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集合了所有封建王朝所能经历的局面，得国之正莫若朱洪武，农民起义开创、驱除外族、统一分裂、藩王叛乱、休养生息、经济改革、皇帝被俘、中兴之主、宫廷内斗、储位之争、外廷朋党、宦官外戚之祸、最后亡于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

    一、张士诚与苏州

    元朝实行民族与阶级压迫政策，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农民身受多重的压迫与剥削，因此起义不断。元末水灾严重，政府强迫农夫、士兵治河，劳动十分繁重，而食钱经层层贪克不够供给，因此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愤恨。加上元政府推行“至正交钞”、“至正通宝钞”，提高钞值，而使物价通涨。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纷纷起义。由于各地起义，星火相继，元顺帝下诏修复拆毁的城墙。至顺四年（1333），平江路廉访使李帖木儿、达鲁花赤六十、太守高履急征民夫十多万人在原有基础上修复了城墙。城墙周长二十二点五公里，辟葑、娄、阊、齐、盘、胥六门。

    在苏州附近活跃的起义军主要有占据高邮的张士诚（1321―1367）、集庆（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1328―1398）和浙江台州的方国珍（1391―1374）。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以贩盐为业，“轻财好施，得群辈心” ，至正十三年（1353）因受富人与小吏的压迫而率盐丁起义，先占泰州，再占高邮，次年称诚王，年号天祐，国号周。

    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江阴人朱英起义受挫，奔高邮张士诚处讨救兵，极言平江富庶，怂恿其南下。张士诚命其弟张士德从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占领常熟。次月，张军直压平江，在齐门外击败了前来迎战的元镇将脱寅，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自杀，太守贡师泰逃逸。三月，张士诚至苏州，改苏州为隆平府（次年又改平江路），以承天寺为王府，建枢密院、弘文馆等中央机构，以术士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李伯昇知军事，潘原明、蒋辉为左右丞，徐义典亲军，蔡彦文等为谋议。四月，张士诚攻湖州、常州、松江等地，但在西进之中，在龙潭被朱元璋部下徐达大败。至正十七年（1357），江北的泰兴与江南的常州、江阴、长兴均被朱军所占。徐达进攻常熟，俘获了张士德。此时降元的方国珍集中水师进入长江，袭击了昆山。在“势穷力迫”的局面前，一些守旧的官僚儒生劝张士诚降元。八月，张士诚派周仁至杭州向元行省达识铁睦儿请降，“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 。元顺帝任张士诚为太尉，张士信任知枢密院事，并命方国珍退兵。张士诚去国号，立江淮分省、江浙行枢密院于平江。其后，又遣史炳文袭杀杭州的杨完者，遂有杭州 。

    为抵御朱元璋的军事压力，张士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多次遣军进攻常州、江阴，但均告失败。与之相反，朱元璋所遣徐达部却攻占了原属张士诚的宜兴。次年正月，朱军胡大海又克诸暨。以后几年，双方呈相持状态。但张士诚在北方有较大发展，乘红巾军北伐之际，进占济宁、濠州一带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杀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占领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州）。

    为了支持元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每年海运大批粮食接济元大都（今北京）。张士诚以“功”邀取王爵，元廷不准，遂自立为吴王，重置百官，任其弟张士信为浙省左丞相，幽囚原浙江左丞相达识铁木儿于嘉兴。

    在消灭了陈友谅势力后，朱元璋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进攻张士诚的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至次年四月，逐步攻占了泰州、通州、盐城、高邮、徐州、安丰等地。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榜”，指责张士诚的八大罪状，表示消灭张氏政权“以靖天下”的决心，命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攻取张士诚江南的地盘。朱军先攻湖州、嘉兴、杭州，张士诚部将吕珍、李伯昇等纷纷投降。十一月，朱元璋军完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常遇春部结营虎丘，汤和部驻阊门，徐达部驻葑门至相门，郭兴驻娄门，耿炳文等驻齐门，华云龙与仇成分别驻胥门与盘门。他们在平江城外作栅围困，并设木塔监视城中动静。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平江附近州县松江、嘉定、昆山、太仓、崇明相继降附朱元璋。六月，平江缺乏粮草，又无援兵，张士诚想突围而出，命徐义、潘原绍出胥门再转阊门袭击常遇春军。常遇春合兵北濠，断张军归路。张士诚亲率大军赴山塘，前往增援。无奈山塘街面狭窄，无法舒展，稍一后退整顿，朱军便冲杀过来，张士诚军大乱，人马践踏，“溺死沙盆潭者无数” 。张士诚亲勇号称“十条龙”的也淹死于钱万里桥。过了几天，张士诚再至胥门突围遇阻，从此不敢出战。九月，徐达见城内势穷力竭便发动总攻，率先攻破葑门，守城将领周仁、潘原绍投降。张士诚亲率残兵在万寿寺东街（今凤凰街）一带进行巷战，又遭失败。张士诚驱妻子姬妾登齐云楼自焚而死，自己欲上吊自杀，被已降朱元璋的李伯昇救下，俘送应天（今南京），自缢死。这次战争给苏州子城带来严重破坏，成为一片荒草废墟。

