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五年多前网上输入我父亲的名字程敦荣，方知，一田姓抗战老空军在台湾的后人，介绍并收集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抗日战争时中国空军的史料。当看到其中有讲述我父亲的部分时，旋即翻出之前我姑妈（1949年去台）保存几十年后转至我手中的老照片，陷入一片回忆中。。。。最近我又在国内老兵网上读到，1949年后寓居香港，2011年时仍健在的，最后一位当年美军14航空队中方老飞行员陈炳靖的章节。在其亲笔写下的当年空军官校三期赴美受训者名单中，亦出现我父亲的名字。遂起意将手头尚存的父亲老照片，和相关记忆与收集所及，在图书馆的场合和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慰抚早已趁鹤西去的先父。若父亲仍健在应是九十一岁耄耋之人了。

    据父亲讲大约他三、四岁时我祖父就离家出走，并消失的无影无踪。全靠祖母当小学老师的微薄收入支撑一家三口，并守着活寡般过了大半辈子直到我读小学一年级那年去世。这也使得父亲日后非常孝顺她的母亲。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她音容笑貌的记忆已模糊不清了。较难忘却的是我常好奇的去抚摸，祖母那双缠裹得形状如同粽子般大小的小脚。现在人们只能在老照片中看到它们了。

    文革后期我十七、八岁时据我父亲讲，他年幼时我祖母一人收入要养活全家人殊不容易。为节省开支和便于管教，她利用教书的方便将教室权作幼儿园，将还是学龄前儿童的父亲做了一、二年级班的旁听生。因为接触书本早、悟性高，正式入小学后，他便插班跳级的读到高一。（多年后他以同样手法，在我刚过五岁多时冒充六岁，硬塞进了重庆的一所小学）。他一直强调教育可以尽早，并多样化。他本人便是如此；上学、从军一路跳级、超前。后我从抗战时国府空军官校第三期赴美受训人员名册中查到，我父亲是最年轻的学员。

    日军攻占武汉次年，父亲离开老家成了一名步兵学校的学员。不久，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亲自该校挑选了包括父亲在内一批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兵赴美学习军事飞行。

    他们作为第三批赴美学员，都是第一次乘船跨越太平洋甚是兴奋。父亲曾这样描述首次远航出国的情景；涛锋将船尾高高抛起，几乎露出水面的巨大的推进螺旋桨发出很响的轰隆声，接着又重重摔进浪谷，海水奔腾涌上甲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船上法国大厨也对这帮中国小伙子大喊着；去餐厅放开吃吧，因为一半的乘客都晕船了。他们最后抵达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并立即开始受训。他还曾说过；由于战时物资短缺，训练是仓促的并有点简陋。因天然橡胶短缺，训练飞机起落后轮往往是用一个滑撬替代，彼时东南亚天然橡胶产地多为日军占领。而一些航空器械还是由汽车厂生产的。航空机电装置质量不甚可靠导致一些军中袍泽尚未回国参战便死于训练中的空难。他们大多数在紧迫的时间内靠着有限的英文水平和对飞行机械、武器装备的良好悟性，结束了训练。经印度回国后转战数个省份十多个机场，除空中格斗外，还打击日寇地面部队和海军舰艇。

    下文显示台湾田姓老空军后代收集并在网上发表的有关我父亲的部分。我给台湾田先生的回信中写有反映父亲当年战斗经历的一个片段，也是他生前讲给我听的唯一与他空战负伤后跳伞有关的小故事

    第三大隊 八中隊程敦榮

    他是湖北武昌人，十二期空軍官校生。由於他在美國學成回國以後，被美14航空隊借用，與美人一起作戰的戰績很好陳納德為他承請中美兩方的獎勵，他得有我國的三等空軍復興勛章，以及美國的Air Medal勛章。

    在14航空隊工作時，三十二年八月間，他第一次遭遇日本飛機，是九七式輕轟炸機二十七架由零式戰鬥機掩護來炸零陵機場，程敦榮等五架P-40鯊魚機在兩萬尺剛空發現敵機，由後下方攻擊，程敦榮打敵機群做左邊的一架，連續射擊二次，把敵九七式機擊中起火下墜。他自己被零式機圍攻，機身中了二枚炮彈，一直到打退敵機才返回來。

    同月，他掩護轟炸機前往他的老家武漢三鎮炸敵機場，炸完後，鐵路南邊敵零式機二架由左後上方攻擊他與一個美國人，他向左方脫離敵之射擊火力，咬住敵機尾擊中該敵，使之一直跌到地上。

    九月，他掩護B-24前往香港，轟炸敵鑑船，日本零式機由前側上方攻擊B-24，他迎上去將敵擊中冒煙下墜，因為忙於繼續注意天空，掩護B-24他不能分神去注視敵機是下了海或是落到地上，所以他只報告:「可能擊落此架敵機。」

