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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陆氏

    天下陆氏出吴郡

    “朱张顾陆”自古以来就是吴地（今苏州）四大姓，四姓门风大体是“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氏是由战国时期齐宣王少子田通受封于平原陆乡（今山东平原县境内），因以得姓。始祖通之子陆发有二子：万、皋。长房陆万生子陆烈，西汉高祖时为吴县（今苏州）令、豫章都尉，深得吴人爱戴，卒后葬于今苏州西部胥屏亭，陆氏族人举族南迁至吴郡，故有天下陆氏出吴郡一说。

    “孝”“廉”千秋赞陆绩

    吴郡陆氏子孙不断繁衍，到东汉时，陆氏已是江东士族，人才辈出，三国东吴时，陆家就出了两个丞相：陆逊、陆凯。陆逊的伯祖父、陆续之曾孙叫陆绩，在范成大的《吴郡志》中是这样记载绩的：

    陆绩，字公纪，汉末庐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壮，博学多识，该览历数。吴孙权辟为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载石为重。姑苏陆氏之门有巨石，号“郁林石”，世保其居。绩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太元》，皆传于世。豫知亡日，为辞以诀，自谓：“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勤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长子宏，会稽南郡都尉；次子睿，长水校尉。

    其中提到姑苏陆氏之门有一块叫做“郁林石”的巨石，是陆绩从广西郁林太守任上卸任归来时候用作压仓的。这块不起眼的石头，历经千年，现在仍然矗立在苏州文庙，被历代地方官员奉为“廉石”。因为那石与三国时期吴郡陆绩有关，因此陆绩也就成为苏州清官廉吏的代表了。

    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汉末庐江太守陆康之子。据《吴郡志》记载陆康“少笃孝悌，勤修操行”，“所在有称”。陆绩在如此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因此，自幼聪明过人，知礼节，懂孝悌。6岁时，在九江拜见袁术，袁给了他几只橘子，陆绩舍不得全部吃完，将3只藏在怀里。临别告辞时，因躬身行礼，橘子掉落在地。袁术问：“陆郎出来做客，怎么还藏橘子？”陆绩跪着道出原委：“我想留3只给母亲尝尝。”袁术听罢，惊奇不已。从此，陆绩“怀橘遗亲”便传为佳话。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陆绩“怀橘遗亲”便是其中之一。

    在封建社会里，陆绩身兼“孝”“廉”二字，既是社会细胞中家庭这一基本组织中为人子的榜样，又是封建伦理“天地君亲师”为人臣的楷模。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自古以来最值得称道的“官品”。说他是当时的道德楷模，一点也不为过。而且他胸怀韬略，才智横溢，博学多识。难怪一直受到地方官员的褒奖，连这块普通的石头也因为沾染上陆绩，被赋予了无可比拟的荣耀。

    真可谓是：归乡舟载石，千秋赞陆绩！

    苏州的清官，包括来苏公务或任职的官员，他们来到富庶的江南，被苏州的人文环境影响，身体力行推崇和倡导清廉的为官之道；也有从苏州走出去到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从“廉石”边的府学启程，踏上仕途，谨记教诲，不辱使命。千百年来，苏州的清官廉吏形成了“民本”思想、“务实”之道，实在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资源。

    又300年过去了，那块来自广西郁林的“廉石”还在，其貌不扬，赭红砂砾岩石，高2米多，形似风帆，存于苏州文庙（仅在1990年迁移到文庙明伦堂前）。可它有别于一般的石头，因为它承载着一段人以石清，石以人重的佳话。

    自古成大事者，都难免要经受忠孝难两全的考验。在封建社会，“忠”就是对朝廷、对国家的忠诚。其实对父母的“孝”和对国家的“忠”并不矛盾。在家孝父母，是修身、齐家的具体而微；为官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是齐天下最好体现，这种“忠”是更大程度上的“孝”。从陆绩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忠孝能两全”的陆氏家风的现实版，也体味到“陆忠”之说真正内涵。

