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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繁，国家收藏力不从心，大量国宝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也涌现了很多著名收藏家。在这些收藏家中，既有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员，还有金石书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比如，张伯驹、吴湖帆、张大千、钱镜塘、王世襄、叶恭绰等等。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不仅收藏数量庞大，在遇到古代艺术精品时，更是不惜代价。上次大讲坛曾经也讲到收藏家张伯驹不惜重金为了收藏，他的很多藏品都是国宝级别，而且是中国现存的较为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张伯驹从30岁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收藏文化追求代表了当年收藏家们较高的收藏境界，像张伯驹把在民国年间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这些民国收藏家的大手笔收购，以及其独到的鉴赏眼光使当今的收藏家们望尘莫及，这些名作已成为无价国宝。无论是作为收藏家个人道义品格、人文素养，还是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历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为社会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其中几位民国收藏家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天下第一玩家：王世襄

    王世襄（公元1914年-2009年）；字畅安，北京人；中国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父亲早年留学法国，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出身名门，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叫金章，她画的《金鱼百影图》至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王世襄从小学至高中一直就读于北京的美国学校，同时家中聘请国学耆宿，为他讲授文史诗词。

    家学渊源的王世襄，自十几岁起，便立志要进入故宫博物院，1941年，王世襄从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南下四川，参加了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学习古代建筑，抗战胜利后，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举荐，王世襄返回北平，接受了为故宫清点战时文物损失情况的工作，当时，依照国际法相关条例，在侵略战争中被掠夺的文物，应该归还原国，可实际上，许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掠夺的中国文物却下落不明，清点文物损失的同时，追寻失踪国宝的下落，也成为了王世襄当时的主要任务，王世襄晚年多次提及，清理、寻找这批国宝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

    如今，珍藏于北京故宫的《宴乐攻战纹铜壶》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只铜壶缩口、斜肩、鼓腹，肩上还有两只兽首衔环，最重要奇特的是宴乐攻战纹铜壶的壶身上，还有上中下三圈精美的纹饰，分别以采桑习射、宴乐打猎、水陆攻战为内容，图中共有178人，鸟兽鱼虫94个，形象生动，真实地反映着2300多年前的战国社会风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这件极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就是当年王世襄追回的众多文物之一。在王世襄2000年出版的《锦灰堆》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其中，追讨杨铜的经历最为波折，这批王世襄追回的文物，名称也很特别，叫做杨铜，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叫杨宁史的德国人非法收藏的。王世襄自己说“当时，这个杨宁史在史家胡同房子里，我就愣头愣脑地闯进去了，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个女秘书正在打字，她打字打的就是这个铜器的目录，我一想，我得找罗樾，得找杨宁史，拿这个目录对质，因为编书的人是罗樾，杨宁史的东西因为有这目录，他就无法抵赖。”为了追回青铜国宝，王世襄多次奔波于京津两地，不仅深入美军驻地追讨国宝，更多次奔走于政府高官和军界之间，才得以追回一件件青铜，完成他守护国宝的心愿。

    1946年1月22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接受了包括《战国宴乐攻战纹铜壶》在内的青铜器240多件，当时，负责接管文物的王世襄还与杨宁史在故宫的降雪轩门前合了影，殊不知，这张合影的背后，其实凝结了王世襄几个月的奔波于艰辛。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王世襄恪守着一位文物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国家追回了一件件国宝，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主要负责的六项文物追讨、清理工作都圆满完成，这就是：一、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二、收购郭世武瓷器近300件；三、追回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四、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200多件；五、接受溥仪留在天津的珍贵文物约1800件；六、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如今，王世襄追回的杨铜，和从古董商郭世五、美国少尉处追回的数百件珍贵宋元瓷器以及溥仪藏于天津张园的近2000件玉器、翡翠等珠宝饰品，全都完好的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长春存素堂的众多国宝级丝绣则被辽宁省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珍藏保存。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多达2000多件，其中不少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说到王世襄的护宝经历，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90年，正是北京智化寺修缮重建的时候，王世襄得知，一个稍微有点破的大肚弥勒佛，被不知情的工人当垃圾扔掉了，王世襄三步两步就跑到了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那些工作人员“你们怎么把这个扔了？这个是明代的佛像，智化寺是很重要的，当时梁思成先生都特别重视的一个寺庙，这个佛像是多珍贵哪”工作人员说“这头都破了”“头破了，身子还可以修理”王世襄气得直哆嗦，声音都变了，非常震怒。

    其实，王世襄不仅是一位文物大家，也是一位特别的收藏家，更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一大玩家”。王老的收藏主要有哪些呢？他又是如何玩物成家的呢？

    王世襄是如何玩出学问的？

    一、吃一道焖葱，香压群场

    王世襄生前被称为“烹调圣手”，曾与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在北京文化圈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骑着装备好原料与厨具的自行车，亲赴好友府上献艺。

    虽然王世襄“食”的境界颇深，但是他的妻子袁荃猷竟然对做饭一窍不通。她剥蒜可以，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汪曾祺在《学人谈吃》的序中曾经写道，王世襄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

    二、 宠物“凡所应玩，无所不玩”