    张士诚在苏州计十二年之久。他治苏注意兴修水利，浚疏河道，奖励农桑，减轻田赋，使人民得到实惠。并建设瓮城，巩固城防。张士诚“宽以得民”，故而在围城时民众上城防守而“不内变”。他死后，每年七月三十日，人们点“九四香”作为怀念，后讹成“狗矢香”。苏人并于娄门外专立祠宇作为纪念 ，张的坟墓在今苏州工业园区谢塘金鸡湖东岸。

    但张士诚在政治上动摇不定，投降腐败的元王朝，丧失起义的宗旨，也就失去在抗元斗争中建立的威信。张氏集团又胸无大志，贪图财富与享乐，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躭乐是从 ，加上军事策略上的屡次失误，失败也就不足为怪。

    二、明朝时期

    朱元璋在其吴元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派大将军徐达等经十个月攻围平江城，终于消灭张士诚吴王政权，完全实现对江南的统治。他改平江路为苏州府，沿元之旧，领吴、长洲二县及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四州。次年（1368）元旦，在北伐中原节节取胜之时，他在应天（今南京）正式即大明皇帝之位，建元洪武，开始明朝统治，并逐步统一中国。洪武二年（1369），苏州府的四州复改为县。八年（1375），改划扬州府崇明县来属。孝宗弘治十年（1497）正月，割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地在太仓卫置太仓州，领崇明县，仍属苏州府。明初苏州府与应天等府直隶南京（后改为京师）的中书省，后直隶六部。永乐元年（1403）正月建北京于顺天府，仍称南京。十九年（1421）正月改北京为京师，以顺天等府州直隶六部，即为北直隶；南京名称不变，统应天、苏州等十四府、四直隶州，即为南直隶。直到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被清朝占领，明代苏州府凡领州一、县七，辖境不变。

    明初朱元璋的洪武时代（1368―1398）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典型的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明朝封建君主专制力量异常强大。开国功臣被依次翦灭清除。胡惟庸、蓝玉两起狱案诛杀近四万五千人，元功宿将相继殆尽。

    朱元璋就势废除绵延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实现君主大权独揽。

    通过迁徙豪族，尤其把江南豪族地主赶到穷乡凤阳，或者迁居首都南京加以监督，砍掉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借助“空印案”和郭桓案，朱元璋在财政上大肆敛财，民间中产之家大都破产，从此，大家都是“穷人”。

    不仅如此，朱元璋的专制淫威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笼络文人，开科举选人才，以朱熹儒学为标准统一天下人心，或者不拘资历用人；另一方面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苏州儒生姚叔闰、王諤被举人才，应征不至，被诛杀、籍其家 。其时文网严密，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士人。如明初“四杰”之一的苏州诗人高启，在洪武六年（1373）替苏州知府魏观营造府署作上梁文，因府署建在朱元璋的死敌吴王张士诚的王府废基上，有“龙蟠虎踞”的赞语，触犯朱元璋的忌讳，竟然受到腰斩极刑 。思想文化高压造成明初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的局面，四处呈现的是歌颂升平的腔调。

    对于苏州吏治，由于人多赋繁，与国家财赋主要收入直接关联，还是敌手张士诚的统治中心，他更是猜疑重重，毫不留情地加以治理。

    凡苏州府县正佐官员都被政府严密监督，稍涉贪墨，或偶有过失，轻则革职拿问，重则丢官丧命。以苏州知府而言：“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左谪者吴懋，坐事去者何异、张亨，被逮者王暄、丁士梅、汤德、石海、王绎、陈彦昌、张冠、黄彦端，坐赃黥面者王文，而子尚（金炯）与魏杞山（魏观）皆坐法死。” 

    他们或经济原因，如无法完成催交苏州重赋，采用一时权宜之法；或施暴于民，像洪武三年（1370）知府陈宁号为“陈烙铁”； 或用了软的一手，如洪武十九年（1386），知府王观在荒年无法完赋，“乃延诸富室集郡衙饮食之，使各量出赀，以代贫困者之逋。众欢然如指，逋乃完” ；而金炯想均平官民田税则，却引起朱元璋不满，遭诛杀惨祸，还连累其支持者户部尚书滕德懋被杀。

    有的官员因工作失误造成经济损失，遭到严办。如苏州知府张亨、知事姚旭因不察“假千户沈仪赍伪造御宝文书至府，不行比对勘合承接，即便当厅开读，行下属县，意在通同扰民作弊”。沈仪并伴当四名被凌迟处死，知府、知事被枭令 。

    洪武年间，苏州府不少官员戴罪任职。如知府王观因踏水灾受钞三十贯，戴罪上任。如王观，“为政严整，多所兴建，发奸擿伏，民惮之如神明” ，与李亨、魏观、姚善、况钟成为贤明的“姑苏五太守”。

