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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因时代不同、财力各异，收藏环境不同，使得收藏家的收藏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在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时期，就涌现出大批收藏家，他们收藏的逸闻趣事流传至今，他们因爱而藏，为藏而专，不仅保存下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他们手中发扬光大。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张伯驹、王世襄、张叔驯、钱镜塘、容庚、庞莱臣、张大千和傅增湘等民国收藏大家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另外两位民国收藏大家叶恭绰和吴湖帆的故事。

    “一代儒官”叶恭绰——开通近代交通的收藏名人

    叶恭绰这个名字，如今知道的人可能不太多。提起这个名字的人，多是些书画家和收藏家，因为叶恭绰的书画在书画市场上的价格不菲。2014年7月19日晚，在五闲堂叶恭绰书画春季大型拍卖会上，共成交8752万元。事实上，叶恭绰对历史的贡献，绝不止于书画。他还是政治家、收藏家、教育家、学问家，交通系成员之一，他的一生跨越近代、现代和当代，在多个方面都卓有成就。

    叶恭绰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字裕甫、玉甫、玉父、誉虎，号遐庵、遐翁。）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堂。他7岁能诗文，大概18岁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得第一名，20岁肄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是前清的秀才。31岁时，他就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多次去法国、朝鲜、日本、美国、英国考察并介绍中国文化。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出任铁道部长，后任北京国学馆馆长。1949年从香港又回到北京，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书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叶恭绰为我国的交通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怎样成为了交通大员呢？

    光绪32年（1906年）的农历九月，清朝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的交通事务，在朝廷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邮传部。著名教育家张百熙当时任尚书，正是这位张尚书的赏识，使叶恭绰开始了和交通漫长的渊源之路。为什么地位显赫的尚书张百熙会如此看重叶恭绰这样一位年轻人呢？原来正是8年前的童子试中叶恭绰做的那篇文章——《铁路赋》，给张百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马上想到提拔这个有志青年。后来事实证实张百熙的确独具慧眼。叶恭绰在邮传部工作得风生水起。

    邮传部在南北统一以后就被改为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当时是1912年。这就是交通部的历史长河的开端，也是叶恭绰成为交通大员的开始。袁世凯很器重他，命他为路政司司长，并兼任铁路总局局长。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官至司长，不禁让人感叹和质疑。

    交通大员，政绩辉煌

    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期间，筹设新疆、蒙古无线电台、创办铁路职工教育，培养交通铁路专才，与华俄道胜银行改订中东铁路合同，争回部份权益，辟葫芦岛为东北不动岛，拟订航业奖励章程，设交通行政讲习所，发展职业教育，筑建北京中央总车站，议设通儒馆、国立图书馆，影刊《四库全书》及公私藏书，筹开京沪特别快车，制定铁路交通相关条例、法规、章程，筹建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等，建树良多，政绩辉煌。

    他积极倡导在铁路系统推行货运负责赔偿制。还因为他，实现了我国的铁路国有。这都是他成为交通大员的重要原因。

    当成为了一名交通大员之后，叶恭绰并没有停止他的事业和改变中国现状的脚步。这时，他把眼光放在了教育——这个立国之本的大问题上。

    创办交通大学，兼任校长

    创办交通大学并自任校长，是叶恭绰在教育上的重要一笔。1920年12月12日，叶恭绰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才”为由，拟订统一教育办法，将交通部所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

    如今，沿用交通大学校名并同属交大大家庭的共有5所学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交大。1991年4月，西安交大95周年校庆前夕，学校东花园里竖立了老校长叶恭绰的塑像，2000年，该校普通邮资明信片“百年树人——西安交大千禧奉献”发行，其中之一就有叶恭绰老校长的塑像。交通大学发展成为我国近现代重要学府之一，叶恭绰应居首功；谈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必谈叶恭绰。

    首译broadcasting为“广播”

    叶恭绰整装平津电话局无线电机，公开播音，但一时没有合适对应名词可用，经再三考虑，就按原文字义，将“ BROADCASTING ”译为“广播”，“广播”一词自此成为传播媒体专有名称，延用至今。叶恭绰并培养他的六弟恭徽赴欧学习无线电广播专业，返国后加入传播事业发展，成为专家。

    叶恭绰深知交通建设首在发展全国文通网络、建设邮政电讯，既可振兴经济，沟通民情，又能迅速传播通俗教育，开发内陆山区地带，于是首倡无线电广播事业，在沈阳筹设国际无线电台，在北京设立国际无线电收讯处，接收欧美各通讯社电稿，转发京内外各报馆，使世界新闻迅速传播各地，是我国国际通讯事业的开始。后来叶恭绰创办津奉长途电话，并延长至哈尔滨、满州里、绥芬河，电话从此贯通东三省，八月在津浦铁路沿线架设长途电话线，各大站设电话局，创办天津自动电话局，九月创办传形电报，制定“交通行政权统一案”，发展联运，最先开创了民用航空邮政，筹设商船学校、培养航业人才，提出“关税自主”议案，为发展交通、电讯，与外国铁路联运、电报直通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订约、改约等。

