己说：家族世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太史公自序》中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于虞夏，典天官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史官、天官，即记言录事、绍今述古、镜鉴来者。这一家族职业气质，使得司马迁在内心深处有强烈的天命代言人的使命感。这种神圣感觉，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武帝的对立面，也给了他内在动力去完成家学志愿。当时他写的不叫《史记》，叫《太史公书》，定下了三大目标：①究天人之际。天象和人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②通古今之变。从古到今的变化规律到底是什么。③成一家之言。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哲学。

    3、正面指斥与实录，侧面哲学批判。

    你举刀，我拿笔，这叫实录。不能直接指帝王，可以批评你身边的狗腿子，通过打狗批主子，这就是侧面批判。实录或者叫录实，是史学家的基本原则。①《始皇本纪》——《武帝本纪》的模板。司马迁并没有写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而是重点写他迷信、暴政。汉武本纪中写了好多汉武帝的迷信“今上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先写一大群装神弄鬼的人围绕在汉武帝的身后，随后写一群贪官污吏，汉武帝连根就被否定掉了。②《孝文本纪》——儒法合流暴政的镜子。孝文帝是司马迁认为历史上最好的帝王，拿这个镜子来对比汉武帝。③《孝景本纪》——西汉王权哲学的转折。④《孝武本纪》——暴君与迷狂者的肖像。⑤《封禅书》——暴君本纪的副本备忘录。

他批评汉武帝主要包括：耽于迷信；虚妄滑稽；好大喜功；贪财好利；横征暴敛；远贤亲佞；残忍无道；独断专行；……所有这一切，都为士道精神所不齿，因此，在内心深处道德平台上，司马迁自我感觉占据着绝对优势，因此，他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武帝当面对决的位置。

    4、侧面哲学批判：痛批儒法合流之恶

    ①《史记》的哲学基础是原始道家思想。

《庄子﹒天下篇》痛斥儒、墨、刑名；《孟子》则视老庄、杨墨、刑名为天敌雠寇；《韩非》以《显学》、《五蠹》痛批儒、墨。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横扫历代诸子名家十二人，包括孟子、慎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过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

    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长地久，非所闻也。

    《史记》中道家哲学之用于天下，无所不通。

    道德与天命兼得，则人生必成伟业；（文帝、曹参、卜式）

    修学道而无天命，则人生不免遗憾；（范蠡、孔丘、李广）

    弃学道而有天命，则终究归于失败；（秦皇、项羽、陈平）

    我这里颉取了《道德经》里几句话：为无为，则无不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关于道家无为，今人仍须再思考！

    ②儒法末流之恶——时儒、酷吏

    自文帝到武帝，西汉政治哲学发生了从黄老之术到外儒内法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身上，清晰地记录了学术末流的危害。——吕思勉先生称之为“学术末流之失。”

    儒家华而不实、阿谀奉承、繁琐生事；法家刻薄寡恩、残忍独断、横征暴敛；

    《史记》对时儒的批判，则集中在其败坏的道德品性上；对酷吏的批判集中在他们残忍的行事手段上。如：叔孙通、朱买臣、公孙弘、主父偃、张汤。

    西汉从黄老之术到儒法合流政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窦太后。汉武帝一上台就搞儒术，王臧、赵绾俱受诗申公，臧为郎中令，绾为御史大夫。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窦太后也不客气一下就把这两个儒术推手给杀了。

    叔孙通师生是汉初儒士代表。叔孙通虽然没有指鹿为马，但干了指鹿为马的事。

    《史记》中有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这俩人都好儒术，孝景帝说魏其侯：“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后来这俩人争权夺利，两败倶伤。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汉儒还有更丑的事情。《孝武本纪》中记述：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礼书》：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搞一套礼节十年都定不下来，在司马迁看来，这些人已经到了不学无术，祸国殃民的地步了。

    和时儒相比，司马迁更恨的是法家的人。在《史记》中吴起、商鞅、李斯、晁错这些法家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有好结果，司马迁特意强调他们一个个的恶果。吴起本是儒家人，后来成为法家人到楚国变法，最后被乱箭射死。商鞅改革成功了，自己被车裂了，原因正是自己的法律。李斯不但自己死了还搭上儿子。晁错鼓动汉景帝削藩，导致七国之乱。

