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列表
又逢甲午年 勿忘甲午耻
马洪德 2014-11-02
浏览量:868
2014年又是一个农历甲午年,长留在中国人民心中,驱之不散的纪念,就是1894年的甲午年了。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满清王朝的后期——光绪二十年,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企图联手侵略、掠夺中国。我们的近邻——日本,虽然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接受了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想以武力来侵蚀中国。
日本的侵华步骤,是从中国的属地朝鲜开始的。早在光绪元年(1875)日本遣使至朝鲜,与朝王订立和解条约的第一条即表示:“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这就明显的不承认中国为朝鲜的主权国。
别以为日本是出于好心,让朝鲜获得独立自主,从其以后的种种行径来看,这正是其侵略朝鲜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前奏。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条约。竟然规定:他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必先互相知照。按此条约,似乎朝鲜又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真是使人不可思议!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在李氏朝鲜政权末期,一个信奉东学为名的团体自称“东学党”。早在1861年,崔济愚等为对抗西学(基督教),遂以本国原有的天神思想和祈祷仪式为基础并糅合儒学及佛、道教义,创立东学(东学道),宣传“广济苍生”、“人人平等”。初在半岛南部各道传播,发展至八、九十年代已经遍及全国。其时,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和下级官吏纷纷加入,声势日甚。1894年以全琫准、崔时亨为首,号召农民起义,以反对李氏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奴役。
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李派兵协助清剿,朝王亦有是请。李鸿章即于五月初一日派遣海军济远、扬威两舰开赴仁川、汉城以保护正常的商业活动。同时,调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淮勇(原淮军)一千五百人到牙山。一面按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
处心积虑、逢此良机的日本,立刻发兵,至五月十五日,到达仁川的日兵已达五千。不可思议的是,朝鲜方面竟然声称“乱党悉平”之说(实际上是说已经不需要中国军队帮助了)。并要求中国先行撤兵。中国方面则认为既然如此,应按条约规定,中、日军队同时撤兵。
与此同时,李鸿章希望欧美出面干涉、和平了事。哪知日军陆续增兵至朝鲜。五月下旬,日军抵朝已逾万人,且争先扼守各要冲。
有鉴于此,日本方面已决定开战的意图可谓暴露无遗。至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之命筹备战争。派总兵卫汝贵统率盛军马步六营进驻平壤,提督马玉崑统领毅军两千人进驻义州。分别由海道至大东沟登陆。命叶志超的部队移驻平壤。以上部队都是淮军。所派兵员,分别雇由英商三艘轮船运往目的地,由济远、广丙两艘兵舰护卫。
六月二十三日晨,运兵的船队行至半岛附近,遭到日本军舰的阻击。是日早晨七时四十五分,日舰吉野号首先向我济远舰开炮,挑起了战火。在日舰的猛烈炮火下,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士兵全部殉难。济远舰(二千三百吨的巡洋舰)管带方伯谦,先是见到敌舰,即躲藏于铁甲最厚处,当遭到日炮击毁船舵,便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至旅顺。是役,我军死亡七百多人。清政府为之震动。
