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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收藏，今天的收藏与旧时代有两点极大的不同。首先，今天的收藏活动变成了大众非常关注的一件事，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几乎都有关于鉴宝、拍宝这样的收藏类节目。收藏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以藏养藏，把一些自己玩儿得不愿意玩儿的东西以高于收购时候的价钱卖出，然后把卖出所得的钱再买另外的东西，就跟滚雪球似的，收藏越来越丰富，这也是当时收藏的一个特征。对于文物来说，过去有“在途”和“在库”之分，“在途”就是东西永远在流动的市场，咱们现在叫流通，价格可能越来越高，比方说你在1980年代初买的一幅画可能买价是2万块钱，后来到1990年代成了20万，2000年以后变成了200万，这种情况太多了。“在库”就是说东西永不示人，自己拱若至宝，这叫“在库”。在库的东西就很难见到了，知道这件东西在他手里，但是找多少人到他那游说，想高于当时价钱的多少倍买这件东西，但就是不卖，其间找人写题跋、盖鉴赏印，这就属于在库了，所以文物有在途和在库之分。我们今天收藏界的许多文物基本都是“在途”的，也可见今日收藏的一种特点。

    上一讲我们讲了民国收藏家王世襄、钱镜塘、张叔驯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民国大藏家庞莱臣和傅增湘的故事。

    “南浔儒商”庞莱臣——我国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

    收藏的本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句话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可是，要是说“天堂中央”可能会有大部分都不知道，甚至是闻所未闻。其实，“天堂中央”是指浙江省的一座城市——湖州。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州市北滨太湖，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南接杭州，相距苏杭各90公里，正好居于“天堂中央”。从财富角度来看，湖州更不愧于“天堂中央”的称誉，它不仅是宋代以前“苏湖熟，天下足”的地方，更是中国近现代最富裕的地方，甚至可以用“富可敌国”四个字来形容。

    湖州东部有个南浔古镇，南浔的富裕足以让人膛目结舌。在古代，南浔就以富庶闻名天下，是中国罕见的一个富镇。特别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更是闻名世界的首富之地。

    庞莱臣名元济，字莱臣，号虚斋。他就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大商人家庭，是南浔巨商庞芸曾的次子。庞云曾早年在丝行当学徒，学成后已通晓蚕丝经营之道以及品评丝质优劣的技术，因此从事丝业经营，逐渐积累了资本。后来因其经营有方，几年之后家产暴增，成为当地的富商，更成了“南浔四象”之一。古代人常常以三种动物形体大小来表示财产的多少，所以在民间就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谚语。“象”指的是拥有财产100万两白银以上的人家，“牛”则指的是拥有50万—100万两白银以上的人家，而“狗”指的是拥有30万—50万两白银的人家。庞云曾去世后，庞莱臣在家乡继承了父业，经营着家族生意庞滋德国药号和庞怡泰酱园，后办实业，被誉为“浙江民族工业的开创者”。

    正是他实业上的巨大成功，才为他收藏提供了丰厚的本钱，从而实现了庞莱臣收藏上的成功，最终被人们称为我国近代最大的收藏家和鉴赏家。

    实业家与收藏家并行

    庞莱臣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儒商，他毕生从事实业和收藏两项事业，以实业的成功，支持并实现了收藏的成功，最终成就了江南近代民族工业开拓者和中国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鉴赏家两项光辉头衔，可以说既是实业界的大佬又是收藏界的巨头。

    庞莱臣尽自己的毕生精力和财力收藏和保护了我国许多绘画艺术珍品，著名旅美书画收藏家王己千称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民国名人郑孝胥则称庞莱臣“收藏甲于东南”。

    天时机遇、过人法眼、雄厚财力是自古以来要成为成功的收藏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这三条庞莱臣恰巧都具备了。庞莱臣生活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内忧外患灾难重重、中国社会发展剧烈变革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每到天下大乱、世事不平的时候，都是书画由官家的收藏转为民间收藏的转折期。庞莱臣却以其雄厚的财力为支撑，加上精准的眼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历代名画，这是一般收藏家难以匹敌的。

    和吴湖帆、张大千不同，庞莱臣不是以职业画家身份而兼收藏家的，而是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而兼收藏家的。在当时的上海，有很多实业家都投入到对古代书画的收藏活动中，称为收藏家的主力。而庞莱臣无疑是他们中最为杰出的代表。用今天的话说，庞莱臣是典型的“富二代”，因为他出生时庞氏家族已经是南浔巨商，他从小就成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生活中，在年轻时期更是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和庞大家业。

    庞莱臣本来完全可以沐浴祖荫、坐享其成，可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出国考察，大胆创业，锐意经营，在家族事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为江浙地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比他的实业更加声名显赫的，却是他的业余爱好——书画收藏。庞莱臣从小就特别喜欢书画，到后来更是酷爱收藏，还没等到成年，他就早喜欢购置清朝乾隆时的手迹了，并且他还喜爱临摹。当时的庞莱臣既擅于写字画画又精于鉴赏，他的父亲庞云曾高兴地对别人称赞他，说他有这两个手艺后一辈子都不会为吃饭发愁了。

    中国的绘画发展史，也是一部绘画的收藏史，这其中私人收藏家占有重要的地位。庞莱臣的山水画以“四王”为宗，近法倪云林、黄公望；用笔枯中见润，章法疏朗；花鸟作品则以恽南田为宗，工、写兼能，文雅可喜。对我国传统绘画艺术有很深造诣，这也是他终身收藏书画乐此不疲的原因。