    个别的因政治原因被严办。如曾任国子监祭酒的魏观，因善治术，洪武五年（1372）出任苏州知府。他严惩前任陈宁之苛政，除暴安良，体恤百姓，政绩卓著，赢得朝野上下一致推崇。洪武六年（1373），因在张士诚故王基上修葺府衙，请高启所撰上梁文有“龙蟠虎踞”之句，被朱元璋下令将二人押赴京师腰斩处死。

    利用重典整肃吏治，既是朱元璋处心积虑的国策，也使苏州政治统治秩序得到有效保障，为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了行政力量支撑，取得一时成效。但是，它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取决于治人威权的强大震慑力，一旦失控，吏治的腐败又将不可遏制地恶化。

    朱元璋打击豪强富室，首先针对张氏政权敌对势力，没收张氏旧臣故交的地产，“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 ，并将其强行迁徙，于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 。有的人因忠于元朝，如苏州儒生姚叔闰、王諤与朱元璋敌对，应征不至，惨遭杀戮，那是政治罪，极少数的例子。

    朱元璋试图以良民治良民，让富民参与政府赋税征收，维护基层秩序，因而承认富民的地位。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召见诸郡富民，训诫他们不要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身。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 。次年首先在江南苏州等地设立粮长。“粮长之设，首便于有司，次便乎良民，所以设立之时，定殷实之家。” 

    “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爰有坊厢。”

    “夫自国初仿汉徙闾右之制，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当是时，苏州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 郁瑜、伊氏、吴县韩氏、长洲徐氏、昆山邹氏、虞氏等，都属于被卷入这场迁徙浩劫的富户。明政府效仿秦汉迁徙豪强的办法，强迁江南苏州等地豪强地主，安置在凤阳、南京等似乎荣耀的地方，实际上让他们在新的陌生环境，没有社会经济根基，又便于监管，最重要的是，简捷了当，没收他们原有的财产尤其是土地，收归国有，营造小农经济，开辟了一个洪武模式的新时代。

    最为著名的是江南巨富周庄沈万三案。“洪武初，征取天下富户，以苏州沈万山为首，公等数人随之同入京师。”  “洪武中，吴人有沈万三者，以资倾东南，家已籍，顾善自匿。至永乐中，犹称巨富，而尚惴惴惧不保，时入赂贵臣。是时，闾右以赀自焚者，十室而五。” 其实，周庄沈万三在元代发家，从沈富到曾孙沈德全，祖孙四代被三次抄家斩杀，直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

    沈万三案还连累乡里，特别是沈万三赘婿顾学文与富土梁氏奸情，被诬蓝党时，穷极株连：“及蓝玉事发，序班从旁诬奏学文与蓝玉通谋，诏捕获严讯，词连妻父及其仇七十二家，转相援引，并及处士张璹，侍郎莫礼，员外郎张瑾，主事李鼎、崔龄、徐衍等，不可胜数，党祸大起，至五、六年始息……按《吴江县志》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等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莫礼亦坐诛。” 吴江莫礼之家素为望族，“时莫氏以赀产甲邑中，所与通婚姻，皆极一时富家”。但以后富土改名同里，似以避富庶招显之嫌。

    沈万三（1330年－1379年），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沈家漾迁徙至周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 

    沈万三，元末明初人。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万三是对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富，字仲荣。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垦殖说。

    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但真正完善地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昆山文管会陈兆弘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自的《明初巨富沈万三的致富与衰落》一文。文中重点提出，沈万三从“躬稼起家”继而“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沈万三依靠垦殖发富，乃至成为豪富，号称江南第一。 

    分财说。

    有人认为，“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周庄镇志》卷六．?杂记），又有人说“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杨循吉《苏谈》）。总之，沈万三是得到了吴江汾湖陆氏的资财，才成为江南巨富的。 

    通番说。

    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这说明沈万三是由于把商品运往海外贸易，才一跃而成为巨富的。 

    事实上，沈万三之所以成为江南巨富，以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是密切关联的。如果说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说明他有了立业的根本。沈万三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才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他有了这样的巨资后，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市面他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开始了他大胆地“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使他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沈万三就是从贸易中赚下的一部分钱，购置田产，另一部分钱作经商的资本。所以说，沈万三是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而一跃成为巨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为沈万三父子之功。” 

    沈万三富得连朱元璋都眼红，但在遭受朱明王朝三次沉重的打击后，又很快衰落了。 第一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前后。据《周庄镇志》记载，“《明史?马后传》洪武时，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稿军，帝忍曰：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日，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 

    除沈万三充军云南之外，他的第二个女婿余十舍也被流放潮州。在此之前，沈万三除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外。还以龙角贡献，并献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土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庑、酒楼等。这次打击不仅使沈家失去了沈万三这个当家人；而且富气也减去了大半，可谓人财两空。不仅如此，沈万三当时被捕时，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幸亏镇人徐民望不避斧钺，台御状至京城：才救下周庄全镇老小。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周庄镇志卷三。冢墓）。这次沈万三子沈旺的两个儿子沈至、沈庄（伯熙）又为田赋坐了牢，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后移葬于周庄杏村。这样，从根本上动摇了沈家的基业。