    如今，“廉石”已经成为苏州的廉政品牌，它时刻提醒着当代的公务员，要以先贤为榜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严于修身，严于律己，严于用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谋事创业，再立新功。

    陆家宰相

    苏州的状元堪称土产，综观2500多年历史，苏州的宰相也不在少数，据李嘉球先生《姑苏宰相》（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称，自秦至清末，历朝正副宰相总共大约有1500多人。自三国到清末，苏州有正副宰相60余人，其中陆家出了12个宰相。

    其实，苏州历史上第一个位及相位的当推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虽然是楚人，但投奔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后，辅佐吴王治国强兵，西慑楚国，南败越国，使吴国有实力逐鹿中原，与晋争霸，称得上是位良相。与之相反，另一位叫伯嚭的人，尽管他也官至相位太宰，可他害死了伍子胥，又使吴国由盛转衰，最后亡国。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在楚考烈王时被拜楚相令尹，封于淮北，号春申君。公元前248年改封江东，即吴地，他为相25年，治水利民，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三千，死后被吴地百姓供为城隍老爷，除了在苏州府城隍庙供奉外，还在王洗马巷建造了他的专祠春申君庙，至今尚存。苏州齐门西北三十余里有一个叫黄埭的镇，据说就是因春申君筑堤堰水而得名。上海简称“申”，吴淞之浦曰“黄浦江”，也因之而来。

    但是伍子胥、春申君都仅仅是诸侯国王之相，且均非货真价实的苏州人。

    三国时期，苏州有几位土生土长的宰相，其中顾雍（168—243）在孙吴为相19年，他“为人不饮酒，寡言语”，时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代孙邵为丞相后，“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五），可谓是知人善任的贤相。

    在宋代之前，苏州的宰相几乎全部出在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三国时期有两位陆家宰相：

    赤乌七年，代顾雍为相的是陆逊（183—245），字伯言。孙权为将军的时候，陆逊才21岁，就入孙的“幕府”。后来代吕蒙为右部督，拒关羽，攻克公安、南郡，相继封为华亭侯、娄侯、大都督，协助孙权破刘备，因功勋卓著，拜为大将军，辅助太子，董督军国。为相之后，他的口碑也不差，时谓“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逊实兼之。”（见《吴郡志》卷二十）。

    陆逊的族子陆凯（198—269），也是吴国贤相之一，在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为左丞相。《吴郡志》称他也是位将才，以“数有功，封嘉兴侯。孙休时，领豫州牧。虽统兵众，手不释卷”，原本就是位好学之士。为左相后，不惜忤逆右相，末帝称他“乃心公家，义形于色”。直至病重之际，仍不望上表，苦谏末帝勤政爱民，信用忠良，疏远奸佞。

    但他们都只是三分天下时的宰相。

    东晋时期，有四位出身名门的陆家子孙：陆晔、陆玩、陆纳、陆缮，官至相位。

    唐朝苏州陆家出了五位宰相：

    陆元方（？—695）可算是名副其实为相的第一个苏州人（前此都只能称吴郡或吴县人）.他的祖父陆琛是陈给事中黄门侍郎，伯父陆柬之是著名的书法家。陆元方是在武则天长寿二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后因李昭德获罪，而元方曾附会，被贬为绥州刺史，不久，复为春官侍郎，又转天官侍郎尚书左丞，再拜鸾台侍郎平章事。元方在官清谨，两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可谓宠爱有加。

    陆元方之子陆象先（665—736）原名景初，字崇贤。睿宗皇帝曾对他说：“子能绍先德，是谓象贤者”，于是，赐名象先。他举制科高第，累授中书侍郎，景云元年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知政事，他恬静寡欲，识论高简，为时所推。太平公主用事时，他不象同时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那样一味附和，因而，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诛，象先独免其难，深得唐玄宗赏识，获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夸奖。死后还被赠封为尚书左丞相（《唐书》作右丞相）。

