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题材绘画传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形成的, 西藏题材也在近代中国油画民族化和新国画改造的技法改革和形式演进中起到了“平台”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史是一部绘画的改革、演变史, 西藏题材的特殊性使得这种绘画语言自身的实验获得了合法性, 很多大画家都涉及这一领域, 像黄胄、叶浅予、李震坚、周昌谷、吴冠中、吴作人、刘国辉、刘大为等。西藏题材为他们绘画风格的最终确定, 起到形式语言助推器的作用。

    一、改造中国画问题的背景

    1955 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李斛《工地探望》，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蒋兆和《小孩与鸽》，周昌谷《两个羊羔》等作品。

    1956 年 7 月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陆俨少的《教妈妈识字》，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汤文选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等作品。

    二、在题材内容上的改进

    董希文的《庆丰收》和《幸福的歌儿唱不完》，吴冠中的《罗布林卡》和《扎什伦布寺》，赵友萍的《代表会上的妇女委员》。

    三、西藏题材作为一个热点兴起的原因

    随着改造中国画实践的开始, 西藏题材绘画成了中国画画种语言改革、绘画技法创新的基地。当时内地的绘画受到严格的界定, 对内容新、形式新的强调, 使得画家在创作过程里面感受到不同于以往的压抑和束缚, 写意成为暗流, 写实成为主流, 画家对一个主题的选择往往可以决定自己的绘画是否可以得到展出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 西藏题材绘画就具有了一种先天的优势。

    藏区按方言划分可以分成卫藏、康巴、安多三块。以拉萨为中心向西辐射的高原大部叫做“卫藏”。这一地区是藏区（不仅是西藏，还包括青海、四川和云南的藏族自治区）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以北的藏北、青海、甘南、川西北大草原叫做“安多”。安多一带是万里无垠的广阔草原，所以安多藏区以出良马、崇尚马而闻名；“康巴”藏区位于横断山区的大山大河夹峙之中，具体说来，也就是川西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和云南的迪庆地区。康巴最有名的是康巴人：康定的汉子丹巴的女子，恩怨分明，彪悍神勇，崇尚横刀立马，康巴女人们，却是难以言状的妩媚。藏区有典：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很好记的。 卫藏又分三块：拉萨、山南地区称为“前藏”，日喀则地区则称为“后藏”，整个藏北高原称为“阿里”。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孔道，就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尼木峡谷。整个后藏地区地形复杂，由北至南可分为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雅鲁藏布江河谷、拉轨冈日山脉、朋曲流域、喜玛拉雅山脉五部分。历史上，前藏是达赖的地盘，后藏是班禅的地盘，今天，都是自治区的地盘。 

    藏传佛教有很清晰的派别之分。藏传佛教主要有格鲁派、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五大派。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

    噶当派 创建于1056年。     

    格鲁派（黄教）目前黄教又有两大活佛系统，就是达赖系统与班禅系统，一世达赖喇嘛与一世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弟子。格鲁派历史上的四大活佛转世体系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主要在前后藏）、章嘉呼图克图（主要在内蒙）、哲布尊丹巴（主要在外蒙），这四位大活佛在当地有很高的地位。 

    宁玛派（红教）旧教派。

    噶举派（白教）     

    萨迦派（花教 ）王菲在印度拜梭巴仁波切为师。梭巴仁波切是尼泊尔人，即萨迦教的高僧。

    首先, 西藏的大山大水、人文风情、衣着服饰、文化习惯迥异于内地, 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被立为惟一正确的表现手段, 所以西藏题材绘画的纪实性功能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价值。内地观者通过审视画面体会到一种时代的主题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画面的细节来了解西藏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既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也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展出机会、扩大影响的效果, 促使画家选择以西藏作为题材。

    其次, 画家在这一时期往往是肩负政治任务, 民族国家是当时的时代主题, 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的要求, 使表现西藏成为符合这一时代主题最好的素材之一。当时赴西藏的画家往往是由政府、美协派遣的官方画家, 他们通过在西藏的短期生活, 回到内地创作, 然后参加国家级别的画展。这一创作套路往往可以获得很好的反响, 进一步促使其他画家申请进藏, 这是西藏热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再次, 西藏题材在客观上帮助了技法的演进和改革。画家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西藏, 已经先行决定了需要对具体绘画技法上进行改造和创造。如果把西藏作为一组静物, 那么这也是一组画家不曾见过的静物, 画家甚至不用有意识的在绘画理念上进行多么深入的构思, 只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 就可以在视觉形象上产生不同与以往的效果。这时候, 技巧的改进和演变是在随机的过程里产生的。画面中所显示的绘画技巧的改进又符合了当时绘画改革的潮流。