    第三次汀击是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奏学文与蓝玉通谋，诏捕严讯，株连妻女，及其仇七十二家，”“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这次沈万三女婿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全都被杀头，没收田地，可谓是满门抄斩了。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急剧地衰落了。“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大”，沈家大族遭受如此三次沉重的打击，只能家破人亡。就这样，号称江南第一豪富的周庄沈万三，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这些苏州豪强富室纷纷被牵入政治大案，或者因经济等其他名目，遭受毁灭性打击。正是所谓朱元璋“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刬削殆尽，盖所以鉴往弊而矫之也。” 苏州从五代、南宋“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纵。兼并之家，占田多者数千顷，少者千余顷，皆隶役齐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为治，而其徒犹蹈前辙，不知自检，往往罹罪罟，则戮其孥，籍其家，没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验私租以为税之多寡” 。显然，从宋元到明初，封建中央政府对待苏州和江南富户及豪强地主的政策在演变，社会结构也处在调整之中。

    此外，朱元璋为防止苏州、松江的人才出仕，通同乡人作弊钱粮，居然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令“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

    朱元璋不惜采用军事、司法、经济、政治等手段，征服、屠杀、籍没、迁徙大量江南苏州等地豪强地主，拔除他们的社会经济根基，彻底削弱这股盘根错节的巨大社会势力，调整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抄没他们的田产，建立超越宋元的国有官田制度，以确保国家赋税收入，造成明清江南重赋格局，苏州首当其冲，贻患无穷；也适当照顾平民百姓的社会经济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通过里甲、粮长制管理基层社会，建立了小农经济体制，使得稳固洪武模式的经济主干，却也使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因之，明初苏州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剧烈变动时期，也是洪武模式确立时期，这与消灭旧豪强、打击豪强地主紧密关联，实是社会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

    三、郑和从刘家港“开洋”下西洋

    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 7. 11）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著名航海家、外交家郑和（1371―1433），奉命率领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以高超的航海技术，克服重重险阻，七次远航，和平出使，到达亚洲、东非等三十多个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家与地区，客观上扩大海外贸易，加强中外友好往来，传播中华文明，留下《郑和航海图》这一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比哥伦布等航海探险早八十多年，创造了辉煌的航海壮举，史称“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每次下西洋都从苏州娄东刘家河 扬帆起锚，必经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季风再出港。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因年事已高，撰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回顾下西洋历程，对此说得很清楚，首称：“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xiān luó，现今泰国）国、爪哇国（印尼）、柯枝国（印度西南）、古里国（印度），抵于西域忽鲁谟斯（伊朗东南）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而郑和船队 每次返回，又都以太仓为收泊地。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刘家港，是中国东部沿海与长江三角洲的良港。元代通番贸易兴盛，外商云集，百货齐备，已有“六国码头”之誉，并是海运漕粮北上的重地。明初它离京师南京很近，通都大邑，交通方便；加上江南人口、人才、财富富庶等其他条件，利于作出洋准备，因此成为郑和出使西洋的开船基地。他每次奉诏出使，从南京到此，集结船员，装载货物，补充给养，祭祀天妃，返航后又在此修整修船，宴劳犒赏，并在来往西洋时举行迎送外国使节的仪式等活动。当然，不排除郑和从太仓出使，具有禀令暗访建文帝下落，属于政治或军事性行动的主观动机。

    郑和下西洋迄今在海内外依然留下许多佳话及许多纪念遗址。郑和在刘家港整修的天妃宫，1985年7月11日辟其后殿为郑和纪念馆，重竖通番事迹碑。自2005年起，我国每年7月11日被定为中国航海节，以纪念郑和首次下西洋。在郑和下西洋离陆始发地太仓，已多次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郑和随员里，有位昆山人费信（1384―？），字公晓 ，年少家贫好学，自学精通阿拉伯文。永乐七年（1409）、十年（1412）、十三年（1415）及宣德五年（1430），任郑和的通事，四下西洋。英宗正统元年（1436），他著《星槎cha胜览》（往来于天河的木筏。传说古时天河与海相通，汉代曾有人从海渚乘槎到天河，遇见牛郎织女。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三。 2.泛指舟船。），记载西洋国家风土人情，其中一半是他亲身经历见闻。此书与会稽人马欢的《瀛涯胜览》、应天人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成为郑和下西洋的三部珍贵文献。他另有《天心纪行录》一卷，已佚。为了纪念航海家费信，南沙群岛有一岛被命名为费信岛。

