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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我们盛世丹青的讲座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明清时候的美术。

    上次我们讲到宋元，宋元时候的美术因为有画院的繁荣和文人美术的兴起，所以中国美术在那个时期有了重要了发展。但是到了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繁，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农民其一也开始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其中，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军逐步发展扩大，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新朝，国号为明，同年八月，明军攻占了元大都（今北京），至此元朝彻底覆灭，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明朝。

    在建国之初，朱元璋元朝灭亡的深刻教训，采取了很多措施巩固中央集权，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明代的绘画风格迭变，各种画派都很兴盛，绘画的门类、题材也非常丰富。

    明早期的绘画主要盛行宫廷与浙派的风格，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南宋的院体画风为主。

    戴进(1388—1462)，中国明代画家，浙派创始人。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出身画工家庭，少年时当过金银首饰学徒，后改学绘画，刻苦用功，画艺大进。宣德年间供奉宫廷，因画艺高超而遭妒忌。当时他有一幅《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水边。原本画家敷红色最难，戴进独得古法，但是却被同道嫉妒。有一个画院的待诏乘机在皇帝面前挑剔说：“画虽好，但很鄙野。”宣宗问故，谢回答：“红品，官服色也，用以钓鱼，失大体矣。”宣宗点头称是，于是戴进被排挤。 戴进在京不得志，就回了杭州，后浪迹江湖，以卖画为生。

    他山水、人物、花鸟都很擅长，山水取法宋元，用笔劲挺方硬，水墨淋漓酣畅，发展了马远、夏圭传统。人物画师法唐宋传统，兼工笔、写意。工笔用铁线描和兰叶描，写意从马远变化而来，笔墨简括。花鸟画工笔、写意、没骨兼长。戴进的绘画在当时影响极大，追随者甚众，人称浙派，成为明代前期画坛主流。

    作为明代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戴进在绘画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全才。他山水、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无不精能，独步当时。而且他的绘画风格也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和他广泛吸取宋元诸家大师的表现技巧，并且善于融会贯通与发展创造密切相关。

    到明朝中期，苏州地区诞生了一个新的画派，吴门画派。吴门开宗大师沈周，继他而后的有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他们在艺术上较全面地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并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开创一代新风，逐渐取代院体和浙派而占据了画坛的主位，历时大约150多年。中国绘画史上将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或明四家，为吴门派的代表画家。这四位画家大概在同一时期崛起于苏州，但风格各有不同。

    吴门四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唐寅。唐寅（1470年－1524年），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苏州吴县人。在民间有很多关于唐伯虎的传说，最为人熟悉的《唐伯虎点秋香》曾多次被改编成戏剧，以及拍成电视剧及电影，这些都宣传、加深了唐伯虎在民间的形象。

    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熟读四书、五经，并博览史籍，16岁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到南京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第二年赴京会试时，却牵涉进一场科考舞弊案，这场舞弊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唐伯虎却也由此走上了艺术的高峰。

    在这次舞弊案中，京城会试主考官是程敏政和李东阳。这两人都是饱学之士，试题出得十分冷僻，使很多应试者答不上来。其中惟有两张试卷，不仅答题贴切，且文辞优雅，使程敏政高兴得脱口而出：“这两张卷子定是唐寅和徐经的。”这句话被在场人听见并传了出来。再加上由于徐、唐两人在京师的行动惹人注目，会试中三场考试结束后，很快就满城流言蜚语，盛传“江阴富人徐经贿赂考官得试题。”这件事牵连到徐经、唐寅，又有人弹劾主考官程敏政卖题，皇帝就下令取消程敏政的阅卷资格，他之前所批的卷子，都由大学士李东阳会同其他考试官进行复审，结果徐、唐两人皆不在录取之中。这件事情虽然没有确实的根据，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朝廷为了平息舆论，就让锦衣卫审讯这个案子，还是查不到泄题的实据，最后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充县衙小吏使用。程敏政也因此罢官还家。事后三个被告均不服，程敏政归家后抑郁难当，不久愤郁而亡。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对唐寅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从此唐寅绝意仕途，归家后纵酒浇愁，游历名山大川，为后来作画增添了不少素材。返回苏州时，家中非常清贫，妻子大吵大闹，终于离他而去。他后来就住在街边一座小楼中，以丹青自娱，靠卖文鬻画为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以表达他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的志向。唐寅三十六岁时选中苏州城北桃花坞，建了一优雅清闲的家园，度其清狂生活。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住所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还作了一首《桃花庵歌》：“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富贵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每到春天的时候，园内花开如锦，他就邀请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来到园内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尽欢而散。这段时间唐寅过得清闲而超脱。