    中国的收藏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不隐藏自己的收藏，欢迎朋友到家观画，为研究者提供资料，或者把自己的藏品著录成册，将藏品编成画册出版；另一种属于“秘藏”，除了自己欣赏，不给他人观看，更不著录出版。从这个角度来看，庞莱臣是最具前者性质的一个了。因为他除了书画藏品多、质量高之外，还留下了三部个人的收藏专著。同时代的收藏家如张伯驹、吴湖帆、张大千等人的藏品虽众多，也留有一些文字的记录和画册，如张大千的《大风堂藏画集》，但以体例的完备和影响力而言，应当首推庞莱臣。

    庞莱臣还是一个开放型的收藏家。1915年，他为了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特别印制了一部中英文对照目录的《中华历代名画记》，书中著录他的藏画达78件。可以这样说，庞莱臣是中国较早放眼世界的收藏家之一。

    民国时期，虚斋鉴藏印记就是书画身价的标志。凡是庞莱臣自己收藏的书画，他都会盖上“虚斋”的印章，所以外国人购买中国古代书画时，都会以“虚斋”的印章作为识别真伪的标识。直到现在，北京故宫里收藏的还有不少盖着他的印章的画。在现今拍卖会上，凡是经过庞莱臣的“虚斋”收藏过的书画，身价会明显高出一筹。这也与年庞莱臣的虚斋精益求精的收藏理念是分不开的。

    冷对溥仪，智斗日寇 

    作为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庞莱臣要和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与这些与众不同的人的交往中，显示出了他做人的原则与骨气。

    庞莱臣因为与李鸿章的关系结识了七王爷，七王爷和庞莱臣非常投缘，二人在交往中称兄道弟。七王爷甚至把自己的儿子过房给了庞莱臣，庞莱臣还为此特地送了一个金菩萨作为见面礼。这个过房儿子就是后来的逊位皇帝溥仪。

    后来，大约在民国十五年的一天，在南浔船埠头，一只大客船缓缓停靠。船中走下十几个人，抬着一件用红绸包着的长方形的东西，拥着当中一位年轻人走向庞家。庞家的管家忙不迭地迎上去，十分客气地领着这一群人走进了庞府。

    围观的南浔百姓与庞家的左邻右舍纷纷议论，他们看到那位年轻人身着黄绸长衫，头戴瓜皮帽子，十分气派。人们对他的身份非常好奇，正好有一个庞家的下人走出来，邻居们都凑上去相问。这个下人说的话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他说那个年轻人是庞老爷的过房儿子，而且还是北京城里的一个高官。

    来到庞家客厅里，庞莱臣接待了这一群人，他先拱一拱手，对为首的年轻人说道“溥仪先生远到而来，庞莱臣未及远迎，失礼失礼。”

    庞莱臣的一番话，使得人们明白过来，这位气派的年轻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原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后，迁居在天津日本租界。他一心想恢复大清国号，就在郑孝胥等一批清朝遗老的怂恿下，到处筹集银两，妄想发展军队。这次他来到南浔，就是想让庞莱臣捐银几十万两，以备复清。

    溥仪本来以为庞莱臣会甘心臣服自己，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庞云曾此次见到自己一不跪拜，二不叫“皇上”，他心中十分气恼。可是他明白自己如今的处境，况且是自己有求于庞莱臣的，就只好忍耐。他张口道“庞爱卿……”

    庞莱臣听溥仪一说，立即打断了他，他严肃地对溥仪说道“溥仪先生，我庞莱臣一没有上朝为官，二来你也不是皇上了，就不要再说什么“爱卿”了吧，人们都叫我“庞老爷”，先生也入乡随俗，叫我“庞老爷”吧。”

    溥仪一听庞莱臣的话，气得无言以对，旁边的郑孝胥看到这种状况后急忙打圆场，才使得气氛没有那么尴尬。

    而溥仪也只好把气咽进自己的肚子里，改口说“庞老爷，朕……吾今有一匾赠送与你，望你受之。”

    溥仪话刚落，就有人把刚才那个红绸包着的长方形的东西抬了上来，原来溥仪给庞莱臣题写了一个匾额，以此来让庞莱臣捐银助他复清。

    庞莱臣看也不看一眼就说：“我曾给先朝捐银十万两，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匾额。无功不受禄，我不会接受的，请把匾额带回吧。”

    溥仪气得说不出话来，郑孝胥又忙说：“庞老爷，说得好。皇上如今在资金上有为难之处，想请庞老爷捐助。庞老爷捐助了，就是有功了。”

    “庞家已把家中所有银两都投资实业了，实在没有资金援助溥仪先生了。”

    溥仪和郑孝胥看到话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溥仪一行人看到庞莱臣实在是没有心捐助，就决定离开。在最后的送别宴上，郑孝胥还想在最后搏一把，就对庞莱臣说：“庞老爷，现在国难当头，皇上年轻有为，以复国为己任，庞老爷也是先朝有功之臣，况且您出国考察的事也是太后的旨意，请庞老爷念旧情。

    庞莱臣举杯说：“中华江山决不能恢复帝制，如果我出资，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如果溥仪先生生活有困难，我可念旧情，资助1000银圆。其他的就别再多费唇舌。”

    至此，溥仪彻底死心，第二天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南浔。溥仪所提的匾额，庞莱臣看也没看，就命下人抛弃了，所以溥仪究竟题了些什么，一直没有人知道。庞莱臣就是这样，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丢失自己的做人原则，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正气。

