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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乱世藏黄金，盛世收古玩”。如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收藏的魅力所吸引，纷纷投身于对艺术品的寻觅与收藏中。于是，收藏也成了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从此，世上开始不断流传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也繁衍了无数个数不清的财富神话。

    眼下荧屏上能看到的收藏类节目也越来越多，象《鉴宝》《一锤定音》等等，收藏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大众话题，社会上相关的新闻更是天天都有，这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激荡着人们的心。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民性的收藏投资时代已经到来。收藏已经从过去的小众文化变成大众文化，成文主流文化之一，形成了全社会的收藏投资热。不得不说，当今的时代是有史以来中国收藏界最繁荣、最兴旺的时代。

    其实，中国历来就有收藏的传统。收藏作为一种雅好，一种学问，一种行当，一种投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千百年来大俗大雅，大起大落。更早的时候，主要是属于文人士大夫们业余雅玩的专利，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收藏大家，他们的藏品也都是费尽心血才得以聚拢。然而，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旦收藏家过世之后，他的藏品也会随之散去。但是人们对收藏的痴迷却从未有任何削减，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收藏家出现。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深藏宫内的历代文物开始经历种种劫难。从这些地方流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几乎无法统计的浩瀚文物，为考古学者和收藏家带来了机遇，也为一些达官贵人、洋行买办、银行巨头、地方军阀、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古董商贩和海外文物大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逐鹿之地。

    当时中国处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背景之下，而反映到收藏上，就造成了“落后就要遭抢”的事实。有掠夺就有反掠夺，北京琉璃厂古玩街出现了。自此，古玩收藏作为一种商业形态渐渐形成。而1909年北京古玩行商会的成立，等于在这纷纷扰扰的时期，从形式上正式拉开了民国古玩收藏的序幕。

    在这期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收藏界的勇士，他们也是古玩收藏与鉴赏的大家，比如：张伯驹、王世襄、吴湖帆、张大千、庞莱臣、钱镜塘等等，这些有识之士，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身家性命来保全国宝，为保存祖国的珍贵文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收藏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不仅在某一个收藏项目中成为收藏大家，更在某一个收藏领域中成为鉴赏大家。

    李白的诗，世人皆知。李白的书法水平如何，答得出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件名为《上阳台帖》的书法作品，正文右上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签。题签只有一行，内容赫然是“唐李太白上阳台”。

    今天讲到的张伯驹先生，是位收藏书画的大家，他收藏有诸多稀世珍宝，如最早的墨迹《平复帖》、李白的草书手迹《上阳台贴》。

    

    七岁人称小神童

    我们都知道项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城市。最早的时候叫项子国，诸侯混战的时候，被楚国吞并，西楚霸王项羽世代为楚将，封于项城。

    张家就生活在项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张伯驹的曾祖父时，张家已经成为钟鸣鼎食的富家望族。富贵不忘读书，张家曾经打造过一座私家藏书馆，馆内墨香四溢、汗牛充栋，这就奠定了张家诗礼传家的风雅传统。张伯驹就是在张家蒸蒸日上的时候出生的。张家一向人丁不旺，张老太爷膝下只有二个儿子。长子张镇芳，文运鼎盛、官运亨通，却与子嗣无缘，虽妻妾盈室，始终不见生养。次子张锦芳也已娶妻纳妾，膝下也只添了几位千金。为了抱上孙子，张老太爷可是求遍了各路神仙。终于，二儿媳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张老太爷又有了新的希望。

    二少奶奶虽然不是长房，但如果生下男丁，那将是张家的长孙。对于张家这样的豪门大户，长孙出生的重大意义抵得过万贯家财。农历1899年正月22日，张伯驹出生了，张老太爷为长孙取名“家骐”，又名伯驹。寓意着这个新生的婴儿是一匹神勇无比的千里马，是张家的未来和希望。

    他还没出生就被百般呵护，一出生更是千人娇、万人疼。一转眼，就7岁了，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聪颖懂事的小少年。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张锦芳偷得半日空闲，带着妻儿来到湖畔踏青。刚到野外，天真浪漫的伯驹就如脱缰的小马驹一样，玩的不亦乐乎。看着儿子的笑脸，张锦芳的夫人却掉下了眼泪。张锦芳明白夫人的心事，只能叹口气把她揽入怀中。原来，张家族规：长孙必须由长子抚养，并且要在启蒙前过继给长子。张锦芳夫妇此时膝下只有一子，七年来呕心沥血地培养，当然不愿意与他长久分离。无奈族规不可违，他们也只能忍痛割爱。

    在这场郊游之后，张伯驹就跟随父亲起程北上。张伯驹的伯父张镇芳二十九岁便考中进士。由于张镇芳事君甚忠，又是袁世凯的表弟，官路畅通无阻，短短几个年头已经是长芦盐运史。张镇芳的府邸在天津，庭院里古木参天，枝叶繁茂，甬道旁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第一次拜访伯父的张伯驹既好奇又紧张。在张镇芳夫妇面前规规矩矩磕过三个响头之后，他怯生生地叫了声“父亲、母亲”。从此，张伯驹离开了中州项城，开始了他的传奇的一生。 