    十月，他掩護B-25炸廣州天河機場，敵由右前方夾攻擊B-25，他隨著長機在右上方一同去迎敵，敵機為逃開程敦榮前面的長機攻擊，拉起作上升轉灣時，他在裏圈內射擊敵機，使之起火墜下到地。

    在14航空隊工作了一年，他與同去的我國飛行員，大受美國飛行員的重視與佩服，去年春他回到我國航空隊的三大隊八中隊來。

    三十三年十月，八中隊掩護一大隊B-25去炸黃河鐵橋，在鄭州北面，B-25低空由南向北進入黃河鐵橋上空炸橋，敵人在鄭州一直到黃河北岸都裝有高射砲。於是他們四架戰鬥機先去掃射兩岸的高射砲陣地，壓制地面的炮火，好使得B-25受的損害輕一點。炸大橋是以炸中橋墩為成功，B-25穩穩的投憚，炸彈正中目標，鐵橋墩炸垮了，任務完成準備返航。

    當他們由低空升高至五千英尺時，日本東條式機來了，先攻擊隊上的二號友機。鍾洪九追上前去打這東條機。此時，另一架敵零式機咬著鍾洪九後尾來了，程敦榮看見了，很快的衝下去把這架零式機擊中起火下墜，建了一功。

    另一次，在嘉魚上空，他與敵機遭遇，可是機槍子彈卡住，沒有子彈打出，一同出擊的李宗唐，抓到了機會把敵機打了下去，回來後一直心中很不高興，難得遇上可惜没有表現。

    在湖北的平漢線、粵漢線上，在湖北境內的長江上、公路線上，他打船、打卡車、打火車，足足有半年之久，並不是因為他是湖北人，所以對於佔領湖北的敵軍特別“惱火”，他在盡一個軍人應盡之責。

    說話的口音，你聽不到他的鄉音語尾，但他是愛家鄉的。他沒有戀人過著一種樸實的生活，(實際上在美國，在印度他被許多華僑小姐愛過，但因為他立志要打仗，故而沒有反應的漠視這些愛情。)他是偶而也有點激動的對於現實不滿，大體上他不多介意，心中卻把一切看得雪亮。

    ( 此文摘自中國的空軍雜誌 )

    5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期间国内政治环境，父亲总以“好汉不提当年勇”为由不太愿意提及往事。我根据他生前的只言片语和零碎资料、片段，得知在日本投降前，也不知缘于何故离开空军现役，而去当时中华民国驻英国大使馆，任职武官助理。据我姑父母后来讲，正是父亲离开空军现役，特别是在英国大使馆任职期间，他被当局有关部门认为有亲共嫌疑。这可从前述台湾版“中国空军杂志”里的“他是偶尔有点激动地对于现实不满”一段，得到一些证实。他生前曾说；赴英任职那段时间，得以有机会游历几个西欧二战同盟国。多少印证了自国内历史课本上习得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近代史。对自己祖国的现状感到是恨铁不成钢，并醉心于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国。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他的儿子从旁观察；他基本上是一半行伍者，一半读书人，讲直话认死理不晓中国官场文化特点，和传统政治诡秘，也是日后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

    我小学一年级时，在第一次红卫兵抄家后丢弃的家庭垃圾中发现，已撕碎的北京市颁发的繁体字版离婚证书，内有父亲名字与中文周X名字并列。时隔二年后朦胧中猜想父亲应曾有过一次婚姻。多年后自姑妈口中和老照片上得知女方是位中英混血儿，所以具中文姓氏。她与父亲婚后回国定居。然因不习惯国内生活等（我曾想过；半个洋媳妇，如何与缠裹着小脚的老式中国婆婆相处？），执意要父亲同她回英国但父亲不从，50年代初遂彼此分手她回了英国。

    其实1949年父亲回大陆前就到了台湾台中市。但有人密告他亲共产党，加之大概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其它种种原因，同年与部分二航人员（中华航空、中国航空）同船由香港至天津回了大陆。此后，他应该短暂担任过飞行教官，因我小时曾见过他有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空军”的胸牌。我想他很快离开军职，部分可能缘于当时中国向前苏联的一边倒，老国军人员被边缘化乃至不信任。且就军事航空而言，喷气机时代已来临，中国开始引进苏俄的米格-15，螺旋桨技术作用不大了。他50年代后期在山西阳泉（我的出身地）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短暂任职。而后，自1961年初父亲随工作单位，中科院科情所，从北京部分内迁四川重庆后，他就未离开这座抗战时曾驻留过的地方（重庆白市驿机场）直到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