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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士”的群体，疑似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称“知识人”更为妥帖)。其主要特征是，利用自己受教育的能力和“四民之首”的地位，通过著书立说、交游结社、清议雅集等等传播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在转型期社会，士林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有学者称之为“文化权力”。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专题梳理了“士”的流变，试图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呈现“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但我一直以为，由于历史上士林分化相当严重，有时甚至你死我活，因而造成了阶层群体叙事的复杂性。不过，从价值观、实现路径、主流或非主流呈现形态等方面评估，仍可对士林精神做一个总体概括。

    简而言之，“士志于道”可以作为观察士林价值观的基本线索；“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以作为士林实现路径的标签；“求售”（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可看作士林的主流呈现形态，而“狂”则是非主流，却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次次上演精彩大戏。

    通过叙述“士”的流变来梳理上述线索，无疑是一个讨巧的方法。

    学界基本认同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士”作为阶层出现在春秋占国时代。之所以称为“四民之首”，是因为这个阶层属于“民”的范畴。

    这是一个诸子百家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时的贵族阶层需要精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即文韬武略。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于是，有一个上承君卿、下接庶民的叫“士”的阶层，从最初只以“侠”为特征的游士，分化为“侠”（武）和“儒”（文）。文的专修礼、乐，武的专修射、御。当然，诸子百家中仍不乏文武兼备的角色，但专门传播“礼、乐”理念的孔子横空出世，并依靠后来的孟子发扬光大。

    门客的兴起基本结束丁游士时代。士林又出现重大分化，秦汉时，士林形成了今天所说的“士大夫集团”，史称“士族”。一般认为，因为“焚书坑儒”以及汉高祖拿着儒生帽子撒尿的粗鲁行为，表明这次分化的时间当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尽管儒术从形成宗教，但它仍然与本土的“道”和外来的“释”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思想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士林的这次分化，形成了这个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仕”和“士”甚至出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格局，并从此使“道统”与“治统”纠缠，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所谓“士志于道”之“道”，是“人间的性格”，知识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不管是“仕”或“士”，这时的士林都想以“行道”的方式来掌握文化权力，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秩序。因此仅就价值观而言，利益诉求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

    为了建立理想中的”道统”，士林确立了“修齐治平”的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强调“修身”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譬如，“吾日三省吾身”，成为完善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

    但是，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震荡以及君王“人治”的制度设计，常常使“道统”与君王的“治统”发生冲突，尤其在社会转型或秩序混乱时还相当激烈。尽管知识人因代表“道”而受到尊重，但士林与君王的权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正常渠道的“文谏死，武战死”仍无济于事时，士林终于用非主流的表达方式集中呈现出来，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所谓“魏晋风度”是一次高潮。

    热爱自然、追求自我、崇尚自由是魏晋士林“狂”风的精准概括。为了达到这“三自”，甚至不惜用终结生命的办法来呈现。《世说新语》有一段嵇康临刑前的现场描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第六?之二)

    这里的“文王”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那个司马昭，曹魏政权的实际掘墓人。太学生(士林)的行为一点不用怀疑，惟文王“寻悔”不太可能，想挑战“治统”吗?杀嵇康不过是君王的常规手段而已。所以，这句话应从士林的逻辑来理解：《广陵散》绝曲，姓司马的你后悔去吧!

    一般认为，士林”狂”的精神起于孔子，并由此与“敬”一样，成为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但我以为，孔圣人“述而不作”只是确立了“儒”的入世精神，他虽然感悟了士林在“有道”或“无道”时的应对方式，却没有解释“士可杀，不可辱”时生命与精神的关系，反而在后世形成了一种“逃避”的人生哲学。

    唐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峰。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升华，并试图重整士林目标一致的价值观。但这时，士林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居于“庙堂之高”的“士大大”和处于“江湖之远”的“下层士”，生存状态分野十分明显。科举制度的出现，使“求售”成为士林改变生活状态的主要方法，包括高山仰止的“酒仙”李白。这里正“春风得意马蹄疾”，那里却“鬓毛如雪心如死”，“及第”和“落第”从此成为纠缠士林的“聊斋志异”。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身份飘忽、极具变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疏离”和“怨叛”的群体性情绪，甚至揭竿造反，如屡试不举的黄巢。这表明，士林不仅想掌握文化权力，而且开始用极端的方式参与秩序重建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都出现了士林的身影。