朝廷即令副都统丰伸阿、提督马玉崑、总兵卫汝贵、左宝贵等各带大兵自陆路出发。而日本军队则长驱直入,占领朝鲜王宫,幽禁国王李熙,进而攻向牙山。牙山守将叶志超,虽明知军情紧急,但不见援兵到来,焦急非凡,有总兵聂士成愿赴前线(成欢)抵挡日军。不多时,到达成欢,双方交火两个多小时,日军见难以取胜,暂往后撤。聂总兵追袭一程后,收队扎营,随即差人往牙山报捷。
次日凌晨,日军又整队前来,且人数众多,战力颇盛。双方激战之间,派往牙山报捷的兵弁回报,称此时的牙山已无大兵,并闻得叶军门(叶志超)已经退守平壤去了。聂士成见报,已是无计可施,且见军心不稳,(日军声势颇大),料也支持不住,只得严阵而退,此时日兵倒也不敢进逼。士成回到牙山,果然不见一卒,长叹数声,心想部下数千兵马,势难守住此地,只得全师而退,齐回平壤。而牙山要地便被日兵所占。
六月二十七日,中日两国均以战事布告各国,六月二十九日军事要地牙山已被日军所占,而作为守将叶志超竟然向朝廷报捷,称于数日内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两万两,数十名将士得到奖励,从此淮军的威望逐渐下降了。
再说海上,五六月间日军兵船已大批开至朝鲜。而中国的北洋舰队则躲避于山东威海卫逍遥河上,当京里大臣纷纷上奏章参劾时,才假装派遣船只开出口外,这些军舰出港并不是真正的巡逻、侦察、备战,而是开出三十里或五十里转个圈子回去,并电报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
八月初,北洋水师接到军情报告,要求加派军力以壮声威。随即以招商局之轮船五艘,载运兵丁和钱粮等辎重物资,由海军兵舰、铁甲船、巡洋舰各六艘、水雷船四艘护航同行。八月十五中秋日抵达鸭绿江口,船上炉中之煤未熄,十六日晨,见南方黑烟滚滚,日本军舰来矣。
当时,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各舰,列阵作人字形,以镇远、定远两艘吨位较高的铁甲舰(7335吨)为人字之首,以靖远、来远、怀远、经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以号旗为指挥,招鸭绿江中所有战船都出来助战。
不多时,敌舰逼近,列一字形阵势向我军猛扑,共十一艘军舰,其巡洋舰及航速超过我军。不一会,又改变队形成太极形,将我人字形舰队竟包在中间,我舰即开巨炮示威,但日船相距九里,何能中的?炮声未绝,日船已蜂拥而至,与镇远、定远两艘相距约六里光景。不多时,日舰侵入我人字形阵脚,使致远、经远、济远三舰都被挖出圈外,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说到致远舰系我2300吨的巡洋舰,管带邓世昌,广东番禺人,字正卿,官至总兵,书载其为官“无嗜好,用法严”。士兵亦乐为之战。致远舰被挤出后,被日军四舰包围,虽奋勇抵抗且击沉一艘,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邓世昌见此危情,激励战士,愿开足马力,撞击敌舰(吉野号)欲与之同沉。遗憾的是,未及相撞而舰已下沉,船上二百五十人,同时壮烈牺牲。邓世昌被谥为“壮节”。
经远舰是另一艘被日舰圈出之2900吨铁甲舰,已中炮起火,该舰管带林永升一面组织指挥舰上士兵救火,一面仍镇定沉着发炮回击。当看到前面一日舰“赤城号”似已受伤,立即命令全速追击。不料被该日舰突放水雷,经远舰躲闪不及,被其击中。林永升及其舰上战士二百七十人全部罹难。
再说济远舰(也是2300吨的巡洋舰)管带方伯谦,看到敌船到来,马上高悬本舰已受重创之旗号,以告主将,随后,企图逃遁,也被日舰划出圈外。当致远、经远两舰与日舰苦战时,方伯谦竟置而不顾,如丧家之犬企图逃命。慌忙之间,误入浅水区,而之前已有1350吨的扬威号巡洋舰先已搁浅,不能开动。经济远号一撞,裂开了一个大口,遂致沉没。舰上一百五十多人均遭殉难。方伯谦则在惊魂之余逃至旅顺。不数日,李鸿章电令将方伯谦军前正法。
其时,还有效法方伯谦者,有广甲舰,未知其受伤与否,逃出阵外,误撞于礁石之上,即被日军发水雷击碎。
是役,我方船舰经远、致远、扬威、超勇号沉没;济远、广甲逃遁,与日舰鏖战者仅为七艘;而日舰虽遭到我舰打击或伤或损,终未丧一舰。我方则损失五艘船舰也。此即为大东沟战役。
我国海军遭受重创,陆军亦在平壤失利。平壤为朝鲜重镇,形势险恶,其东南西三面环水,背面枕山,西北方则为直达义州之大道。至七月中旬,我军已有叶志超、聂桂林、丰伸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将统率勇丁三十四营驻守平壤。以上六将亦都是李鸿章的部下。