    养蛐蛐。

    王世襄年少时玩蛐蛐的种种经历和乐趣，使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后，仍难以忘怀。1993年，王世襄著的《蟋蟀谱集成》，堪称是一部蟋蟀谱丛书大全。在王世襄看来，蛐蛐并不是为斗而养的，斗只是寻开心的一个过程，一个真正蛐蛐玩家的境界应该是：怡情养性。

    架大鹰。

    年轻时的王世襄，喜好架鹰逐兔。自高中到大学期间，他玩鹰约有七八年的时间。上燕京大学时，他住在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中，出门就可以放鹰，一周可以去上两三次。他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提笔写过一些捕鹰、驯鹰、放鹰的纪实性文章，并连续发表在当时北平的《华光》杂志。

    养狗猎獾。

    养狗猎獾也是王世襄青少年时期热衷的众多玩意儿的一项。养狗猎獾，又称“逛狗”，是清代京城八旗子弟中摔跤习武之辈的一种癖好，也可以说是一项玩乐享受的运动。王世襄养狗有七八年时间，除了训狗、逛獾，还特意把养狗家口中代代相传的《獾狗谱》笔录下来。

    鸽子。

    王世襄玩鸽子玩出了学问，著有《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11岁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王世襄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后来他又写出《北京鸽哨》，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心里念叨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中国传统观赏鸽是王世襄晚年最担忧有绝种危险的鸟类。他多次表示：“抢救、复兴观赏鸽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如果观赏鸽能得以保存下来，将来人们一定会认识到其重要性不亚于对熊猫、朱鹮的保护。”

    三、 手工挽救一项濒危民间技艺

    因为养蛐蛐，要放置于葫芦内，因此在买蛐蛐的同时，王世襄又迷上了葫芦。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

    范匏（袍）俗称“模子葫芦”。范匏的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把它放入有花纹的模具，秋天长成后取出，不仅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也隆起好像浮雕。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王世襄也开始研究范匏。1939年以后，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埋头学业，不再种植匏器。但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却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种，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多年后，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被好事者错当作清乾隆之物出售。

    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徐水、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范匏技艺濒临绝灭。1960年，王世襄有鉴于这一传统技艺的消亡，曾写过一篇《读匏器》的文章向社会呼吁，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1979年，《谈匏器》一文在《故宫博物院刊》发表，立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应。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恢复制作了一批又一批范匏佳作。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濒临灭绝的传统技艺得以绝处逢生。

    四、 音乐自称琴奴，研究《广陵散》

    1953年，王世襄被调任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在这沉寂十几年的时光里，王世襄除了收集明式家具外，也开始真正专心研究中国音乐，并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专家。他最看重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古曲谱《广陵散》的研究，并在后来发表了专著《广陵散》(说明部分)，同时也编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等。

    王世襄妻子袁荃猷（由）无论在王老身处顺境或是逆境，她始终都是其支持者，因此夫妇两人感情至深。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王世襄更自称“琴奴”，直到2003年袁荃猷病故。多年来，王世襄和夫人珍藏了一把唐代古琴“大圣遗音”，2003年袁荃猷去世后，王世襄将这把古琴以891万元拍出。2011年，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中，这把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最终以1.15亿元人民币成交。有人说，王世襄"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专程来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颁发了在荷兰享有极高声誉的“克劳斯亲王荣誉奖”，“克劳斯亲王荣誉奖”目的是鼓励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王世襄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国人，颁奖过程中，荷兰王子赞誉说“如果没有王世襄，可能有很多的中国文化和艺术还将处于埋没的状态，的确，被人称为“中国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在他的一生中，深爱着中华古物，他在玩的同时，也是在研究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他2000年出版的《锦灰堆》一书，就涉及了王世襄热爱的方方面面的学问，这套书一出版，就被人们称为奇书，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本，仅仅半年就重印了4次。其实，王世襄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非《明式家具珍赏》莫属。

    王世襄还有个绰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则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书和古代家具实在太多了，连自己的家具都没有地方搁了，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从这些生活的细节不难看出，王老对文化、对古物，有着深厚的情节和执着的热爱。著名画家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房间。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着被褥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1985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明式家具珍赏》，凝结了王世襄研究明清家具数十年的心血，也对世界收藏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明代家具，曾经失落了数百年，但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者开始出现，明式家具也成为了国际博物馆的必收项目，这一重大的改变，让王先生自己都始料未及，明式家具珍赏中，大多为王世襄的收藏，但后来，它们许多都走进博物馆，成为了国之瑰宝，在中国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名叫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的展厅，这些家具其实都是王世襄的珍藏，是他用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香港实业家庄贵伦先生的，而且，在拍卖之初，两人就已达成协议，这些家具必须转捐博物馆收藏。

    这些明式家具，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巅峰之作，其中包括明代的黄花梨木宝座式镜台、紫檀木扇面形南官帽椅、黄花梨木四出头官帽椅，黄花梨木圆后背交椅等等，其选料都是珍贵稀有的木材，简洁大方的造型构思巧妙的榫（笋）卯结构、雕刻、镶嵌，每一个小配件的工艺都精密至极。