    张镇芳是读书人，对教育事业非常的重视，曾捐银6万两创建河南历史上的首座师范学堂——百冢铺师范学堂。对于张伯驹的教育，张镇芳更是丝毫不懈怠。来到天津几天，张镇芳就为他举行了拜师礼，张伯驹恭恭敬敬地拜完孔夫子和业师，就开始启蒙了。

    张镇芳对张伯驹用的是旧式家塾教育。记忆力超乎常人，过目成诵。张伯驹在诗词上也非常有天赋。七岁时的处女作就让马丽轩大呼“奇哉”。因此也有了“神童”的赞誉。

    北上天津为张伯驹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张镇芳家业富足、交游甚广，能为张伯驹提供最好的启蒙教育；皇城脚下的地理位置，能让张伯驹接触更多的人和事，视野更加开阔；张镇芳与袁世凯交往甚密，也为张伯驹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的际遇。张伯驹辉煌又充实的一生就是从天津这个高大豪华的官邸开始了。

    少年得志如军旅

    张镇芳沉浮官场多年，在人情世故上非常精通。他早看出，袁世凯胆大心细，颇有西楚霸王遗风，必有一盘作为。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身上的他，非常注重儿子与袁家的关系。在张伯驹结束家塾教育之后，张镇芳煞费苦心地将他安排到天津新学书院就读，因为袁世凯的四子袁克瑞、五子袁克权、六子袁克桓（环）、七子袁克齐、八子袁克轸（诊）都在这里读书。

    张伯驹并不明白父亲的一片苦心。自从进入贵族子弟云集的新书院念书后，他从来不攀龙附凤，和袁家的几个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只是限于同窗之谊，反而把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研读《楚辞》等古书上。他看人论事率直自然。这样的性格让他结识了几位当时有名的大家宿儒：民国“联圣”方地山、博学多识的严范孙等等。

    少年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为张伯驹今后倾尽一生心血保护中国文物埋下了伏笔。

    望子成龙是中国很传统的一种思想，张伯驹的父亲也是这样，他决定把温文尔雅、甚至有些弱不禁风的儿子送进军营历练，希望他有更好的发展。辛亥革命的枪声惊醒了国人禁锢千年的反抗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了。手握北洋军阀实权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就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张镇芳在那个时候被提升为河南都督。

    袁世凯凭借军权就任大总统后，对军事更是丝毫不敢松懈。经过一年的筹备，袁世凯决定建立一个陆军混成模范团，目的在于培养高级军官，通过控制军官来长期控制军队。模范团的军官都是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精选，而士兵则需要22-26岁的精装战士，并且必须是忠诚可靠、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的。而张伯驹那个时候才17岁。很显然，他根本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拔标准。但是，张镇芳铁了心要送张伯驹进军营，一番琐碎打点之后，张伯驹竟然被破格招进军营。为了让张伯驹能够早日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张镇芳借各种机会让张伯驹接触袁世凯。张伯驹比较清高，不苟同父亲的小心攀附，但他又不愿意让父亲失望。过年的时候，父亲让他去给袁世凯拜年，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谦恭有礼、落落大方的张伯驹非常满意，并且很有诚意的邀请张伯驹毕业后到总统府任职。回到家后，他和父亲进行了交流，说不想走父亲的老路，但是父亲非常希望他能光宗耀祖，和他一样走上仕途之路，为了尽孝，春节过后，他还是回到了军营。

    厌弃仕途，脱却军袍 

    模范团毕业之后，张伯驹被安排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后又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在这期间，他看到的全部是令他心生厌恶的现象。高级军官的作威作福、下级军官的趋炎附势、普通军人的残暴贪婪都让雄心壮志的他深受打击。为了慰父之心，又不能甩着性子不干，但也不愿意耳目整日被丑恶的现象充斥，于是他选择寄情戏曲。张伯驹对戏曲早已倾心。河南地方戏曲多样，小时候就常常私下里跟大人一起哼唱。到了京城之后——京戏；安徽——花鼓戏。一直沉迷于戏曲。

    袁世凯与张镇芳素来交好，这是张镇芳平日的精心维持。但是，一遇到利益问题，袁世凯对张镇芳从来不会留情。在张镇芳任河南都督之时，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军锐不可挡，河南城池不断失陷。

    张镇芳是清朝进士，清朝被推翻后，他也算是清廷遗老，对于封建帝制依旧情有独钟。张勋复辟时，他积极支持并成为中坚人物。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出奔天津，行至丰台被捕，扣押在陆军军部。本来牢狱之灾可以避免，却因为结盟兄弟段芝贵的狭私报复，不得不过上几个月不见天日的生活。