当中国初发兵牙山之时,副将聂士成曾建议,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应先以大兵渡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以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能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牵制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渡进攻……。此议,李鸿章未能采用。到了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役,此计已经无用了。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的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之势。卫汝贵、丰伸阿二军十八营驻守城南江岸,左宝贵六营扼守北山城上,叶志超、聂桂林等居守城中。这六位守将论其官职不相上下,虽有任命叶志超为统帅之命,然叶非将才,不能指挥其余各将。军中腐败现象严重,有器械不备者,有克扣军饷者,有临敌恐惧者,此等军队御敌,其结果可想而知。
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日兵已陆续集结平壤附近。其间双方互有接触,但死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日将野津指挥部队分三路合攻平壤。以右翼攻陷大同江左岸炮台,渡江冲平壤之正面,野津师团长率本队为后援,左翼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翼,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我马玉崑部相遇剧战,敌军虽伤亡颇多,炮台则被攻陷。
守在北山城上的左宝贵,受到日兵攻击,虽有毛瑟枪、快炮等武器,抵抗了好一阵,在牡丹台遭到日军开花炮的连续攻击,左宝贵身负重伤而牺牲。部下见主将阵亡,阵脚大乱。下午四点半,叶志超命人高悬白旗要求停战。晚上,守城部队纷纷撤退,从义州、甑山两路撤出的部队,被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失守。
朝廷据此情势,命都督宋庆出兵旅顺,提督刘盛休出兵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出兵黑龙江,三路兵驻守辽东防堵日兵。后又命宋庆统制各路人马。各路统领与宋庆资格不相上下,忽接旨意要归他节制,免不得心中不乐。勉强起程,按所派地点,率军而去。
10月,日军在侵占平壤后,便长驱直入,迅速占领朝鲜全境,抵达鸭绿江边。当得知江之西岸清军未曾严守,便立即渡江侵入中国境内,直扑九连城。我方刘盛休、依克唐阿、马玉崑、丰伸阿、聂士成诸将,沿途抵敌,但因缺乏统一指挥,兵力不足,再加上器械不良,后勤支援缺少,只能且战且退。此时的九连城,仅仅剩下宋庆。宋见孤军难支,即弃城出走,退守凤凰城。凤凰城地势孤悬岭外,不便扼守,又弃城西逃。各将见统帅先走便跟着逃遁,凤凰城即被日军占领。
杀红了眼球的日本侵略军继又分兵三路扩大其侵略地盘:一路出西北,直扑连山关;一路出东北,攻岫岩州;一路出东南,直窥金州、大连湾。不数日,各路相继得手,只有连山关一路,被依克唐阿、聂士成两军南北夹击,得而复失,特别是聂士成独以孤军扼守摩天岭,屡被日兵,收复连山关,毙其军官一名;占领凤凰城的日军来援,又被依克唐阿杀退于草河岭,因而凤凰城东北一带尚保无虞。
东路日军攻陷岫岩州,继又连陷海城等地,清军都退到辽西,依靠辽河,作为防守的良好屏蔽,总算暂安于一时。
东南一路,我方既无良将,又无重兵,只有旅顺口为北洋舰队第一军港,形势险要,其地形内阔外狭,层山环抱,易守难攻。北洋舰队统帅、海军提督丁汝昌因战舰待修,转入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只留了个总办龚照屿居守旅顺。日兵一路杀来,陷了金州、大连湾,便想乘势攻打旅顺。尤恐旅顺难攻,便先行勾结汉奸,混入口内,四处张贴告示,声言日兵不日夺取旅顺,诱骗兵士及早投降,否则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等等。龚见告示,已是吓破了胆,忙乘鱼雷快艇逃之夭夭。其它驻守人员见此光景,亦各带枪械逃生去了。当日兵进入港口,清兵已逃去两日。北洋第一军港竟被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令人叹息不已!