    2002年，王世襄的《自珍集》出版，收藏界再次引起轰动，因为这本书中所记录的《俪松居珍宝》都是王世襄和夫人一生的珍藏，其中包括唐代的《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明代的《玉堂清玩 大鬲（仪）炉》、北魏建义元年石造像、明代《鎏金铜座观音像》、明代《黄花梨缠莲纹三弯腿炕桌》《紫红小蝈蝈葫芦》等等。同年，这些珍宝也上了专场拍卖会，王世襄说：“所以一说我的东西，他们就想留一件作为纪念，东西拍卖换成了钱，我要有力量，我再做公益的事情，生不拿来，死不带去，要紧是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知道它在文化上的地位，它是怎么制作的，来解释中国的工艺，来解释中国的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样更有意义，而不是占有。”俪松居的众多珍宝也体现着王老一生对生活的热爱。

    在王世襄夫人送给他的一张剪纸上，就能发现王老毕生的爱好，大到家具博古，小到信鸽，夫妇俩一生相濡以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在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时，夫人已经身患重病在床，但谈及亲王奖的10万欧元奖金时，夫妇俩异口同声决定全部捐献出来，建一所希望小学。不仅是收藏，王世襄也愿意结交喜欢中华古物的朋友，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在海外采访时就了解到，在美国最早收藏中国明式家具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已经过世的老馆长斯泰明先生就与王世襄先生十分投缘，后来，为了纪念自己这位美国老朋友，《明式家具珍赏》被翻译成英文版本时，王世襄还特别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纳尔逊博物馆斯泰铭先生，还有，原美国加州中国明式家居馆的馆长柯惕思先生，他的中文名字就是王世襄先生起的。他说“第一次和王世襄见面是在1990年，我请他，问他有没有什么概念，能不能给我取一个名字，他想了想，后来给我取了个柯惕思，他觉得这个名字比较接近我的个性。”

    王世襄一生，追宝、讨宝、护宝、藏宝，以保会有，爱玩会玩，由玩成家，虽然经历坎坷，但他一直阳光的面对人生，用毕生的精力，钻研自己喜爱的中华文化，在《自珍集》的结尾，王老这样写道“我年八十，左目失明，去年春夏之交，一病几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愚夫妇衷心祝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深情地表达了一位老人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祝福。

    “以商养藏”钱镜塘——一位商人的书画鉴藏人生

    钱镜塘 （1907-1983），原名钱德鑫，字镜塘，晚号菊隐老人，浙江海宁硖石人，中国书画收藏大家。

    中国书画收藏界无人不知道钱镜塘这个名字。钱镜塘，晚号菊隐老人。作为收藏家，钱镜塘和沪上工商巨子刘靖基难分伯仲。不同的是，钱镜塘是一位经营书画的收藏者。他人生的最主要精力和时间几乎都花费在对于古代书画的搜罗、整理、考证和保护方面，如果说他人生的经历就是其书画鉴藏的经历，似乎也毫不为过。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民族资本迅速崛起，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大上海吸引了无数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青年们的亲睐。

    就在这个时期，二十出头、意气风发、壮志未酬的钱镜塘初涉上海。20出头的钱镜塘举家从海宁迁到上海之前，由于本身做丝绸生意的缘故，加上喜好书画，他就已经开始慢慢地了解当时上海书画界的一些情况。当他正式定居上海之后，他已经为自己的事业做了一系列规划，并迅速地在上海打开局面。钱镜塘从浙江海宁来到上海，当时所携带藏品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得而知，只知道其中有一幅五代徐熙《雪竹图》和一幅五代董源的《山水图》，而他手上所有的现金仅仅有银圆2000块。虽然在当时2000块银圆不可小觑，照上海的物价水平来看，一块银圆可以买150个鸡蛋，普通丝绸行掌柜的月薪也不过8块银圆到10块银圆。但是区区2000块银圆在古董行书画却不值一提。但当时书画市场的行情，举例来说，有确切资料显示：吴湖帆在1931年3月从孙伯渊处购得王石谷《写唐六如诗意》花费200块银圆。收购吴小仙《铁笛图》价1800块银圆；蒋榖（姑）孙得宋代拓本《群玉堂米帖》，花费2600块银圆；由此可见，钱镜塘以2000块银圆起家，开办六莹堂经营古代书画并成就卓著，可见其独到的眼光、精明的经营理念以及商业头脑。

    从20世纪30年代到1983年钱镜塘辞世，在前后50年的时间里，钱镜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古画进行搜罗、整理、考证和保护。可以说，他为之奉献终身而无怨无悔。

    尤其对于任伯年作品的收藏数量和质量都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没有人比他要精通任伯年的作品，被鉴藏界誉为“海内外藏任画第一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艺术收藏在此时也达到兴盛时期，收藏大家倍出。包括集创作者和收藏家身份于一身的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等；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他初涉上海，是其事业的起步阶段；

    筹办画展，奠定藏界地位。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是钱镜塘事业的高峰期，他的鉴赏活动非常频繁，开办了多次书画展览。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35年到1949年，钱镜塘至少举办过44次书画展览，大多是以六莹堂的名义举办。同一时期的任何一个书画商、收藏家、甚至专门经营古董书画生意的古玩行在这方面都无法超越他。