    叶恭绰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以金石、书、画扬名于世。叶衍兰（1823年－1897年）清代官员、书画家、词人，为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父亲叶佩含通诗、书、文。叶恭绰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书画，后来卓然成家。

    叶恭绰与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关系密切，常有往来。虽然作为政治家，他自视绘画、书法为爱好，但是抗战时避居香港期间，仍能以卖字为生。

    叶恭绰组织书画界活动最早可以上溯到1923年。当年，他应孙中山之邀，到广州任财政部长时参加蜜蜂画社。1931年，叶恭绰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画会”。当时全国各地的画家纷纷加入，该会实际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画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叶恭绰力主成立中国画院，并被任命为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此时的叶恭绰甚至可以称为专职书画家了。

    叶恭绰绘画喜欢画竹、石、梅、兰、松，最爱画竹。书法擅长正、行、草书，取法赵子昂、褚遂良及魏碑之长，自辟蹊径。启功赞其“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

    叶恭绰与毛泽东的翰墨情缘

    叶恭绰与毛泽东主席在年龄上刚好相差一肖，两人对传统文化均有自己的理解，只是表现于翰墨的心境不同。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做诗、写字，都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叶恭绰作为前朝遗老，在新政府担任着闲差，可谓“无官一身轻”，有的是时间自由自在地画画、写字，对平民来讲叫颐养天年，对叶恭绰这等人物来讲则叫老有所为。叶恭绰是前朝的“高干”，与毛泽东肯定有过交往，他当然了解毛泽东，遂将自己编辑出版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寄给毛泽东，【同时修书一封：“主席钧鉴：恭绰年来渥承光被，稍获新知，然结习未忘曩时所业，有可供参考者仍随宜掇拾，冀附轻尘之助，兹印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一种方式出版。谨上呈一部，期承乙览之荣，并赐训诲。附致崇礼。叶恭绰敬上。八月五日。” 】

    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威望极高，他有理由俯视一切。但他看得起叶恭绰寄来的书，看得起清代学者的治学履历。接到叶恭绰的赠书，毛泽东很高兴，并立刻回函：“誉虎先生：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叶恭绰在兴奋中又有些惶恐，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够亲笔回信，又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自己所编的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毛泽东又给叶恭绰出了难题，毛泽东在信中所要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已被时间淹没。该书出版于1928年，其中的170名清代学者画像，由叶恭绰祖父南雪公亲手钩摩。书中附有清代学者的长篇小传，记述了学者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在当时影响甚大。尽管《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已很难找到，叶恭绰还是把自己珍藏的一套送给了毛泽东，并在信中表明了这套书的珍贵：“主席钧鉴：奉示敬悉。《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舍间存书已悉毁于变乱。兹另觅得一部奉请存阅，不必交还矣。馀致崇礼。叶恭绰谨上，廿一日。”

    令叶恭绰欣慰的是，毛泽东非常看重《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反复咏读，最后还在书的首页钤盖了自己的藏书印“毛氏藏书”，可见毛泽东该是何等看重叶恭绰所赠的书。

    毛泽东与叶恭绰追逐翰墨，但风格大不相同。毛泽东有思想，有才情，做诗、写字，常有惊人之举。叶恭绰晚年如意，画画写字是消遣，虽说腕下功力直追古人，但，独缺豪迈、畅达，输于郭沫若，更输于毛泽东。正如同叶恭绰与毛泽东对清代学者、学术有兴趣一样，我们也对叶恭绰与毛泽东的诗文、墨迹有了兴趣。他们在历史时空中成功定格，影响非凡，尤其是毛泽东。同样，能与之交往的人必然身贵，叶恭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可以与毛泽东交往，与中国的另一个伟大人物孙中山也是战友。现代书法家没有几人会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很愿意聊聊叶恭绰的书法。

    毛泽东与叶恭绰不同风格的书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凸显出一种特殊的价值。毛泽东的书法得怀素遗韵，又加之非凡的人生历练，书法的人格化特征明显，醉人醉世。相比之下，叶恭绰的书法更靠近传统，这一点，启功先生看得清楚——“先生体短而神清，食少而气旺。每见米饭只用半盂，面包只拈一片，盛筵之上，亦但取肉边之菜。而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叶恭绰长于章草，与沈曾植、郑诵先、王邃常诸君一样，他把章草写出了味道，写出了自己的面目。古人论书，非常在意写像了哪一家，又是否脱离了哪一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叶恭绰从旧式教育里走出来，国学功底自然深厚，我们必须相信他临帖的深度与广度。然而，作为书法家，我们更看重叶恭绰的艺术感觉和笔墨表达能力。这两点，叶恭绰没有让我们失望。在他的书法作品里，最夺目的就是书卷气，字里行间的文化信息、生命感受相互对应，呈现出作者雅士的气质和学者的精神。为此，叶恭绰的章草就少了笔墨刻意的雕琢，多了线条自然的流转、情感张弛的表达。从书法的技术层面来讨论，叶恭绰的书法又高于毛泽东。

