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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学人周有光的故事

    张森根   2015-04-19

    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他是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周老是中国文化史和世界人物史上的奇葩,也是当代中国人的骄傲。他不仅是出色的语言文字家,而且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创造的精神财富难以估量,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从中获益。

        今年1月13日是他的110岁(阳历)生日。他的百年口述,取名《逝年如水》正式出版。他一生写了300多篇论文和40多部书,而且这些书多半是在他85岁退休后出版的。阅读他的书,为我们领悟人类的知识体系、视野框架和人类智慧,打开了便捷之门。在倡导全民读书、建立书香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今天,焉能不读周老的书?读周老的书人越多,读懂它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一、周有光一生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闪光点 

        出生于1906年的周先生,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1912-1927)、蒋介石时代(1927-1949)、毛泽东时代(1949-1976)和邓小平时代五大历史时期。他的人生可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共 35年,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以后至今,共25年,他越活越精采,被公认为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周先生虽然在第一、二段人生经历中立下了无可置疑的功绩,但第三段的闪光点,甚至比前二段还要了不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历史的共识。

        50岁之前。1923年从常州中学毕业,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在“五卅惨案”,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召唤下,他参加“六三离校运动”,毅然离开圣约翰大学,进入由孟宪承等进步教授创办的光华大学,并于1927年毕业。1933年他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而去日本留学。后来他知道河上肇被捕,在日本住了不到两年就回国了。回国后他在上海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任职。1936年他加入了救国会,成了这一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翌年,他为营救“七君子”奔走于上海和苏州两地,并把在苏州乌鹊桥弄60号的住宅成为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七君子”的联络点和接待处。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周有光决定全家迁住重庆,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一边为全家的生计和生命安全操心,一边在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旗下,为建立四川农村金融合作网络、农产品的购销、调配、运输而奋不顾身地积极工作。他担任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一年四季在四川各地跑来跑去。为了工作,他在宜賓到重庆之间经常搭乘十分简陋又不太安全的水上飞机而来回奔波。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战爭,为支援前方物资和保障后方百姓生计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战时期,周老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治动,经常出席周恩来召集的集会,与中共共商国是。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在新华银行任职,并于1946年底派往美国纽约。1949年初夏,他和夫人张允和从伦敦转道香港抵达刚刚解放的上海(6月3日),积极投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对私人)业务处长,并以公股董事的身份出任新华银行董事长,同时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当教授和创办《经济周报》。当时他成了可靠的“党外进步人士”。至1956年春离沪赴京改行前,他出版了三部经济学著作:《新中国金融问题》(1949年)《资本的原始积累》(1954年)和《政治经济学参考读物---商品生产和货帀》(1956年)。他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金融业务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参加救国会起他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活着的髙龄党外人士中,能像他享有“副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恐怕是存世的最后一位了。

        50岁至85岁。由于出版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2年)和《字母的故事》(1954年),他应邀出席了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决定将他调入文改会。周老服从组织决定而改行,全家迁往北京,他为完成文改会的三大任务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上班35年。文改会的三项任务是:(1)制定和推行《汉字简化方案》;(2)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3)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

        许多人把他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周先生一贯拒绝接受这一尊称。他写过多篇文章来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和汉语拼音事业的先驱者,并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多次指出他不喜欢这一称号。周老提到的学者有卢戆章、蔡元培、倪海曙、赵元任, 瞿秋白、吴玉章、胡愈之、叶圣陶、罗常培、陈望道、黎锦熙、王力和吕叔湘等先生。他只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2位委员之一,而且是其中资格较浅、年纪不老的成员。后来他出任文改会的拼音化研究室主任。《汉语拼音方案》最初是叶籁士、陸志韦和周有光三人共同起草的,由文改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经过三年的审订,1958年2月11日终于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和颁布。1979年至1982年,他在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建议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并获得了通过。学术界通常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这倒是公道的。

        尽管在汉语拼音事业上的贡献十分突出,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也留下了深遠的影响。

        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圈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实际上,他不仅顺利改行,而且在新的学术领域中是同年龄段学者中成果最丰硕、知识最渊博、工作最勤奋、思想最新潮者之一,赢得了业内人士的称许。

        85岁至今。85岁离开办公室,他回到家中,作为语文工作者忽然觉得自己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整整25个年头,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的小房间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许多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他真正走出了“专业的深井”,把关注的目光从研究字母、拼音、文字和文字史转到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他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周先生晚年七、八本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靠他一贯的求知、问学的路径------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推向读者的。