    正是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书画展览，钱镜塘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资金问题，还搜罗大量的书画作品，并且，借助展览会上书画的流通，钱镜塘个人的社会交往层面也相应扩大。通过这一次有一次的展览会，他结识了众多上海书画界的名人，如张大千、吴湖帆等。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钱镜塘在接触大量书画的过程中，已有的鉴赏知识得到实践和丰富，眼光不断提升，四十余次的书画展奠定了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收藏界地位。

    关于钱镜塘与吴湖帆的结识交往，更是收藏界一直津津乐道的逸事。吴湖帆年长于钱镜塘，在钱镜塘之前就已经在上海画坛声望远播。至今有这样一个可考据的记载，话说钱镜塘初涉上海书画圈时，吴湖帆带他参加一个书画家的聚会。会场中名家云集，而让大家奇怪的是，吴湖帆一直在和一个大家都不熟识的年轻人相谈甚欢。二人品画赏画、有说有笑。有人好奇地问“吴老，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大家没见过啊。”吴湖帆仰头笑道“你们不认识他啊，那你们怎么算得上书画家？”吴湖帆认为，钱镜塘是个有胆识、有眼光的鉴赏家，非常愿意提携这个年轻有为的后辈。钱镜塘的大部分藏品都有吴湖帆的题签，如其所钟爱的王石谷《竹屿垂钓图》、戴进《春耕图轴》、王鉴《溪山仙管图》、沈周《寒江独钓图》等均有吴湖帆的和诗。20世纪40年代以后，钱镜塘在书画鉴赏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藏品的品质精益求精，藏品数量也越发惊人，与吴湖帆并称为上海书画界的“鉴定双壁”。

    除了跟吴湖帆结交以外，钱镜塘还和张大千、郑逸梅等均有结交。而这两位名士，不但是收藏家，而且更是知名的画家。与上海书画界名人雅士的结交，进一步奠定了钱镜塘的藏界地位。

    慧眼识“范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之后，钱镜塘的财力不断增强，结交也越来越广。书画商的个人藏品，懂行的人的那些书画供应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社会这个大储库。有一天，钱镜塘来到五马路的古玩市场溜达，刚走进一家经常去的堂店，就看见小小一张八仙桌边围满了人。钱镜塘见围观者你一言我一语地正在议论着一幅古画，就知道必定是某一幅画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无法确定真伪。经常溜达古玩市场的人没有不知道钱镜塘大名的，没有不信服他的鉴赏功力的。所以，他一到来，人们马上就给他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卖主是一位看起来穷困潦倒的后生，一见钱镜塘走近，连忙拉住他说“钱老先生，还麻烦您给看看。只有您的眼光才能让这群有眼不识泰山的人心服口服。”

    钱镜塘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幅画，只见画纸有些破旧，纸张也有些霉烂残缺。卖主在一旁说道“钱先生，你可要好好瞧瞧，这幅画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珍品，就是保存不当，破旧了一些。可惜竟没有人识货。”钱镜塘拿着放大镜，仔细审视着这幅画。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心里一惊，新潮久久不能平复。大名鼎鼎的范宽《山水晚色图》就这样被自己遇到了，他心里不禁叹道“老天有眼啊!”他向卖主询问了价钱后，二话不说当场买了这幅画。待他和卖主钱画两清、签了字画了押之后，才缓缓地对身边瞪大了眼睛盯着他的看客们解释道“这幅画就是宋朝范宽的《山水晚色图》，谓之上上等的稀世珍品也毫不为过。”看客们还是半信半疑，于是他继续解释道“说它是宋朝的作品，是从纸和泛油的墨色来确定的。说它是范宽的作品，是从手法上讲的。除了范宽，很难有人有此等手法。后世即使有模仿的人，也难以抓住其精妙之处。鄙人曾经仔细认真地研究过范宽的另一幅山水画，所以判断这是范宽的作品无疑。”众看客又拿着画作细细观赏，都惊叹不已。钱镜塘重新询问卖主“你姓葛吗？”那卖主摇头。钱镜塘笑了笑说“那你绝对撒谎了，这幅画肯定不是祖传的。据我所知，这幅画本是严嵩的藏品，之后严嵩被抄家，此画流入宫中。清朝时，流入毕秋帆家，后来也因为抄家落入平湖葛家。后来抗战时期据说是被敌伪抄家抄去了，下落不明。没想到到了你手里。”卖主一听，向钱镜塘拱手行礼“今天确实遇到高人了。此画确实有上述经历，我得到这幅画也有些不便细说之处。但若不是为了救急，我是断断不会拿出来卖的。”

    钱镜塘得到这幅画的事情很快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文物市场每一个角落，不断有人上前来询问事情的经过，要求打开画卷一饱眼福，可是钱镜塘都拒绝了。他不是不愿和别人分享，这幅精品实在是破损太严重了，四角已经霉烂，中间还有个破洞，颜色油墨已经走形，题跋破断，印鉴失隐。若是不能修复，可能再过几年后，人们就再也不能目睹这幅名作《山水晚色图》的绝妙风采了，那将是他心里一辈子的遗憾。于是他和装裱师严桂荣实施修复了一个月，两人闭门不出，彻夜不眠，终于全面修复，钱镜塘不禁欣慰地叹道“它又可以多活几百年了”。

    《竹屿垂钓图》与乡情。钱镜塘的故乡在浙江海宁。钱镜塘的乡土情结，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收藏事业。他曾经花了16根金条购买了康熙年间王石谷（王翚）为海宁陈元龙画的《竹屿垂钓图》。