    好在毛泽东与叶恭绰地位特殊，其书法也高古、清劲、博雅，属人书俱佳。至于二人书法的艺术差异，也仅属于评论层面的事情，可以各说各的理儿。  

    鸭头丸帖一字卖千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书法《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给一位朋友的短笺,全文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作为一种中药丸,见录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术,是一种利尿消肿的药。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

    这件最普通的事情,由王献之写来,竟成千古绝唱! 叶恭绰和这幅《鸭头丸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49年之后,叶恭绰出任中国画院院长,常要出售收藏以补家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作为古物专家,知道老朋友叶恭绰要出售自己的收藏,决定询问能否把他藏的《鸭头丸帖》收购为国有。徐森玉认为办此事最可靠的是谢稚柳。谢稚柳带着徐森玉的使命去拜见叶恭绰。对叶恭绰,谢稚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见面之后,先从叶氏最关心的《柳鸦芦雁》谈起,然后又谈起他几次向上海文管会出售的字画。

    谢稚柳作些尝试,说:“遐翁,你藏的《鸭头丸帖》是否有意出让?”

    叶恭绰有些不快,说:“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鸭头丸帖》到了那里,还不知被评成什么劣等呢?”

    谢稚柳:“遐翁放心,这次由森老说了算。”

    叶恭绰:“这种东西我能卖吗?字字千金,即使我能卖,你们文管会也不敢买。”

    谢稚柳:“遐翁,你可以一言九鼎,虽然是字字千金,我们也买,这个家我当了。”

    叶恭绰只是气话,“字字千金”是笼统说说,《鸭头丸帖》到底能卖多少钱,他的确没想过,他看了看谢稚柳,问:“稚柳,你这个字字千金算是什么样的价钱?”

    谢稚柳说:“就按照遐翁说的一个字一千元。”

    叶恭绰沉吟了一阵,说:“你这种点名买东西,叫做挖别人眼珠子。你们既然要挖眼珠子,那就让你来挖吧,反正这东西早晚都要被挖走的,今天不是你挖,明天可能会有别人来挖。”

    就这样,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就归了上海市文管会,现藏上海博物馆。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是《毛公鼎》，《毛公鼎》是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晚期的一件重器，腹内刻有500字金文册命书，字数为举世铭文青铜器中最多，是西周散文代表作，其书法也是金文中最高等级。也是西周晚期一篇完整的册命书，文中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兴朝政，遂命叔父毛公歆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毛公感念周王，于是铸鼎纪事，由子孙永保永享。该鼎体呈半圆形,立体高大,兽蹄形足。口沿下饰大小相间的单行连续式鳞纹,其下铺一道弦线,十分简朴。 这个毛公鼎和叶恭绰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且来听听。《毛公鼎》1910年落入直隶总督端方之手，他死后，他儿子的小妾将毛公鼎押于北平大陆银行无力赎出。为不使国宝外流，叶恭绰筹资购得毛公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拒受伪职，只身避乱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七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二十九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绝不能流出国土。日本宪兵接到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此时毛公鼎已转移,没有找到,倒查出两把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入狱, 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就嘱咐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来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去。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那个时候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恭绰即致信呼吁寻找毛公鼎并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因此,寻找毛公鼎的重任就落在身为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的身上。经过周密调查,杨宽终于找到毛公鼎的下落,经过辛苦洽谈,把毛公鼎领回,拨交中央博物院收藏。1949年被蒋介石带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叶恭绰两次保护国宝，才使毛公鼎未落入外国人之手。

    无偿归还张大千传家宝

    叶恭绰和张大千也是挚友,抗战前几年,张大千、张善孖携带着一只幼虎与叶恭绰同租住在苏州网师园内,三位书画大家同住一园,朝夕相处,摩挲旧物,研讨艺技,也是艺林佳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曹娥碑》记载的是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碑文只有４４２字，但“彰孝烈”其情其旨溢于言表。孝女曹娥是曹盱的女儿，他的祖先和姬姓周王朝有着共同的血统，只是年代久远，迁居到上虞后就被人们遗忘了。曹盱不但有边打击乐器边唱歌的艺术才能，而且还能和着曲调在祭祀仪式上舞蹈。汉安二年（公元１４３年）的端午节，正是民俗祭祀潮神的日子，迎神的船队由曹盱指挥，逆着江流行驶。这一日风急浪高，主祭船被浪打翻，曹盱落水身亡，人们许久都没有打捞到他的尸体。曹娥当时年方十四，她在江边大声哭喊着寻找父亲，一直寻至第十七天仍不见父尸，便投入江中。五天后，曹娥抱父尸浮出水面。《曹娥碑》是东汉年间人们为颂扬曹娥的美德，纪念她的孝行而立的石碑。