        尽管他谦虚地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极髙的评价。他在这些方面的心得与创见,也是一般学者难以达到的。在我看来,周先生的学术随笔纵古论今,评人说事,笔墨精粹,从容而随意,冷峻而透彻,跨越历史时空,含金量髙,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和官话。读他的文章,常有清风扑面、浓醇芬芳的感受。

        他的几本代表性的别集是:《百岁新稿》(初版于100岁和105岁出修订版)、《朝闻道集》(初版于104岁,109岁出增订版)和《拾贝集》(105岁出版)、《文化学丛谈》(105岁出版)和《静思录》(105岁出版)。与30多本语言文字学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所不可比的。上述五部学术性随笔,充溢着智慧、勇气与魅力。这些文章中饱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具有总体性、思辨性、前瞻性、挑战性,对中国当前陈旧落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可能会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

        思想无禁忌。自由的探索之路是一个民族通向繁荣强盛的康庄大道。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集》第二卷,第143页)周老的思索和文章完全符合这一精神。他绝不“从本本出发”,不但有智慧,而且有勇气说出来。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我从周老先生身上仿佛感受了这三者的再现。

        学者们对于周老和他晚年的新作推崇备至。于光远认为周先生,“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李鋭认为,周老 “制造了跨世纪的传奇”。杜导正称周老是“屹立巅峰的时代人瑞”。台湾学者许悼云称周老“承继中华文化之结晶,又接受现代文明之果实,融会贯通,诊脈中国痼疾,针砭当时弊病”。资中筠认为,我们“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眜的黑暗”。李泽厚指出:“周老不为潮流而动,对任何尖锐问题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想,尤其不简单”。

        二、周有光的性格特征

        (1)永遠的乐观精神

        周有光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8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轰炸和谋生, “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肠子上被打穿几个孔,他自己还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到周围的人都死了。好端端的一个中产家庭,就在战乱中落到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只能重新开始。但他并不沮丧,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

        二是“文革”期间,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一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去干校时,入不敷出的他,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这笔债直到重新恢复工作才陸续还清。“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而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如按现在的标准算,约合人民帀10多万。周老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而对此遭遇,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集齐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多半被毁。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获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有光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阴晴风雨之后还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人并不多见。因为周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天然是个乐天派,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几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2002年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爱妻,自称 “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曾出任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有光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俩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藩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有光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可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挨整受气,周有光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否则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

        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天各一方。4对夫妻中除周有光外,仅四妹张充和一人现在美国生活。周有光夫妻性格不同,周有光爱喝咖啡、红茶,讲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有光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恩爱如常。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张允和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使周有光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充实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自到北京工作后,全家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有光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有光上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汽车了。但他看得很淡,自我解嘲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了比3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他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

        (2)终身的自学精神

        周有光为《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写下来“终身教育,百岁自学”这个标题,作为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他履行的人生哲学。他上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每天吃了晚饭就上纽约公共图书館,直到十点鈡闭馆才回家。他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他曾劝我要多查百科全书和各种辞典,要多进博物館。他参观纽约大都会自然历史博物館,前后看了六天。解放初期他一人干三份工作。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二级教授(离休前为一级教授)。

        1956年他改行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平时积累的知识不够用,还得依靠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他不但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还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等方面显露头角。

        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他又开始“自我扫盲”。他的几本跨学科研究的文集,都是他从自学中获得的成果。他在《百岁新稿》自序中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他迎难而上,不停顿地攀登知识堡垒。

        与周有光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很多,对周有光也有启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周有光当初对调入北京想不太通,因为对语言文字学是外行,怕不能胜任,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受到他人格感染,到北京后发奋自学,从外行变成内行。周的连襟沈从文只念过小学,是有名的小说家,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解放后一直挨整,被发配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最后靠钻研写出了关于中国瓷噐史和服饰史的传世之作。这也给了周有光“攀比”的动力。

        (3)坚忍不拔的独立思考精神

        周有光对国人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华夏文化中的光环与阴影、普世性/共同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他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只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

        如有人认为从2000年起,一亇庞大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周先生则指出:一部人先富起来,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且新兴权贵”。他甚至大胆地指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而不是“科学论证”;“剩余价值论”不承认其他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因此,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就更难“自圆其说”了。

        在学术争论上,他也决不当和事佬。他针对一位名声比他更大的学者的“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和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位大学者还主张“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乃至反对古书“今译”等等。周老也不顾情面地一一予以否定。他认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古代就有简化字,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历代都用当代字体改写古书的,而“今译”早已有之。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他进而指出:“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