    王石谷又名“王翚”，江苏常熟人，死后被誉为“清初画圣”。他一生嗜画如命，作品的运笔构思奇巧精绝，绝非一般画家所能比，后来很多人模仿也难以抓到其精髓。

    早在19世纪40年代，《竹屿垂钓图》流落文物市场，最初流落到刘靖基手里。刘氏得到此画之后，闭门不出，概不会客。研究数日，犹豫不决，终不能辨识真伪，把这幅画退还了回去。后来，这幅画流落到了刘海粟手中。刘海粟号海翁，别署静远老人、游天阁主，江苏常熟人。他出生商人家庭，家境富裕，自幼喜好书画，但是他收藏书画有个特点，一经他收藏，轻易不再出手。他对买卖书画颇有微词，钱镜塘和他是好朋友，当钱镜塘得知这幅画在刘海粟手中之后，非常想收购。但是他知道刘海粟的品性，不知道怎么开口。可是，思前想后，好几天茶饭不思，终于，前后辗转，他用了16根金条购得这幅《竹屿垂钓图》。可是，在购得这幅画后没多久，便将这幅画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在得知这件事之后，连刘海粟本人也对钱镜塘佩服得五体投地。

    除了花重金购买的《竹屿垂钓图》，钱镜塘的藏品还有“海宁陈家”系列，包括《陈奕禧草书》、《陈世南诗翰》、《陈文简公襄阳诗》，海宁名人如徐见识、周承德、葛龙芝、蒋百里、张宗祥的扇面、画轴等，其中周承德的《墨竹》六幅册页，异常珍贵，也是钱镜塘费尽周折，花大价钱购得的精品。

    为了搜集这些藏品，钱镜塘在全国各地奔波，不辞劳苦。曾经为了搜集明末清初的海宁女诗人李因的水墨画，钱镜塘半年内四次去沈阳、哈尔滨，最后花重金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那几幅画。

    这些大量和海宁有关的藏品，后来大部分都被他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海宁博物馆。

    尺牍收藏，震惊世界。钱镜塘藏品的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的大量与海宁有关的书画文物之外，他的收藏还有一个显著倾向，就是收藏了大量的明贤尺牍。当时的上海收藏世家，如张珩（横）、吴湖帆、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丁辅之等名家都以收藏尺牍为风尚。而钱镜塘的尺牍收藏成就最为卓著。除了张珩收藏的数量可与钱镜塘匹敌之外，其余均无法望其项背，仅仅一部《明代名人尺牍》，就洋洋洒洒20册，包括了名贤400余人，是民国当时所有收藏明代尺牍最多最有价值的一个。

    何为尺牍，犊是古代书写所用的木片，长大约一尺（1市尺=0.3333米），所以称为“尺牍”，后来，上书公文的称为“文牍”，上书书札的为“尺牍”。刚开始的尺牍收藏，大多是因为作者文采斐然、字体俊逸而被收藏。从尺牍的艺术形式上来看，尺牍方便流通，与真正意义上的书画不同，它随意率真，没有规范，往往更能彰显作者的个性，更具有欣赏性，而且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一些风俗习惯、人文风貌，有时也有一些大事件的记录。

    钱镜塘收藏的这部《明代名人尺牍》，总共20册，内容包括明永乐朝之后至崇祯名家共400余人，洋洋洒洒，几乎囊括了明代所有有名气的文人墨客、王侯将相、达官贵族、忠贤先烈，可以说是一部明代名人大全。这部《明代名人尺牍》，钱镜塘花了大价钱请了著名的装裱师傅对每册都进行了精裱精装，用紫檀镶框以锦缎封面。通过这部《明代名人尺牍》，人们似乎看到了这是一幅明代士人的生活长卷。这是一幅细腻的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生活缩略图。其中包括了明代王子朱芝佤，宰相温体仁、严嵩，大学士徐光启，以及尚书毛科、付瀚、韩重、侣钟、王时中等，书画家文征明、沈周、董其昌、李流芳等，文学家归有光、屠隆、王世贞、臧懋（貌）循等，还有收藏家兵部侍郎范钦等。通过这部尺牍，人们洞察他们的七情六欲，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些书札和正史记载和文人墨客们流传至今的文章诗赋都不一样，语言措辞更随意，更显真性情。有的幽默诙谐，令人捧腹大笑；有的言辞犀利，针砭时弊，令人怒发冲冠、拍案而起。钱镜塘辑藏的这部《明代名人尺牍》本身，已成为一份厚重的历史文献文物遗产。

    2002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这部钱镜塘收藏的《明代名人尺牍》，引起了收藏界和媒体极大的关注。这部尺牍最终以9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定向拍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创立并保持着这一领域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通过这部尺牍的展现，使明代的书法艺术再一次得到全球汉文化爱好者的关注和肯定。这是钱镜塘为祖国所做的巨大贡献。所谓定向拍卖，就是制定了竞买人的一种拍卖方式。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避免珍贵文物艺术品流向海外，保护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鉴之有方，藏之有道。钱镜塘不仅在鉴定方面的造诣极高，在收藏方面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第一，有进有出。再有钱的人，世界首富也不能在收藏上只进不出，除非他永远只收藏低层次藏品，否则，资金必然会周转不开。钱镜塘的祖业虽然富裕，但做书画生意还是略显单薄。他投身收藏界以后，有买有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因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的收藏。