    张伯驹先是看到军界黑暗，食民奉的官兵只会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后又看到官场无情，为了利益权势，亲戚相弃，结盟兄弟也能反目成仇，对于仕途经济已经心灰意懒，再也不愿意在这条路上多走一步。

    醉心艺事，无心掌管家业 

    张伯驹退出军界后，开始了一段与书相伴的日子：《古文观止》《资治通鉴》《老子》《墨子》《柳永词》《东坡词》，连厕所里也放着明清传奇。读书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唯一能勾起他兴致的事情。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着一方天地。

    自张镇芳从张勋复辟的牢狱之灾中走出后，好友张作霖为他夺回了张家在盐业银行的股权和管理权力。张镇芳有意让张伯驹接任他的董事长职务，继承盐业银行，于是安排他在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总稽核，每年负责清查各分行账目。但是他不屑于商人的斤斤计较，把日常事务都交给了一个执行经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银行办公索然无味，于是他经常溜出来，走很远的路到琉璃厂，寻觅宝物。偶然一天，他寻得一幅“丛碧山房”墨宝，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

    丛碧二字最早见于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千石岭》，诗中有“不知几重山，杳杳入丛碧。”“丛碧”是指清幽宁静，这正和张伯驹当时要寻求的心境不谋而合。当时他并未取号，书斋也没有命名，偶然得到这墨宝也算有缘，于是以“丛碧”为号，命书斋为“丛碧山房”。

    他乐于和文人雅士结交，从此和方地山、袁克文交往很密。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虽然家族显赫，但志向是做名士，决不登官场。张伯驹和他两个人都酷爱诗词，文人名士聚一堂，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促膝畅谈、慷慨激昂。张伯驹和袁克文合绘红梅而获得“项城两才子”的美称。对于戏曲，两个人也是非常热衷，多次同台演出。

    他和方地山的交情也很深，从下面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有一天，张伯驹在袁世凯另外一个儿子袁克权家见到陈鹄（贺）的一幅《紫云出浴图》，十分喜爱，张伯驹知道醉心仕途的袁克权并不是这幅画的良主，就决定收购这幅画。这幅画描绘的是唐代名妓李紫云浴后，身披宝蓝衫坐一石上，乌发如墨、皓肌如雪，凝神若有所思。紫云很会吹笛子，凉石上还放有一支玉笛。

    张伯驹怕袁克权不肯转让《紫云出浴图》，就从方地山那辗转着手，因为方地山当过袁克权的先生。方地山不愿意做官，当时已经贫困潦倒。张伯驹素来慷慨大方，经常接济先生。他对方地山说“我想收购《紫云出浴图》，还希望先生从中帮忙，要是促成了这件事，我愿多出些钱以帮助先生。”于是方地山去找了袁克权，袁克权为了全师徒之谊，也乐得获个尊师爱友的美名，就割爱转让了。张伯驹出了3000银元，袁克权收1500银元，另1500银圆给了方地山。

    张伯驹喜好戏曲，他和很多名角都有交往。其中，就有当时盛誉京华、家中五世为伶的梅兰芳。

    张伯驹赋闲不久，父亲张镇芳就染病辞世了。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张伯驹要支撑起家业。无奈张伯驹早已无心俗事。他从一般爱好艺事，变成了潜心专研艺术。他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里，悉心寻觅艺术的真谛，志在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费尽心血收藏《平复帖》 

    张伯驹而立之年开始全面涉足收藏界，他不惜卖掉家产和股权，甚至是妻子的金银首饰，也要冒着风险保护国家文物。他从未停止过收藏的脚步，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被收藏，避免了流到国外的危险。其中，最让人感叹的是他收购晋陆机《平复帖》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平复帖》，为什么是弥足珍贵的。

    《平复帖》是陆机存世的仅有的作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书法。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至少60年。

    自唐代以来，这幅贴就被很多的皇亲国戚所收藏，在宋徽宗时入到了内府。元代时这幅帖流入民间，到清代乾隆年间又入到了内府。乾隆喜欢十一子，临终前留给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后来又传给了曾孙载治，载治死的时候，儿子还年幼，光绪皇帝命恭亲王奕代治成王府事，于是《平复帖》归了恭亲王。恭亲王死后，《平复帖》由其孙小恭亲王溥伟继承，可是溥伟整日忙于复辟，后来又去了青岛，他的弟弟溥儒就自然拥有了这幅帖。

    溥儒，因为是皇亲贵族，所以有好多珍贵的中国古人字画，他曾以3万银元将易元吉的《聚缘图》卖给日本人。1936年，溥儒更是将收藏的韩干的《照夜白图》卖给了上海的一个姓叶的股东商人。

    张伯驹唯恐《照夜白图》被外国人收买，以致国宝外流，连忙致函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请他设法阻止这一宝物出境，但是为时已晚，上海的古董商叶某已经转手卖给了英国人。