    到他大约五十多岁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有一年秋天，他看到苏东坡一首词中有两句：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正好触动他的心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卧病不起，不久结束了他曲折的一生。

    唐寅曾自刻了一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实在也名不虚传。他不仅诗才出众，画也独见功力，除高雅的山水画外，人物、仕女以至神仙故实，都极为精到，写意花鸟洒脱真切。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俊迈轶群，颇见功夫。此外，他还能作曲，吸收民歌的形式，如此多才，在明代文人中确实是少见的。

    晚明的董其昌，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擅长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等人，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他以佛家禅宗喻画，提倡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说：“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其昌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非常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同时董其昌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他的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后人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据说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记述了他学书的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来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他考卷上字写得太差，于是就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他就刻苦钻研书法，终成一代大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它既是对今天有着关联和影响的时代，也是充满复杂矛盾的时代，在文化上经历了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清朝初期宫廷画家中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被称作"四王"。其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是江苏太仓人，王翚是常熟人，他们之间是老师和朋友的关系。在绘画风格与艺术思想上，他们都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在画坛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王”中的王翚被称为“清初画圣”，字石谷，号清晖、耕烟散人等。江苏常熟人，他论画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他所画山水不拘于一家，广采博揽，集唐宋以来诸家之大成，熔南北画派为一炉。王翚比较全面地对山水画传统进行整理，形成具有综合概括性质的法则。王翚将黄公望、王蒙的书法性用笔与巨然、范宽的构图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华滋浑厚、气势勃发的山水画风格。因而他所画的江南小景往往生趣盎然，清幽灵动。王翚作画喜欢干笔、湿笔并用，而且多以细笔皴擦，画面效果比较繁密。

    王翚的绘画在四王中比较突出，他的画在清代极负盛名，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诏绘制《康熙南巡图》，历时三年完成，受到皇太子胤礽召见，并以"山水清晖"四字作为褒奖。

    《康熙南巡图》描绘康熙帝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 、名胜古迹等。它以鲜明的色彩和工整的手法，真实、细致地表现了所经之处的风土人情及农业、商业的繁荣景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当时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缓和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笼络江南的士大夫阶级，先后到东南一带作了六次南巡，他从北京出发，由山东入江苏，涉江而南到苏州、南京、杭州，最远是渡过钱塘江，到了绍兴。康熙为了要把这个“南巡盛典”记录下来，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的平民百姓中间，征求并选拔绘画能手来绘制《南巡图》，王翬被力荐当此重任，于60岁花甲之年带了学生杨晋，到北京担任侍诏，主持《南巡图》的集体绘制工作。

    《康熙南巡图》共12卷巨制，经过王翬、杨晋等众多画家的努力，历时三年才告完成。图成之后，皇帝看了非常满意，给予王翬很多的赏赐，还要给他做宫，但他婉言辞去，和杨晋一起回到常熟。王翬一时被视为画之正宗，追随他学画的人越来越多，又因他是常熟人，常熟有虞山，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虞山派。

    清初时 “四王” 与吴历、恽寿平并称为“清初六大家”。 吴历也是常熟人，本名启历，号渔山，他一生布衣，青少年时家境没落，以卖画为生，中年时信奉天主教。

    吴历早年多与西洋牧师、神父往来。后来他决意去往罗马觐见教皇，原本打算经澳门乘荷兰船赴欧洲，但到了澳门之后，却未能成行，于是在澳门逗留约5个多月，在澳门加入耶稣会，居住在教堂里，吟诗作画。此时他的绘画，明显有吸收西方绘画艺术的地方。另外，他的《澳门杂咏》诗30首，均与澳门有关，是早期澳门重要的文学史料。第二年他离开澳门，在江浙一带传教。后卒于上海。

