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收藏家的特色收藏人生系列课程之前已经和大家讲到过张伯驹、王世襄、张叔驯、钱镜塘、庞莱臣、傅增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位民国收藏家的故事：张大千和容庚的故事

    民国收藏家——张大千

    张大千是一位集绘画与收藏于一身的杰出的艺术大师。可能世人都知道他是诗、书、画都很精的文人画家，艺术功底非常深厚，为传统中国画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不太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鉴赏家、收藏家。他的艺术功底的修养、多变的画风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精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他丰富的收藏。

    收藏对世人来说既可以作为累积个人财富的工具，又可以作为怡情悦性的消遣，所以从古到今很多人废寝忘食，甚至不惜倾家荡产的进行着收藏。而张大千的收藏是为了研究古人画作，领悟其中精髓以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

    母亲启蒙爱好绘画

    张大千在1899年的时候出生于四川内江，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由于世道动乱、天灾连年，家境贫寒，他的大哥、五哥、六哥、七哥和二姐都在贫病交加中过早的夭折了。父亲按照张家“正心先诚意”的字辈，为他取名正权，希望他长大之后能手握重权、称为达官贵人来光耀门楣。但是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走下去，却也光宗耀祖了，因为，他成为了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

    张正权走上作画的道路是得力于他的母亲曾友贞，他母亲既善良贤惠又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描画绣凤，十里八乡的姑娘没有比她手艺更好的，在内江是出了名的“张绣花”。由于她手艺非常好，人又和善真诚，揽的活就越来越多，当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让孩子们做她的帮手。张正权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开始让他学习画画。这是张大千画的一幅《耄耋图》，在2014年拍卖到了230万元人民币，他母亲也曾经画过一幅耋耄图。

    教张正权学画的另一位老师就是他的二哥张善孖（滋），哥俩都很喜欢绘画。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善孖的绘画水平日益提高，母亲那种手工艺人的水平已经无法再满足他的需求了。于是，他约了两个爱好绘画的朋友，到百里之外的资中县拜了有名的民家画家杨春梯为师。得到名师指点的张善孖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为绘画界的后起之秀。绘画时用笔、用墨、用色等技法，张正权都是从二哥那里学来的。

    张正权的绘画才能被认可是因为他的一次离家出走。在他11、2岁的时候，因为不满父亲的责骂，他决定徒步投奔在重庆的四哥张正学。他身上没有带钱，就沿街作画，由于他在绘画上的造诣已经远远超出同龄人，沿途商户纷纷购买，他衣食无忧地过了两天离家出走的日子。虽然最后被父亲“捉”了回去，他依旧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演画画、写字，虽然只有两天，但对他以后走上艺术之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遭遇土匪“封”为师爷

    民国成立之后，张正权的二哥张善孖因为绘画名声鹊起，被选举为县长。从此，张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张正权也背上了书包，走进了教会办的内江华美初等小学。在这里，张正权见识了许多新鲜知识，接触了西方的艺术，在幼小的脑海里领悟了中西方艺术的差别。

    这时候，张正权的绘画水平在内江已经小有名气。他不再满足于工笔画，开始尝试着写意、花鸟，日子过得悠闲安然。

    父亲张怀中却不同意张正权一直在家中作画。远在重庆的张正学就提议接（张正权）到重庆读书，父亲也欣然同意了。

    张正学对幼弟期望很高，他煞费苦心地把张正权送到了一所贵族子弟云集的学校——求精中学。张正权虽然来自内江这样的小县城，举止粗鲁、穿着土气，但他写得一手好字，工笔、写意样样精通，很快就赢得了同学的尊重。

    到求精中学读书的第二个暑假的一天，张正权和几个同学被土匪抓起来了，

    土匪头目让张正权给家中写信拿赎金来赎人，却看上了他的一手好字。寻思山寨老大正在寻找一个师爷，就把张正权用轿子抬回了山寨。

    张正权刚开始还想逃跑，可是久而久之发现土匪其实并不是很坏，于是就留了下来。这些土匪大部分是山民和被官兵逼得无路可走穷苦之人，他们当土匪只是想活下来。由于出生贫苦，他们非常讲义气，从来都是劫富济贫。山寨头目人称老康，为人豪爽仗义、敢爱敢恨，张正权非常佩服他。

    土匪的山寨设在龙井口，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上是平原良田，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当地民团为了围剿他们想出了招安的策略。直率的老康率领弟兄接受了招安，被改编做了连长，张正权变成了他的文书。没想到，军队在招安山寨不久，就对山寨进行了围剿。老康中弹身亡，张正权被抓回了军队。

    经身份核实，张正权被张正学领出大牢。张正权从被绑架到回到重庆整整3个多月。这100多天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增加了张正权的阅历，也使得他以更加成熟的目光，更加深刻地看到这个社会的另一面。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值得怀念的经历。

    突发奇想出家为僧

    张正权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以后，父亲和兄长又把他送去国外读书。在国外，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学习西洋画上。1919年，张正权从日本留学回来，居住在上海。不久，上海基督教会学校聘请他为绘画老师，张正权开始了教师生涯。

    张正权在任教期间，依旧在中国书画艺术上不断进取。他曾在家乡民间绘画大师杨春梯的指导下，学习国画绘画技巧，后又融入西洋绘画技巧，其绘画技艺融中西之精华。中国画讲究书画同源，要想绘画能更上一层楼，在书法上也要有一定的造诣。为了追求绘画的更高境界，张正权拜在了上海著名书法家曾熙门下。