    第二，见解独到。钱镜塘对任伯年的作品情有独钟，着力搜罗，称为收藏任伯年作品的第一家，也由于他的收藏，使后来任伯年的作品价格急剧上升，同时也得到妥善、系统的保存。钱镜塘还收藏了许多当事价格及其低廉、人人嫌弃的无名之辈的书画作品，以及大量的明清人信札墨迹。这些作品当时都不值钱，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行情，同行们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去购买一些别人视为废纸的东西。时至今日，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正在日益体现出来，更不用说它们现在的市场行情了。这些文物也因为钱镜塘的收藏而得到系统归纳，对史学家研究当时的社会风情、人文习俗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善归纳，重考据。钱镜塘的奖赏能力极强，在那么多人眼下独独识得宋代范宽《山水晚色图》。五代徐熙《雪竹图》、董源《山水图》、清代王石谷《竹屿垂钓图》，一幅又一幅国宝级绝代佳作全都被他独得。在精湛的鉴定技术方面，钱镜塘更善于归纳总结，一方面方便自己以后查阅，更多的是他想把自己的这些学术性知识归纳留给后人，为书画鉴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钱镜塘鉴之有方，藏之有道，才成就了“江南第一收藏家”的名号。

    捐献文物，君子坦荡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余年间，钱镜塘曾先后10次将所藏物品捐献给国家，数量达3900余件。包括于谦的书法、戴进的《春耕图轴》、王石谷的《竹屿垂钓图》、王原祁送给徐士林的山水画作。包括唐寅、金圣叹、赵之谦、沈石田等名家名品。另有《明马湘兰手书致王石谷八札真迹卷》最为名贵，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还包括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的《雪竹图》。

    钱镜塘晚年，不仅向各地博物馆捐献了一生收藏的大部分藏品，而且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学识，为我国的古书画鉴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小开”张叔驯——中国古钱币收藏大王

    张乃骥（继），字叔驯(1900—1949)，泉界称谓“叔驯先生”、号齐斋。泉界，就是收藏古钱币的行业。古时候“泉”的发音和“钱”是一样的，又因为货币像泉水一样流通，所以有人又把“钱”称为“泉”。西汉灭亡，王莽篡夺刘汉天下后，正式以“泉”代“钱”，从此以后，用“泉”来称“钱”就被广泛使用并流传下来。后来，因为“泉”比“钱”听起来要风雅淡泊，所以文人就更加喜欢把“钱”称为“泉”。

    张叔驯是张氏家族数位传奇人物中极具个性的新派人物，也是一位深受家族成员和众多朋友喜欢的“快乐王子”。中国现代钱币界向来以“南张北方”为巨擎，“南张”指的就是张叔驯。他有眼光、有魄力，又有经济实力，在钱币界久负盛名。北方是哪位呢？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北方指的是方若，字药雨，也叫方药雨。

    高墙深院里的“小开”。“小开”是民国时期一个很海派的词，指的是一类人，这类人可以说是拓展了上海消费文化和海派时尚。他们的“职业兴趣爱好”不但是民国当时的先锋标杆，就是放到今天也可以说是新潮高端，比如艺术收藏等。中国的古钱币大王张叔驯在当时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具有“海派细胞”的人物，他天生喜欢猎奇，思维极其活跃，一旦接触了西方最新的事物，就想以最快的速度去研究、掌握和运用。张叔驯喜欢收藏，喜欢玩赛马，喜欢西方人玩的网球和电动玩意儿，也喜欢最新式的欧洲轿车和赛车，甚至他自己就是车手。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无穷的求知欲，总在探求新知，对于新“玩意儿”的追求永无止境，拿现在的话来说，就像个超级大玩家，以至于人们说他“似乎始终没长大”。

    虽然张叔驯在成年之后过着“小开”的生活，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在高墙深院里度过的，他从没有进过洋学堂。原来，张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张叔驯的叔叔是非常著名的民国元老张静江，父亲张石铭担心家里的财气会给张叔驯的安全造成隐患，不放心他外出读书，于是花高薪聘请先生住在家里教他。所以，张叔驯的学问全是在高墙深院里跟私塾先生学的。

    张叔驯的父亲特别喜欢他，总是用手边的铜板、刀币和小型的青铜器来开启他的智力。男孩子对形态各异的铜铁玩意儿很是敏感的，很快张叔驯就爱上了这些东西，并且还能向父亲讨教问题了。父亲看张叔驯对此兴趣浓厚，就亲自担任他的青铜学和古钱学的老师。这一切都为他以后收藏古钱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1928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张叔驯在古钱界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钱学会，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钱币学杂志《古泉杂志》，俨然古钱界的领军人物。

    1932年张家分家的时候，张叔驯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他获得了二百多万元遗产，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从此他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有了自己的账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

    张叔驯被人称作“小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古钱币的特殊爱好及收藏，他继承百万财产后，在古钱币收集上“全力出击”，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上海那些老牌的钱币收藏家甩在了后头。他结交了古钱币收藏界的一流藏家，有一帮要好的钱币朋友，而他的收藏更是空前绝后，被人称作中国当之无愧的古钱币大王。