    1983年，在太仓人民公园的树萱斋墙内发现《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即《周闻墓志铭》，由太仓人李俊刻石。墓主周闻（1385―1470），本姓尚，冒为周，名闻，字声远，先世淮西合肥人。十八岁时继同母兄周义的百户校尉武职，于建文四年（1402）从南宁迁调太仓。以武官选拔，“偕行”郑和，于永乐七年（1409）、十一年（1413）、十五年（1417）、十九年（1421）（中道取回）、二十二年（1424，因明仁宗诏而停止）及宣德六年（1431），六次奉命下西洋。第二次去后回来，“以劳，升本卫右所副千户，世袭，阶武略将军”。正统六年（1441）因“诖误”，改任金山卫，八年（1443），致仕。子孙甚众。葬于太仓城北寿安桥西的祖茔。周闻在二十五年内，实际上四次抵达西洋诸国。他的事迹是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

    四、周忱、况钟治苏    

    针对江南苏州等地社会经济面临的困境，明宣宗痛下决心，派遣并大力支持周忱、况钟履任，重在清理赋税，从根子上下手，确保安抚民众。

    宣德五年（1430）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临行，宣宗敕谕周忱：“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 自此应天巡抚 成常设专职。周忱自宣德五年九月赴任，到景泰二年（1451）致仕，在任共二十一年。

    周忱（1381～1453）明前期大臣。以善理财知名。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补翰林院庶吉士。翌年进学文渊阁，寻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洪熙元年（1425）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他有经世之才，在巡抚任上，厘奸革弊，抑制豪右，进行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赋役改革。主要有，创“平米法”，均平官、民田耗米；请官铸铁斛，统一征粮斗式，防止粮长利用职权，从中牟利；设“水次仓”，由民迳往交纳，官为监收，杜绝粮长贮粮私家，为奸作弊；核减苏州等府税粮，以苏民困；置“济农仓”，储粮备荒；立兑军解运之制，使不误农时，节省漕费；折征改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故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正统五年（1440），进工部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十四年迁户部尚书，后改工部。景泰二年（1451）致仕。四年十月卒于家。著有《双崖集》等传世。

    况钟于宣德五年以廉能擢任苏州知府。据传载：“五年，朝议天下九大郡，繁剧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积逋日益。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乃诏六部、都察院，各保举郎中、御史之廉能有为、才堪牧民者，知九郡事。礼部尚书胡公濙暨吏部尚书蹇公义，交章荐公。时三杨当国，首辅西杨，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公任苏州。赐敕书，假便宜行事，章奏得径达御前。复赐钞千贯为路费，驰驿之任。盖重其行，不以常格相待也。” 况钟自这年七月赴任，至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卒于任，享年六十岁，连任十三年。

    况钟（1383─1443）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生于靖安县龙冈洲（今高湖镇崖口村）。七岁丧母，从小受到生活磨炼。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二十四岁被县令俞益选用为礼曹吏员。九年任满后又被荐至礼部，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在九年的任期中，由于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又任劳任怨，极得朝廷赏识（仅永乐帝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升为仪制司四品郎中，宣德五年（1430年）又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的苏州知府之职。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况钟为官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正统七年（1443）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1府7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官之名享誉全国。

    这两位能臣廉吏不负重托，厉行改革，整治弊政，维持了苏州及江南的稳定，也留下不朽治绩，是对洪武模式在苏州及江南地区进行调整的大功臣。在苏州，他们改革的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一是减轻苏州大量重额官田税则；二是招徕流移，耕种抛荒田地，安民生业；三是恢复农村生产秩序，确保赋税交纳；四是整顿里甲组织，恢复基层社会秩序；五是改革漕粮收兑和漕运。

    周忱、况钟同心协力，治理苏州等繁难的江南地区，体恤民生，抑制豪强，宗旨却都是为了恢复、维持自明初建立起来的小农经济体系，保障国家赋税征收，安定地方秩序，也的确收到实效。例如，宣德八年之前，苏州府每年积欠税粮基本上在一百万石以上，从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1433―1449）的十七年，苏州府每年交纳正额税粮二百余万石，从无积欠。他们于国家有功，于地方民众有惠，政绩长留于青史：“郡守况钟抗章上请，得遵优旨，共减税粮七十二万余石。又得巡抚周文襄公存恤惠养，二十余年，岁丰人和，汔可小康。自后水旱相仍，无岁无之。”  苏州西美巷况公祠至今保护完好；周文襄公祠堂，清乾隆十年（1745）由巡抚陈大受改建在山塘街普济桥西，并立碑记 ，就是对他们政绩肯定的一种见证。

    五、抗倭斗争

    明朝建立以后，沿海就存在着日本浪人海盗集团骚扰，即倭寇问题。由于政府积极防范，没有酿成大患。明中期嘉靖年间，倭寇再度骚扰中国沿海。因明朝政治统治腐败，海防不力，尤其是闽浙地区，造成极大祸害。苏州所在江南地区， 与浙东接近，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552―1559）间，屡次遭受倭寇侵犯，社会正常性发展受到严重干扰，苏州军民也英勇顽强地投入到抗倭斗争之中。