    吴历所处时代正是明朝被清朝推翻、天下由乱而治的时期。与大多数由明入清的汉族士人知识分子一样，吴历对满清政权也是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不可能改变自己与身俱来的民族情感去奉谀满清政权，另一方面也没有勇气去闹“革命”，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取功名。所以，吴历虽然才名相当但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在他加入天主教时，康熙皇帝出于安抚其它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的需要，实行的是“怀柔政策”， 以达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到了吴历去世前后，纷争多年的罗马教廷爆发了 “礼仪之争”的矛盾，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之后，这一禁令又得到后来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继承和严格执行。吴历作为清代早期三名中国籍神父之一，尽管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但对他的身后仍然不能不有所影响。就在他死后三、四年的时间，即位不久的雍正皇帝再次下令严禁天主教，各地的教堂与教士墓地也被没籍入官，其中包括吴历所在的上海大南门外陆家浜南岸的教士墓地，从此墓地就荒芜了。这也是后来的各类史籍乃至笔记很少记载吴历生平事迹的原因。

    吴历的绘画笔墨苍浑，风格醇厚深秀。这幅《湖天春色图》表现的是明媚的江南湖畔堤边初春的风光。画面上, 春风拂柳, 绿草如茵。作为教会修士的吴历，他有机会接触西洋绘画，所以他的山水画也有意无意地受到了西画的影响。《湖天春色图》是一件十分抒情的作品。构图章法不再是传统的散点透视，着色上也吸收了西洋画的方法。湖边的柳林婀娜多姿，鸟雀撒欢于其间，远山朦胧，一派清新幽静的春天气息。他用笔沉着细致，皴染秀润工细，设色清润淡雅，风格清朗自然。画面采用“平远法”构图，视野开阔，画中树木从近到远大小长短不一，使画面纵深效果十分明显。平静的湖水上，水鸟自在飞翔，岸边也栖息着几只种类不同的禽鸟。一条小径逶迤起伏向画面深处伸展，茵茵的绿草，摇曳的树木，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既自然而又清新宁静。左上角淡淡的远山若隐若现，使画面显得空灵开阔。《湖天春色图》是吴历典型风格的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清初的另一位大家，在画史有重要的地位，苦瓜和尚石涛。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法名原济，本姓朱，字石涛，号苦瓜和尚，汉族，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

    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功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作的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三百多年后得此殊荣，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而且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他的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与石涛大约同一时期的龚贤，是金陵画派的代表。“金陵画派”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绘画流派。金陵画派的画家，大都住在南京，隐居不仕，以书画为生，有时聚在一起，以诗酒自娱，绘画内容多取材于南京、江淮一带的实景，因而形成画派。金陵画派中以龚贤最著名。

    龚贤(1618-1689)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字半千，号野遗，钟山野老等，江苏昆山人，流寓金陵(今南京市)，早年曾参加复社活动，明末战乱时外出漂泊流离，入清以后隐居不出，他工诗文，善行草，不拘古法，自成一体。著有《香草堂集》。

    龚贤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之家，幼年随家迁居南京。他13岁习画，21岁左右在淮河畔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其时正值明崇祯末年，复社成员在这里结社赋诗，讲学论艺，挽救民族的危机。龚贤由于正直不阿的人品，以及在诗，书，画上的成就，当时已在南京士大夫中显露头角。

    清兵攻陷南京后，龚贤怀着慷慨悲愤的心情，随复社成员离开了南京。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漂泊涯，期间他写了大量深沉悲壮的诗歌，倾吐民族志士的一腔忠言。清顺治二年前后，龚贤的妻子及其他亲人相继有8人去世，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再次返回南京居住，已年届五十，战乱洗劫后的家乡呈现出一幅惨景。国破家亡，悲愤难当。在南京，龚贤一家几经搬迁，最后定居清凉山。龚贤晚年幽居于此，赋诗作画，描写祖国的江山之美，抒发爱国情感。