        对所谓的“国学”,周有光也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主张对“国学”的主心骨------儒学的封建性、保守性和玄虚性加以剔除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儒学现代化问题,目标是与赛先生和德先生握手。他指出:华夏文化旣有光环又有阴影,“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換骨的大手术”。周老强调如果在理论上不敢彻底洗涤“阴影”,它的危害性在第三个千纪年将会“忽隐忽现,随时爆发,甚至以美好的名义行丑恶的勾当。”

        有人认为东方文明长于精神文明而短于物质文明,西方文明长于物质文明而短于精神文明。针对这一糊塗观念,周老指出,东西方精神文明各有所长,或可相互借鉴,难于得出东方长于、优于西方的结论,比如中国的京剧和西方的歌剧谁优谁劣,比如道德和教育谁优良谁软弱,都难以得出此类结论。宣传这一看法的人,希望把华夏文化传播到西方,“变夷为夏”,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周老认为,这只是他们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们冷静思考之。他略带讥讽地说,这是由于“思維能力极度萎缩……今天只能闭目髙吟”。

        三、周有光的理论探索  

        在为庆贺周老107岁生日而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把周老晚年的反思与理论探索归纳为以下三点。 

        1、科学的一元性。周先生认为,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他在一次访谈中说:“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    他指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要划破长空,飞向火星。社会科学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于天意或“圣谕”。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分中、外、东、西,就不能姓资姓社,分什么阶级性。

        对于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问题,我曾向他请教,周老答道:“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当然也没有阶级性;把社会科学说成有阶级性,是特权阶级保护特权的欺骗。”当然,意识形态与阶级性是不是一回事,社会科学本身是否包含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的双重性,均需进一步研究。但用意识形态性替代科学性显然就不能称作社会科学,而变成信仰了。因此,在周老看来,信仰属于主义(推理)的范畴,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与科学(实证)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人说,他信仰的主义属于“宇宙真理”,把信仰等同于真理,显然是荒谬的。周老还认为,美国的强盛,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它拥有先进的社会科学。

        2、双文化论。周先生认为文化分成地区传统文化(如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他比喻为“桌子的四条腿”和桌面。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全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取代、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

        他指出:“把现代国际文化说成西方文化是不正确的;说成美国文化,更加不正确。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针对有人高唱的“河西河东论”,周老说: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统治 21世纪的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既需要科学,甚至又需要宗教。周老还提倡对“全球学”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治理、改革、协调、消除由陈陋的制度、机制、旧习、偏见和观念产生的种种难题。

        3、用“三分法”来替代“五阶段论”。 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一直是主流教科书的叙事方式。它的逻辑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故而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渊源和立论依据。周先生的“三分法”意在打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尊重常识,走入常规的“历史跑道”。以下百余字是他关于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陈述: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周先生指出:人类社会从奴隶、封建到资本、后资本;资本社会、知识社会属于“现代”,这以前—部落社会、主奴社会、君臣社会 ------属于“前现代”。未来社会,可姑且叫“后资本主义”社会。他说:“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也不妥当,社会发展没有尽头,科学的历史观不预设最后阶段”。“前现代”到“现代”的分界是人力解放和人格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时代飞跃。他认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问题正摆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他认为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政治主流,民主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他还认为在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之外,现代社会还要加上网络与通讯自由,实现“五大自由”。

        周先生以科学和民主为出发点的“三分法”,比晚清康有为的“三世说”(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析得更精细,也更符合历史规律。康有为在一百多年前就主张清廷由开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最后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周老说,中国近代三位革命家孙中山、康有为和邓小平都受过孔子《大同书》的启发。他自己也选择“大同理想”,心中有理想,脚下有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我认为周先生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历史观以及关于大同理想、小康现实的论断,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因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的“多元现代性”观点与周老的“三分法”有珠联璧合之妙。汤先生用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历史的演进,他把人类社会分为:(1)前现代社会---专制为体,教化为用;(2)现代社会---自由为体,民主为用;(3)后现代社会---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汤老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和“民主”也可能产生种种弊端,但“自由”和“民主”对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是有根本意义的。“自由”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创造力,“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得以实现的保证。二位哲人在定义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时,都有意迥避了所谓社会主义区别、超越、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套数。他们的“三分法”都是对“五阶段论”教条的修正。

        另一位研究世界史的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周先生的“三分法”也相去无几。罗先生也不赞成“五阶段论”,他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他主张以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罗先生的划分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闵家胤先的(1)采集/狩猎社会→(2)农业/游牧社会→(3)工业/信息社会的三阶段划分法,实质上并没有差异。由此可见,以上四位学者都否定“五阶段论”。