    曾熙是清朝名士，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善写隶书、篆书和魏碑等各种字体。由于曾熙书法精妙，为人朴实，所以名望颇高，当时上海滩的名流都愿意与他结交。曾熙对张正权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之高的绘画造诣非常惊讶，总是在人前人后地炫耀自己收了一位高徒。

    张正权喜欢画猿，他常说：“猿是君子，猴是小人；猿最有灵性，最有感情。”有一次，曾熙看到张正权的一幅猿画得活灵活现，就说“你酷爱画猴，又浓鬓如墨，怕是黑猿转世吧？”

    张正权笑着说“老师所得极是。家母怀着小徒时，做过一个梦。梦到有小猿入怀，小徒就出生了。”

    曾熙听后哈哈大笑“你既拜我为师，我理应为你取个学名，就叫季爰如何？”以后，张正权就改名张季爰，后来为了篆刻美观，就省略成张爰。张季爰笔下的“爰”字，活像一只蜷体拖尾、仰天望月而啼的小猴。

    张季爰自拜在曾熙门下之后，师徒关系非常和谐。二人名为师徒，实则相互引为知己。张季爰每日必到老师家练习书法，师徒二人可谓朝夕相处。然而，又一次一连几天，张季爰还没有来到曾熙的书斋。曾熙有些担忧，心想：自拜师以来，张季爰每天必来就学，这次恐怕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曾熙不顾天色已晚，驱车来到张季爰的住处。

    他看到张季爰很悲伤、脸色也很难看，曾熙就连忙上前询问怎么回事？张季爰看到恩师到来，痛哭流涕道“表姐谢舜华比我大三个月，我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家长辈见我二人情投意合，就做主定了亲。我本想等学有所成，就风风光光迎她过门，没想到，她竟然......”

    曾熙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这个表姐谢舜华因病去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徒弟。他知道真性情的张季爰对表姐用情至深，表姐辞世对他的打击无疑非常之大。

    这件事没过多久，张季爰就到曾熙家辞行“爱妻故去，我本想灵前凭吊。岂料，兵荒马乱，我连看她下葬都不能。每每想到此处，我就心如刀绞。我决定终身不娶，以慰爱妻亡灵。老师常说清心寡欲、淡泊无念方得安宁。小徒多日来内心烦乱，决定皈依佛门，以定心性。”

    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是名重一时的大法师，在佛教界是有名的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和理论的大师，张季爰早有耳闻，于是拜在了他的门下学习佛学。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希望他能胸怀万物、探广究微，锲而不舍、精诚专一。张季爰还俗以后就以大千为号，别号大千居士。

    张大千在禅定寺修行了三个月，按照逸琳法师的安排，三个月满就要为张大千剃度烧戒。临举行大典之前，张大千迟疑了。他认为，烧戒是梁武帝用来对待囚犯的，于是就离开禅定寺。

    张大千有位知己印湖和尚在灵隐寺修行，张大千就去投奔了他。在灵隐寺，张大千对佛教的认识又上到了另一层境界，他认为只要心中向佛完全可以做一个在家的出家人。这时二哥找到到将他带回家中。       张大千从开始在禅定寺修行到被二哥带回家中正好经历100天。在这100天里，佛教思想深深影响了张大千，使他心痛大减、修养提升。

    模仿石涛举世无双

    心中郁结早已散去的张大千被二哥带回家中后，再也不提出家之事，而是将全部精力都花在收藏、研究和模仿石涛的绘画作品上。石涛原名朱若极，本是明朝后裔。明朝灭亡之后，他隐蔽为僧，法号石涛。石涛擅长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而尤以山水画成就最高。他虽师法元人笔意，但并非拘泥不化，更注重深入自然。20世纪初的上海，艺术界兴起了一股石涛热，张大千受此影响，对石涛绘画达到了痴迷的境地。正是对石涛作品的痴迷，让张大千走入了鉴宝界，其中的领路人是黄宾虹。

    石涛热潮正浓的时候，上海市面上已经很少再有石涛的真迹了，张大千就请求交友广泛的老师曾熙带他到收藏者家中去欣赏石涛的作品，这样一来张大千的眼界大开。石涛作品多种多样，用笔千变万化，完全不是他从老师家中看到的那几幅石涛作品所能反映出来的，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石涛取材、布局、用墨等技巧，张大千一次又一次地到收藏者家中观看。书画真迹保存起来非常苦难，一次开封就是一次损坏。因此，张大千去的次数多了，有些收藏家出于对珍宝的爱惜，就不太愿意拿给他看了。

    面对这种情况，张大千想出了一个办法。再到别人家里，张大千就仔细观摩，将构图手法、笔墨、题款等一一熟记于心，回到家里，马上铺上宣纸，按记忆把它画出来。久而久之，张大千不仅在模仿石涛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还练就了自己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光去收藏者家中观看石涛真迹，张大千还去上海城隍庙淘买石涛作品。上海的城隍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三教九流，五色杂陈，摆摊算命的、舞枪弄棒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其他行业的五花八门吸引不了张大千的注意，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字画店和旧书摊上。张大千知道这些店铺里买的书画大部分都是赝品，只有极少数真迹混在其中，每次张大千都小心辨认。然而，他没有学过系统的鉴宝技巧，很少能从一堆黄毛鸡中挑出金凤凰。这时，他想到了居住在他家楼上的黄宾虹。有“千古以来第一用墨大师”之誉的黄宾虹当时已经年近半百，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工作，在书画鉴赏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天生好学的张大千决定到黄宾虹那里偷学技艺。