    陆象先的后母弟、陆景融的四世孙陆希声，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博学多识，善属文，工书法”，精通《周易》和《春秋》，论著甚多，是位著名的经学家。后因“在位无所轻重，以太子少师罢。”（《新唐书》）

    唐朝还有两位姓陆的宰相：

    一位是18岁中进士的陆贽（754—805），他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宰相、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幼年时期，正赶上安史之乱，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在那连年兵荒马乱，藩、镇支离，宦官弄权的情况下，年轻的陆贽开始研究国家衰败离乱的根源，希望能做一个经世济物的有用人材。他天资聪敏，学术精粹，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一时名重京师。德宗为太子时就听闻陆贽才华横溢，所以他一即位就升迁陆贽为翰林学士。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种行政事务提出过自己精辟、正确的主张，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史书单独为其列传，且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然综观两《唐书?陆贽传》，大部份篇幅为节录陆贽的文章，记其生平事迹者并不多。德宗即位，召充翰林学士。贞元八年(792年) 四月，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出任宰相，《吴郡志》称“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惜德宗昏庸，许多治国方略未被采纳，不到三年就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罢相，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州主管官的佐吏）。永贞元年，卒于任所，死后葬在忠州，谥号宣。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他的归葬地在苏州齐门外六里，这就是陆墓镇名字的由来。改为陆慕是没文化的体现，后该镇与蠡口合成元和镇，为适应城市化需要又改为元和街道，成为相城区的治所。

    苏州城内有条叫五龙堂巷子，在十全街南园宾馆西侧，南通羊王庙，北出十全街，巷长163米，因巷内原有五龙堂庙（灵济庙）故名。灵济庙（五龙堂庙）在宋《平江图》中已标明。旧时巷内有陆宣公祠，祭祀的就是唐宰相陆贽。

    第二位是陆贽的族孙陆扆（847—905），字祥文，本名允迪。唐僖宗光启二年（886）丙午科状元。他“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旧唐书》）景福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九月，因忤上意而责授硖州刺史。五年正月，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后又因得罪崔胤而贬官削阶，不久，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天复元年秋，昭宗遇弑。次年五月，陆扆被害于滑州，终年五十九。是位遭遇坎坷的宰相。

    苏州最后一位状元是同治十三年及第的陆润庠，他是唐陆贽的后裔，在京城呆了30多年，在宣统二年当上宰相，且长期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其故居在苏州阊门内下塘街崇真宫桥东。

    苏州陆氏状元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苏州文盛出状元，达到半百之数。就家族而言，除了唐代归氏出了5个状元，加上清代的归允肃，归姓状元有6个。挨下来是陆姓，一共出了5个状元。唐代2个，清代3个。苏州历史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状元都是陆家的，分别是陆器和陆润庠。

    唐代苏州的另一位陆姓状元叫陆扆（844—902），是光启二年(886)丙午科状元。据《姑苏志》陆扆传记记载，陆扆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却不得善终。

    清代三位苏州陆状元，一个是太仓人陆增祥（1816—1822）。陆增祥虽科举出身，却以守城、捕盗、平讼见称，并能“在官不废学”，“著述甚富”，堪称文武双全。2011年6月，太仓城厢镇新毛万丰村农田中发现了清代陆增祥墓志铭。墓志铭由志盖和墓志两部分组成,青石质地,正方形,边长77厘米,厚19厘米,碑体完整,字迹清晰。志盖阴刻篆文:“皇清赐进士及第诰授通奉大夫布政使衔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翰林院修撰陆公墓志”。墓志镌楷书阴文,墓志铭由汪学瀚篆盖,陆懋宗书丹,俞樾撰文。该碑已由苏州博物馆收藏。

    另两位清代苏州陆状元都出自苏州古城内阊门内下塘街10号，老百姓都称此地为“陆状元屋里”，现已散为民居，是苏州市控制保护建筑。从《苏州名门望族》得知，这支陆氏是明代从湖州迁来苏州的。而这处房产，是在陆肯堂中了状元以后购置的。