    但宋朝仍然是—个知识人受尊重的朝代，并被称为近世社会转型的开端。程朱理学的出现使“道统”与“治统”空前和谐，王安石的变革便注定要失败。最重要的是，所谓“儒教对后世的影响”其实大多来自朱熹所注“四书五经”。当然，“狂”风依旧吹拂着士林，它这时的典型代表叫苏轼。现在来读东坡气势恢宏的“大江东去”，仍为他的恣意汪洋所折服。但东坡却是位现实的非主流、失意者。这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士林在经历了漫长的寻找之后，开始向自己一向奉为圭臬的“道统”宣战了。

    程朱理学的光辉思想，照耀着草根皇帝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并进一步发展成宋明理学。一切似乎就这么按部就班地随时光往前去，但变化从明中叶不可阻挡地开始了……

    拙著《士风乍起》在对史料笔记的爬梳中，得出一个结论：成化年间（1465-1487）再次出现了士林分化。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日渐繁荣的江南，出现了以“狂”为标志的士群体，他们向“道统”的相反方向发展，终于造就了状元之外的另一种“土特产”——昆曲优怜，当然还有江南名姬。甚至有学者指出，它们已经代替官文化而成为明文化的主体。

    这一次的分化几乎是颠覆性的。一是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如原先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集团走到台前，并迅速获得了经济话语权，他们和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林一起，搅动了江南的奢华，所谓“士商相杂，蝇聚一膻”，形成了明清江南独特的文化品格。二是从政治原因来看，大明朝有一个特殊的体制，即留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没有把父皇的京城完全废弃，而是在南京保留了一套相同的官僚机构，但是，在配备官员方面却明显是两种标准。留都官场多为三种人：有异见而遭排挤的；“退二线”的；为解决职级暂时过渡一下的。这样一个有异见的主流“士大夫”群体，深扎在潮流涌动的非主流士林中，必然形成如下思维逻辑：“治统”依据的旧有“道统”必须创新，只有用新的“道”才能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创新的责任只有士林能够胜任。这就是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心学”产生并迅速形成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文化生态，也是支撑“颠覆性分化”观点的关键词。

    今有学者对江南士林的非主流呈现形态有一段大胆评述：

    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来说，他们中间更多的人是对这种文化变异的猎奇。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把这些文化的变异纳入到他们的文化习惯中。

    这段评述唯一可以商榷的是关于“不自觉”的表述。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有意”还是“下意识”?明清江南士林是历朝最为强大的士群体，学界对此研究成果相当丰盛。而关于“心学”的分析也可以交给思想史。来看看正史怎么解读。《明史?儒林传》序言里，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心学”这—“异说”影响士林有一段评论：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蠖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剧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嘉靖，隆庆以后，还相信程朱学说而不见异思迁的士子，已经没有几个了。周作人先生因此而感慨地说：

    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陶庵梦忆》序）

    始于万历的晚明确实是个自由奔放的时代，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需要讨论的是，明清江南士林的精神风貌并不仅仅是“魏晋风度”的翻版，尽管许多表象很相似。首先是因为无论大明还是大清，都是相当规整的大一统江山，按“治统”的评估标准，并没有太多的秩序重建任务。但一种制度形态到了末期，器局已非比往昔。赵园女士把晚明称作“一个苛刻的时代”，“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其次，士林分化已经不是“不相为谋”，而是肢体冲突甚至互相决斗，文化权力的词典里多了一个词：戾气。他们不再是秩序的重建者，而是名利的运动员。他们要么卷入党争，要么醉生梦死，要么一面“苛责”一面“逃避”。或许是受到太多的摧挫，也或许是商品浪潮的冲击，“弘毅”路漫漫，任重而道远。故而“狂”风虽依旧，风向却已发生微妙变化。这时的士林价值观已经大面积形成一个新品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才有易代时，士林的绝大多数选择了随遇而安。据统计，所谓“遗民”至今可知者不过两千余人，仅占当时整个知识人群的百分之零点五而已。再次，非主流是否真的成为晚明文化的主体似需进一步探讨，包括苏州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说到底，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不过是在旧制度高墙里的呈现形态而已。但明清江南士林确实已面对一个亟须“创新”的时代。现在来回望历史，一切就那么简单：明清两朝历五百余年，正是人类世界风云际会、激荡变革的时代。西方团队凭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爆发力，一举冲破中世纪的层层黑幕，催生了一种以资本为动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并一举把东方的“中央帝国”远远甩在身后……如果仍用现在的思维方式来发问：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明清士林，是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可是，当我解读士林因“思想找不到出路”而醉卧花丛时，却只能长叹一声……