    《照夜白图》的流失，使得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因为他知道《平复帖》也藏在溥儒那里，他记得，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千里迢迢专程去汉口的“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式上观赏这幅帖。他唯恐《平复帖》被盗卖，考虑再三决定委托阅古斋的韩博文出面去和溥儒商量，请溥儒出让。

    韩博文找到溥儒，寒暄了片刻说“《照夜白图》实乃国宝，转售英国是中国的极大损失。丛碧先生不想再使国宝流出国外，如果您愿意转让《平复帖》，他可以出高价收入。”溥儒对于收藏并没有多大兴趣，听到有利可图立即回答道“虽然我现在并不需要钱，但是如果张伯驹真的很喜欢这幅帖子，我可以割爱。只要他肯让价20万银圆，那么《平复帖》就归他。”

    韩博文看到溥儒肯松口，立即回去如实回复张伯驹。张伯驹对韩博文说“我请您去溥儒府上，只不过是为了在溥儒那里早备一案，算是预先买定下来，这样就不至于古董商人得手。帖子暂时安全了，这是您老的功劳。”韩博文听张伯驹这样说，心里对他更是钦佩。张伯驹又说“其实我这样做是在暗示溥儒，国宝转售给古董商人，很容易造成国宝外流。”

    1937年叶遐庵正在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他也期望得到《平复帖》，以壮自己主持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之威。他找到张大千，托他转告溥儒，说自己愿意以6万银元求让。溥儒还是讲些道理，他对前来说合的张大千说“张伯驹先生之前已经在我这里备过案，我不能转让给他人。”张大千将溥儒的意思转达给叶遐庵，叶遐庵只好作罢。

    就在同年的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当时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在北平，由于卢沟桥事变铁路运输中断，张伯驹夫妇不能返沪，就只好在北平住了几个月。

    1937年年底，张伯驹去天津。在除夕的前两天，张伯驹在回北平的火车上意外地遇到了傅增湘。在与傅增湘的谈话中，张伯驹知道溥儒此时因母亲去世正需要一笔钱。于是，张伯驹便对傅增湘说“沅老（字沅叔），如今溥儒急需用钱，我怕他仓皇出卖《平复帖》。您能否居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作抵押，我可以借钱给他。”傅增湘听了张伯驹这一番话，欣然答应了。

    张伯驹这个时候非常激动，他按捺不住，又嘱咐傅增湘，希望这事越快越好。到了北平的寓所，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事告诉了夫人潘素。潘素非常支持张伯驹收藏国宝，听到这个消息也为他感到高兴。自从张伯驹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里的人都不同意他这样做，有时家里还会因此闹得不愉快。自从他和潘素成婚后，家庭和睦温馨，因为潘素给予了张伯驹莫大的支持。

    吃过晚饭，张伯驹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傅增湘的到来，可是直到夜深，也没看到傅增湘的踪影。张伯驹收宝心切，毫无睡意，竟等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傅增湘来到了张伯驹的寓所。张伯驹夫妇一直期盼着结果，忐忑不安地接待了傅增湘。

    傅增湘刚坐定就对张伯驹说“看来你之前预定《平复帖》是做对了”张伯驹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傅增湘对溥儒转达张伯驹的意思时，溥儒表示：《平复帖》要转让也会让给张伯驹，因为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况且志在收藏。如果自己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

    张伯驹夫妇听到这里，脸上都露出了喜色。傅增湘还告诉张伯驹，如今经过自己的说合，溥儒只要价4万银圆。他劝张伯驹不如径直买下。张伯驹当即拿出2万银圆，请傅增湘转交溥儒，并让傅增湘转告溥儒，其余2万两个月内会付清。就这样，傅增湘将《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从溥儒手里接过来，除夕那天就送到了张伯驹寓所，张伯驹夫妇欣喜若狂。除夕之夜，张伯驹就与傅增湘彻夜观赏《平复帖》。张伯驹得此帖之后，欣喜不尽，就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

    然而，刚刚过完年，就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这个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原来，日本人听说张伯驹得到了《平复帖》，就托古董商人白坚甫来收购。之前白坚甫就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

    张伯驹知道白坚甫的为人，也知道他这次前来肯定是觊觎（寄于）《平复帖》的，没等他开口，就怒斥道“《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都已经被你们这样的民族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打起《平复帖》的主意。我告诉你，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此帖已到了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都休想得到它。收起你的臭钱，离开我张家！”白坚甫看到张伯驹怒气冲冲，立刻狼狈而逃。

    通过《平复帖》这件事，张伯驹意识到国内外古董商对中华文物垂涎欲滴，大量国宝都面临着流落国外的危险，他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抢救中华文物。

    不为权势救国粹

    古董文物大多都是为达官显贵所有，他们或以权谋得文物，或从祖上继承而来，一般都不会珍惜，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从中牟利，这就正中了国外古董商的下怀。他们投机取巧，处处钻营，总能以较低的价格从物主手中买得，再转手卖给他人而获得大量金钱。张伯驹要保护古董文物，不仅要与古董商竞争，还要与那些贪婪愚昧的达官显贵周旋，这就要求他有聪慧的头脑和大无畏的胆识。