    读书人信的是孔夫子的儒教，当然要和佛道两教划清界限，当然要不做佛事，不摆道场，不允许和尚尼姑道士进门，而中国以农立国，牛助人耕田，人不应该吃牛肉这也是能让你理解的，唯一让人不能理解的便是不置田产。

    中举人考状元，当官买田，恒业，遗泽于子孙后代，绝对是一件正经事，为什么陆肯堂不允许子孙后代买田呢？

    原来在陆肯堂的心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他看来，买田就是跟皇帝争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对于皇权，陆肯堂始终存在着忐忑的惴惴之心的。其实，在他考中状元郎的那一年，他在自己的家乡苏州购了一个宅子，起名为怀鸥舫，后来，这门陆家的子孙们就都住在了这里，一住就是200多年。即使是像陆润庠那样的状元出身，做到尚书、大学士等极品大官，他也没有买田。

    陆润庠是陆肯堂的七世孙，也是苏州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而且是光绪、宣统两代帝师。从历史的角度看，陆润庠人生的最大闪光点不是状元和帝师，而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在苏州创办的苏纶纱厂、苏经丝厂，这是苏州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因而1995版《苏州市志》为之列传。

    按史料上说，陆润庠性格易和俭朴，不盛气凌人，温厚谨慎，办事稳妥，恪尽其职，待人接物不立崖岸，衣着如寒士。在官场乃至位极宰相，始终像最初的秀才一样，不摆半点官架子。可以说，陆润庠是一位标准的苏州人。

    苏州状元曾被汪琬戏称为“苏州土产”，苏州盛产状元，与苏州历来重教有关。范仲淹首创府学、义庄（义学），为之后的苏州教育奠定了基础。明代徐有贞《苏州儒学兴修记》称：“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有云：“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看来并不虚言。

    姑苏顾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1613-1682），昆山千灯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之为“亭林先生”。幼笃学，九经诸史皆能背诵。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售，遂弃举业。专精古学，读书一目十行。性耿介，绝不与世人交，唯独与同乡归庄友善，一起参加复社，从事反宦官权贵的斗争。亭林先生相貌丑怪，行事亦很怪异，不喜夜饮，当时就有"归奇顾怪"的说法。南明鲁王时，参加江南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遥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周游四方，载书自随。所到之处，耕田种地，联合同道，黾勉复兴。康熙时，诏举他为博学宏词，以及大臣熊公锡等荐举他修《明史》，均秉承母亲遗言"后人毋事二姓"而未赴任。晚年，卜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凡是国家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莫不穷究原委，开有清一代之风。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他的好学也是屡见载籍的。“每出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轮蹄所经，必咨询其山川风俗、古今沿革治乱之迹。所至厄塞，即老兵退卒，询其究竟，发书勘验同异，披寻搜讨，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畅其说而后止。 ”，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真正践行者，因此他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无不贯通，就不足为奇了。他力倡实学，注意研究历史与现状，并漫游各地实地考察，与文献相参稽印证，开创了有清一代注重考据的朴学学风。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顾炎武一生的著作多达117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的话，丝毫不会感到夸张。顾炎武最著名的著作是《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音学五书》。

    顾炎武也是一位修志大家，据《顾亭林年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抵邹平，订其县志”，编校了顺治《邹平县志》8卷；康熙十二年“夏四月，往德州订州志”，即康熙《德州志》10卷；康熙十七年，对康熙《山东通志》之“山川古迹稍为刊改”。此外，顾炎武还编纂过《历代宅京记》20卷、《营平二州史事记》、《山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北平古今记》10卷、《十九陵图志》等史志类书籍。

    顾炎武于学无所不通，堪称“通儒”，但是他绝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徒，相反，很注重学习同时代学者的长处，而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曾写过一篇《广师论》以明志，把自己和当时著名学者作了一次对比，其谦虚的态度溢于言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