    所以, 画家描述西藏题材, 可以轻松地符合绘画改革这一主题。西藏在客观上成为绘画改革最大的实验场。这是西藏题材绘画兴起的又一外因。最后, 当时绘画界的主题是改造, 画家们纷纷为绘画的改进提出自身的方案, 当时, 美的标准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是一种生活化与典型性的结合, 要求画面来源于生活又需高于生活, 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地进行改造往往遇到各方面的压力, 画家往往在有没有改造、是不是改造的各项评判中徘徊。而西藏题材绘画在绘画界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进行评判, 这一题材没有传统, 不存在继承和发扬的问题, 只要在主题上符合现实主题和民族国家主题, 画西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对于有意识进行自身绘画语言建构、实践的画家来说,西藏题材已成为一个借口, 现实与非现实成为一个假命题, 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展开的西藏题材绘画, 其实成为了不止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的温床。

    四、文革前国画技法在西藏题材上的应用

    当时的国画改造以现实主义人物画为目标, 由于对山水花鸟画的限制, 国画家们纷纷将以前应用于山水、花鸟的技法转而应用到人物画改造当中, 并且从西画中汲取因素, 在速写和素描两个方向, 改造水墨人物画中的用笔、用色。

    五、新西藏的礼赞(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画家有机会走进遥远而神秘的青藏高原，亲身感受由封建农奴制跨人社会主义社会的西藏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画家们的创作热情。翻身农奴的幸福生活、军民鱼水情、汉藏一家亲等成为他们的主要表现内容。在这些画家中，黄胄、石鲁、于月川、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马振声、朱理存等人创作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藏族人民蓬勃的精神风貌以及深厚的汉藏情谊。

    1、翻身农奴的幸福生活

    黄胄作品：《洪荒风雪》(此画荣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作品的金质奖章)，1954年的《帐篷小学》，1955年的《幸福的道路》，《新生》(1959年)、《我爱北京天安门》(1960年)、《瑞雪》(1960年)，《高原子弟兵 》(1962年)、《亲人》(1964年)、 《幸福一代》  (四联组画，1964年)。

    石鲁作品：1954年的《古长城外》。王朝闻认为该作“是石鲁艺术成长过程中用中国画描写现代题材的里程碑”。

    于月川作品：1962年《翻身奴隶的儿女》。

    2、军民鱼水情汉藏一家亲

    朱理存、杨孝丽作品：1973年《叔叔喝水》

    丹增、光绍天作品：1974年合作的《鱼水情深》

    3、长袖舞翩跹——叶浅予的藏族舞蹈人物画

    最早的一幅应是1954年的《浪山》；最动人的一幅是1963年的((夏河装》。

    4、新浙派人物画家笔下的藏族题材人物画

    1954年方增先《拾蘑菇》，1962年李震坚《拉卜楞青年》，1973年周昌谷《草原儿女》。

    六、多元视角下的人文关怀(20世纪80年代以来)

    1、精神家园的找寻

    刘大为的《雪线》，刘国辉的《苹果花开》，杨力舟的《锦绣吉祥》，王迎春的《康巴人》，吴长江的《乐手约多》，谢志高的《晴雪》，毕建勋的《英俊的曼日玛青年》，于理的《吹雪》

    2、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马国强《阳光高原》，王明明《暮归》，敬庭尧《珠穆朗玛》。

    3、对藏族传统艺术资源的挖掘

    韩书力，1984年，他以工笔人物画手法创作的连环画《邦锦美朵》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质奖。

    七、文革后，国画技法在西藏题材绘画中的应用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45年生，祖籍山东诸城。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史国良 (释慧禅)，1956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先生，1980年毕业於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师。