    明中期起，苏州城逐渐繁华富庶，倭寇垂涎已久，多次侵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嘉定县陷落十七次，昆山被围四十六天，崇明城乡备受侵袭。太仓璜泾镇长泾赵栋一门被杀三十余人 。在常熟杀数人“甚惨” 。

    嘉靖三十二年（1553），苏州兵备副使任环、副将解明道等，毙俘侵犯太仓的倭寇一百多人。这年冬，任环与总兵汤克宽还打退侵犯崇明、南沙、嘉定、南翔的倭寇。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顾园等歼灭侵犯崇明的倭寇两百多名。四月，重创侵犯嘉定的倭寇。同月，倭寇三千多人分乘五十多条大船，从浏河口突袭昆山，大规模攻城三次。知县祝乾寿等率领昆山民众不畏强敌，英勇守城，长达四十六天，歼敌几百人，包括两个头目。倭寇于五月下旬只得败退海上，沿途步步损兵，在太仓被任环打死三百多人，在浏河被张魁消灭四百多人，残敌所剩无几。

    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吴江水兵毙伤流窜平望、盛墩的倭寇三百人。盛墩由此改名“胜墩”。四月，常熟知县王鈇、指挥孔焘分统军民三千人，大败从常熟福山侵犯三丈浦的倭寇，破其巢，歼灭一百五十余名，焚舟二十七只。但五月二十四日早上，复加细雨，王鈇与常熟人参政钱冸及耆民徐察、钱铸等在乘小艇追击倭寇时，于让塘奋战，“皆力斗死。鈇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冸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朝廷各赠其太仆少卿、光禄卿 。

    是年五月，一股倭寇侵袭苏州娄门、枫桥、横塘、木渎。任环闻讯，立即从昆山、太仓前线赶来，重创倭寇。不久，倭寇登陆柘林（今属上海松江）。六月初，任环得报倭船已到苏州城东三十里的唯亭，便在城东十余里的陆泾坝设伏，大路正面以山西钩刀手，两侧埋伏邳州兵，水路有本地水兵，田野埋伏处州兵。面对一群赤脚倭寇，身穿白衣，手舞双刀，吹着海螺进军，并摆了蝴蝶阵，任环与总兵俞大猷率领部队沉着应战，勇猛杀敌，击退了倭寇。次日，更多倭寇倭船前来报复，遭到任环统率明军以火炮铜铳还击。两仗毙、俘敌八百余名，缴获战船三十多只。

    秋天，倭寇从浙江登陆，窜犯徽州、宁国、芜湖、太平、南京，从溧阳、宜兴侵犯无锡、苏州，企图占领苏州附近的运河重镇浒墅关。明将曹邦辅等决定分兵三路迎敌，迫使倭寇遁向木渎、太湖之滨，又遭明军巡逻船袭击，再乘夜窜逃横泾，窝伏稻田，被明军发现，包围全歼。全仗共歼敌六百余名，平定猖八十天、横行数千里的倭乱。

    嘉靖三十五年（1556），著名抗倭军队“严家兵”智取宝山敌堡。

    苏州人民抗倭斗争，打退了敌人进攻，重创了侵略者，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嘉定石童子深夜报警，吴县两农民赚敌上钩，柳舍、吴舍农民用石块击退倭寇，虎丘山天际和尚持刀勇敢杀敌，都是其中的英雄壮举。长治人任环将军团结士兵，体恤民众，调度有方，赢得苏州士民的高度敬仰，被载入方志。后卒于山东布政使任。朝廷荫其二子副千户，赠其光禄卿，建祠苏州，永远铭记。

    迄今枫桥仍存的抗倭敌楼（即堞楼），向世界昭示这段抹不去的辉煌记忆 。

    东阳人王鈇墓留虞山，他重筑常熟城，抗倭殉难的英烈故事脍炙人口，长传不息。

    太仓云山塔，埋葬被百姓奋勇击杀的倭寇尸体堆土为丘，其上建塔镇倭，以保平安，为珍贵的抗倭纪念遗址。

    苏州人长洲朱纨（1494―1549）、太仓王忬（1507―1560），以高官在嘉靖时期抗倭极有业绩，而均因政治纷争，惨遭烈祸。昆山郑若曾（1503―1570）入胡宗宪幕府，编纂《筹海图编》，成为抗倭与海防的重要文献。 

    六、抗暴斗争

    从万历开始，明朝社会和政治统治出现巨大变化。一方面，明中期以来货币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经济秩序、社会基层秩序变动；金钱价值观念盛行，冲击原有社会规范，新旧规范争斗、错动、交替。另一方面，尽管统治机构能够维持着惯性运行，而管理模式在变化。朝政混乱，宦官专权，统治者挥霍浪费，引起财政危机，使得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赤裸裸地投身到既通过市场，实际也是超经济的强制性掠夺之中。加紧搜括民众，加派不断，人民负担沉重，引起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上升，明统治趋于崩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江南苏州等地商品经济繁荣，更是统治者的首选掠夺对象，于是必然加剧社会动荡不安，使得社会发展陷于困顿不前，并发生冲突和抗暴斗争，体现在城市民变、农民抗租、奴变等方面。