    顾炎武的道德学问是古今公认的。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是炎武甥徐元文为监修官，发凡起例，引据累朝，事实出炎武酌定者为多。当时馆阁名儒暨海内士大夫语及真实学问，无不敛衽称亭林先生。”清代学者阎若璩认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的史家，仅钱牧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而已。而乾嘉学派中无论是经学研究的吴派、皖派，抑或是史学研究的浙东、浙西派，都莫不祖尚顾炎武。章学诚推顾炎武为开国儒宗。阮元《国朝儒林传稿》也以顾氏居首。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自序》说：“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 

    苏州两个顾氏家族的藏书

    1、甫桥西街的艺海楼

    甫桥西街艺海楼的主人叫顾沅（1799—1851），清代学者、藏书家。字澧兰，号湘舟，又自号沧浪渔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道光间官教谕，收藏金石、书籍甚富，颇多秘本、善本，建“怀古书屋”“艺海楼”庋藏载籍。手辑并刻印有《吴郡名贤图传赞》《赐研堂丛书》《娄东文略》《古圣贤像传略》等。他非常敬仰历来的忠臣义士，曾花了相当大功夫，收集上自周秦，下迄元明的忠义之士的诗篇，编辑刻印成《乾坤正气诗集》。

    艺海楼藏书的最大亮点是顾沅辑的《吴郡文编》，该书收录了散见于历代志乘、碑刻及书册中的吴地重要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一部价值连城的苏州史料汇编，总约400万字，计246卷，分装80册。因篇幅浩重而一直未能出版。咸丰庚申之役时，顾沅已经过世，嗣孙顾康如尚年幼，仓皇出城，留在苏州城的《吴郡文编》不及转移，流失于战乱中。半个多世纪后，民国7年（1918），有人在上海见到该书，告诉顾沅的曾孙顾浩成，遂以五百金购归，藏于苏州辟疆园艺海小筑内。顾浩成逝世后，其子顾翼东悉心护持高祖遗著。“九一八”事变后，储藏于定做的铁函内。苏州沦陷前，即将它们寄存无锡荡口镇亲戚处，第二年，又亲自押运至上海，又三易其地，最后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内。1958年，顾翼东教授得知当时在苏州博物馆工作的范烟桥先生，正四处打听《吴郡文编》的下落，便于1960年慨然将书移送苏州博物馆保存。“十年动乱”后，顾翼东还专程来苏探询过《吴郡文编》的保存情况，得知书籍完好无损，十分欣慰。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据顾氏后裔顾翼东教授回忆，30年代，顾氏故宅中，尚存传砚堂、艺海楼、白云深处、据梧楼、不满亭、金粟草堂、如兰馆等，1956年后渐失旧观，一度为合成晶体材料厂占用，现为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2、铁瓶巷的过云楼

    铁瓶巷过云楼的首任主人即怡园创建者顾文彬。怡园实际上是顾家住宅过云楼的后花园。《苏州市志》为其两任主人列了传，从中可以了解四代人的基本简历。

    1995年底，苏州开始筹建方志馆，需征购苏州历代旧志，明刻《苏州府志》亦在征集之列。通过苏州大学地方志研究室了解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有明洪武抄本《苏州府志》共5册。但只是明抄本，其原真性无法与原刻本同日而语。后又查找全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各种书目题跋，获知目前存世的明刻《苏州府志》有两种：其一在北京图书馆，是傅增湘捐赠本；其二在南京图书馆，即苏州顾氏原藏本。 

    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了解到：民国元年（1912），傅增湘先生来苏州旅游，偶然于书贾杨馥堂手中购得洪武十二年（1379）原刻本《苏州府志》。从藏书印上得悉，此书原为常熟毛氏汲古阁藏本，后来成为苏州乾隆年间的状元石韫玉家的藏品，而且经过娄水宋宾王校补，是一种屡经名家藏校的精品。怡园主人顾鹤逸酷爱乡邦文献，听说此事后，马上与傅商量，希望傅能够把此书让给他，留《苏州府志》于故里。傅也是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认定这套《苏州府志》是他此次苏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没有答应顾的请求，但许诺他日见到别本一定代为购买。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傅返京不久，即在琉璃厂翰文斋购得此书别本，并于当年秋天来苏州，亲自将书交给顾鹤逸。顾又托傅将宋宾王的校补过录在这新得的书上。傅返京时又将此书带去。回京后，由于忙于事务，一直未能完成这一工作，可是顾鹤逸不久就去世了。傅为表达其司马相如返璧的深情，依顾嘱将宋宾王的校补过录上去后，趁有人返姑苏之便，将原书奉还其后人顾公硕等，等于吴季札延陵挂剑的意思。