    中国古钱大王的诞生。要坐上古钱大王的宝座，至少要具备三项条件：经济实力雄厚，有鉴别真伪的火眼金睛，有宽裕的玩钱时间。这三项，张叔驯都具备了。

    世上有了“泉（钱）”这种货币，就有了研究者和收藏者。泉币越古，就越具有收藏价值，这和陶瓷字画书籍等是同一道理。有时候酷爱古泉币的痴迷程度，都会令人惊讶，而张叔驯对古钱币的痴迷，是当今的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喜欢明代洪武年间的钱币，只要他见到洪武大中背“京”、“济”、“鄂”的版式，就会全部买下。

    收藏古钱币的人都知道“牙样”这一术语，对于古钱币收藏者来说，拥有一个“牙样”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牙样非常珍贵，它是朝廷在开铸一种新年号的制钱时，铸钱局把钱币样式设计出来之后，用象牙雕成样钱呈请皇帝过目的样品，一般只雕一枚或几枚，因此历来被视为珍品。而张叔驯财大气粗，年富力强，在1925年他就曾将“牙样”送人，由此可以看出他收藏的眼界和为人。

    由于张叔驯善于结交朋友，又肯出大价钱，所以他逐渐获得了一批令人艳羡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珍钱，而这些古钱也成为他的“牌子”，在当时的古钱界，只要人们提起这些古钱，就知道是张叔驯的藏品。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南宋的大齐通宝，当然还有很多在古钱收藏界赫赫有名的大珍品，比如，张叔驯收藏了16枚世上罕见的战国齐六字刀币（齐造邦长法化），这种刀币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的佳品。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光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古钱币收藏家羡慕不已了。

    物以稀为贵，关于“大齐通宝”，古钱界历来极为重视。这种“大齐通宝”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枚。清朝道光年间戴醇士收藏过一枚，他收藏的那枚因为左脚残缺，因此被称为“缺角大齐”，是他家中的祖传之物。有人说在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的时候，戴醇士怀揣这枚宝贝古钱举身跳钱塘江了，也有人说他将这枚钱币深埋在了地下，后人为了得到这枚稀世珍品，竟然争相购买戴氏的老宅，多次挖掘，最终也没能找到。不管真想是什么，这枚钱币却从此失踪了，世间再也没有了“缺角大齐”的踪影。

    还有一枚，就是张叔驯的这一枚了。这一枚是他的钱币商朋友戴葆庭提供的，戴葆庭是专门为收藏者搜罗宝物的供应商。有一天，戴葆庭到了江西鄱（婆）阳乡下，看到几个小姑娘在踢毽子，就在一边看她们踢毽子，因为戴葆庭知道农村孩子们踢的毽子的底座都是用铜钱做的，以前也曾以这样的方式收集到宝贝。那天，戴葆庭不经意地看到一只飞到身边的毽子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毽子的底座竟有一枚“大齐通宝”铜钱！戴葆庭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又拿到手里仔细看了看，确定是真品后，花了很少的钱就买了下来。

    张叔驯得知戴葆庭竟然收集到了“大齐通宝”，就以500大洋的价钱买了过来。在当时，500块大洋是一个中等水准的小康之家一年多的生活开支，而张叔驯一挥手就出去了。因为这枚“大齐通宝”曾做过毽子的底座，四周被钻了四个小洞，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四眼”，这就是后来被古钱币界称之为“四眼大齐”的稀世珍宝。

    称“四眼大齐”为稀世珍宝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级别高，古钱币的分级一般是按照存世量和品相来定的。但古钱币的存世量是一个难以确认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变化的，因为收藏在民间的古钱币根本无法统计，而且还会发现其他未知的古钱币出土。收藏古钱币很讲究品相，其中样品和全新品较难求，收藏应以美品和佳品为主。张叔驯的“四眼大齐”古钱币虽然有了四个小洞，但是因为是稀世珍品，所以，并不影响本身的价值。如果不是真罕古钱币，劣品基本上没有收藏价值。另外，古钱币的品相不能忽视古钱币表面的锈色，美品和佳品的古钱币的锈色自然有光泽，锈迹均匀，不影响古钱币的图案轮廓以及文字和数字的清晰度。

    张叔驯曾经著有《齐斋泉乘》一书，记载了他对知己的宝贝钱币的考证功夫，他认为，收藏古钱币必须了解一下基本的术语，这样才能在与钱币商打交道、与人交流时，做到行内说行话。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收藏古钱币常用的一些术语，比如內廓是指古钱币穿孔凸起的边缘，而外廓又称外轮或边缘，是古钱币周边凸起的边缘，那么內廓和外廓之间的部分就称为钱幕。

    生坑是指新近出土的古钱币上的锈色，或出土时间虽长但锈色未遭破坏的。

    熟坑则是指历代流传下来的古钱币上的锈色。而古钱币未经入土，历代流传下来，表面上有一层黑褐色的包浆，这种氧化物及其颜色就是人们常说的传世古。和传世古不同的是，入骨锈是古钱币上深深渗入钱体内部并坚硬难脱的锈。