    士志于道——士可杀，不可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关键词组成了士林流变进程中不变的主流价值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关键词则展现了士林的流品。但同时，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 则见，无道则隐——道 不行，乘桴桴于海——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将士林的实用理性和无奈烙上了世俗的印痕。这便是士阶层精神风貌的复杂性。

    事实上，观察“士”的流变，不必仅局限在时间的进程上，而完全可以再从更广阔的空间观念上加以探讨。我以为，有两件物化景象可以一议，一是明长城，一是江南园林。有趣的是，这两件“作品”都以“高墙”为特征，现今都成了人类世界文化遗产。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当年谋士给他定的九字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取得巨大成功，现在“王”已称了，但“高筑墙，广积粮”的方针必须继续贯彻，首先把京城的城墙当作“自家院墙”整修一新。苏州巨富沈万三捐助了三分之一的城墙工程款。

    朱家王朝的大旗竖起来了，但天下仍未太平，明军将士依然在东西南北各地征战，剿灭各种国内外反明势力，尤其是元朝残余。据《明史?太祖本纪》载，大大小小的战斗几乎伴随了朱元璋的一生。

    家园不断受到侵扰，而发展需要安宁。于是，从朱元璋到朱翊钧（万历）约二百年的时间里，明朝政府动用无数劳役，前后十八次大规模整修北部历代遗留下来的长城，绵延六千多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院墙”。如居庸关一带墙高达八米五，厚六米五。这位贫农出身的朱皇帝，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心态，他的想象力也就局限在土地和家园。更主要的是，他对制度设计的想象力不过是一千五六百年前秦始皇的思维，包括长城的“创意”，甚至还“恶化”了。“国”就是“家”，“家”便是“国”，这是中国的传统。高墙的象征意义便十分明确：“我的地盘我做主”。譬如，政治上，废相，杀胡惟庸标志着“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经济上，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文化上，出版珠元璋主编的《孟子》“洁本”作为考试教材，清除其中不利于“治统”的言论，从而达到“治统”与“道统”的一致。黄仁宇先生因此形而上地评价道：“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经济史研究早就证实，“治统”层面的扩展或收敛，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不大，但它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闭关锁国”必然导致文化生态的禁锢和思想的封闭。那么，周作人所说的明朝人的“狂”又在哪里呢?

    同样高墙拱卫的江南园林是另一个值得—议的物化景象。

    关于江南园林艺术的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述仅以苏州为例，至今留存宋以来的江南古典园林仍遍布古城各处，尤其集中在明清。如正德四年(1509)，退休官员王献臣在苏州城东兴建私家园林，取名“拙政”，公开表示自己“政治素质不够”。这和光绪年间退隐归乡的宫员任兰生把家园取名“退思”异曲同工。

    一般认为，江南园林是明清士林“寄情”的最典型具象，也是士林“隐于市”的集中体现。据魏嘉瓒先生研究，就在明清时朋，园林艺术彻底完成了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型。我以为，如果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来观察，园林具象的这种转型，和收敛性治国方略以及士林的“眼界”极有关系。“向外”还是“向内”？这是个问题。除非“翻墙”出去，不然士林的视野已被牢牢围在国家的“院墙”里，想象力被禁锢而逐渐退化。关于园林的想象，器局也从疏朗到密致，心态也从真写实到假写意。士林的“创新”智慧都停留在高墙的漏窗花样上，仅此而已。但这恰恰不是隐逸，而是“狂”的另一种表达和自嘲。

    当然，只要你不时时想着“翻墙”出去，时时想着用“不对称性”的构思来打破“对称性”，那么，高墙里依旧可以田园牧歌、歌舞升平；依旧可以低斟浅唱、耳鬓厮磨；依旧可以镜中日月、壶中天地……这是一场高墙里的“自由”盛宴啊！士林被高墙挡着，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更不可能改造世界，所以他们沉沦了、堕落了，在灯红酒绿中，他们终于随着大明一起，消失在浮世的晚风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