    因为庞莱臣自己画画，同时也喜欢收藏，所以他与吴昌硕、张善孖、张大千等书画家、收藏家交往深厚。尤其是他收藏宋元明清名画，更是不遗余力，在当时有“江南第一藏家”之称。那个时候，鉴定一幅古画是真品还是赝品，只需盖上庞莱臣的“虚斋印章”，那么这幅画的身价就会翻10倍。

    有一个日本人小野三郎，他是一个书画收藏家，常常到中国来买古画。有一次，小野三郎用低价买了一幅唐伯虎仕女图的赝品，想混成真品去卖个高价，就买了些礼品来到庞莱臣家。

    见到庞莱臣，小野三郎就对他说：“庞先生是中国有名的古画鉴赏家，我买了一幅唐伯虎仕女图，请庞先生鉴赏后盖个章。”

    庞莱臣展开了这幅画，发现这幅仕女图功力不凡，画上十八位仕女，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仔细地看过之后，庞莱臣对小野三郎说道：“小野先生，画虽好，确实可以以假乱真，可惜不是唐伯虎所画。”

    小野三郎笑着说：“先生不愧为古画鉴赏家，我是想……”

    “以假乱真，卖个好价钱？”庞莱臣一针见血戳穿小野三郎的险恶用心。

    小野三郎听了，竟然想以卖画款的三分之一来诱惑庞莱臣，让他盖章。庞莱臣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小野三郎，认为自己的举手之劳会贻误后人，并表示坚决不干这种事，还将小野三郎赶出了庞府。当时的小野三郎非常气愤，并扬言一定会让庞莱臣在这幅画上盖章。

    抗日战争时期，庞莱臣住在上海成都路庞宅。一天，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闯进了庞莱臣家。

    庞莱臣看到领头的竟然是十年前的小野三郎，心中暗叫不好。小野见到庞莱臣就说：“庞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小野先生，十年不见，今非昔比，你的身份变了，竟然成了少佐。”

    “我虽是少佐军衔，可仍是个古画收藏者。”小野三郎又拿出十年前的那张唐伯虎仕女图，请庞莱臣盖章。

    庞莱臣问道：“小野先生还想去卖个好价钱？”小野三郎却说他自己要收藏，庞莱臣冷冷地拒绝道：“贻误子孙的事，我是万万不做的。”

    谁知小野三郎竟然无耻地以武力威胁庞莱臣，让两个日本宪兵拔出军刀，站在庞莱臣左右。

    庞莱臣默默坐着，小野三郎给他十分钟考虑，要他从自己的命和盖章中选一个。

    眼看一会儿时间就到了，庞莱臣无言，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章，盖在唐伯虎仕女图上。

    小野捧过这假唐伯虎仕女图，看着“虚斋印章”哈哈大笑，并嘲笑庞莱臣最终盖下了贻误子孙的章。

    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缴获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的一批中国古代书画，移交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在整理时，发现了这幅唐伯虎仕女图，图上有庞莱臣的章，认为这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特地打电话告诉庞莱臣，让他知道这个好消息。

    庞莱臣听后，想起了前几年的事，就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那幅画拿给自己看。当拿来的唐伯虎仕女图铺在庞莱臣的桌上时，庞莱臣一看印章，立即说：“这是幅赝品！”

    赝品？章是庞莱臣盖的，但这幅画上的章也是假的。虽然当时两个日本宪兵握着屠刀站在他身边，但是“章”字中有秘密。

    这秘密在什么地方呢？庞莱臣从抽屉中拿出两颗印章，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比较了一下，他们把两颗“虚斋印章”一比较，很快就发现了不同之处：“章”字中，一个“章”为“曰”字，一个“章”为“日”字，瘦长。瘦长的“日”意为日本人强迫盖章，而这唐伯虎仕女图中的章里的“日”就是瘦长的。

    原来，日本侵略者一侵占上海，庞莱臣就预料小野三郎一定会逼他盖章，所以他就刻好了这颗假章。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庞莱臣当场就把这颗假章劈碎了。

    庞莱臣智斗日寇的故事显示了他作为中国人的智慧与正气，他在中国收藏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收藏家。

    嗜画入骨，不惜重资求购

    作为收藏大家，他庞莱臣自幼就对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己也能书善画，他的山水画用笔枯中见润。章法疏朗，为他日后称为真正的书画鉴赏者增添了感性认识。他常常自称“嗜画入骨”，可是他心气极高，一般藏品不屑入目，往往在几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然而，每次只要遇到名家真迹，他都会不惜重资求购并收藏。

    庞莱臣的收藏眼光和他交往的朋友有关，当时他和上海的书画家交往频密。有一次，庞莱臣与吴湖帆等书画家在酒楼聚宴。吴湖帆不仅是书画家、文物鉴藏家、还是美食家。所以庞莱臣特地为吴湖帆点了他最爱吃的红烧刀鱼。其实，当时一般人都怕吃刀鱼，因为刀鱼刺多且细，只要稍不留神就会卡在嗓子里，但是吴湖帆却有自己的一套吃刀鱼的方法，而且吃得又快又干净。

    席间，庞莱臣笑着告诉吴湖帆，说红烧刀鱼是专门为他点的，并让他给席间的主客示范一下他的吃法。吴湖帆当即用手拎起刀鱼的头部，将筷子朝鱼的颈部往下一捋（铝），这样，刀鱼的主骨刺被全部取出来了，然后他又夹起鱼肉横放在嘴里，吃掉肉，这样吐出来的鱼刺干干净净，而且丝毫不粘鱼肉屑。