疯狂的日本兵舰已纵横于辽海,北面的盖平、营口,已在其囊中,南面的荣城、登州,又仿佛握在其掌心之内。丁汝昌虽身膺重任,经大东沟一战,已是狼狈不堪,此时,在威海卫外之刘公岛,岂知日本海军在1895年2月,顷其全力驾起大炮向刘公岛猛扑而来。丁率定远、威远、来远等七艘军舰死守刘公岛。经过一番激战,我方舰只或沉或降,我方舰队已全军覆没!丁汝昌见此败绩,且粮尽援绝,只得竖起白旗,要求日军不得伤害地方,随即仰药自尽。
3月日军又向我牛庄、营口、田庄台一带发起进攻,这一带的湘军、淮军守将与之鏖战,死伤千余人,终告失守。
清廷连接败报,召开王大臣会议,与恭亲王等商议,决定请和。1895年正月拟派侍郎张荫桓、邵友濂为代表赴日议和。哪知日方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声言张、陆两人此等小官,不配参与和谈,需另委要员来日方可谈判。无奈之下,只得电达天津,要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
李鸿章在赴日前,先行电商各国驻华公使,请为相助。俄使喀希尼,慨然允诺,愿保全中国疆土,代拒日本。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带领参赞李经方等到达日本山阳道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商谈。第二天,日方便开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李鸿章等人当然不能应允,辩论多时,双方各执己见,议而不能决。(其间李屡接战报,日本已北据营口、南占澎湖,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哪知,在二月二十八日第三次双方会议结束后,李鸿章正乘坐马车回寓之途中,突遭行刺,一颗子弹,打中左颧,子弹深入目下,险遭毙命。中国之特命全权大使竟在日遭此横祸,引起国际舆论一致谴责。日本方面也表示谢罪道歉,命医诊治。
李鸿章遇刺后,朝廷一面予以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相商而行。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和约底稿交来,十一日,我方复文日方,除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不持异议外,其余款项皆极力驳议。一来一往几经周折,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十一款签订。代表日方签字的是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代表中方签字的是: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使大臣李经方。《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一、认朝鲜为自主国;二、赔偿日本军费贰万万两;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五、中日旧订立之约章,一律废止,嗣后日货进口运往内地。
得暂行租栈,免纳税钞,并于通商各口,得自由制造。
条约签订后,俄国驻华公使咯希尼居然请政府“仗义执言”,并联合德、法两国,替清廷索还辽东,先是以三国联名公文,致书日本外务部,迫使其将辽东还给中国。日方见到手的肥肉,怎肯听命?俄、德、法三国各派舰队而来,有的寄泊辽东,有几艘直至日本长崎附近,声势汹汹,要与日本决战。日本方面经此一战,元气未复,只能答应归还了辽东,惟需增索白银一万万两。经三国调停,减至三千万两,达成协议。
三个帝国主义国家难道真是“仗义执言”吗?非也!原来他们是各有所图:俄国方面,得到了在我吉林、黑龙江省专造铁路、驻兵开矿,借俄兵训练满洲军队并租借(山东)胶州湾为军港等好处;法国得到了云南省南部陆地、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权,开辟河口、思茅等为商埠(订立了专约);法国方面则以兵舰侵入胶州湾,强租了胶州湾,把胶州至济南的铁路归他建筑,路旁百里矿山,归他开采;胶州湾一处不是重复了吗?后来为了平息俄人不满,把胶州湾一处,换了旅顺、大连湾二处,准他建筑炮台,并延长西伯利亚铁路,通往满洲,直到旅顺为终点,才算了结。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另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按照“利益均沾”的强盗逻辑,索租威海卫(按旅、大之例期限为二十五年),拓展九龙司租借;翌年,又与法国订约,将广州湾租借给了法国。
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日本侵占台湾之事。先是闻讯之后,台民大骇,恳请朝廷收回成命,未果。台民即公推时任巡抚的唐景崧为总统,驻守台北,以拒日军,想不到下属率兵叛变,无力抵敌,台北失守。台南总兵刘永福(曾在越南中法战争中屡挫法军,所领黑旗军颇具威名)收拾队伍与日军战斗数月,终因粮尽援绝而败,台湾遂为日寇所占。属于台湾府的钓鱼岛,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早于1895年1月14日由伊藤博文秘密将其划入冲绳县。
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得之甲午战争赔款中的百分之84.5被用于日本的战争费用和军备扩充;另一资料上说“中国支付的巨款赔款的83.6%被日本政府用于扩充军备,5.5%划归皇室,其它如教育基金等总共只有10.9%。”
又是一个农历甲午年来到了。使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却的甲午年,就是12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家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政治腐败,反映到军队里,兵无斗志;而我们的对手通过明治维新,加速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做足了充分准备,一步步以朝鲜开始进而侵入我国。结果是我国的陆军、海军全被战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貌似“好心调停”也获得了不少好处。
甲午战争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就目前情况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日本,不但不能反省历史吸取教训,而是企图歪曲历史,公然拜祭战犯亡灵,加紧扩军备战,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我们应当百倍警惕,充分准备!