    苏州城市民变主要有万历二十九年（1601）、天启六年（1626）两次反税监、反权阉斗争，实质是反对专制皇权的斗争，与西欧市民运动似有差别。

    1、葛成起义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城市居民反抗税监孙隆对城市工商业横征暴敛，征收高额税款，导致苏州城市工商业凋敝，群情激奋，终于激起民变，成为全国范围强烈反抗矿监税使风潮的一部分：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驱逐税监马堂；辽东几次反对太监高准；湖北荆州、武昌等地三年内多次反对税监陈奉；万历二十九、三十年（1602）江西四次反对税使潘相；万历三十年，云南反对太监杨荣；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建反对太监高寀。

    孙隆是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在吴日久，习知民情”。为了解决以往“税务初兴，民咸罢市”，他“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榷行商，不征坐贾”，保全了地方商人的利益，“一时民心始定。然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孙隆的参随黄建节，地棍汤莘、徐成等十二人，“以榷征为奇货”，导致“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 织造产品无法外运，机户生产受到影响；“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人路矣”，即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织工，随着机户生产减少，在“大水无变”的情况下，生存条件恶化。

    五月初旬，孙隆入苏州会议五关税收，“额数不敷，暂借库银那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六月初三日，为首的“机房织手”几十人在玄妙观“聚众誓神”，密谋商定第二天起事（一说是日就集结约万人），名为“团行”。“一呼响应”，冲突约持续五天，以“不杀棍，不逐孙，不休”，乱石击死黄建节，烈焰焚毁汤莘等家，乡宦丁元复家宅也在其中。丁氏为隆庆五年（1571）进士，他们“恨其出母钱贷棍徒入税府”。“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同里，防其沿烧。殴杀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围逼织造衙门，要挟罢税，其词颇激。”孙隆仓促逃往杭州避难。官府斥责枷示汤莘等人，民众则一挥而散。

    当时吴县钦叔阳作《税官谣》记其事，内有：“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此事斗争矛头直指税使、税棍及相与勾结者，对一般居民、财产没有冲击。先以织工等丝织业者为主，后有不少“市人”加入，确实“原因公愤”。 

    据一般记载，民变首领是昆山人葛成。他参与了起事准备，亲自指挥暴动：“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 他“素抱侠骨，遂为戎首”，说：“吾宁拼死救此一方，但当死清白。”事后“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独自承当责任，保全众人，被称为“义士” 。苏州郡守朱燮元改其名为葛贤，人呼为葛将军。在民众和舆论压力下，葛成没有被处决，从万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601－1613），被关押十二年，遇赦得释。他钦敬五人之高风，在其墓侧结庐而居，于崇祯三年（1630）去世，得年六十三岁，“卒葬其旁” 。

    葛成起义对于官府和社会都有影响，值得注意。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松江“民抄”董宦董其昌事件，有民人金留，一时奋起，在现场“当众夸许，自谓葛成”，引领群众，后被斩首 。而南工科给事中徐宪卿在天启时疏奏：“臣犹记神祖时，葛贤以监税藉口偏袒，一呼千人立聚，白昼将丁乡官家抄抢一空。” 

    有的地方为葛成修建纪念祠。他还成为东山土地副司，即成了土地神。有的人供奉他的牌位或画像。他生前的住处苏州山塘街修了墓地，立墓碑（现与五人墓在一起，1956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震孟书“有吴葛贤之墓”，立于崇祯三年。复社领袖张溥为他写碑立传。剧作家李玉的《万民安》，讲他领导抗税事迹。诗人钦叔阳作《税官谣》，康熙时文学家陈继儒撰《葛将军墓碑》，为人传诵。虎丘山石经幢原有一部佛经上刻有孙隆署名，后被清查出来，彻底铲除 。

    2、五人高义

    自嘉靖“大礼议”开始，明朝中央渐显内阁首辅之争；至万历年间，围绕“争国本”“三案”，党争趋于激烈。著名首辅吴县申时行、太仓王锡爵，都因“争国本”事件辞归故里。而东林党人一堂师友，代表工商业者要求，抨击腐败朝政，伸张正义，在天启朝又同宦官及其阉党邪恶势力展开殊死之争，壮怀激烈，洗涤乾坤，惨死的“前六君子”中有常熟顾大章，“后七君子”中有吴县周顺昌、吴江周宗建，彪炳史册。长洲状元文震孟、探花陈仁锡，更是巍科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天启六年（1626）苏州民众暴动，直接起因于权阉魏忠贤下令逮捕周顺昌。