    龚贤晚年有一位“忘年交”，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孔尚任，是孔子的后代。病中的龚贤曾向孔尚任讲了许多官场上令人痛恨的事。十年后孔尚任完成了名剧《桃花扇》，其中许多内容就是龚贤在南京的亲身经历。龚贤逝世之后，也是由孔尚任帮助归葬昆山他的故里。

    龚贤作画非常擅长用墨，他主张墨气要厚、润，他发展了积墨画法，追求一种苍润的境界，他以干笔作墨骨，再以层层皴染包润，令山林树木呈现出鲜润沉厚的墨韵，使画面有湿润厚重之感，这种画法非常适用于表现江南湿意浓重的山水景色，同时也使龚贤的绘画具有了一种深郁静穆的格调。

    明朝的人物画大体也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浙派宫廷人物画为代表，中期是吴派的风格，后期是以陈洪绶和崔子忠为代表的变异人物画。

    其中浙派宫廷人物画笔墨以粗放苍劲为特色，画面注重气势。比如郭诩，他的人物画，内容多为历史人物故事，采用白描手法，运笔如行云流水，不着颜色而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幅《东山携妓图》描绘东晋名流谢安的事迹。谢安，字安石，他在没做官之前就已经享有盛名，刚开始朝廷屡次征召他去做官，他都以病推辞了。后出仕司马，又升任宰相。晚年隐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东山，整天纵情诗酒、山水，每次出游的时候必定要携歌妓同行。明代浙派画家喜以此题作画。本幅画中谢安胡须飘洒、神色自若，由歌妓们围绕簇拥，缓步前行。他的身躯占据中央位置，比例较身旁的女子更形突出，衬托出主人公气宇轩昂的姿态。

    郭诩纯以墨笔勾描、不加设色，表达神情及衣纹转折，属于“白描”的传统。郭诩的人物画形象古雅，线条带有书法浓、淡、干、湿的变化韵味，这是他晚年（71岁）的一幅作品。从画上的题诗和印章来看，可以看到他以“清狂道人”、“狂翁”自称，由此不难了解画家想藉由谢安的故事，来比拟自己狂放不羁、豪迈潇洒的个性与生活。

    吴派的人物画主要指吴门地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作品。这幅是唐寅的工笔人物代表作《孟蜀宫妓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取材于五代后蜀孟昶的宫廷生活。画中四个盛装的宫妓，头戴金银的钗子，身穿华丽的长褂、修裙。厚厚的脂粉更为她们的脸上增添了颜色。唐寅在画这四位女子的时候舍弃了一切背景，只在画上题了一首诗：“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薇。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辉。”点明了画的主题。唐寅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来描绘他们，并通过对宫妓的表现，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在画法上，他的线条细劲、流动，犹如春蚕吐司，设色妍丽、明快。特别是在色彩的安排上，画面人物有浓重的，也有清淡的，有大块的灰绿色，也有上下衣裙斑斓艳丽的，变化十分丰富。整个画面秀润、明朗、简洁、清新。

    明后期的陈洪绶，以变形的人物画在画坛独树一帜，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陈洪绶祖上为官宦世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道开始中落。据说在他出生前，有一个道人给他父亲一枚莲子，说“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所以陈洪绶出生后，小名就叫莲子，晚年又号老莲。

    陈洪绶所画的人物，体格高大，衣纹细致、清晰、流畅，勾勒有力度，整体效果在仇英、唐寅之上，人称三百年间没有他这样格调的笔墨。他的人物造型头大身短，显得颇有稚趣，线条布置愈趋自然、散逸、疏旷，他画仕女，装束古雅，眉目端凝，古拙中透出妩媚。勾线也十分随意，意到便成。他的人物和笔墨的舒缓状态，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最高境界。