    那这个《曹娥碑》帖和张大千及叶恭绰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且来听听。20世纪20年代，上海有个活跃人物，名叫江紫尘。此这个人在清末时当过两江总督端方的“文巡捕”（相当于后来的副官），辛亥革命后，便以转手买卖书画古董为生财之道；并在上海孟德兰路兰里创立“诗社”，以“打诗谜”的方式聚赌抽头。当时的文坛前辈陈三立、郑孝胥、夏敬观等都常来参加这种“诗钟博戏”。张大千也常到这里来当 “每博必负”的 “鲜兔”。张大千的曾祖父当作“传家宝”遗留下来的王羲之《曹娥碑》帖上有唐代名人崔护、韦皋等七人的题跋，曾由项子京、成亲王先后收藏，且都附有详跋。

    一天，张大千应江紫尘之请，将这一名贵碑帖带去给众人观赏。不料当晚他“入局”以后连续“败北”，转眼间就欠了江紫尘1000多大洋的赌债。江紫尘假笑着对他说：“你欠了我偌大数目的债，干脆用那碑帖来抵账吧，我可以再找补给你200元，帮助你翻本。”输红了眼的张大千竟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冷静下来后，他对自己轻易舍弃祖先遗物的孟浪行为十分痛惜悔恨，从此绝迹赌场。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十年后，张大千的母亲、女画家曾友贞在安徽郎溪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祖传的 《曹娥碑》帖？张大千惶恐已极，只好撒谎说仍放在苏州网师园。其母叫他第二周必须带来展阅，以小慰病中的枯寂心情。张大千生怕慈母生气而加深病情，自己将终身负咎；又听说江紫尘早已将碑帖售出，辗转不知落于谁手，急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回到网师园后，恰巧遇到叶恭绰和王秋斋来访，询问到张太夫人的病情，张大千即以实情相告，并将自己输掉碑帖的经过也一一讲述，最后叹气说：“倘若还能够找到这幅碑帖的下落，我决定不惜重金赎回，使老母得到安慰。”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用京腔道白说：“这个么，在区区那里！”张大千欣慰得流下了眼泪，立刻把王秋斋拉到屋角，央求王秋斋向叶恭绰转达三点请求：一、如能割让，愿付其购买原价；二、如不忍割爱，则愿意用自己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不计件数任叶恭绰挑选，以为交换；三、如果这两种方式都不行，则乞求暂借两周，经呈送老母观览后，即行璧还。

    王秋斋把张大千的意思转告给叶恭绰。叶恭绰义形于色地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赠给大千，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张大千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刻上前叩首相谢。

    张太夫人终于在弥留之际看到了祖传的宝帖。张大千自是感激不尽,事后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是袁崇焕祠墓，是为纪念明末清初抗清将领袁崇焕所修建、修缮的包括墓碑、祠堂、庙宇等一系列纪念建筑，曾多次遭到损毁。

    1952年2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照这个规定，袁督师庙和墓均在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袁墓（: "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祠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佥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力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

    毛泽东回复叶恭绰:"（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

    至此，经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人的多方努力，积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

    2006年，袁崇焕墓和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叶恭绰一生收藏古籍和文物，花了大量财力、精力，承担了巨大风险。无论是晋代王羲之《曹娥碑》、晋代王献之《鸭头丸帖》、明代唐寅《楝亭夜话图》，还是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名僧翰墨、文物图录，他都一一收藏，仅清人词集就有5000余种，《全清词钞》有3196家。1943年，他一次性将地理类藏书等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其它珍藏文物也都通过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有关文化机构收藏。 1961年，在他80岁的时候，他将收藏的大量古字画珍本全都无偿捐给国家。

    叶恭绰还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民国32年将地理类藏书等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珍藏的文物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有关文化机构收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

    叶恭绰说：“对于收藏家来说，文物不仅仅是收藏价值，更是我国古老文明的文化传承。”

    “近现代画家”吴湖帆——收藏界的一位高手

    近现代画家吴湖帆是收藏界的一位高手，他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吴大澂，所以他幼承家学，见多识广，才学超群。吴湖帆富于收藏，为近现代著名收藏家之一。藏有金石书画1400多件。

    吴湖帆，江苏苏州人，（为吴大澄嗣孙(1894—1968)。初名翼燕，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 

    建国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画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收藏宏富，善鉴别、填词。 

    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一位重要的画家。 

    名公之孙，世家子弟

    说到近现代著名书画家、藏家、鉴赏家吴湖帆，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吴湖帆的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吴大澂，吴大澂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收藏家、艺术家，而在其艺术实践中，又以书法的成就最高。所以生在这样的家庭，吴湖帆不成名都难。