    时过境迁，顾氏后人谨遵家训：“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观阅，而收藏的古籍不可轻易示人”。家藏珍本秘而不宣，虽藏书宏富却不为外界所知。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其中,保存完整的传世孤本《锦绣万花谷》堪称全世界部头最大的宋版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的顾公硕主动请求“抄家”，结果还是难逃批斗之厄，最后在虎丘一号桥附近投河自尽。落实政策时，这批书籍又归还了顾家。1992年，顾氏后人主动找到南京图书馆，希望该馆收藏过云楼藏书。当年，省财政拨专款40万元，让南京图书馆购买3/4的过云楼藏书541部3707册。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版本类别完备精善，几乎囊括古代纸质书籍的所有类型，在时间上横度宋元明清，地域上除中国历代版本外，还有少量日本刻本和朝鲜刻本。这些典籍中，有7部宋刻本，10部元刻本，以及多部明清刻本、稿抄本，尤为珍贵。其中《洪武苏州府志》50卷和《式古堂书画会考》60卷，都是极不易得的藏书。加上2012年6月拍卖的价值1.88亿元（加上佣金以2.162亿元成交）170余种唯一还在私人手中的国宝级藏书。使得顾氏藏书得以在南京图书馆合璧，总计720部，4999册。

    古人谓典籍聚散有“五厄四劫”之说，私人藏书往往人存书聚，人亡书散。藏书聚之难，护之尤难。苏州历史上许多著名藏书楼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邓邦述的群碧楼、吴梅的奢摩他室、王謇的海粟楼，都仅存遗址，不复为藏书之用。但历代藏书家不辞辛劳，有的人为收藏传代典籍而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留下来的诸如薛福成的“存古开新，兴贤育才”等遗训，对当今继往开来的图书馆事业工作者来说仍是至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传统私家藏书楼就其基本性质来讲是私人财产，藏书是一种个人行为，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以个人力量支撑庞大的私家藏书行为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有人说，当今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可以依靠方便快捷的网络，似乎连纸质图书都将走向式微，更不用说藏书楼了。其实那是忽略了公众阅读的习惯，数字和网络追求的是目的和结果，而纸质图书的阅读，追求的是过程和行为，决不可替代。作为传承历史文化载体的图书，以及图书的承载体藏书楼和藏书文化对于百姓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教化功用，只要引导得当，支持有力，藏书楼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老树必将能够焕发新生。

    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匋誃，又号隶古定居主人、小晚成堂主人，笔名路康。江苏苏州人，是当代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也是著名书法家。

    主要著作有《吴愙斋年谱》、《顾廷龙文集》等，先后主编了 《合众图书馆丛书》、《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重要图书，为保存、整理、研究、利用中国古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他却自谓“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

    顾廷龙生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平江路横巷混堂巷乃其出生之地。后因其祖父顾祖庆购得新居而迁严衙前（今十梓街26号）。1932年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1939年7月应张元济、叶景葵之招，创立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至1953年捐献给上海市政府时，馆藏量已经有25万册，其中有金石拓片1万种。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并入上海图书馆后，又任上图馆长达23年，后为该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特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也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五、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顾廷龙先生一生任职于图书馆，敬业爱馆，护书如命，其学养久为前辈所赏。 1937年日寇攻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故家旧藏，纷纷外流，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诸先生都忧心忡忡，深恐我国历史文献日渐沦丧，于是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谋求抢救保护，并各出所藏，供众阅览。 1939年5月，叶、张先后致书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南下，主持馆务。顾廷龙有感于叶、张二老的诚意，复函称“惟以勤慎忠实，严自惕励，生计可维，身心有托，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矣。 ”这可谓他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最好写照。