    郭世五就是这样一个贪婪的文物大盗。郭世五，名葆昌，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深得袁世凯的宠信。袁世凯筹备洪宪帝制时，他曾向袁世凯自荐，督造“洪宪”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他这一举动除了是奉承袁世凯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盗取故宫文华殿大量的精美瓷器。郭世五以寻找制造样品为名，提取了大量故宫的珍品，却迟迟不予归还。袁世凯死后，这些珍品就全部归郭世五所有，成了郭氏觯（志）斋藏瓷中的精品。郭世五并没有悉心珍藏这些珍贵文物，而是转手卖往美国谋取利益。张伯驹对他的行为非常不齿，但苦思冥想也无计可施。

    溥仪寓居天津张园的时候，生活拮据。郭世五趁机从他手中购买了《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两贴，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希堂法帖》还有一帖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张伯驹得知这件事后，怕这二帖再被郭世五卖给美国人牟利，便立即以欣赏之名拜访郭世五。

    郭世五知道张伯驹的来意，他本来就是靠文物渔利，卖给中国人或是美国人都是一样的。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中秋帖》和《伯远帖》如丛碧愿收，我愿以20万银圆让出。”

    张伯驹在郭府随便一转，就看到了李白的《上阳台贴》和其他珍贵文物，他决心要守住这些文物，他决心要保住这些国粹，说“岂止是这两贴，其他文物我也愿意收，等我回去筹好资金，再派人和郭先生商议。”

    张伯驹非常清楚，郭世五的目的在于图利，并非为了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而张伯驹当时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收入这些宝物。为了这件事，他伤透了脑筋。为了使郭世五把价格降低，张伯驹把郭世五的好友柳春农请来从中周旋。

    张伯驹说明了他的想法之后，足智多谋的柳春农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让张伯驹同意20万银圆的议价，但郭世五必须把这二贴和李白的《上阳台贴》、唐伯虎《四美图》、王时敏《山水图》、蒋延锡《瑞蔬图》等珍宝一并奉送。郭世五也欣然同意张伯驹的条件。张伯驹先付6万银圆，余款一年为期付清。

    “七七”事件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席卷全国。张伯驹携带家口、颠沛流离，再也无法凑齐余款。在柳春农的居中协调下，张伯驹将二贴退回郭氏，其他珍品留抵所付的款项。张伯驹虽然寓流在外，却一天都不曾放下二王法帖。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生活稍微安顿下来，他便立即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贴的下落。

    郭世五去世之后，其珍品全部归他儿子郭昭俊所有。张伯驹得知这二贴还在郭家后，明确表示愿意收购。但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并没有转让这二贴的诚意，索价高达3000万联币，折合黄金1000两。张伯驹遣居间人多次前往磋商都没能达成共识，只得暂时作罢。

    不久，教育部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来到北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向张伯驹商议郭昭俊所藏瓷器收归博物馆的事情，张伯驹非常赞同，但提议不能给价太高，因为郭氏珍藏的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的之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

    然而，郭昭俊仍然要价很高，双方商议陷入僵局。正好那个时候，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暗中将二王法帖献给宋子文，攀缘上了宋家这棵大树。经宋子文暗示，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以博得不知情人士的景仰，郭氏瓷器陈列专柜前甚至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以作表彰。其实，郭昭俊从这一献宝举动中牟得巨大的利益。首先，行政院发给他奖金10万美元；其次，宋子文又以此为由头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的襄理。

    深知内情的张伯驹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想要登报揭露郭昭俊和宋子文两人的无耻行径。当时宋家实力非常大，张伯驹要是出面揭露，一定会引得宋子文不满，对他将极为不利。朋友们纷纷规劝他不可轻举妄动。但是，张伯驹无时不刻不在担心二贴的下落，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了。

    张伯驹顶着风险，将一篇名为《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的文章寄给《新民晚报》。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轶事，尖锐的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宋子文见势不妙，急忙将二贴退还郭昭俊，并派人发表通讯“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此刻原件存于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下落如此！”看到报载，张伯驹才松了口气。

    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昭俊携贴逃往上海，辗转到达台湾。不久，郭昭俊又到香港定居，将二贴押在香港的某英国银行。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几经辗转在香港以重金收回了这二贴。整整十三个春秋，张伯驹为二王法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倾家荡产力保《游春图》