    吴湖帆自小就和祖父收藏的物件有缘分，喜欢跟着祖父研究满屋的藏品，喜欢听祖父讲每个物件的历史、来源，喜欢跟着祖父去淘换不同的物件。这让作为收藏名家的祖父吴大澂欣喜不已。到了1902年，祖父吴大澂中风卧床在江苏苏州，他嘱咐家人整理毕生所藏，同时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年仅8岁的嫡孙“万儿”也就是吴湖帆身上。

    为什么弥留之际的吴大澂花尽心力在8岁的吴湖帆身上呢？就是因为吴湖帆自小就在收藏上面表现出的悟性，让祖父觉得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唯一可以继承他收藏事业的人，尤其是吴湖帆对金石书画情有独钟，过目不忘，对吴大澂提出的问题都能应答如流。所以吴大澂曾说“有嗣如此，死复何恨！”他把家财分作两份，一份给两个待嫁的女儿，而所有字画彝鼎几乎全部遗留给了8岁的吴湖帆。

    长大以后的吴湖帆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那里使他初步认识了上海，并和上海一些思想界、教育界和收藏界的前辈们熟识起来。这些人脉为日后吴湖帆定居上海，进行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在中国公学学习的第二年，因为学校迁移以及一个同学想要去日本留学，这两个原因让吴湖帆中途辍学，和同窗一起去日本游学，那一年吴湖帆13岁。到了日本以后，吴湖帆发现日本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并无太大差异，只是日本人特别敬畏鬼神，这让吴湖帆惊奇不已。此外，日本人喜欢下围棋，这些黑白棋子也让吴湖帆深深着迷。他便购置了一批棋谱开始研究围棋的奥秘。他非常喜欢下围棋，以至于到了晚年，还经常邀好友和弟子下棋来排解时光。

    在日本逗留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有一件事给吴湖帆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和同学游富士山。富士山是东土名胜，高三千七百多米，山顶终年积雪。“江户富士山”是东京著名景色，有“白扇倒悬东海天”之称。当他在富士山看到黎明的第一缕晨光升起，红日喷薄而出的奇景的时候，他彻底震惊了，他自小生活在南方，见惯的都是南方独有的江南水乡和古老田园，一下子看到太阳慢慢划破云朵跃然升空，他脸上和眸子里闪耀着兴奋的光彩，他为造物者的伟大所陶醉，平地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

    为什么说富士山之游给吴湖帆带来巨大感触呢？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是吴湖帆的艺术生涯值得纪念的一年，从那次以后，吴湖帆就开始了山水画的临习。这和他游富士山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当时的景象让吴湖帆很震惊，所以他在激动中忽然地想起了许多家藏的山水画名迹，与其说灵感，不如说是领悟。总之，从此以后吴湖帆开始山水画的绘画和研究，并且日后他在这方面还取得了相当高的造诣和赞誉。

    （由于家庭给吴湖帆的熏陶，自从6岁起到成年，家庭都在给他创造着一系列的机会，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慢慢走上了收藏、文学、艺术的道路，去追求更高的艺术造诣。）

    画坛盟主，名震江湖

    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收藏而知道他，刚才也有说到，我们知道了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画家”。

    学画是吴湖帆自己的意愿，最开始他先后学习了“四王”和董其昌的技法，在掌握基本功以后继而上探五代、两宋以及元明诸家。吴湖帆学画也是得到了家庭的鼎力相助的，他日后与赵叔孺、吴待秋、冯超然被誉为上海“四大家”，并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画坛有“南吴北张”之誉。张大千平生佩服的“两个半画家”中，第一个就是吴湖帆。（张大千尝言：“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另半个已故去，就是谢稚柳之兄谢玉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吴湖帆于1936年春画的《临五牛图卷》，是目前仅见的吴湖帆以牛为主题的长卷作品。

    早在200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吴湖帆书画集》，曾收入他于1935年临摹的《仿赵氏一门三马图》手卷。他的这幅画2012秋拍北京匡时成交价1437.5万元， 2002年在上海拍卖成交价32万元， 10年时间翻了约45倍。 

    对比这《临五牛图卷》、《仿赵氏一门三马图》两个卷子，不难看出两者在用笔习性上的连贯；而他的鞍马类卷子，截至目前所知也就如此两件而已。

    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为逃避战争可能带来的灾难，吴湖帆离开苏州来到了近百年来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市上海。

    由于自身收藏的雄厚和特殊的机遇，吴湖帆在这一时期，临摹了诸多历代大家精品。除山水外，他在花卉、鞍马、人物画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吴湖帆对古代作品的临摹，可谓一丝不苟。他早年遍临了家藏四王真迹，每帧均达数十遍，每遍反复增损。一次临毕，必将原稿与临本并悬，久久玩味，于布局、经营、勾勒斫拂之处认真比较、细心体察，然后继之以两遍三遍，直到毫厘毕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36年是个很普通的年份，但对吴湖帆颇具意义。他从此前师法古人为主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貌。这年的春天，他完成了《临五牛图卷》。和吴湖帆画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临五牛图卷》虽是一件临摹之作，但它忠实记录了吴湖帆师古旅途上的点点滴滴，是研究吴湖帆早中期绘画的重要材料；卷后诸多时贤长题，更为它增色不少。