    顾廷龙初到上海，即不顾旅途的劳顿，拟成《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他力主“孤本不孤”，务使旧本秘籍刻印流布。当时上海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原先筹措基金不断贬值，他一秉初衷，以“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信条，因陋就简，惨淡经营。为降低成本，甚至自当抄书匠，手写上版，一夜之间，抄写三千小楷，权当练字，终于印成《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收书凡18种，大都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抄本。

    合众图书馆自1939年8月开办，至1953年2月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虽未正式对外开放，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莘莘学子，均视它为探究历史文献之最佳场所。顾廷龙先生甚至为专题研究者提供专架，以便节省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朱启钤、陈钟凡、陈寅恪、陈垣、邓之诚、王重民等经常通信咨询，顾廷龙先生无不一一作答。

    顾廷龙先生在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期间，一秉“合众”初衷，坚持将旧本秘籍影印流布，且在上图自设工场，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先后有30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之于世。其中以宋本《唐鉴》、《孔丛子》及乡先贤《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尤为罕秘。

    顾廷龙的工作准则是“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自上世纪30年代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直到1998年辞世，他70年如一日地信守和实践自己的诺言，全身心地耕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园地上。 1992年，做过胃恶性肿瘤手术后，许多同志建议他在有生之年整理一下自己的日记、信札、笔记，他总是笑答：“我要首先完成该为前人做的事！ ”90年代，在担当《续修四库全书》主编之余，他完成了《尚书文字合编》的定稿出版和《王同愈集》的校勘出版。直到1998年因结肠癌再次住院手术，他仍每天坚持《严元照年谱》的修订工作。

    顾廷龙先生于目录版本之学，早年受外叔祖王同愈启迪。负笈燕京期间，正值以金石目录版本称雄海内的章钰寓京，常相请益。 1937年夏，章氏去世，其藏书以手抄本、手校本寄托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刻旧抄之善本暂寄五年，普通本捐赠燕大图书馆。顾廷龙先生用10个月时间纂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16卷30万字，除了书名、卷数、朝代、里贯、版本诸项外，还录题跋，凡涉及章氏友朋，酌注里贯事迹，以详渊源，体例之善，为版本目录学上所罕见。 1941年，顾廷龙又与潘景郑先生合辑《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此书图文相辅，纲举目张，至今仍为研治明代版本学之准绳。

    从1994年起，顾廷龙先生出任《续修四库全书》主编，此乃其毕生事业之最高峰。《续修四库全书》前人虽屡有所议，但均未付诸实施。现《续修四库全书》共计收书5213种，分装1800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较之《四库全书》超出1852种，几近《四库全书》百分之五十。而入选之书既包括《四库全书》成书以前脱漏、摒弃、禁毁及存目中确有价值之书，又补选乾嘉以至辛亥革命以前重要学术著作，而所采底本，尤臻上乘。如此一代旷世盛典，在顾廷龙先生主持下，以八年时间，大功告成，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此功可谓大矣。

    顾廷龙先生亦是一名金石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正草隶篆诸体俱精，榜书、小楷皆能。早年私淑吴大澂，自云“廷龙童年得篆文《论语》、《孝经》于家，喜而摹之，取以校读本，喜其诎屈，迄未详为谁氏之手笔也。过庭请问，乃知吴愙斋先生集古文字以书者。于是识先生之名而惜不获见焉。比长，从伯舅王董宬先生习古文字之学，繇秦篆而进窥古籀。遂读先生所著《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于是于抚习书法之外更得研求先生之学术矣。”又云“余弱冠始习许书，从事段、桂、王、朱之书，得识文字之义例。四年而后，读器铭卜辞，其文字则真商、周遗型矣。 ”在其上海求学期间，他得前清秀才孙伯南指点读了《说文解字》，又从胡朴安、闻宥、刘三等学者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书法。在燕京大学时，又常与容庚、商承祚同研书法。先取吴大澂一路，后攻钟鼎金文。所作丰茂雄浑、质朴古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为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