    像这样，普及古钱币的一些常用术语等基础知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古钱币并喜欢古钱币是张叔驯很乐意做的事情。

    由此可见，张叔驯在中国古钱币收藏史上的重要作用，他不仅自己收罗宏富，而且注重考证和交流，为后来人对古钱币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钱币界当之无愧的“大王”。

    张叔驯爱好广泛。张叔驯的爱好是多方面的，除了收藏古钱以外，对古玉、铜镜、古籍善本的收藏也是他的分门别类的收藏，只是古钱收藏的成就最大，以至于掩盖了其他方面的收藏，使得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被人们所知。

    其实，早在1935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伦敦皇家学院联合举办综合性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会上，就有筹备委员会向张叔驯个人借用65件古玉藏品，这些玉器雕琢精美、形制华美。外观多为生动的动物造型，有张牙舞爪的龙、鼻钩变形的老鹰、长尾如云的凤凰。这些古代艺术品有的是挂件，有的是摆设，有的可能还有实用功能，是一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其中还有两件珍贵的琥珀藏品。在当时，张叔驯是唯一一位被故宫博物院借用藏品的个人。

    当然，这只是张叔驯的古玉收藏的一小部分，可它们无疑是国宝级的文物。从那次著名的展览会可以看出，张叔驯古玉收藏的质量，这些古玉的价格自然是不菲的。抗战时期，张叔驯一家侨居美国的时候，他曾用一块古玉换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称为当时收藏界的一段美谈。

    除了玉石，张叔驯还收藏了不少古代字画，其中有很多珍品，比如宋人《雎（居）阳五老图》题跋册、唐人草书写经卷、文徵明《寒林钟馗图》、文嘉《山水图卷》、文伯仁《云山待隐图》等，这些都很能说明他的字画收藏的质量和品味，而且唐宋元明清，无所不收，题材上则主要以山水和佛教题材为主。

    除了爱好收藏，张叔驯还喜欢西方音乐，尤其是对流行的舞蹈音乐情有独钟，那是他总和妻子一起到当时最好的舞厅，同时也是著名的大华饭店去跳舞。此外，他还喜欢跑马，也曾在江湾跑马场养了十几匹马，经常亲自骑马参加比赛。

    他还有一个更不一般的爱好，就是安装无线电收音机。在1930年，他就已经是多年的无线电爱好者了，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家中设计了一套有特别装置的收音机制造室。张叔驯也非常喜欢一些进口的机械小玩意儿，在他的手里，常常能突然“变出”最新式的照相机，在那个年代，他甚至有一个可以用来拍电影的摄影机。

    当然，真正“玩”出名堂，令他名垂史册的，还是他那第一流的古钱收藏。

    “齐斋”藏品的最后归宿。当年张叔驯从戴葆庭手里买到已成为世间孤品、身价百倍的“四眼大齐”后，对它呵护备至，视若拱璧，而且长期秘不示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他甚至把自己的斋名称作“齐斋”。那时，“齐斋”里的藏品已经富甲全国，并且还有大量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珍钱。然而，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些藏品会流向不同的地方。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叔驯曾从美国回到上海处理自己留下的账务和财产，同时还带走了约2千枚他认为最好的古钱，其中就有著名的孤品“大齐通宝”。在他最后的几年里，曾受一位朋友之托，在纽约曼哈顿料理一家东方艺术品公司，可是由于健康原因，生意还没有很好的展开，他就先病倒了，这是他来美国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如今这最好的两千枚古钱仍在美国，但是已经不再为张家人所有。

    张叔驯病倒没多长时间就逝世了，后来他的夫人徐懋（帽）倩就把这些珍贵的古钱卖给了当时的大收藏家、同时也是张叔驯的好友戴吉涛先生。

    然而不幸的是，张叔驯的这批藏品也没有在戴吉涛这里长久的保存下去，戴吉涛去世后，随着他的夫人、子女也相继去世，他的家产就失去了继承人。他身后留下的近30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被组成了一个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张叔驯的这批珍贵藏品，包括“大齐通宝”、“应天元宝”在内的2000枚珍贵古钱，现在还在这个基金会中。但是具体收藏在哪里至今还是个谜，也有人说这些孤品被收藏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艺术博物馆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张叔驯的“齐斋”藏品还是有不少留在了上海，现在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这一批藏品是上海博物馆从徐懋斋那里得来的。徐懋斋是张叔驯夫人徐懋倩的哥哥，他也很喜欢古物，并且也研究古字画，跟张叔驯的侄子同时也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张葱玉非常熟悉。他曾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获得过一批张叔驯的钱币藏品，后来，他的生活艰难，被迫把这批古钱的一部分，拿去卖给了上海博物馆。虽然没有卖完，但是剩下的那些却在“文革”时期遭到不测，所幸的是这些藏品虽经百转千回最后还是归入了上海博物馆的库藏。

    由徐懋斋拿出的张叔驯的这批藏品，被认为是奠定了上海博物馆钱币成列室的基础，尤其是历代钱范、陶范、石范、铜范和铁范，应有尽有，大大充实了上海博物馆这方面的馆藏。

    “古泉大王”张叔驯的收藏是中国钱币收藏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齐斋”主人张叔驯的名字，也像一个时代的印记，标志了我国钱币研究兴旺时代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