    他荷花的代表作《雾障青罗》作于夏天，虽是一次偶然对景写生之作，但古法中流露出了新意。《云表奇峰》更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出吴湖帆对传统山水画南北二宗、青绿水墨的兼收并蓄，已经摆脱了流派的束缚，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笔墨风格。

    傅雷说吴湖帆的画“甜熟趋时”，也是恰如其分。民国时期，书画有市场时，他迎合市场，那些从画谱中讨生活的青绿山水，尽管远离现实，显得暮气沉沉，然而因为画得缜密工整，亮丽明快，所以非常抢手；建国后，书画没了市场，他迎合政治，画了像《原子弹爆炸》这样政治色彩浓厚的“宣传画”，也很成功。对于吴湖帆这样的聪明人，不管什么时代，他都能左右逢源。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湖帆连续看了几场原子弹纪录影片，又在《人民画报》上看了彩色照片。经过数月的酝酿和实验，终于在1965年夏创作了《原子弹爆炸》一图。画面上，吴湖帆用娴熟的没骨烘染法描绘了原子弹爆炸时不断翻滚、徐徐上升的烟云巨柱。以传统手法表现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这不仅对吴湖帆是第一次，而且这幅作品在近现代绘画史上也是极其成功的佳作。

    在2014年吴湖帆字画专场拍卖会上，有四副作品拍出了千万天价。这四幅作品分别是《大龙湫》、《花卉四屏》、《荷花鸳鸯》。其中《花卉四屏》被知名收藏家刘益谦以1437.5万拍得。此次吴湖帆精品最高价突破了每平尺500万元，虽然是个案难以复制，但至少说明了目前市场对于其作品的追捧。

    鉴定界“一只眼”

    谈及吴湖帆极为精辣独到的眼力，完全担得起他书画鉴赏“一只眼”的美称。一般的收藏家在面对拿不准的作品时多会请他来鉴别真伪，尤其是古画，只要经他一看，立辨真伪，他对自己的鉴定水平也相当自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拿着刚购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定。《剩山图》是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的著名作品《 富春山居图》的前一段，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 年)，直到至正十年才最终成，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富春江两岸的初秋景色，面上峰峦起伏，山势曲折，山涧江畔有村舍、空亭、渔舟、小桥、丛林、飞泉等景色，景随人迁，令人目不暇接。这幅作品很受明清画家的推崇，但它的流传却经历了一番曲折。《富春山居图》最初为明代书画大家沈周收藏，后为董其昌所得，又经辗转到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手中，吴正志将其作为家传宝物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洪裕。吴洪裕生平最珍爱两件书画作品，书法是《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绘画正是这件《富春山居图》。清顺治年间，吴洪裕临死前嘱咐家人将这两件珍贵书画“焚以为殉”，言下之意竟然是要烧了书画作为他的殉葬品。家人不敢违拗其意愿，先烧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第二天，当家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炉中时，吴洪裕已奄奄一息，其侄子见状，连忙从炉火中抢出了画卷，但图已烧去了一段。自此，这一遭受火劫的名画就分作了前后两段。两段的命运也迥然不同，后一段仍沿用《富春山居图》原名，于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宫廷，民国以后成为故宫博物院收藏，解放前夕被运到台湾，现作为镇馆之宝之一被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前一段则在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最终成为呈现在吴湖帆面前的《剩山图》（这个名字也是吴湖帆所定的）。他一看便知此画出于名手，遂当机立断，经过“谈判”后将家中珍藏的商彝周敦古铜器作为交换，得到了这本珍贵的残卷。随后，吴湖帆在与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影印本的对照下，发现它竟然是《富春山居图》的前段，珍重更甚，并将其重新装裱，定名为《剩山图》。为此，吴湖帆还特地为自己增添了一个斋名——“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吴湖帆精湛的眼力、高超的判断力和果敢的决断力，若眼力不济，便无法敏锐地发现这幅作品的珍贵所在，从而遗憾地与珍品失之交臂。

    还有一次，好友张大千拜访吴湖帆，吴湖帆一时兴起，就拿出几幅自己收藏的名贵珍品出来，想考考张大千的眼力如何。张大千也不是等闲之辈，后来吴湖帆就在日记里写道：“张大千偕江藤来观碑帖，颇能识好歹。”这几个字虽简短，却透露出吴湖帆作为世家子弟挟宝自重的些许傲慢，还有偶尔摆阔炫耀的心态，但总的来说还是肯定张大千的。在吴湖帆的日记里，对上海当时的藏家逐一点评，语气更加高傲。这是文人的通病吧，骨子里透着的傲气和不甘于流俗的清高。