    正在人们为他的吃法叫好的时候，吴湖帆却被定住了一样看着某处。原来吴湖帆眼尖，他发现有一个落魄文人夹着一幅画轴从窗外屋檐下匆匆走了过去。吴湖帆很喜欢收藏书画并且鉴赏力不俗，他看到的是那幅画轴，就急忙出门喊道“哎，先生，请稍等！”可那文人似乎没有听见，仍走得匆匆。吴湖帆边喊变往外跑去追他，终于，那文人听见了吴湖帆的喊叫，停住了脚步。吴湖帆气喘吁吁地赶到文人身边，打开他的画轴一看，发现这幅画竟然是久负盛名的元代名作，号称“十七笔兰”（仅用17笔画作的兰花图）。吴湖帆顿时狂喜，和文人讲好了价钱，以500元买下了。

    当吴湖帆回到酒楼后，得意地拿出刚刚购得的名作让众人欣赏，在场的几位书画家看了之后都大为赞叹吴湖帆的慧眼，称赞他为鉴赏界“一只眼”。这时只有庞莱臣心里一阵疑惑，才知道自己收藏的那幅元代名作“十七笔兰”是件赝品。于是吃完饭后，庞莱臣就力求吴湖帆忍痛割爱把画转卖给他，吴湖帆当然不答应。庞莱臣又出价两倍，吴湖帆依旧不答应，可庞莱臣却一定要收为己有。吴湖帆看执拗不过，只好无奈让步，并称看在他请自己吃红烧刀鱼的分上，成全了他。

    这个故事让人想到了同时期的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他曾经用十六根金条从朋友那里购得清代王石谷的《竹屿垂钓图》。收藏家在心爱的艺术品面前从来都是不吝啬金钱的，庞莱臣是如此、钱镜塘是如此、吴湖帆也是如此，这种精神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为了保护自己的藏品，庞莱臣还不惜花费高额费用招贤了一批富有艺术才华的书画家协助自己的工作，初期聘请的是陆恢、张砚孙、张唯庭。其中陆恢在他家的时间最长，前后有20年之久。后期则主要是张大壮、吴琴木、邱林楠。这些聘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史功底外，还个个是书画高手，他们以庞莱臣为中心组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既保证了庞莱臣书画的质量和水准，也保证了庞莱臣藏品的存放与保养。

    其实，对于收藏家们来说，在面对自己嗜爱的藏品时，是从来都不会在乎金钱的。在庞莱臣这种行为的背后，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张力。

    从庞莱臣的收藏看中国书画收藏

    我国传统书画的收藏，有着久远的历史，历代藏家辈出，而且在这个传统书画中，书法和绘画始终是珠联璧合的。因为绘画和写字都用同样的工具，并且都是以线条为主，故有“书画同源”之说。中国书画也因此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鉴赏价值。

    我国书画艺术品的投资一直是一个特殊的门类，许多人将“书画收藏”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投资行为，因为这种投资效益往往比别的项目更显著，它的特殊性在于书画艺术品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结晶，既可作为一种物质财富储蓄，也可作为艺术品来欣赏与研究。

    清朝晚期以后，中国书画的收藏于研究由于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动，收藏、研究的主题模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收藏也经历了先从国家机构流向私人收藏家，后来又从私人收藏家手中逐渐流回国家收藏机构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庞莱臣的收藏显然具有重大的价值。

    从庞莱臣的收藏理念来看，他认为收藏、投资一件书画作品，首先应考虑它的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书画的价值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估。

    首先是书画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书画本身就是艺术品，创作者的功力越高，艺术性就越高，其价值也越大。

    其次是书画的样品。

    就品相而言，完整无破损，清洁如新，透光看没有粘贴、托衬者为上品，价值最大，这是书画鉴赏家都公认的；表面上完好，仔细看有被托，但作品的神韵犹存的则是中品；作品为零头片纸拼成，背后有衬贴，色彩也经过补描的，虽然是名家的作品，但也属下品。

    再次是书画的质地。从中国历代的书画可以看出，书画的载体有纸、绢、綾、布等，一般绢质书画价值是高于纸质书画的。而纸质书画中以上等宣纸价值最大。庞莱臣认为，作品的装裱粗糙，残缺不平，底子玷污、折痕，那它的价格肯定会受影响。在他看来，老画老裱价格高，老画新裱价格低。

    最后要看书画作品是否珍稀。有时候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名画大多散失，加之画家的传世作品本就不多，物以稀为贵，那么，这样的书画作品价值自然高昂。

    此外，庞莱臣还认为鉴定书画是否有价值，还要看书画是否有名人题跋。同等艺术水平的书画，通常长提、题诗的比无款无题的价值要高，如果有皇帝、名人等的收藏章、题跋，那么价值更会高得多。

    按照传统的收藏规律，一页宋版书，抵过一本明清善本；一张宋朝的无名画作，应抵过一幅明清画家的作品。因为“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界的铁的规律。古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无法仿造、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再现的。

    庞莱臣和所有的大书画收藏家与鉴赏家一样，都认为中国传统书画虽然不是直接表达思想的，但每一笔每一画都是书画家思想的映照，都是书画家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反映，一幅画能透映出一种时代背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算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时代变迁痕迹的好作品。