    顾廷龙先生金石文字、书法艺术为世所重数十年不衰，固然有其师出吴氏的渊源。同时还得力于其非凡厚实的扎实功底和博学广识的文化素养，1996年顾廷龙书法展在上海图书馆新馆举办，当时新闻称：“顾老闻名遐迩，但却淡泊名利，故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他的书品好，人品则更好。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不是书法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工作者，在为整理古籍而写字。顾老从不以名家自居，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每一笔，每一画都是一丝不苟，顾老以他的学识和素养在书坛中独树一帜，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其1936年至1996年间105件书法精品被收入1996年出版的《顾廷龙书法选集》。正如该书《编后记》所云：“顾廷龙先生为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尤擅书法，真草隶篆无所不精，榜书、蝇头小楷更见功力，其书法独具神韵，名重海内外，堪称一代大家。观其书，处处洋溢着金石之气、学者之风。且作品形式多样，尺牍、题跋、匾额、题签、碑文、中堂、立轴、横披、册页、扇面皆涉，使人赏心悦目。 ”此外，他还主编了《明代书法》、《清代书法》（1989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顾廷龙是地道的苏州人，在苏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为了求学、为了事业，他数十年旅居京、沪两地。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家乡。但他一直心系故土，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他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图书、拓片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非常关心苏州园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多次与陈从周等专家一起来苏州实地踏勘，并陆续为整修一新的苏州园林名胜、文物古迹书写了数量可观的匾额和题词，如曲园的“乐知堂”、怡园的“藕香榭”匾额以及虎丘“平远堂”、石湖景区的“吴中胜景”牌坊等，多出自顾廷龙先生的手笔。 1989年9月，苏州市为隆重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一千周年诞辰，特在天平山南麓范公祠前，用花岗石建起一座精美的“先忧后乐”牌坊，请顾廷龙先生书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 1993年，他又为苏州园林博物馆题写馆额。

    顾廷龙先生非常关心苏州的史志事业，凡是苏州为修志需要，向他求援时，总是有求必应，对苏州的文化事业可谓竭尽所能。记得1987年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准备更换封面题签，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顾老，顾老的字端正雅健，深得颜鲁公神韵，不论从封面的美观，还是与史志的“真”、“善”，结合得是那样的和谐。因此，从第八辑起我们一直用着顾老所写“苏州史志”四字。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州市志》进入了总纂评审阶段，封面设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们再次想到了顾老。如今由顾老题写书名的《苏州市志》已荣获全国一等奖，顾老的字已随《苏州市志》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并必将随志书垂之永远。1995年底，苏州市方志馆批准筹建。翌年1月中旬，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家乡筹建方志馆的消息报告了顾老，并请他为方志馆题写馆名。不久，市志办就收到了顾老题写“苏州市方志馆”墨宝，横竖各一幅，并附信表示祝贺，他说：“修志必须有常设机构蒐集资料，专业性强，不是图书馆可照顾得到的。 ”在传阅墨宝和贺信之余，有人提出：馆牌题字没有落款和印章，终觉美中不足。幸而顾老在信中提到“如有不合，尽可重写”一语，故我们又向年届九十三岁高龄的顾老提出补写名款加盖印章，并以繁体字“蘇”取代原简化字的请求。半月后，我们居然收到顾老重写“蘇州市方志馆”条幅，署款为“九三老人顾廷龙题”，并盖有阳文朱印“顾廷龙印”，收到此等字体圆润遒劲，行气布局堪称完璧的墨宝，我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如今，苏州市方志馆已向社会开放二十年多了，馆藏各类书籍已经超过2万册，经常有修志同行慕名前来苏州参观学习，而且总爱在挂着顾老题写的馆名旁留影，长眠于故乡的顾老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