    说到吴湖帆的好友，可谓各行各业的都有，而且都不是一般人。对这些好友，吴湖帆是自有评价的。

    庞莱臣是当时上海的富商，他收藏了阎立本、赵佶、王维、黄公望等历代名家的作品，有“收藏甲于东南”一说。这样一个巨富，收藏名贵藏品之多，可是吴湖帆对他的评价是：“有经验、乏学识，自信可当。”可见吴湖帆交友并不看重财富，只有真正赢得他的敬佩才可以。

    叶恭绰是政界人物，交通大员，他的书法很有特点，还因为曾经收藏毛公鼎而扬名收藏界，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他的不少故事。吴湖帆和叶恭绰也是至交好友，他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好友：“胶柱鼓瑟，于画理不甚明了，完全以理想式鉴别耳。”不知道叶恭绰是否知道吴湖帆如此的评价，可是这番评价的确表明吴湖帆的骨子里一股傲慢和文人的自恃清高。

    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赵叔孺是当时的沪上大画家，吴湖帆评论他“黏腻而质实，无推测判别。”

    对于另一名鉴赏家冯超然，吴湖帆则说“偏见自信，强词夺理，有时精能皆到。”此外，吴湖帆对王桐缘、何亚农、蒋榖孙等都有点评，俨然是收藏界鉴赏界盟主。这些好友都被吴湖帆以鉴定家的眼光品鉴评判了一番，可谓是苛刻至极，却也对得起鉴定界“一只眼”的名号了。

    在吴湖帆的收藏生涯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拿着声称是吴湖帆作的一幅画上门求证真伪，吴湖帆一看画就知道这是一幅赝品。但是，他却花重金将这幅赝品买下来。有人问他买这幅画的原因，吴湖帆笑着回答说：“这真不是我画的，但是它比我的画画得还要好，所以我买下来。”也许，真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才造就了一代收藏大师。

    在历代的古字画中，真伪混杂，有些高手模仿的水平决不在真迹之下。所以在鉴定中出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以后人评判一个鉴定家是不是够出色，不是看他一生中有没有出现过差错，而要看他能否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在吴湖帆从事鉴定的经历中，也曾有过一些对他心灵产生了极大震动的教训。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一位青年画家，画法颇为高超，技艺也很不凡，他专攻画家陈老莲，模仿他的画可谓难辨真假。有一次这个青年画家的一幅模仿陈老莲的作品不知怎么辗转到了吴湖帆手里。那时候的吴湖帆在鉴定界崭露头角，这次的验证更像是对吴湖帆眼力的一个考验。可是，吴湖帆失误了。事后，他根据作品的风格、特点、笔墨以真迹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他的原因是作者的仿制能力和作品的乱真程度太强了。

    这件事在文人相轻的时代，在当时那样一种树大招风的环境里，无疑是凶险的，后来很长时间都称为鉴定界的笑柄，吴湖帆本人也是每每提及都羞愧难当。可是这不会影响吴湖帆在鉴定路上的钻研，只会使他越挫越勇。终于，经历很多次的磨炼和考验，吴湖帆终于得到认可，被誉为鉴定界的“一只眼”。

    收藏大玩家

    吴湖帆会玩，而且还是位大玩家，从他收藏的作品上都可以看出他的玩法。临北宋书法家米芾《多景楼诗帖》是他的一种玩法。许多历史上的名迹，都出现过吴湖帆的临本。采用这种玩法的人并不多，再有就是张大千了，而吴湖帆却是佼佼者。还有一种玩法，是吴湖帆玩得比较大的。

    这个玩法就要从吴湖帆的家乡说起了。吴湖帆是哪里人啊？对，是我们苏州人。清朝时有人说苏州的笑话，问“苏州出什么？”有人回答说：“状元、戏子、小夫人。”苏州出人才，昆曲、评弹都出自苏州，昆曲“传”字辈表演艺术家，大多出自苏州。而且自古苏州多才女，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苏州的状元，那更是货真价实了。清朝300年间，共出了112个状元，江苏省就占了49名，而苏州一个地方竟出了26名。头脑灵活的吴湖帆就借着“状元之乡”这个名号，玩起了状元扇。

    状元扇的收藏不是吴湖帆自己发起的，是他的祖父吴大澂最先开始的。在吴大澂那时就已经收藏了状元扇若干柄，吴湖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扩展。那么他是如何拿状元扇来玩的呢？在清朝每一位新科状元都是照例要题写扇面馈赠亲友的。这一方面是体现状元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让亲朋觉得无上荣幸的事情。状元扇的来源大致是这三种：一是状元本人亲自馈赠；如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到抗日战争时期还在世，当时吴湖帆为了讨要扇面，加倍送了润笔给他，请刘春霖在扇面做跋语。二是书画友人手中有藏扇，这需要吴先生以自己的作品或者珍贵书画、古玩等换取；三是藏扇在状元后人手中，这往往需要吴先生费尽周折，不仅要出重金，而且要多次登门求索——由于状元的后人也多珍视祖先的书法墨宝，若非经济确有困窘，一般不愿出手，直至被吴先生的诚挚打动，才肯交出状元扇面。其间甘苦，唯有吴先生一人自知了。这还不够，吴湖帆还用蜡纸油印《清代状元名次表》，详列年份及干支以便于检查。