    张镇芳在世的时候，在商界和官场沉浮一生，积蓄还算丰厚。张镇芳死后，张伯驹继承了父亲一生的积蓄，也算是腰缠万贯。但是，他致力于文物古董的收藏，每一件藏品都花费很多。几年下来张家丰厚的家底早已消耗殆尽，但是濒临外流危机的文物依旧不计其数。张伯驹从来都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为了保护民族瑰宝，他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北京紫禁城经历了从金代到清代800多年的历史，荟萃了历代的奇珍异宝，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光。它的最后一位主人末代皇帝溥仪在仓皇出逃时，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为了讨好日本人，他曾经无偿赠送给日本天皇价值30万美元以上的古玩字画。宫中的权臣奴仆也趁机窃取珍宝，其中，太傅陈宝琛曾利用职务之便，一次就将吴宏的《秋山平远图》、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摹怀素书》和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等在内的40件书画作品据为己有。张勋复辟失败后，为了满足他和妻妾的生活，居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大量出售文物。

    伪满洲图覆灭，被溥仪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200多件都失散于长春、通化一代。精明机巧的古董商人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紫禁城流出的宝物，不懂其价值的老百姓都愿意以低价出售。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老板靳伯生等古董商人很容易地就用低廉的价收回了大批书画珍品。没过多长时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就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上。

    古董商人以赢利为目的，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转手渔利。为了防止国外古董商对中国文物进行盗取，张伯驹建议故宫博物院按照《故宫藏画目录》进行回收。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对张伯驹的建议给予足够的重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也只是发出几道倡议。

    马霁川是一位头脑灵光的商人。他意识到如果不主动向博物院转让文物，一定会有人上门游说，到时候主动权就不在他的手中了。于是，他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选出20多件送往故宫博物院，希望暂时转移文物保护者的注意力。马霁川的这个举动果然奏效。张伯驹、张大千、徐悲鸿等文物专家闻讯后都非常兴奋，纷纷前往博物院鉴定、赏玩。谁知道，审定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朝文征明书写的《卢鸿草堂十志》册、东晋顾恺之《斫 （琢）琴图》（宋摹本）卷、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朝王原祁仿黄公望《富春山图》卷是真迹外，其余都是赝品。

    张伯驹感到这件事另有蹊跷，离开博物院后他苦思冥想，终于有所醒悟了。他猜想，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20多件，一定是要以伪迹及平常之品稳住北平城里关注这件事的收藏家们和鉴赏家们。转移了注意力之后，他便可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他处，出手售给洋人谋取巨款。想到这里，张伯驹再也不敢耽搁，立即央求朋友前去打探虚实。朋友带回的消息是，张伯驹的猜想完全正确。就在张伯驹等人鉴定的同时，马霁川已将唐陈闳的《八公图》和元代钱选的《杨贵妃上马图》两件真迹售往国外了。当得知遂人展子虔的《游春图》还在马霁川手中的时候，张伯驹不顾天色已晚，驱车直奔马霁川的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游春图》，为什么张伯驹会这么在意这幅画呢？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突然亲自登门拜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又见张伯驹气势不对，便立刻安排仆人盛情招待，亲自奉茶点烟。

    张伯驹不愿和他卖关子，单刀直入地说“你把20多件次品送与博物馆打马虎眼的事情，马院长已经知道了，他大人大量不愿与你做过多计较，希望你好自为之。我知道展子虔的《游春图》还在你的手里，你如果要把它转手洋人那里真是良心泯灭了。”

    马霁川知道张伯驹直来直去的脾气，听张伯驹说话难听，赶紧从旁熄火说“张爷，言重了。马某我是个商人，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看，自然不如张爷这样的名士有见识。既然张爷已经教导了马某，马某誓死也不会将《游春图》卖给洋人。只是倘若《游春图》不能出售，放在马某这里就是废纸一张，还望张爷指个明道。”

    马霁川本来想拿这些话将张伯驹一军的，没想到张伯驹早就有收购《游春图》的意思。马霁川生怕把《游春图》转让给张伯驹获得的利益没有转让给洋人多，死死咬定200两黄金，这显然是在讹诈。在当时，买北平的一个四合院要5两黄金，这些钱能买到40个四合院了。张伯驹被马霁川的唯利是图气得浑身发抖，但也无可奈何，他不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思考了一会儿，张伯驹将拳头重重地锤在桌子上说“《游春图》我张伯驹要定了，我来取《游春图》之前，我希望你能妥善保管它，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张伯驹把这件事报告给马叔平院长，陈述这幅画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行商会，不准此卷出境。几天之后，博物院复函说，经费不足无力购买，希望张伯驹能妥善处理此事。

    但是，张伯驹为收藏文物已经负债累累，短时间内根本拿不出巨额黄金。他担心马霁川会不守承诺将《游春图》转让掉，于是就驱车来到北平琉璃厂，将《游春图》的下落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告知，并说“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绝不会轻饶了他”琉璃厂是古董商人云集的地方，张伯驹放出的话很快就传开了，再也没有人敢打《游春图》的主意了。