    李伯安的西藏作品， 《走出巴颜喀拉》被称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卷旷世之作”的《走出巴颜喀拉》。这幅长达120米人物画长卷为已故画家李伯安历时十载创作，作品以它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绘出了中华民族的风骨与民族精神，被誉为中国人物画作品经典力作。一幅高1.88米、长121米、绘制了266个形象迥异的人物的水墨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近日正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出。作品以它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当之无愧的跻身于中国人物画经典作品之列。长卷高共有十段。1998年5月2日，画家倒在了正在创作中的人物长卷之前，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进了“巴颜喀拉”那一派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走出巴颜喀拉》，分为十段.。《圣山之灵》肃穆，《开光大典》庄严，《朝圣》虔诚，《哈达》狂热，《玛尼堆》超然，《劳作》艰辛，《歇息》亲和，《藏戏》欢乐，《赛马》激烈，《天路》则是富有哲理的天葬仪式，266个神态各异的形象绘出了中华民族的风骨。

    南海岩，男，1962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现为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刘佳，1965年出生，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民族美术艺委会委员，中国?中国画学会理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国画院副院长。

    八、写生历险记——黄河源头的遗憾

    保护母亲河行动是有共青团中央、全国绿化委员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林业局等单位于1999年初共同发起的一项社会公益活动。2005年4月，保护母亲河行动获得了联合国首届“地球卫士奖”。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以艺术手段感染社会公众，动员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积极投身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保护母亲河行动的8个主办部委决定联合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展“同一条河——美术家母亲河采风活动”组织20余位国内知名美术家沿黄河、长江两条线路采风，亲身体验母亲河环境状况，创作一批生态画作精品。

    8月19日“保护母亲河行动——‘同一条河’美术家采风活动”出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致词，各部委领导向采风团画家赠送画笔，画家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大为发言，最后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向采风团授出征旗帜。

    当天下午由画家、中央电视台摄影记者、新华社记者组成的采风团在共青团中央常委、青农部部长陶宏率领下飞赴青海省西宁市。第二天一早八辆三菱吉普车载着采风团全体人员奔赴黄河源头所在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采风团全体成员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傍晚到达玛多县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龙新老师以及团中央环保处的小尹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被直接送往了县医院。而整个采风团在这海拔4200米的县招待所中几乎整夜无人入眠，伴随着大家的是止疼片和氧气袋。我们也是玛多县建县以来在此过夜的唯一团体。

    第二天一早，采风团驱车前往位于牛头碑的黄河源头。沿途美丽的风景让采风团成员陶醉，启发着画家们的创作激情，然而严峻的考验正在前面等待着采风团。在行至闻名于世的鄂陵湖、扎陵湖边时，望着烟波浩渺的湖水，采风团的成员心旷神怡，留恋忘返。然而因为几天来的大雨使得本处于两湖之间通向牛头碑的小道被湖水淹没。两湖连成了一湖。为了使采风团能够到达源头，果洛州团委书记索南多同志自告奋勇带着当地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乘坐先导车探路，采风团的全体成员下车站在湖边，看着先导车缓缓的向湖中驶去，心中都默默的为他们做着祈祷。

    先导车一进入湖水中，就加速向对岸冲去，正当采风团欲为先导车即将抵达对岸而欢呼雀跃时，意想不到的险情发生了。当先导车离对岸还有三四米的距离时，突然它偏离了水中的道路，滑向鄂陵湖，先导车在湖水中漂浮起来。湖水从车窗迅速涌向车内，车开始向湖底倾斜并沉下去。关键时刻，索南多书记跳出车窗，并将司机和女摄像师先后拉上车顶，而自己踏着齐胸的湖水向岸边走来。唯一一辆带有绞盘的吉普车一边向湖中冲去，一边松开绞盘，并由索南多书记拉着绞索回到先导车上，绞盘开始启动，而索南多书记先将女摄影记者和摄影器材带到了岸上。此时又一个险情发生，随着绞盘的迅速转动，先导车在湖中的倾斜程度越来越大，有倾覆的危险，无奈索南多书记只能又回到车上与司机一起扒住车的一边使其保持平衡不至于倾覆。在我车上的司机华文师傅的指挥下，先导车被一步步的从湖水中拉上了岸。在上岸的一瞬间，采风团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大家忙着给索南多三人递白酒，换衣服，裹大衣，一阵忙碌后，现实问题摆到眼前，是否继续穿越两湖向牛头碑进发，经过陶宏部长和省团委书记吕刚以及当地向导讨论后，觉的这两天雨量太大，无法预测湖水的深浅，以及不知对岸泥泞小道的路况如何，一致决定采风团退回玛多县改道玉树藏族自治州直上三江源头。虽然没有最后到达黄河的最源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然而此次遇险经历也使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