    对于这些收藏来的状元扇面，吴先生一一细细甄别，以其深厚的鉴别功底，去伪存真，在其上落款，以备流传有绪，然后交给当时最有名的装裱师洪秋声和刘桂生两人统一装裱，郑重收藏。

    统计下来，吴湖帆一共收藏状元扇72柄。新中国成立后，扇面收藏愈加困难。在特殊的政治空气下，吴先生也深感紧张，自己的书画收藏嗜好不得不收敛起来，同时，他也越来越担心藏品的安全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为了使自己二十几年的辛苦不付之东流，也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吴湖帆先生在建国10周年之际，将清代七十二状元扇捐献给了苏州文化管理会，时值吴先生外甥女之子钱庸先生任文管会要职。在给外甥女的一封信中，吴湖帆对文管会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文管会继续征集清代状元扇，以期合璧，这不仅是对文管会的要求，也是对其后代的要求。

    这“72状元扇”成为书法收藏界的一大巨制，通过苏州博物馆向世人展现其魅力，并通过海外巡展将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弘扬。  

    可以说吴湖帆不爱财，是公藏大于私藏，更多的其实是吴湖帆拥有作为收藏家的一种悟性和大气。从吴湖帆收藏状元扇来看，他的这种悟性也不是一般收藏家所能具有的。

    这还只是吴湖帆作为收藏“大玩家”的一个方面，给古画动手术，也是吴湖帆的一种玩法。

    只要看过吴湖帆藏品的人，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他藏有的“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的山水画，这些藏画大小尺寸竟然都是一致的。这当然不是巧合，吴湖帆的好友冯超然道出事情的真相：“古书画一到吴湖帆手里，若是同时代或同样主题的画，他不是‘斩头’，就是‘截尾’，非把它们弄成同样大小尺寸才罢休。长的割裂，短的加长，中间的连贯就出于他自己的‘接笔’。没见过原件的，一般都看不出。”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湖帆装裱技术的高超，他还曾对人开玩笑说：“我是画医院中的内外科兼任医生。”此外，吴湖帆喜爱在书画的裱边、诗塘或直接在珂罗版画册上书写其品鉴意见和对画史的研究心得，字字珠玑，如他对王石谷《写宋人词意山水册》就一题再题，前后竞达八次之多，且文字不断深入，十分精妙。

    像吴湖帆的这种玩法，可以叫艺高人胆大，可是几乎没有一位收藏家有魄力敢这么做，也只有吴湖帆有本领这样玩。所以说他是大玩家毫不为过。

    在古玩市场上，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意思就是说，尽管商家能经常觅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人往往图眼前蝇头小利，见利就转手卖出去了。藏家就不同了，他们的收藏一般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一旦收进心仪的藏品，不会因蝇头小利而转让，即使暂时的套牢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玩家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有着爱好，还敢于创作和拾掇藏品，抱着一副玩的心态，才不管藏品是价值连城还是无人问津，就只图自己乐和、高兴。

    这就是藏家不如玩家的理论了。吴湖帆不仅是大收藏家，更是大玩家。像过去的许多大收藏家，比如我们之前讲到的庞莱臣、钱镜塘、王世襄等，都是以藏养藏的高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李可染先生创作的一幅3.1平尺的《万山红遍》在今年的11月15号在中国嘉德秋拍中，以5800万元起拍，经多位买家数十轮的竞夺，最终1.84亿元成交，而买进的价格才80元，其投资回报率令人咂舌。这时候，只有具备长远眼光的人才会看到价值，可是对于玩家就不一样，只要喜欢，就收藏了。

    大玩家吴湖帆的收藏生涯显然是不同于别人的，或许是他看透了人生，看淡了名利，也或许是天性使然。总之，一代大家吴湖帆被后人誉为大玩家，就是收藏界对他的最高赞誉了。

    今天我们讲到的民国的这两位大收藏家，叶恭绰和吴湖帆，从两人的年龄、习性和个人经历等方面来看，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发生“交集”的。但由于两人对书画、词学、古籍和鉴藏的共同爱好，使他们后来成为了亦师亦友和相惜相知的终生至交。叶恭绰比吴湖帆年长十三岁，但两人逝世的日子仅相差五天。

    他们俩都收藏有一件米芾的《多景楼诗帖》，此即所谓的“双胞胎”。

    叶恭绰的藏本现在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吴湖帆的藏本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这一对“双胞胎”连诗册上的用印及位置都如出一辙，宋人题跋也完全一致。

    从这些民国大收藏家的收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收藏家个人道义品格、人文素养，还是他们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历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为社会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