    从晁错削藩到主父偃推恩，时儒与酷吏完成了合流，这背后最关键的推手，是汉武帝。曾国藩说：“《汲郑传》处处以公孙弘、张汤相提并论。此太史公平生好恶之所在。景武间人才，以此传为线索。”公孙弘、张汤也确实是太史公平生之所恶，是武帝时代酷吏的典型，时儒的代表，是儒、法末流之恶合而为一的最集中体现。

    公孙弘原是薛县狱吏，海边牧猪；四十馀始学《春秋》杂说，六十岁时为武帝博士；“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公孙弘“诈”，“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盖布被；佯同而阴毁汲黯，为人外宽内深，阳奉阴违，心性刻毒，疾贤妒能。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三公。这样一个坏人，因为他成功了，成为“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的楷模。方苞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

    主父偃早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做官后做了一大堆的坏事，“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这是一群集儒、法末流罪孽于一身的妖精。

    张汤本是“深文巧诋”的刀笔小吏，是典型的法家酷吏，得势后他竟然也昌言儒道。“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吏”，因此得到“文学之士、丞相弘”（公孙弘）等人的大为赞赏。

    司马迁把酷吏的师承与下场都记下来了。酷吏也有师法：晁错→郅都→宁成、周阳由→张汤、赵禹治→王温舒、尹齐、杜周等。郅都因逼死临江王而遭窦太后诛杀；周阳由因与上司争权而弃市；宁成被同党义纵灭族；张汤被三长史案劾而自杀；王温舒更遭族灭五族的下场。只赵禹治，因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免归后得“以寿卒于家”的善终。

    5、重拾民本政见，挞伐集权专制。

    儒法合流暴政的结果。武帝“以狼牧羊”之术的社会危害：“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 …坐连诸郡，甚镇数千人”。小民尸横遍野，监狱人满为患，依然遍地狼烟。

    “沈命法”出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

    儒法合流暴政恶果之顶峰就是太子刘据之死。《史记》中记载刘据是一个非常好的太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后世学者常批评司马迁“好游侠”、“崇货殖”，其实这是个误会。富要富的明明白白，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是农耕，末是工商，奸就是诈骗等不正当手段。

    卜式“以田畜为事”的本富平民，因得牧养之道而累资巨万。“不习仕宦”，“与人无分争”，赈人于贫困，教人尚善，为富为仁，成为“本富”的楷模；因斥巨资缓解国库危机，被拜为齐太傅、齐相，并以牧养之道说武帝；后卜式因批评盐铁专卖，被贬为太子太傅。

    桑弘羊是“洛阳贾人子”，“末富”典型。桑弘羊以“言利事析秋毫”，官大农丞，以“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盐铁专卖、铸钱币等说武帝，所言皆巧取豪夺之术，“尽笼天下之货物”。迁治粟都尉，领大农”，列九卿。杨慎：“烹弘羊，天乃雨”，乃是史迁借卜式之口，伐争利臣之罪。

    五、司马迁对决汉武帝的结局

    1、把汉武帝永远钉在暴君的历史耻辱柱之上。

    2、成就司马氏家族的“一家之言”。柳冕：“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梁启超：“（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是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是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

    3、《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的集大成者。

    4、司马迁是文化巨人、士夫楷模、时代良心、民主斗士。

    5、汉武帝赢了现实，输了青史；司马迁输了生命，赢了人生。

    六、巨人之间对决的历史文化学影响

    有生之对话与永世之对立。

    1、一个是道家哲学，一个是时儒、末法、神秘学；

    2、一个清政简役，一个好大喜功（政治方略）；

    3、一个德邻友邦，一个尚战好伐（民族政策）；

    4、一个兼容并包，一个独尊一家（精神旨归）；

    5、一个民富国富，一个国富民贫（货殖理念）；

    6、一个任侠率意，一个役形奴心（尊严反差）；

    7、一个孤傲高洁品格，一个江河日下的世风。

    这战对决以司马迁现实被杀而结束，对后世影响很大。儒诱法威的中国专制政治哲学的确立，士人精神在王权面前的彻底溃败，诸子哲学文化个性精神也慢慢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