    一天，张大千又从上海城隍庙买了许多字画回来，却没有进家门径直来到黄宾虹家中。黄宾虹正在研磨，看到张大千兴致勃勃地进来，连忙上前招呼。

    张大千说“黄先生，快来看，我今天从城隍庙买来了石涛真迹。”

    黄宾虹拿起字画细细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季爰啊，你这些全部是赝品”

    张大千故意争辩“怎么可能？我对比了好长时间才决定买下。”

    黄宾虹耐心的说“你来看，这幅画用赭石染山石，而石涛是明末清初的人，那时还没有赭石颜料。再看用纸，这种纸是清代道光年间才出产的，根本不是明代的。还有.......”

    张大千站在黄宾虹身后，拿出随身携带的记录本认真地记录黄宾虹的每一句话。黄宾虹转身的时候，看到张大千的举动突然明白过来了，装作生气地说“季爰，你这是在偷学技艺。”

    张大千立马满脸堆笑“没有没有，我是在向先生学习呢。”

    黄宾虹对张大千素来欣赏，看见张大千虚心请教，就倾囊相授“中国的画家，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有所创新并自成一体，就必须精于鉴赏。而要达到精通，就必须向古人学习，多读古书。”在黄宾虹的指教和点化下，再加上博览群书，张大千的鉴赏水平不断提高。

    张大千对石涛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再加上鉴赏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伪造石涛真迹以作消遣。有一次，他把老师曾熙请到家中欣赏石涛真迹，其中就混有自己的作品。曾熙对石涛作品非常熟悉，但也没有看出其中乾坤。当张大千说出实情时，曾熙说“季爰，你的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这些画若拿到市场上去卖，要比署名张大千的画值钱很多啊。”

    老师的一句玩笑话，引起了张大千的玩心，他要去开一些更大的玩笑。张大千用了多日精心模仿石涛真迹画了一幅大中堂，托人带去富商程霖生家。程霖生请来信赖的鉴宝专家帮忙鉴定。鉴宝专家见画作布局用笔都是石涛风格，用纸又是明代宣纸，丝毫没有破绽，就认定是石涛真迹。程霖生又请张大千前来鉴赏，张大千一口咬定是伪造品。程霖生赶走了卖画人。几天后，张大千又让那人去程霖生府上，告诉他：张大千已经将画作买走。程霖生不再怀疑画作的真实性，以高出张大千定价一倍的价格将画作买走，并扬言“张大千不准进程家大门”。其实，张大千也不必去他程家，因为程霖生收藏的石涛作品大部分都是出自张大千的手笔。张大千伪造石涛的画作，并不是为了从中谋取利益。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气质，向富豪大贾出售赝品只是为了消遣而已。张大千从来不向家资平平的人出售赝品，即使有人来求购，他也会婉言谢绝。

    张大千模仿石涛作品逃过了众多鉴宝专家的法眼，这与张大千的勤奋刻苦和虚心好学是分不开的。

    刻苦研究鉴赏技法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张大千在绘画界已经声名鹊起，时有“南张北齐”的说法。“北齐”指擅画花鸟虫鱼的齐白石。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为张大千出版《张大千画集》，以善画奔马著称的徐悲鸿应邀为这本书提序。他在序言中极赞“大千之画美矣”，并称“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是对于自己的鉴定能力，张大千却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明宋，间抚签赙，即知真伪。

    闲来无事，张大千喜欢去逛北平的琉璃厂。北平琉璃厂与上海城隍庙都是店铺聚集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城隍庙的店铺五花八门，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而琉璃厂则以文物古董行业为主。就是在这里，张大千的鉴定技法得到飞速发展。

    张大千喜欢与古玩铺的老板攀谈，这些长期从事古董交易的商贾都有丰富的鉴宝经验。一次，有一位热心的古董商人送给张大千一本翻印的《宝绘录》，使张大千受益匪浅。《宝绘录》成书于明朝崇祯年间。当时的上海收藏家张泰阶将精心挑选的假画200轴详细著录，自六朝至元明，这本书全面的反映了古代收藏和鉴赏的各种典型观点，是书画收藏爱好者的必修课。

    研究字画书籍的装裱也是辨别藏品真伪的重要途径。装裱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讲究，材质、款式、装饰工艺都各有不同。为了研究装潢艺术，张大千认真品读了《装潢志》。书本上的知识自然有限，对装裱艺术越来越重视的张大千又请来两名经验丰富的装裱师。装裱师作为张府请来的师傅，与张大千朝夕相处，研究装潢技艺。在张大千的不懈努力下，一年之后他就可以凭借书画的装裱判定书画创作的大致时期。

    张大千爱好临摹古人画作，名家名作基本上都被他临摹过。所以，张大千对画家的布局、用墨、笔法等创作技巧十分熟识。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会被伪作蒙骗。琉璃厂的一位古董商人告诉他，通过画作的纸张和墨质来判断真伪准确性会更高。