    陈洪绶性情旷放，中年以后纵酒狎妓自放，有钱人拿了大把的银子恭恭敬敬来求画，他都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自己都会找来笔墨作画，不管来着是贩夫小吏还是垂髫小儿，他都有求必应。

    相传一位官员为骗取陈洪绶的画，就声称自己有件古画，不知是宋画还是元画，请陈洪绶到他的船舱中去鉴定一下。不料那官员拿出来的不是画而是绢，执意要陈洪绶为他画画，不然不放他走。结果陈洪绶一面破口大骂，一面脱衣服准备往水里跳，弄得那官员只好作罢。陈洪绶又放浪而好色，有些试图收藏或收购他的作品的人，平时找不到他人，只好到他经常出入的妓院去求画。据说清军攻占南京时，从城中抓获陈洪绶，大喜过望，当即就叫陈洪绶作画，结果他坚决不画，拿刀架在脖子上威胁他，也不画，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投其所好，用酒和美女引诱才得以如愿。可见他的可爱和真性情。

    陈洪绶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版画方面。明代至清初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在当时的木版画中，陈洪绶独霸人物画坛。

    陈洪绶所作版画稿本，主要是书籍插图和制作一种叫叶子的纸牌用的，著名的有《九歌图》及《屈子行吟图》等，他所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的经典之作。

    陈洪绶的版画能恰到好处地顺应衣纹的走向，交代人物的动势，线条清劲有力。他有另一套版画作品《水浒叶子》是在二十八岁时，花费四个月所作的另一组版画精品。这套图一出世，不仅民间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了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同样，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遍传天下之后，后世描绘水浒英雄的画工都很难再超出他的范畴。

    直到近代，陈洪绶的作品还受到鲁迅的极力推崇。鲁迅早在壮年就着手于陈洪绶作品的搜集，晚年还预备把他的版画介绍出来。这一切，都说明了陈洪绶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光彩熠熠的伟大画家。

    明代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曾鲸，字波臣，福建莆田人。一生往来江浙一带，为人写真。擅画肖像，他在继承粉彩渲染传统技法的同时，汲取西洋画的某些手法，形成注重墨骨，层层烘染，立体感强的独特画法。

    曾鲸的成就在于对传统的肖像画法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人物画主要有两种:一是略用淡墨勾出五官之大意，而后全用粉彩渲染，如唐宋时期的代表作品《历代帝王图》、《韩熙载夜宴图)等。自宋?李公麟把白描大大发展以后，元明之际的画家又多采用白描的手法写像，如元代的著名肖像画家王绎的《杨竹西小像》。

    曾鲸所开创的画法在于它先用淡墨线勾出轮廓和五官位置，然后注意墨骨，以淡墨和淡赭石按面部结构层层渲染出阴影凹凸，较之前代更具立体感。通过层层烘染使得画面上不着痕迹而浑然一体。

    曾鲸的肖像画法在当时非常流行，一时之间有很多人跟随他学习，影响很大，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流派。因曾鲸号"波臣"，所以这支声势浩大的肖像画派就被称为"波臣派"，

    明代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大体而言，明代的花鸟画也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以宫廷院体的花鸟画为主，中期，文人花鸟画开始发展起来，后期开始出现了大写意的花鸟画。

    吕纪是前期宫廷花鸟画的代表，吕纪在画史上以花鸟画著称，自成一体，独步当代。他的花鸟画风呈两种面貌，一种是工笔重彩，画面精工富丽，大多描绘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背景也是一些富丽雅致的树木坡石、滩渚流泉，既有法度，又富有生气。设色浓丽，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

    另一类为水墨写意画，粗笔挥洒，简练奔放。这幅《鹰鹊图》就具有这种风格。画面苍鹰高居巨岩之巅，敛翅独立，姿态雄健，但是目光比较温和，眼前飞鸣的蜜蜂，也未能扰乱他休息时的宁静情致。岩下干枝上停栖着一只喜鹊，回首眺望时发现了苍鹰，情不自禁地张嘴惊叫，并振翅欲飞，然栖息的雄鹰并未予以理会。作品着意营造平安相处和祥和气氛。