回顾头来再看一看甲午战争,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孙子兵法中来剖析一下其失败的原因: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一段至理名言,非常明确的告诫我们:凡战争,必须对敌我双方都应当有充分的了解,既了解敌人的情况,又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战争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对敌人不了解(或了解不够),对自己方面很了解,就有可能获胜(也可能会失败);正如甲午战争那样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战争就必然会失败。
甲午战争的导火线是以朝鲜爆发“东学党”事件开始的。中国派遣军队到朝鲜的目的是帮助朝鲜平定局势,根本无意与日本开战的思想准备。与此同时还根据《天津条约》通知日本。
当朝鲜方面通知我国“乱党悉平”,要求撤军时,我方还天真的也要求日方与我同时撤兵。不料日军逢此良机怎肯放弃?非但不撤,反而大量增兵至朝鲜。
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根据北京的决策——廷寄于六月十二日仓猝应战,派遣他的原班淮军卫汝贵、马玉崑、叶志超等进驻平壤义州等地,海军则调动北洋舰队兵舰及商船运送兵丁。途中即遭日舰阻击,商船“高升号”被击沉,我军是役即阵亡七百余人。
该次初战我方对战争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对敌情盲然不知,而对自己派遣的2300吨的济远号巡洋舰管带方伯谦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见到敌舰来时先躲藏于兵舰铁甲最厚处,遭到日寇炮击时便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至旅顺。试想,重用此等将官如何能打胜仗!
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它告诉我们,善于指导战争的人,修明政治、确保法制,所以能够掌握胜败的主动权。
可悲的是,我方派遣的几路军队:丰伸阿、马玉崑、卫汝贵、左宝贵等分率大军往朝鲜,而日方已大军抵达朝鲜皇宫并幽禁国王且向牙山进攻,我方守将叶志超见无援兵到来竟想后撤,幸有总兵聂士成愿率军前往成欢抵敌。双方交火两个多小时,日军只得后撤。当日军增兵再来,退至牙山见叶志超已退往平壤去了。本来,成欢一仗是聂士成及其部队的战绩,但叶志超却向朝廷谎报“歼毙倭兵五千余人”等战绩,竟还获得两万两白银的赏赐,装满了一些人的私囊。叶志超之流不战先退,谎报战绩,还能获利,此等军队能胜利吗?