    各朝各代的纸张和墨质各有不同，甚至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纸张和墨质也有很大差别。倘若隋人的书信用的是薛涛笺，明代的宣纸上印着五代画家的印章，那这些书画作品必是伪作无疑。通过纸张判断画作真伪大有学问。倘若能掌握历朝历代的纸张特点，许多画作的真伪就都能一眼辨别。另外，古代文人爱好好墨、不同时期的制墨工艺相差甚远。隋唐之前，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工艺不精，大部分墨的墨质比较粗糙。隋唐五代时期，文学艺术飞速发展，对墨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再加上工艺水平逐步精湛，墨质细腻平滑、光彩照人。最有名的就是徽州易水墨。到了明清之后，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对墨的需求量大增。制墨行业开始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墨质变得粗轧浑浊。纸张稍微潮湿，墨迹就变得浑浊不堪。所以，汉魏两晋的书画作品，墨质定然不会细腻平滑，否则就是隋唐人的伪作；而隋唐作品中的墨质若粗粝浑浊，那定是后人假造。张大千精心研究历代墨质，鉴赏技艺不断提高。

    张大千在画艺上非常虚心，在鉴定水平上却从来都不自谦。他说中国四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家墨林、清标、仪周、虚斋在他面前都会“推诚、却步、敛手、降心”足见其自信。

    千金散尽只为收藏

    为了研读与临摹古代名家的名作，张大千走上了收藏之路。他虚怀若谷，勤于向古董商和鉴赏名家求教，又求知若渴，翻阅众多古代鉴赏名书，鉴赏水平不断提高。张大千艺术功底的培养、多变的画风以及对传统艺术的精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他的丰富收藏。

    20世纪初是收藏的大好时机。清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覆灭之后，皇城内集聚了近千年的珍奇宝物以各种形式不断流入市场。末代皇帝溥仪为了享乐卖掉了他手中大量的古董文物；紫禁城内的宝物在被转移时因炮火阻隔而流落民间；一些富家大户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也开始不断地出售家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珍品。许多精明的古董商都看到其中的巨大商机，纷纷到全国各地去低价大肆收购文物。张大千正赶上这个大肆收藏的好时候，他自由来往于上海、北京，仰仗着他的画名、财力、交际能力和鉴赏技术，得到了不少珍品。

    1919年，张大千在日本学成回国后，寓居于上海。这时，他一边在学校当教员，一边继续学习画画。为了研究和临摹石涛的作品，他进入了鉴赏界，开始在上海城隍庙小试牛刀。张大千第一次在鉴宝上显现他的天赋是在一年之后。

    1920年的一天，张大千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身体微恙，张大千也已经好久没有回家看望二老双亲，就放下工作和学习赶回四川老家。等母亲身体好转，他又匆匆赶回上海。在路过重庆时，他看上了一家商铺内悬挂的一幅作品。

    那是元代画家倪瓒《岸南双树图》。这幅画多用干笔，意境灵动飘逸，是倪瓒早期的作品。画上又有倪瓒的诗文、题款和文征明的题跋，实属倪瓒真迹中的精品之一。然而店铺老板不懂字画，竟然认为是一幅普通字画，挂在墙上做装饰。

    张大千让店员叫来老板，与他商议画作出售事宜。张大千直率淳朴，开口就道出画中乾坤。店铺老板显然是商界老手，交谈几句就已经略微知道这幅画的价值，于是要价三千块。三千块对于只是一个普通教员的张大千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意味着他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要省吃俭用。张大千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真迹难求，错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见不到这幅画了。

    张大千将这幅画带回上海之后，他的老师曾熙和鉴宝启蒙人黄宾虹都十分惊讶。张大千当时还不到21岁，初出茅庐就能一举带回元人佳作，其在鉴赏上的天赋可见一斑。

    张大千虽有些积蓄，但也经不起他大肆收购书画真迹。有一段时间，因为大量从收藏者和古董商手中收购石涛的作品，张大千的生计都有了问题。曾熙在这个时候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和支持。

    有一天，张大千正在欣赏他的书画宝贝，曾熙走进了他的书房“都快要饿肚子了，还在摆弄你那些字画”。张大千赶紧为老师奉上上好的茶水“有书画为伴，小徒就成羽化登仙了，不懂七情六欲，不食五谷杂粮”“为师今天就要在你这个仙窟享受一番，玉露琼浆赶紧统统都拿出来”曾熙很少造访张大千，只有遇到重大事情才会来张家小坐。今天竟要留下来吃饭，张大千丝毫不敢怠慢。

    吃过饭之后，曾熙把一个礼盒交给张大千，开玩笑地说“玉露琼浆无价之宝，为师白吃白喝心中不安。这个就与你抵账了。”

    张大千打开礼盒，里面是一万块钱的票据。张大千这才明白了老师的来意。前段时间，他看上了石涛的一幅山水画，藏主索价8000块。张大千手头拮据，多次商议藏主也不愿降低价格。心烦意乱的张大千就在曾熙面前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曾熙竟然放在了心上。张大千感动不已。

     “你师母马上要做寿了。这是一位发迹的昔日好友送来的贺礼。这个钱得来容易，你用的时候也不用多想。千万不要提归还的事情，否则为师就把饭菜都呕回来还你。”曾熙继续开着玩笑。