    张伯驹随后立刻请托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和马霁川洽商这件事。马霁川看到《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再转手洋人也很困难，就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张伯驹将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卖给北平辅仁大学得几千美元，折成黄金50两，准备去收购《游春图》。谁知道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买主。张伯驹此时已经拿不出20两黄金，夜夜失眠愁苦不堪。他的夫人潘素深明大义，将出嫁时的首饰变卖20两黄金交给了丈夫，张伯驹才最终保下了《游春图》。

    铁骨铮铮愤世嫉俗

    张伯驹生就文人清高的人品，加上军旅生涯的历练，更是铁骨铮铮。他虽然醉心于书画，也从来不忘关心时事。不管旅居在哪里，每天必看报纸的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政治的腐败黑暗、权贵的鼠偷狗盗、当权者的懦弱无能都让张伯驹愤恨不满。遇到看不惯的事情，性情耿直的张伯驹从来不会妥协。

    1936年，华夏大地一派风急浪涌。日本帝国主义吞噬全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热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蒋介石消极抗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此政策已经出台就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蒋介石为了维护权威，竟然下令逮捕了上海全国救国会主张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蒋介石的不义之举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张伯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再一次深深地失望。

    卢沟桥事变之后，张伯驹旅居西安。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哨）周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家极尽献媚之能事。一次，蒋经国上任途中经过西安，祝绍周千方百计地挽留蒋经国小住，并亲自选定各界名流作陪。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的实业部长吴鼎昌曾多次动员张伯驹出来做官，张伯驹都言词拒绝。这件事让蒋经国心中大为不满，一直想看看张伯驹是何方神圣。当他得知当时张伯驹正在西安的时候，就点名要张伯驹作陪。

    当时的人都以见到“太子爷”为一件很荣幸的事，张伯驹却不以为然。祝绍周派人邀请了好多次，他都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无奈蒋经国执意要见张伯驹，祝绍周只得亲自前往张府，好说歹说总算是把张伯驹拖到了蒋经国的临时住所。宴客的时候，祝绍周有意安排张伯驹与蒋经国同桌。众名流都小心奉承，言笑晏晏，只有张伯驹面无表情、缄默不语。蒋经国心中恼火，又不好发作，对祝绍周说“丛碧先生怕是吃不惯党国的饭菜，还是请他先回吧”

    在座这些人自然知道蒋经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伯驹算是把蒋经国给得罪了，从今以后庇护他的就少了。张伯驹不以为然，淡然一笑转身扬长而去。

    又有一次，蒋经国要迎娶西安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张伯驹与石凤翔素有来往，就和夫人一同参加婚礼。蒋经国听说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琴艺过人，旧想邀她抚琴助兴。潘素受丈夫影响，对“蒋家王朝”十分不满，便婉言谢绝道“我的琴早已失修，且我年久未操抚，万望新郎新娘见谅”

    蒋纬国见祝绍周与张伯驹夫妇有些交情，就让祝绍周去再次邀请。祝绍周说“祝某人这里有一把上好的古琴，虽不比夫人的琴珍贵，倒也是隋唐遗物，先借与夫人如何？”；潘素看了看丈夫，淡然着摇摇头“不可，不可，潘素手生，怕污了尊耳”

    祝绍周急忙挡下“夫人过谦了，您琴艺超群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潘素“就算诸位不嫌弃我琴艺生疏，那也是对隋唐珍品的大不敬，望祝先生不要勉强了。”

    蒋纬国听潘素再三推辞，心中早已十分不满了。

    张伯驹一身铮铮铁骨，从来不会趋炎附势。看不惯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他会毫不顾忌地当面指责，因此得罪了不少当时的显贵。然而，张伯驹素来名望颇高，名人雅士都愿意与他结交。权贵即使对张伯驹有再多的不满，也会有所顾忌，不敢加害。所以，张伯驹得以安然度日。

    斡（卧）旋敌营，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太空的电波，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顿时沸腾起来！

    张伯驹一家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北平。无奈，张伯驹半生收藏太多，要妥善处理十分费事，耽搁数月张伯驹一家才起程北上。那时已经是深冬季节。

    张伯驹回到北平后，做了很多事情。他除了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外，还担任了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又因他诗词造诣精深，文学、历史知识渊博，被华北文法学院聘为文学教授。在授课和讲学期间，他不断宣扬文物对国家的意义，倡议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古董文物。

    就在张伯驹决定在文物保护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祖国的上空又出现了滚滚的乌云。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调兵遣将，准备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

    张伯驹被世道的动荡搅得坐立不安。他太爱祖国、太爱和平了，不愿意看到国家再遭受战火的蹂躏、百姓再一次流离所失。然而，内战还是打起来了。他再也无心赏画、写诗、鉴宝了，觉得是时候该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了。他申请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加入民盟后，以民盟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北大学生会，积极协助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1947年，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张伯驹还慷慨解囊，捐献钱款以资助学生运动经费。

    张伯驹收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国民党政府打起了他的主意。他们不断派人去张伯驹府上游说，以高官厚禄诱惑张伯驹一起飞往台湾。张伯驹早想出口恶气，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说客都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后赶出府门。