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里说的是战争一定要有周密的准备,否则就会顾此失彼了。全面、周密的准备才是取胜的重要条件。
甲午战争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头,我们方面,最高决策机构是在北京紫禁城里,军队的指挥者却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前线的作战将士虽是李鸿章淮军的老部下,对他们,李并不真正完全了解他们。一到前线有的贪生怕死,保命要紧;有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与其它部队配合共同打击敌人。诸如此类。
因而在甲午战争中,我方部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每打一仗,几乎都被敌人所调动(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敌人手中)。虽然,我国派出的军队也曾驻防于各个重要地段,但各地指挥者并不联合成一个整体。日本侵略者都是有目的、有步骤的向我方阵地进攻,由于我方没有周密的协同备战,致使日本侵略者得以屡屡得逞。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退,此用众之法也。”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洋舰队(号称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与日本的舰队遭遇于大东沟时,我们的舰队摆出的阵势是人字形。
然而,海战不同于陆战,所遇到的敌人也不是洪杨领导的太平天国军队;舰队的指挥者还带着旧的思维观念面对敌人,不能用快船、利炮打击敌人,反被敌舰分割包围各个剿灭。战役中虽有邓世昌、林永升等忠勇将士,终于都壮烈牺牲。而济远号上的管带方伯谦还有广甲舰均临阵脱逃,根本不能起到首尾相顾的作用,反而导致了失败的后果。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保障就不能生存。
从甲午战争中,不仅充分反映出清政府的腐败。请看:当时的现实是:“枪火苦窳、弹或膺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我们战士手上拿到的枪竟是坏的(开不动的、或开不响的),子弹是劣质的次品,拿到的子弹往往与枪不配套,火药与器械也不相配,还讲什么管理军械局的官员都是“清正廉明”的,谁能相信啊?
据清史档案记载:“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记律而无之也。”这里举的叶、卫二人乃李鸿章手下素称训练长久的著名将领,竟在日寇面前不堪一击,而他们及其部下克减口粮(贪污)及盗掠民妇等匪徒行为,哪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
从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开始战斗以后,我方的重要通讯联络设备陈旧,虽然也用电报密码联络,很快就被日方谍报人员破译,我方的军事情况根本无机密可言,完全暴露于日寇面前。
再如,日本侵略军攻陷金州、大连后,便想攻打旅顺。因顾虑到旅顺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便利用汉奸四处张贴告示,吓得胆小的龚照屿乘坐鱼雷快艇逃之夭夭,使日寇竟不费一枪一弹,唾手夺得北洋海军第一军港,怎不令人叹息!
其实,孙子兵法早就告诫我们:“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类似于这样的人还付以重任,其结果又是如何呢?
孙子在他的“军争第七”篇中还特别提到:“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天真的”李鸿章,以为当中国遭到日寇侵略时可以用“以夷制夷”的老办法来牵制日本,他根本不知道,拍着胸脯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调停者”本人也是对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的同伙。俄国、德国、英国、法国不是在甲午战争后都得到了不少好处吗?
有不少人批评李鸿章,说他为什么不采纳聂士成的正确建议:“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要知道,在当时,聂士成仅仅是叶志超手下的一名总兵,官卑职小,人微言轻,再正确的建议,李鸿章未必能用,更何况李鸿章这时还正盼望着列强出面来“调停”呢!
需要重申的一点:我国的钓鱼岛是在1895年1月14日由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强行抢走(并将其划入冲绳县)。按照《开罗宣言》日本侵略者应当把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包括钓鱼岛)归还中国,任何企图歪曲历史的盗匪行径都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要再追溯一下历史,它明确表明:自从明朝洪武五年(1372)起就是我国的属国——琉球王国(冲绳),可以说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我国曾多次册封该国国王,并颁赐印章,该国也多次前来朝贡。)只是到了光绪五年(1879)才被日寇所占。我们也应有权利收回!(1879年日本侵略者攻入琉球,并俘其国王尚泰,后即改名冲绳县。)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给我们最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落后必然挨打,腐败必然要导致战争的失败,而且会继续丧权辱国!
今天新的中国领导班子以发展国防力量和加强国内的反腐败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904年,日本与俄国为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而发动的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又入侵山东,强占青岛;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扩大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件充分暴露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野心;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等等,日本已经成为世界近代史上发动侵略战争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危害最深的国家。
特别要指出的是,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应得的苦果,按照开罗宣言,“日本应把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然而,时至今日,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竟然死抱住伊藤博文、东条英机等狂人的阴魂不散,居然谎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要知道,现今的中国已经不是1894-1895年的清朝,也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伊藤博文早在1909年就被安重根击毙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而安倍的偶像东条英机,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被绞死于绞刑架上。
安倍想学伊藤呢,还是想学东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