    花鸟画到明中期以后，随着个性的张扬，画家开始自由表达性情，水墨大写意开始发展起来，其中陈淳和徐渭无疑是这一风格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徐渭的泼墨大写意，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徐渭，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号青藤居士。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被人尊为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了一方印，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

    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误杀了他是妻子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最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徐文长的故事。

    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取水，其间要度过一个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够，自然是很困难，但是不久徐渭就高兴地抬水回来了，私塾的老师很是吃惊，问他是怎么坐到的，他高兴地说：过桥的时候把水桶放在两遍的水里自然就轻松多了！原来他是利用水的浮力把水桶度过来的。所以他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把劲健的书法笔法用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他的这幅《墨葡萄图》画水墨葡萄一枝，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用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构图奇特，信笔挥洒，看似不经意，却造成了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艺术效果。画上自题一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恰如其分的结合。作者将水墨葡萄与自己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一种饱经患难、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这幅《墨葡萄图》代表了徐渭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也是明代写意花卉高水平的杰作。

    徐渭的艺术创作非常受老百姓的喜欢和欢迎，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清朝的花鸟画也十分发达，成就不亚于明代。清朝初年的恽寿平，被称为“清初六家”之一，最擅长于没骨写生画。恽寿平，名格，字寿平，号南田。江苏毗陵(今江苏常州) 人。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他开创了没骨花卉画的独特画风，是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

    恽寿平的写生花鸟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讲究形似，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有文人画的情调和韵味。

    恽寿平生而敏慧，但是一生坎坷，饱经困苦。清初遭遇战乱，年仅12岁的恽寿平跟随父亲远走他乡，风餐露宿，历尽艰险，后参加了抗清队伍。顺治五年（1648年），闽浙总督陈锦率六万清军强攻建宁，15岁的恽寿平坚守孤城。城陷后，与兄皆被虏至清兵营。陈锦无子，其妻见寿平聪明清秀，收为养子。后来恽寿平在总督府虽生活优裕，但思亲之情未绝。五年后，遇灵隐寺方丈相救，才得以与家人团聚。此后，他刻苦钻研学问，古文、诗词、书画无不精通。

    恽寿平的花卉画，以没骨法为宗。他作画的时候以写生为基础 ，必定要对真花极力摹写，力求得活色生香的姿态。他善于用色渲染 ，点染并用，创造出一种明丽淡雅，如笼薄纱，似沐雨露，赏心悦目的境界，让人心醉。在恽寿平的影响下，常州画派被奉为“写生（花鸟）画派”，与“娄东画派”，“虞山画派” 并列，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画派之一。

    明末清初，又有一位中国画的一代宗师，朱耷，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他是明朝宗室的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来为了传宗接代，改为当道士。通常称他为朱耷，但这个名字用的时间很短。晚年取号八大山人并一直用到去世。他在画作上署名的时候，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面两个字看起来又像“哭”字，又像“笑”字，而后面两个字就像是个“之”字，哭之笑之，哭笑不得的意思。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也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比如他画的鱼、鸭、鸟等，都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画山水，也多是取荒寒萧疏的景象，残山剩水，思郁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

    他的花鸟以水墨写意为宗，他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

    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笔墨放任恣纵，苍劲圆秀，清逸横生，形象夸张奇特，风格雄奇隽永。不论是他的大幅还是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他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

    花鸟画在清朝经历了一个大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是指清代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由于人数众多，所以有"扬州画派"之称。其实，扬州画派的那些画家在艺术上面目都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他们大多都出身于于知识阶层，都以卖画为生，生活清苦，多借画抒发不平之气。

    赵之谦是晚清海上画派的代表，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浙江绍兴人。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赵之谦篆刻章法多变，意境清新，风貌独特，他的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他的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

    绘画发展至元、明、清，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在题材上，山水画、花鸟画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倡导“师造化”、“法心源”，强调人品画品的统一，并且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以及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