    张大千早已眼眶微湿。曾熙对张大千来说就是良师益友，他总是能帮助张大千，又能照顾到对方的感受。

    在收藏道路上，张大千也遇到过风雨波折。1930年，张大千来到苏州居住。二哥张善孖早年在苏州建网师园，听说幼弟到达苏州，就也从重庆赶往苏州与幼弟相聚。不久，日本侵占苏州，张大千怕带到苏州的字画被抢，就移交到二哥小有名气的网师园保管。张大千因事外出，千般嘱咐二哥要好好保管。岂料，张善孖离开苏州时，没有来得及带走这些字画，致使它们在战火中全部丢失。张大千得知此事痛苦不已。好在保存在北京的字画被一位德国朋友完整无损地转寄到了上海，张大千才得到一丝安慰。

    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栖身海外，长期寄居巴西，后移居我国台湾，一直没有放弃收藏。每逢佳作，他必全力买下，如果需要宁可负债，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费尽心思地收藏和临摹字画。

    一生收藏只为创作

    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原来是长春溥仪宫中的藏品，后来在战乱中为他人所得。《潇湘图》画面山川平远、树石幽润、草木丰茂，是一幅成就卓著的江南山水图。《韩熙载夜宴图》描写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宴生活，全图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五个场面，众多人物刻画得生动传神，是我国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典范之作。张大千在琉璃厂一看到这两幅画，便爱不释手。卖家趁机索价，刚刚购置新宅的张大千无力支付，只好作罢。

    傍晚十分，张大千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只觉得雨前龙井苦涩难咽，桂花糖糕寡淡无味。整整一个晚上，张大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一大早，他便离开了家门。他先来到那卖家定下画作，又去央求朋友帮忙为新宅找买主。几天的奔波辛苦之后，张大千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下了《潇湘图》和《韩熙载夜宴图》，可是因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到朋友家寄宿。生活上的拮据丝毫没有影响到张大千因得到真迹的兴奋心情。一连多日他都躲在书斋中研究、临摹这两幅画作。而他从事收藏的目的就在于此。

    一般而言，收藏爱好者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些纨绔子弟。他们收藏古董文物完全是为了爱慕虚荣、附庸风雅。珍品与他们来说只是获取名誉地位的手段，往往得不到妥善的保管。第二类是颇有商业头脑之人。他们把古董文物当成一种艺术品投资。必要的时候，他们摇身一变就会成为古董商人，利用手中的珍品牟取大量钱财。这类收藏爱好者是文物外流的源头之一。第三类是热爱中华文化的爱国人士。他们一生致力于古董文物的保护工作，不惜变卖家产也要保住濒临外流危险的珍品。而张大千的收藏目的却与众不同。他没有纨绔子弟的庸俗，没有股东投资者的投机，自然也不如文物保护者大义，他收藏是为了学以致用，是为了研究古人画作，悟其精髓以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

    大风堂是张大千的藏宝之处。堂名取自于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诗歌气势宏伟，大风堂的藏品也是十分壮观。1944年，张大千曾在成都举办过一次“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其展品从巨然、黄公望直到八大山人、石涛，达上千件之多，书画展览轰动一时。张大千醉心于收藏书画真迹，却能“玩物而不溺于物”。每得佳作，他定会悉心研究并仔细临摹，从而在古人墨迹中吸收绘画精髓，将古人画迹作为自己“借古开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负古人告后人”的使命。大风堂中的藏品张大千都临摹不下十次。有些异常喜爱的作品，竟会临摹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曾经到苏州游历。张大千正好也在苏州，就邀请友人一起住在他二哥张善孖的网师园。起先，谢稚柳每日出门访谈，没有时间与张大千叙旧。等事情完结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邀请好友一起去欣赏苏州的大好风光，张大千却一直推辞。

    一天，谢稚柳和友人约好一大早就要出发游玩。天还未亮，他已经梳洗好准备出门了。经过张大千隐蔽在竹林后的书斋时，他发现里面有灯光，便想进去打声招呼。推开书斋门，他发现张大千正在伏案作画，身边堆满了练习之作。于是他以故意责怪的口吻说“季爰最不义气。我邀你出游，你一再推辞，却有时间整宿整宿地临摹古人画卷。”

    沉迷于书画世界中的张大千被谢稚柳的责问惊醒，不无歉意地说“惭愧，惭愧！我近日偶得一幅石涛画作，十分喜爱。沉迷其间不由得怠慢了稚柳老弟，还望海涵啊。”谢稚柳非常疑惑，说“季爰兄酷爱石涛画作，我早有耳闻。只是一幅古人真迹而已，怎么就能让你十多天都留恋书斋呢？”

     “稚柳有所不知啊，我收藏古人字画，并不仅仅是出于爱好。一幅画作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位良师。我能从中吸取古人创作的精妙之处，用古人的灵感来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收藏其实是邀请古代大师亲临书斋指导我作画的途径。能够觅得一位良师万分艰难，我怎么敢不用功？”

    谢稚柳听后不禁十分佩服张大千的别具匠心和勤奋刻苦。他常常将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子弟门生，教育他们要想在绘画界有所成就，除了必须勤奋刻苦之外，还需要在别人想不到的领域下工夫，比如像张大千一样，收藏是为了创作。

    张大千的另一位好友冯若飞形容张大千的收藏时说“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而张大千却说自己“一身是债，满架皆宝”。在张大千眼中，他的藏品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能帮助他在绘画界不断攀登高峰的宝物。他爱好游历名山大川，无论走到何地，总会带上几幅古人画作。用他的话说就是有良师相伴，方能获得创作灵感。