        四、我想用三句话概括周先生

        第一句话:周老是说真话的大师。在人文领域里,说真话不容易。凡是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80年代之前,轻则划为右派、下岗失业,重则劳改判刑,甚至丧命。这些年来,以言获罪的状况得到了纠转,但说真话的凤险依然存在。反之,不说真话者往往春凤得意。文化思想界中,有些“大师”是以说官话驰名的。这些人就为了一点项目费,一点补贴,纳入什么“工程”,从功利主义出发,专讲“我主圣明”的话。周老研究问题和写东西,没有什么补贴,也不需要什么项目费。但每一篇文章,他都是直言谠论,毫无粉饰,以追求真理为本义。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人真话都不敢说,你怎么能说你一生在追求真理呢。”他不想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的“大师”却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实际上,大话、空话、套话照说不误,时不时发表一些“河清海晏”的文字来书写盛世太平,。周先生绝对不当这样的标杆人物。他的人格和学品驱使他的文字处处充满活力,激励读者开拓视野,走向未來,那怕主流不欣赏、不点赞。

        第二句话:周先生是注重常识、讲究逻辑、研究规律的大师。他的学问穿越古今、沟通中外、不拘于东、西方之分、不偏执于姓资和姓社,而是专注于研究真相、真实和真理。他说:“我研究的是现象下面的背景,如一条河流上面的水流波动得很厉害,下面的水流比较稳定。我研究下面比较稳定的水流。上面是现象,下面是背景。”以文化为例,他说:人的生命周期是新陈代谢,文化也是新陈代谢。文化的新陈代谢有三条规律:创新、衰减和流动,不分古今、中西,概莫如此。因此,人类文化的演变,不是一时西化,一时东化,而是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由较低向较髙,由单元文化向多元文化聚合和汇流,增加文化的共同性,乃至创造前所未有的人类新文化。

        他写美国、苏联、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文章,简明扼要,观点清晰,成了读者了解这些国家的入门书。许多人称他为百科全书型的大师,周先生自己则认为他只是给读者补充常识而已。他指出,常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要求的科学和民主。悠长的人生阅历让他领悟到,人类社会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就是因为违背常识,背离逻辑,漠视规律才造成的。谈到民主时,他认为民主首先是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就走上正道,符合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过度地强调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就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进一步说,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也就是违背常识,背离逻辑。严密控制文化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深圳有一位置身改革事业的理论工作者提出,我国不仅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改革。他的主张与周老的观点不谋而合,我都赞成。我还认为,如果不适时地展开意识形态改革,前二大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因此周老反复地告诫我们,“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他的话有穿透力,凝聚着厚重的历史观。如果说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里不主张以姓资姓社划线的话,周老则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带领我们冲决姓资姓社的牢笼。周先生气魄之宏伟、目光之远大,令吾辈折服。

        第三句话:周先生是闻过则喜的大师。最令人钦佩的是,周老尽管学富五车,却是一位闻过则喜的谦谦长者,他一贯欢迎读者对他提出批评。他要求青年朋友对他的著作“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内容,而是先怀疑文章的内容,都要经过独立思考,然后接受”。他还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髙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几年前,周老把网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乃至责骂,让他哲嗣周晓平先生一一传我阅读。他对待不同声音的度量,足令晚辈更加敬重他的学品和人格。

        2014年3月,在即将出版的《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他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他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錯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周老说,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前进。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礎。他的“不怕错主义”虽然是针对读者指正他的著作中史实和观点说的,但由此引申出来的道理却是十分深刻的。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錯误,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难道不就是依赖于对错误不断地揭示而后来不间断地做出改进吗?他的“不怕錯主义”,和人们经常遇到的“不认錯主义”,有霄壤之别。 “不怕錯主义”,也许是他对晚辈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我们需要更多周先生这样的思想启蒙学者,哪怕GDP少一点点。周先生真是一位生命不息、思考不息的智慧老人!难怪一位长者在网上说,我们与周老的差距,哪里仅仅是学问上的,首先还是道德操守上的差距。

        总而言之,周先生晚年倡导的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以及关于大同理想、小康现实的论断,为我们伸展理论思维、构建制度文明和播扬“中国话语权”,开拓了深蘧的空间和崭新的视角,值得学界的关注。诚然,周老的思路和论述虽然十分清晰,也不能视为金科玉律,尚待时间的检验和后人的补充;我对他的领悟更可能有偏颇,文责自负,与周老的本意无关。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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