    所以，收藏书画，先要了解每一位书画家的生平、经历、艺术风格、思想状况、社会背景灯，再以个人的喜好，专题或重点去收藏心里崇敬的那些书画家的作品，走上书画收藏的正道。

    在现实生活中，收藏爱好者要想收藏到有价值的书画，就要在平时做到多观看、多交友、多学习。

    多观看就是尽量不要错过观看一些个人画展、集体书画展或者书画拍卖预展的时机，在观看的基础上把握作品创作水准的真实情况，观赏名家作品真迹的艺术风貌，了解其价值，这样就会对赝品的鉴别和研究有进一步的提高。

    多交友则要求收藏爱好者多结交一些书画界朋友，了解他们创作时某些独特的习惯和技巧，有利于提高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

    多学习就是要经常前往画廊、美术馆、书画笔会、拍卖会，甚至拜访书画家和收藏家，这样能使自己增长对书画相关知识的理解，促进对书画投资收藏的激情、信心，从而提高对书画作品的鉴赏力和对书画市场走势的洞察力。

    庞莱臣书画收藏的故事告诉人们：真正的赢家不是短线投机家，而是长线收藏家！

    “教育总长”傅增湘——为书痴狂的收藏人生

    傅增湘是我国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藏书家，四川江安人，别号藏园。他被人誉为民国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书家、一代宗师。因为他的藏书非常丰富，而且在校勘学和目录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在民国前期，曾三任教育总长，开创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 

    从聪颖少年到京津名士

    傅增湘六岁的时候就入塾读书，后来父亲傅世榕游宦出蜀，他也一直跟随，他们到过宁波、奉化、江宁、海州等地，每到一个地方，父亲都会请私塾先生教他读书。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到天津做官并安定了下来，傅增湘也得以继续读书，当时他的老师是天津有名的塾师蒋峨峰。1888年，傅增湘参加了顺天的乡试并中了举人。那时的傅增湘博览群书，涉猎甚广，这对他以后的藏书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和治学风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898年，傅增湘又参加了科举考试，中了二甲第六名进士。

    1903年参加了散馆考试，取得了一等第一名的好成绩，因此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后来，又担任了顺天的乡试考官。自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教育长官生涯。

    傅增湘一生当中有两件大事是不得不提的，其一是在藏书方面的作为，其二就是开创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

    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始筹办新学。傅增湘看到当时的中国没有女子学堂，便于1905年在天津创办了“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等女子学校，聘请了一些专业的学者任教，如当时的地理学家张相文和有名的女诗人吕美荪，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女知识分子。

    后来，他又开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亲自担任总办，并面向东南各省招生。当时他还是袁世凯的幕僚，为了专心兴办教育，他辞去了幕僚的职务。

    1907年，清政府开始筹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当时傅增湘因办学成效卓著，为当时的大臣张之洞所欣赏，因此张之洞向皇上请奏，力主调傅增湘担任第一任总理，监管京津两地女学。

    从1903年到1919年的16年里，傅增湘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不曾动摇。1917年，冯国璋出任北洋政府总统，任命傅增湘为教育总长。第二年，段祺瑞将冯国璋赶下台自己组阁，傅增湘依然留任。在这动乱时期，他还整顿了全国各级学校，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支持青年人去国外留学。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傅增湘才引退。他实事求是，眼光开阔，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小学教育的推行，女子教育、留学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兴起，都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卸任之后仍然关心教育、躬身教职，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的西四石老娘胡同购置了新宅。他一向景仰同是四川人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所以就特意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意义，为自己的宅园命名为“藏园”，从此，他就在此专心地藏书校书，并且与友人游山玩水，以诗文自娱，过上了怡然自得的名士生活。

    中国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启功与傅家世代交好，他对傅增湘的评价也很高，他总结说，傅先生是一个一生都关心教育文化的人，也是一个生活中每天都在读书校书的人。

    从继承祖业到锐意收藏

    19世纪中后期，南方祸乱，很多大家的藏书都没能幸免，江南的藏书渐渐疏散到北方，南方的藏书风气相对北方而言比较弱。后来，因为在清朝末年明国初期，京津地区的很多王公巨贾和藏书家都为避战乱，纷纷出让藏品，再加上大批珍贵文物从皇室里散落出来，这一切都为北方藏书家带来了机会。而与之相随的是北方涌出了一大批新的藏书家，他们的名气也渐渐地超过了南方，在这一批新崛起的藏书家中，傅增湘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会为新的藏书家收书创造了机会，但是因为大量奇编秘籍流散，国内外很多商人都豪强竞夺，趁机抬高书价，以至于一些藏书家有心收藏却无力购买，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国宝流落海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傅增湘在自己的藏园里收藏了丰富的典籍，成为同期中国藏书界的翘（桥）楚。

    傅增湘的藏书生涯似乎是注定的，他出生在一个藏书世家，他的祖父傅诚做过官，曾经宦游江南，借此搜集书籍。在金陵，傅诚每每遇到奇珍异本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从不吝啬钱财，所收藏之书越来越多，仅次于当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以至于傅诚离开的时候要专门雇一些车船运载。傅诚曾经断言，自己的子孙中也必有喜欢藏书并能成为大家的人。

    傅增湘的父亲傅世榕从小就跟着傅诚四处游历，大有傅诚之风。傅世榕他的学问和经济实力也使其能够继续收藏下去。到了傅增湘这一辈，祖父傅诚已经退职，虽然家里的藏书还在，但傅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令人担忧。但是经过傅增湘的努力，傅家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盛，而他也成为近代中国的参数大家，果然应了当初傅诚的那句话。因为傅增湘成长在藏书世家，所以他自幼就懂得藏书治学的重要性，常常将吃饭的钱拿来换书，俨然一个小书痴。