    敦煌的考察与保护

    张大千对敦煌之美倾心不已，多次去敦煌的计划被搁浅，最终还是实现了夙愿来到了敦煌；

    敦煌的历史漫长悠久，在前人精心的设计之后，形成了众多曼妙生姿的石窟艺术作品，其中蕴藏着中国古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精髓。

    张大千身在莫高窟，付出了自己最大程度的努力。他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张氏编号”，为国家再保护敦煌石窟的工作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来国际上社会学科研究“敦煌学”奠定了基础。张大千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从南向北、由底层到上层，不厌其烦地为莫高窟做了科学而系统的编号，准确地用毛笔在壁上书写编号，最后使309号。“张氏编号”的提法应运而生。同时，张大千还建议政府对石窟采取措施进行相应的保护。

    张大千先生一生爱书画，爱收藏，爱国家，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对敦煌艺术的发掘和临摹，对民族艺术珍品的保护之上；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倾其毕生精力的坚守、创新和发扬光大之上。

    

    “谦和坦荡”容庚——不遗余力的青铜器收藏大师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则新闻，说的是容庚的一封信在2011年的时候卖到了六万五。那么容庚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一起来听听民国收藏家容庚的故事吧。

    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在学术领域拥有着崇高的地位。

    他以毕生之力收藏了许多青铜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祖国的珍贵文物。

    书香世家，继承国学

    容庚，原名容肇庚，号容斋，因“容”、“颂”古通，他后来便以“颂斋”命名其室。容庚身世不凡，容家是晚清书画世家，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容庚的祖父开始，容家世代以科考为荣。容庚的祖父名鹤龄，是咸丰十一年的举人。

    到了容庚的父亲容作恭这一代，顺利地将读书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容庚出生在爆发甲午战争后不久，过了些年，战乱仍在继续，容庚的母亲邓琼宴为了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跟弟弟邓尔雅商量之后，决定举家迁往广州，将容氏兄弟送进启明小学读书，这是广州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小学之一。除了在学校读书之外，舅舅邓尔雅给了容氏兄弟最好的教育，不但教他们诗文，还特别教了他们书法、篆刻、美术等。邓尔雅的教育，给容庚兄弟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直到1916年，容庚在东莞中学毕业，又过了五年，容庚和他的三弟容肇祖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被聘为东莞中学的教员。虽然容庚完全能胜任这个职位，但他只有中学学历，他认识到必须继续深造才能有出头之日。

    这时出现了离开学校继续求学的契机。当时的校长倪樾廷深受新文化的影响，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于是大胆地在东莞中学招收女学生。可此举立刻招到了当地保守士绅的强烈反对，他们向上级报告，一时舆论哗然。当时容庚兄弟是站在校长这一边的，可没想到上级竟然罢免了校长的职务，改任保守派为校长。校长被罢免，支持他的容庚兄弟和其他几位思想开放的青年教师也都纷纷辞职，离开了东莞中学，以此来表示抗议。

    至此，容庚任教才半年时间，这时的容庚有时间可以继续求学深造。兄弟二人商量之后，便一同去往北京读书。

    携《金文编》北上，扬名金石研究界

    什么是金石呢？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碑石的总称。

    什么是金文呢？是指殷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又被称为钟鼎文。因为商周正处于青铜器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术十分发达。青铜器中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成为青铜器的代名词。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称为“金”，铜器铭文称“金文”或“吉金文字”。古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以金文刻录的，左丘明所著的《春秋左传》，也以铭文为修史资料。

    容庚自小就对金石很感兴趣，怀抱壮志林云理想的他有着很庞大详细的计划。他准备分门别类默写编撰殷、周、秦、汉文字，写成《甲骨文编》、《金文编》、《石文编》、《玺印封泥文编》、《泉文编》、《专文编》、《瓦文编》等。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舅舅去了外地，弟弟们又到学校读书，身边没有了助手，容庚只能独自编写一本书，他选择了《金文编》，但就是这本书让他声明远扬。

    等到容庚想北上继续求学时，他编著的《金文编》初稿已略具规模，但要想把它修订补充成书，还要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容庚听闻北平人文荟萃，便决定去那里充实自己。

    到了北平，容庚常常去古玩市场考察，有一次在逛琉璃厂时，偶然打听到了罗振玉在天津的家庭住址。这罗振玉是谁呢？他是一位农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是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以及甲骨学的奠基者，容庚对他甚是崇拜。于是，容庚就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求见鼎鼎大名的罗振玉。

    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居住在日本，直到1919年才返回中国天津。在天津，他居住在法租界31号秋山街嘉乐里，自建了一幢两层楼房。根据后人的回忆，这套住宅面积约有五六百平方米，为口字形马楼，二楼是书库与书房，他的书分门别类置放于各室，他研究哪方面的问题就在哪个房间写作，日夜不辍，坐拥书城。

    罗振玉对于古玩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古币古陶文字形体各异，多变难识，用以证说古籀（昼），不如专采古代礼器铭文。当容庚带着《金文编》来到罗振玉面前时，罗振玉浏览了书中的内容，其中的收字范围正符合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高兴。而罗振玉本人也从未忘记过还有一本《说文古籀补》没有修补完善，当他看到容庚的《金文编》稿本时，立刻来了兴致，并且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赞赏。