    1948年11月，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东北野战军冲破了傅作义的防线，使北平成为一个被重重包围的孤城。北平的地下党配合当时的军事形势，积极劝说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张伯驹也为此奔走呼号，以昔日闻名的阔公子、文物鉴赏家等特殊身份，斡旋敌营，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傅作义将军广泛听取和采纳了各界知名人士的意见，于1949年初在解放军的压力和众多人士的争取下，遂率领北平守军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变，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古都保下来了，张伯驹也安心了。

    诚献瑰宝世代流芳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真迹，为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瑰宝不致外流，他不惜一掷千金，即使变卖家产或借贷也不改其志。其著作《丛碧书画录》中记述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有100多件，可算是天下第一藏。张伯驹对书画名迹的酷爱近乎着魔，即使被土匪绑架凑不够赎金时，也不愿变卖藏品。张伯驹遭到绑架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珍视藏品重于生命的收藏家竟会在花甲之年将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

    对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来说，他们收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更是基于至诚的爱国之心。对于斥巨资购珍藏并用心血保护的书法名画，他们从来不认为是私人财产，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界人士开始致力于古董文物的回收和保护工作。1951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亲自赴香港，收取张大千先生旅居南美之前曲线留给国内的三大珍宝——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棹（照）图》之后，就登门造访张伯驹。

    张伯驹夫妇自然知道郑振铎的来意，还未及郑振铎开口谈《游春图》一事，便抢先说道“我收藏古董文物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要保护民族遗产。如今，人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我珍藏的《游春图》等真迹也该交回人民的手中。”

    郑振铎为张伯驹的精神感动“世人皆知，《游春图》是您用一座豪华的住宅和夫人的嫁妆换来的，是您大半生的心血。国家一定不会亏待您的。”

    张伯驹听出了郑振铎话中的意思，连忙说“国家刚刚走向正轨，百废待兴。我一家还能吃得上饭，就不用给国家添负担了。我手上的东西都要无偿捐献给国家。”

    郑振铎拜访张府之后不多时，张伯驹就将《游春图》、唐伯虎的《四美图》及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一起送到了文化部，并附上一封书信，其中深明大义地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文化部本来打算以古董界行价付给张伯驹报酬，但张伯驹坚决不接受，就只能改成奖金形式，奖励其人民币3万元以表国家和人民对他的感谢。

    1956年年初，张伯驹应邀参加北京市民政局召开的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民政局局长希望大家能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张伯驹坐在角落一言不发，他正在酝酿一件事情，那就是将一生珍藏的字画尽数卖给国家，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公债。但是，他不能如此武断地做出决定，因为那些字画不仅是他的心中至宝，也是妻子潘素半生的心血，他必须征求妻子的同意。

    回到家后，张伯驹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年过40的潘素脸上已经有了许多岁月的痕迹，她为丈夫端来一杯热茶之后，平静地说“丛碧，你我对新政府都非常信赖，我们不如直接将藏品捐赠给国家。”

    妻子的无私和深明大义让张伯驹深深感动，他不禁将这个与他相伴20余载、吃苦受难都无怨无悔的妻子紧紧揽入怀中。

    1956年初夏，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张伯驹及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作品在内的8幅书法，无偿捐献给国家。

    “这8件珍品是我张伯驹的心尖肉，犹如至亲儿女。希望政府能代我妥善保管，拜托了！”张伯驹眼含泪水，郑重地将宝物交予郑振铎。在场之人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握着才艺超群、道德高尚的两位艺术家的手，迟迟不肯放开。

    文化部知道张伯驹绝对不会接受报酬，但这些真迹实在是太珍贵了，就决定给张伯驹20万元奖金。岂料，张伯驹这次连奖金都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本想以珍宝抵国债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出力。现在这些奖金就当是我夫妇二人支援国家建设了。”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亲笔为张伯驹夫妇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一纸奖令，被张家人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见证了一对深爱中华文化的夫妻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带领人民如火如荼地搞建设，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张伯驹对这位伟大领袖十分敬佩。当得知毛主席十分喜欢李白飘逸俊秀的书法时，他决定将珍藏多年的李白真迹《上阳台贴》转赠给毛主席。1958年，张伯驹通过统战部徐冰将此贴转呈毛泽东主席，并附言写道“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贴》呈现毛主席，仅供观赏。”毛泽东主席收到此帖非常爱惜，观赏数日后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并嘱咐中央办公室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内附一万元人民币。

    1965年，时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将明代《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30多件藏品全部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文化部负责人感激地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使我们博物馆一夜暴富，变成大富翁了。”自此，张伯驹苦心收藏的40余年的珍宝全部捐献给国家。

    张伯驹，这位当年的阔公子，为了不使民族珍宝外流，不惜倾家荡产进行收藏，后来他为了国家建设私为公，将半生心血尽数捐出，其赤子心肠感天动地，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