    1905年，傅增湘在天津创办女学，曾在京津及江南各地代学校购书，逐渐接触古籍善本。那时候他还日益参加了与藏书家的交流与联系，开始有了零星的收藏。

    1911年，傅增湘曾经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杨守敬、莫棠、徐乃昌、张元济等大批的藏书家，并和他们一起切磋藏书之道，还在上海的周围一些地方广泛收书，其中就有宋刊孤本《古文集成》。这是他收藏宋版书的开始。

    1916年，傅增湘将端方藏品中的百衲本《资治通鉴》收于己手，加上祖传的元刊《资治通鉴音注》，据此“二鉴”，他将自己的藏书之所命名为“双鉴楼”。

    1921年，他更是将张之洞藏书中的《文中子》等一些宋本悉数收购。“双鉴楼”也声明渐隆。

    1929年，经长时间的计划，以及在张元济等熟悉日本典藏情况的朋友的指导下，傅增湘到了日本访书。到达日本后，在日本汉学家长泽、田中的陪伴下，他观阅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及前田氏尊经阁等一些有名的藏书之所，阅览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原丽宋楼秘本等国内没有的一些典籍，还购买了高丽古刻本《纂图互注周礼》，并且抄回了国内宋刊《册府元龟》中漏掉的文字。傅增湘的日本之行总体来说成果可观。他不仅了解了日本一些重要的书库藏书情况，还得到了与一些藏家交流心得的机会，为他以后的一些刻书计划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

    这次去日本访书又重新激起了傅增湘的收购热情。从日本回来后，他又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四处搜寻探访，仅一年时间就新收了五十多种典籍，其中包括宋本三种、影宋两种、元本两种、影元一种等。为此，他还将这些一一编在了《双鉴楼藏书续纪》中。

    1932年，傅增湘又得到了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与他1928年收藏的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常常给人们带来困惑，一些人以为他的藏书楼“双鉴楼”的来历是源于此，其实不然。虽然这两本书也是千金之宝，得来不易，但与“双鉴楼”的命名没有关系。傅增湘在1916年得到百衲本《资治通鉴》后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1941年，傅增湘收藏的典籍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了，其中的精品就有宋刊监本《周易正义》。《周易正义》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视为孤本秘籍，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非常有名，价钱自然也奇高，这本书是傅增湘在1934年举债万元从徐坊的后人手中得到的，自然被他视若珍宝。

    傅增湘60岁以后，生活渐渐窘迫，收购的书目自然也越来越少。1942年傅增湘有以很高的价格收购了孤本——宋代的蜀刻本《庄子》。

    他经过毕生的努力，收藏了无数的珍贵善本与孤本，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高达20万卷，在当时独步天下，成为继陆心源皕宋楼、杨氏海源阁、瞿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大收藏家，也因此获得了“藏园老人”的称号。

    第一次藏书交了学费

    他参加南北和议在上海滞留期间，结识了不少藏书家，眼界大开，也以百金代价购藏了生平第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

    对这部宋版书，傅增湘自然十分珍爱。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傅增湘与张元济相识。他遂请张鉴定此书。不料张元济看后表示这书为被删改得面目全非的清四库进呈本。得悉之后，傅增湘深为自己的百两黄金而痛惜，也为自己学识浅薄而感到惭愧，不过结识到张元济倒是一大幸事。

    此后两人在收藏、校勘、保管、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素有“珠联璧合”之美誉，并不断书信来往交流心得。

    收藏就像“贪婪之徒”

    当代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曾谈到傅增湘的藏书：“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也详。”用大白话，就是说傅增湘藏书近似贪婪，而且熟悉各种版本，一看就能明了，这也许不是奉承的话。

    1917年，古董商人白坚甫登门推销，傅增湘一看前者还挟着的书就说：“你所挟的是宋版书！”这是一本宋本《乐府诗集》。几经谈判，第二年春天傅增湘以一千四百金加上《焚书》才换得此书。之后，白坚甫问傅增湘：“对此我久存怀疑，你用何种神术，还未展卷而能决定为宋版？”

    傅增湘回答说，其实这很容易，因为白坚甫挟着书进门，外面又没有包装，露出了藏经纸，“光彩烛目，岂有元明本书忍心护以金粟笺吗？”原来金粟笺是宋代名纸，纸张两面加蜡磨光，后来又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用它装潢珍贵书画作为引首。傅增湘正是看到这金粟笺，才判断是宋版书。

    正因为傅增湘见识多，对藏书也是颇挑剔苛刻，鲁迅就碰过他的钉子。

    鲁迅曾说：“这书（明抄本《立斋闲录》）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宫闺秘典》去卖给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这里说的傅某就是傅增湘，跑了三四趟是当时卖书给大藏家要送书上门。当时傅增湘是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鲁迅要卖书给顶头上司，上门跑了几次，最终还受不了傅增湘的脸色愤而离开。虽寥寥数笔，足见傅增湘为官的派头和苛刻了。

    为书痴狂的鉴藏人生

    自古以来，爱书的人最终爱成痴的人有很多，傅增湘就是其中一个。

    中年之后，傅增湘才开始真正致力于藏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之职。1918年他移居北京后，更是常常在琉璃厂、隆福寺等各个书肆间徘徊流连，以此搜奇探秘，有时候他甚至去南方的江浙、安徽等地访书。总之，只要遇到珍贵典籍，他都会不惜高价得之。