    在这里，容庚学到了很多未知的知识，并且认识了罗振玉之子罗福成、罗福颐，同时还结识了后来同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唐兰、商承祚（作）等人。这为他以后的古文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说，容庚能够结识罗振玉，可谓幸遇良师。由于容庚才华出众，罗振玉十分欣赏他，便推荐从未上过大学的容庚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来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52年停办）攻读研究生。就这样，容庚从一位中学生一跃成为北大的研究生。罗振玉对容庚的帮助还不止于此，在容庚进入北大之后，他还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供其研习。当他发现容庚的《金文编》因资金不足发行不了，二话没说就出资帮助发行，容庚在他的帮助之下走上学术成功之路，在天下得以扬名。

    容庚对罗振玉的知遇之恩感激万分，不仅在《金文编》第一版中把罗振玉写的序排列第一，第二、第三版因故未载罗振玉的序，拟出第四版时又将罗振玉序列为第一，而且在容庚家中的客厅中都悬挂着罗振玉亲笔题写的匾额，从未曾将其取下。 

    容庚是在1922年秋季进入北大研究所的，在此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他补充并完成了《金文编》的编写，发行出版。容庚在自序里说：“三年的时间，我将精力全部倾注在这本书里。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甚至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才敢写上去的。

    《金文编》之所以能够让容庚在金石研究界扬名，是因为他率先收集铜器铭文中的单字，是第一部专收金文字形的专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工具书。这让倾尽毕生心血的容庚最终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国内金文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并且对后来研究金石的书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文编》一直是古文字学习者与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金文编》都有很大的名气。198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巴纳博士访问中山大学时曾说，他将《金文编》当作《圣经》来读，并将此书列为指导研究生的必读书。可见容庚和他的《金文编》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

    痴恋文物，留守北平

    容庚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时候，《金文编》就已经出版，而且容庚的名字也已经在金石界有了一定的影响，等到他攻读完研究生，去向成了一个问题，是南归家乡，还是留守北平，他一时难以决定。

    就在这时，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寄来聘书，想要聘请容庚为文学院的教授，并且答应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优越的，可以拿容庚在北大兼任国学门事务员时的工资相比较，那时容庚每月只有50元，而且还不能如期领取。

    按当时容庚的情况来说，有家乡著名大学寄来的聘书，并且待遇十分丰厚，这样至少可以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但是容庚不是一个看重物质的人，他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一想到北平那些珍贵的文物古器，他就有了主意。他认为，回乡不利于自身治学事业的发展，而留在北平虽然生活拮据，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他在北平的朋友们也都极力劝说容庚这样难得的人才留在北平发展事业。所以在众多考虑之下，容庚决定放弃回乡，留守北平。

    容庚留在北平之后进入了燕京大学，即便如此，家乡的已更名为中山大学的广东大学再次寄送聘书来，诚心诚意邀请到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且许诺为其设置最好的研究环境，为他添置4000册参考书。可是早已决心留在北平的容庚还是婉言拒绝了。

    容庚虽然未去中山大学，但1928年1月，中山大学文史科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时，他仍被聘为名誉顾问。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委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商承祚任考古学会主席，容肇祖任民俗学会主席。容庚不知道的是，自己与中山大学的缘分才刚刚开始。更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会在这所学校度过晚年的研究生涯和生活。这当然是后来的事。

    其实在1927年年初，容庚还在燕京大学任职时，就一度向当时的校长司徒雷登提出辞职，但是在司徒雷登的一再挽留之下，容庚才未走成，并且意外地被学校升级为教授。这对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越级晋升为燕京大学的教授，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情。

    容庚对文物的痴恋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所有的成就都源于此。他每次从燕京大学进城会友的时候，都会经过琉璃厂，这里是各种民间珍品古玩的集散地，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和爱好者，他总是在这里停留一刻。除了鉴赏古铜器外，更多的是流连古玩店及书肆，浏览购藏书画从贴等。

    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容庚所购买的书画，大都是年代相近的明清两朝之间的。容庚不论是购买书画还是彝器，都与其他人不同，常人一般都购买那些著名的大家的作品，而他却单挑无名之辈的，常人一般认为有名人作序的才是珍贵之物，而他则多选没有题跋的书画。即便如此，容庚还是得到了不少的珍品，比如董其昌的《仿李成山水图卷》等等。

    还有一点值得提的是，容庚之所以能够在无名之作中挖掘其价值，是因为他辨别真伪的能力十分精湛，甚至胜过职业书画商人。最值得他沾沾自喜的一件作品是恽南田（即恽寿平）的《山水册》，当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赝品，但容庚就坚持是珍品，最终以低价买到。

    逐渐的，容庚收藏的书画越来越多，于是他将收集来的文物分别整理，构成系统。比如，他之前得到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草书诗卷》，继而收藏他的画，之后又将收藏的爱好扩展到了文征明的儿子文彭、文嘉，就连他的侄子文伯仁，还有弟子陈淳、钱谷的作品都纳入收藏范围之内。只可惜，要想把这些人的作品全部收齐实属不易，最终容庚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收藏只为研究用 

    1930年，山西有位大收藏家逝世，这位收藏家平生收集的古铜器不计其数，他的后人整理出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和青铜器，其价值大概在万元左右，准备对外出售。容庚听说这一消息后，唯恐慢人一步，就立刻赶到山西，将五千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容庚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容庚还是成为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