    早在1912年的春天，傅增湘还住在天津，在北京只是客居。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盛昱遗留下来的藏书散出。正文斋与洪远堂合资，用二千金买了数十箱盛昱的藏书。

    有一天，傅增湘去宏远堂访书时，看到一部宋版《輶（由）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想到自己就是四川人，而这部书也是一部蜀人遗著，所以他就对赵老板说希望能得到它。可当时这部书正属于赵老板与正文斋的谭老板合资买的盛昱的那批藏书，所以赵老板也做不了主。后来，两位老板将这批书定了归属，这本书最终归了谭老板。谭老板做古书的生意已经有些年头，懂得书籍的版本。所以他以高价居奇，要卖给傅增湘五百金。可那时的傅增湘并没有那么多钱，筹来筹去也只有两百金。最后，谭老板不松口减价，傅增湘也不加价，这事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傅增湘回到天津后，还为此事遗憾了好久。转眼到了夏天，他突然听商务印书馆的北京经理孙伯恒说，谭老板愿意以两百金将书卖给他。原来，谭老板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在病重时曾托孙伯恒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给傅增湘。傅增湘听说后，非常感动，急忙带上钱赶到了北京，将书买了回来。

    在宏远堂，傅增湘还曾捡过一个大漏，那就是大内库中所藏的《南齐书》。还是在1912年，傅增湘到京城访书。一天晚上，他又到了宏远堂书肆，刚刚坐定，赵老板就将一部厚厚的书拿给傅增湘看。傅增湘拿到手里翻阅时，感觉触手生硬。可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展开看时，瞬时就让人觉得精彩夺目。

    赵老板认为这部书是三朝板，印刷也很好，所以开口就要两百块银圆，竟和宋版书一样高。赵老板说的三朝板，就是指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书板。作为收藏家，傅增湘对此自然也是熟知的，但他也看出了这本书的不一样之处，就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一边应付着赵老板，一边和他讲价。这样他们讲来讲去，直到半夜，两人才敲定一百二十块银圆。傅增湘匆匆地付完书款，就带着书回到家里细看，竟然看了整整一夜。

    看过之后，傅增湘才确定这本书宋版占十之九，元补版十之一，并没有赵老板所说的明补版，这让他异常兴奋。第二天傅增湘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天津，向同行好友们展示自己得到的好书。这些藏书好友都夸奖他的这部书印刷精美，而且世所罕见。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竟是块宝。

    1913年，同是收藏家的章式之借傅增湘的这部书去校勘。在还书的时候，见面就向傅增湘道喜，并双手抱拳对他作揖。傅增湘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章式之告诉他自己在这部书中发现了秘密。傅增湘又赶紧请教是什么秘密，章式之这才道出了原委，原来，《南齐书》自明代起就缺四页，而在这部书中，竟有缺失中的两页，傅增湘听了章式之的一番话，惊喜之下又有点惭愧，惊喜的是自己竟然得到了这样绝世的孤本秘籍，惭愧的是自己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发现。

    章式之走后，傅增湘马上来到宏远堂调查书的来历，但是宏远堂死活都不肯说，傅增湘只好不再问。可是他突然想起那一批书里还有很多聚珍版宋书，而且每本书都有穆彰阿印记，于是他认定这批书是出自内务府大臣穆彰阿家，而且还是皇上御赐的。傅增湘又仔细查看了这部书，发现每卷首尾都有“礼部官书”长印，据此断定这部书最早是蝴蝶装，并且还是内阁大库的藏书，一定是后来又流散出来，被人改为了线装，最后到了穆彰阿家。 

    1918年，傅增湘还在担任教育总长，有一天正要去参加内阁会议，突然有人带了一本书要求见傅增湘。傅增湘听说来人带了一本书，立刻站起来迎了上去，来人手拿着书刚刚进门，傅增湘就笃定地说，你带来的一定是宋版书。

    来人非常惊讶，因为傅增湘说的话很对，他带来的正是宋刻本《乐府诗集》。问及如何得知，傅增湘笑着说，自己看到这书外面没有裹纸，而且书衣是藏经纸背，又想到没有人用这么珍贵的金粟（速）笺当作元明版书的书衣，所以确定是宋版书。

    作为爱书之人，傅增湘看到这样的好书自是爱不释手，也很渴望归自己所有，所以他不惜花了一千四百两银子买了下来。

    自从这本书归傅增湘所有后，他一直妥善保管，从不轻易示人。二十多年后的一个冬天，傅增湘想要将此书重新装裱，于是就拿出家藏的高丽苔笺加染靛（店）蓝作为新的书衣，交给了文友书堂，书堂让著名的裱工王仲华负责装裱。当时正是岁末，王仲华将书带回家装裱，完工后还没等带回文友书堂，就遇到书堂发生火灾，而书堂里的图书全部已化为灰烬。这样，这部《乐府诗集》竟然躲过了这一场灾难，傅增湘从此更加珍视它。

    傅增湘后来还购买过一部《洪范政鉴》。这部书也是盛昱的藏书，而且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因此这部书还是盛昱藏书之冠。从宋朝一直到清朝末年七百多年的时间，它一直被保存在内府，直到民国初年才流落到民间，也被人们称为罕见珍宝。