    容庚虽然喜欢收藏，但他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所以他的生活非常节俭。他虽在大学做教授，但当时的工资不是很高，他每月会拿出一半的工资交给妻子做生活之用，剩下的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收藏铜器和字画等。即便如此，容庚还是能够经常买到好的文物的，这就要归功于他的鉴别能力了。容庚非常擅长辨别铜器和字画的真伪，别人把真品看成是赝品的，他就用低价买来，然后再以高价卖出，所得的资金又能购买更为珍贵的古董，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可谓是“生财有大道”。

    但是即便是容庚这样的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赏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31年秋，容庚在一家古玩店驻足观赏，他突然发现了一柄古剑，此剑身长40多厘米，水银古色，上有绿袖，锋锷（锇）廉利，犹可杀人。剑格倒凹形字，圆茎，茎上有两箍，圆首。当时凭他的直觉这是一把好剑，便购买了下来。等他拿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把剑的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刀部含锡高，硬度强，虽经历2000多年，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切割物品，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十分高明。

    之后他又发现这把剑的剑格上有用铭文铸刻的“王戊（物）”二字，根据容庚的知识和经验，这“王戊”二字应该是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卿王戊”。这种剑在秦朝时期相当普遍，所以并未对它特别在意。后来，容庚便把这把剑卖给了另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

    又过了一段时间，容庚在翻阅文物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种叫“戊王矛”的青铜器，他突然想到了早前的那把剑，原来上面的“王戊”二字应该是“戊王”这样倒过来念的，而“戊王”就是指越王勾践，所以那把剑就是“越王剑”。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容庚后悔不已，可惜一把名剑落入于省吾之手。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偶然得到了师旂（其）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甚至出口说无论多少钱他都要。这时，容庚想起了那把错失的越王剑，便向于省吾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以师旂（其）鼎来换越王剑。这让于省吾很是为难，作为一个收藏家，最看重的就是手里的宝贝，要让他舍掉其中一件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师旂（其）鼎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答应将越王剑作为交换，得到越王剑的容庚欣喜若狂，他彻夜研究，并在《鸟书考》专门提及了此剑，正式将此剑命名为“越王剑”。

    可见，容庚收藏青铜器并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主要是为研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20世纪50年代，容庚将其收藏的古铜器“栾书缶”和150件青铜器珍品全部捐给国家。1977年以后，容庚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馆。后又几经波折，将一万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直到容庚病逝，他的家人还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手中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图书等400多种，2000多件捐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这就是容庚一生的收藏价值所在，不为个人，一切为了研究事业和国家之利。

    真诚坦荡，君子之风

    说起容庚的墨宝，那也是相当有名的。他的书法多为商周金文，而且篆书写得清健秀美、典雅蕴籍，仔细观察发现其结体与线条都处理得非常内敛，含而不露。除了篆书写得好之外，他的晋唐小楷写得也十分出色，虽然他经常说自己是“未习唐宋行狎之书，差幸识商周古文之字”，这不过是他谦虚的作风罢了。通过观察他所书的金文，发现差不多所有的落款都是以正楷写的，而且十分严谨端正，干净利落，给人以雍容安详的感觉。

    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容庚的身上始终保持着真诚坦荡的君子之风。他不仅为人耿直，而且还乐于助人。说起他的无私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与郭沫若的一段往事。

    著名学者郭沫若也是十分喜爱古文字研究的。1929年，他只身到日本去研究甲骨文，但是身在异国他乡的郭沫若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主要的就是缺乏资料。当时日本的古文字研究并未突破，郭沫若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的朋友，突然他想到了国内的容庚。

    当时的容庚因为《金文编》的问世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所以郭沫若立刻以“未知友”的身份写信向容庚求助。没想到的是，容庚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未知友”十分敬佩，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倾囊相授，而且还寄去很多重要的古文字拓片和出版物。容庚和郭沫若就这样在信中互相探讨着学术问题，甚至还帮助郭沫若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等。

    多年以后，郭沫若谈起这件事时仍然非常激动，对容庚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但容庚却对此事看得很淡，尽管后来郭沫若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也从未因私事去叙旧情求方便。容庚认为，当年的帮助是文人学者之间的切磋探讨，不夹杂任何利益关系，一切为了学问。由此可见容庚的真诚与坦荡。

    我，还是我容庚

    说起来，容庚还真是想过跳珠江呢。1966年，“文革”刚开始之时，年过七旬的容庚是中山大学第一批受造反派冲击的老教授之一。他与刘节、谢文通是中大造反派揪出来的“三家村”。造反派在他家门前挂了大牌，画了只死狗，上书“容庚”二字。家中大字报满屋，要爬行才可进出，后来甚至将前门封闭，只由他在书房的窗口做门，每天跳出跳入。一次，参加完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大会之后，他的硬脾气发作了，面红耳赤，忍无可忍，于是骑上自行车往外跑。路经海珠桥，他想在夜深时跳珠江，一死了之。徘徊间，遇到了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的萧隽英，后者问他：“去哪里？”容庚直答：“去死！”幸亏萧隽英婉言相劝，容庚心中不平之气才渐消。此后，他想开了，对待批斗的策略是，你批你的，我干我的，一葆本色。

    容庚的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革”之后，容庚获得“解放”。面对社会各界的褒扬平反之声，容庚再次一语惊人：“我不像过去说的那样坏，也不像今天大家说的那么好。我还是我容庚。”

    可以说，晚年容庚那种独立的姿态，刚直的秉性，与他的学问著述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的一笔精神财富。学术与人格的融合，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完美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