    傅增湘以前在盛家见过此书后，就对它念念不忘。1928年的一天，忽然有书商出售此书，卖价当然也很高，傅增湘毅然卖掉了三筐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由此换钱来购买了这本书。

    1931年春天，傅增湘到南方访书，听人说当今存在一套宋版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于是他四处追寻，多方探索，却仍然没有一丝音讯。为此，傅增湘还特地访问了上海的好友张元济，张元济也说自己曾经见过，但一瞥即逝，如今已经毫无消息。

    从此，傅增湘更坚定了访求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的信心。后来又过了几个月，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他要找的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现在是藏书家宗子戴的藏书，可宗子戴无意出让。

    傅增湘看到心心念念的书有了着落，自然不会放过，一直与宗子戴多方周旋。后来，宗子戴终于答应出让，还把书送到了张元济那里。然而因为一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没有到傅增湘手里，张元济就将此书放到了涵芬楼。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轰炸上海，涵芬楼藏书数十万卷一夕化为灰烬，好在这部书当时保管得好，才幸免于难。经过这件事，傅增湘最终恳求赵万里将书捎回了北京。

    爱国爱才爱家乡的收藏家

    傅增湘不仅是一位爱国的收藏家，更是一位对家乡充满热爱之情的游子。

    1917年，傅增湘担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的教育总长，那时他已经46岁了。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他帮助很多有志青年完成学业，其中就有和徐悲鸿的一段交往，如今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那个时候，傅增湘重视为国家培育专门人才，已经率先在国内兴起了留学事业，力主送有为青年去国外留学。那时候徐悲鸿还没有出名，与傅增湘也毫无交集，为了能够争取公费到法国学习绘画，徐悲鸿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和康有为为他写的一封介绍信，并请北京的罗瘿公先生为他引路，拜访了傅增湘。

    徐悲鸿见到傅增湘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拿出了康有为的介绍信。傅增湘看了介绍信，就说：“能不能看看你的画？”徐悲鸿急忙拿出自己的作品，傅增湘看过之后，对徐悲鸿的作品大加赞赏，还鼓励了他，说他有发展前途。

    徐悲鸿也趁机提出希望傅增湘能帮助自己争取去法国的留学名额，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傅增湘就让徐悲鸿在北京等一等，战争结束后会给他机会。

    可是，事情并没有象徐悲鸿希望的那样发展，第一批公费留学名单公布后，徐悲鸿却发现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非常生气，就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指责傅增湘。

    接下来的一天，徐悲鸿发现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将要从北京启程去欧洲了，心里更加着急，尤其是他还得知自己的名额是被权势挤占了，因此他更认为自己受到了别人的愚弄。当时他求学心切，又加上年轻气盛，所以马上就去见傅增湘。

    见到傅增湘后，徐悲鸿责问其为什么自己不能去留学，傅增湘对徐悲鸿名额被挤占也很气氛，但他也已经无力回天，因此面对徐悲鸿的责问，傅增湘也只能劝他不要着急，再等下次机会。

    在当时，徐悲鸿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当面指责傅增湘这个教育总长，让傅增湘下不来台，但傅增湘心胸宽广，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1918年，欧洲的战争终于平息了，中国又启动了第二次的选派留学计划。徐悲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一次求见了傅增湘。没想到这一次傅增湘见到他就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国了。”这句话让徐悲鸿万分激动，果然，第二批公费留学名单下来，其中就有徐悲鸿的名字。

    徐悲鸿本来以为自己上次误解了傅增湘，让他难堪，第二次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名额了，但他看到傅增湘不计前嫌，仍然给了自己机会，才明白了傅增湘的一片苦心，同时也非常激动，亲自前往傅增湘家里致谢。此后，他们两个人成为好朋友，徐悲鸿每次来北京都要探望傅增湘。徐悲鸿很重感情，他对很多人说过自己的这次经历，说自己永世都不会忘记傅增湘的恩德。

    从傅增湘与徐悲鸿的交往上，人们可以看出傅增湘的惜才爱才之心以及秉公办事的做人做事风格。     

    傅增湘还曾为保护国宝《平复帖》而游走于溥儒与张伯驹之间，避免了国宝流失海外。《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些的一封信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因为心中的开头有“平复”两个字而被人命名为《平复帖》。

    《平复帖》在当时被收藏在恭王府，溥儒是恭亲王的次孙，1937年溥儒的母亲去世，当时他没有钱办丧事，就决定出售此帖，这一决定轰动了经常，当时京城的一些遗老纷纷致函溥儒，对他的决定表示惋惜。  

    在中国的一些日本收藏家也希望能将《平复帖》收到手，竟出20万银圆要购买。当时国内的一些爱国收藏家都不希望《平复帖》流失海外，眼看日本人就要得手，京城收藏大家张伯驹有心收藏，但因价格太高一直未能谈拢，傅增湘挺身而出，从中斡旋，游说溥儒最终低价卖给了张伯驹，并在这幅帖的后面题跋，赞扬溥儒和张伯驹的德行。

    傅增湘对自己的故乡四川有着极深的感情，为了传播家乡人的著作，他还从自己收藏的典籍中精选出了善本书12种，并请当时的名家雕版，编成了《蜀贤遗书》，为传承蜀学倾注了心血。在他弥留之际，他还叮嘱后人将自己藏书中的外库书捐赠给了家乡四川。

    傅增湘的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及抗日战争，他始终保持着对收藏于校勘古籍的热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祖国及其文化的热爱，这种爱加深了他对家乡的感情，也让他对祖国的有为青年有了珍惜爱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