    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授福州推官，曾捕治税监高寀爪牙。天启二年（1622），因忤权臣辞官归省。他为人忠正耿直，疾恶如仇，积德于乡，勇于为乡人冤屈之事打抱不平，陈说官府，声誉很好。

    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以参与杨涟疏劾魏忠贤事被逮，道经吴县，周顺昌为之饯行，并结姻亲，痛骂魏忠贤。天启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奏疏，诬告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黄尊素、李应昇、周顺昌等东林党人。三月十八日，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于义愤，保护周顺昌，和当地居民数万人一起，与缇骑发生大规模冲突，击杀了缇骑。这就是正式宣读逮人圣旨的“开读之变”。次日，巡抚毛一鹭密奏民变经过，结果处死颜佩韦等五人，平息事态。周顺昌则被逮入京，受酷刑死。

    这五名普通百姓的高义得到高度评价，永载史册。当时有士大夫捐五十金得其首，合其尸，而太仆吴默等于事隔十一个月后，殓葬于山塘原魏忠贤的生祠废址，吴默亲题“五人之墓”，碑为韩馨八岁时所书。杨廷枢大书“义风千古”坊，至今耸立。复社领袖张溥撰《五人墓碑记》 ，后被选入《古文观止》，传播广泛，称颂 “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崇祯七年（1634），东林党人、状元大学士文震孟倡议募助抚恤五人后裔，并在《五人义助疏碑》赞称：“逆珰肆逆，善类蒙冤，举世无一人敢吐气者，而颜佩韦等五人，义愤所激，遂以身殉，嗣此缇骑绝迹，稍有宁宇。” 

    另外，万历三十一年（1603），苏州府生员反抗知府周一梧。崇祯六年（1633），太仓州知事刘士斗被劾解任，因他居官清正，太仓城诸行一并歇业，以示抗议，以石堵住城门，阻止他返京。同时，苏州府生员对弹劾他的苏州代理知府周之夔加以驱逐。崇祯十七年（1644），常熟县乡绅赵士锦横暴乡里，生员与民众捣毁其家。

    3、张溥与复社

    明后期文人学子为考科举，以文会友，砥砺学问，结社成风，有的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复社就是文人结的文社，在东林之后，名声极大。崇祯二年（1629），复社由十几个小文社联合而成，以太仓张溥、张采为宗。他们春秋集会，尤以尹山大会（1629）、金陵大会（1630）、虎丘大会（1633）为盛。社员多为青年士子，不断登第入仕，如太仓吴伟业联捷会元、榜眼，钦赐归娶，天下为荣。成员盛时多达二千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代表着比较正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张溥（1602―1641），字乾初，改天如，号西铭。父翊之，太学生。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张溥因婢出，不为宗党所重，而自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完朗诵一遍，立即焚掉，又抄，这样反复六七次才罢。右手握笔管之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每天浇温水几次。因此，他后来命名读书之斋为“七录”。

    他独与同里张采（1596―1648）志同道合，订交共学齐名，且为姻家。张溥性宽，重名义，泛交博爱。张采尚节概，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曾当面叱责。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曾任首辅的昆山人、阉党领袖顾秉谦，因里人恨他，无法居住，避到太仓，张溥、张采率领里中诸生，将他驱赶出去，檄文脍炙人口，二人从此为天下所重。

    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号南郭，江苏太仓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卒于清世

    祖顺治五年，年五十三岁。与同里张溥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元年（1628）进士。

    崇祯元年（1628），张溥以选贡生入都，张采刚成进士，二人名彻都下。不久，张采官临川。张溥归，二年，集郡中名士结文社，名复社，提倡兴复古学，推崇前、后七子文学理论，却又不拘泥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主张“务为有用”，并反对公安、竟陵派逃避现实的文风。四年（1631），张溥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书若经生，无间寒暑。

    六年（1633），复社虎丘大会，规模庞大。四方啖名之人，争先恐后，奔走其门，全部名为复社。张溥也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为人品题甲乙，很能有高下荣辱之效。奔走附丽之辈，则纷纷自矜：“吾以嗣东林也。”复社继承东林遗绪，坚持和阉党斗争，下启几社，明亡后，复社文人成为抗清复明斗士，死国殉难，不可胜数，如陈子龙、夏允彝、杨廷枢等，也有许多社员甘心终身自隐于布褐，不被新朝一丝一粟 。

    但当时执政大僚有些厌恶张溥。于是发生陆文声、周之夔攻击张溥、张采结社乱政事件，险些酿成大狱。张溥里人陆文声，输赀为监生，求入复社，不许；张采又曾以事鞭打他。陆文声诣阙说：“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乌程温体仁时掌国事，令所司查问。迁延很久，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这三人都遭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曾任苏州推官，因事罢去，怀疑是张溥所为，恨之入骨。听闻陆文声讦告张溥，伏阙上言张溥等把持计典，自己罢职实是因其所为，并及复社恣横情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谓周之夔罢官不干张溥事，亦被谯让。

    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去世，卒年四十 。私谥仁学。刑部侍郎蔡奕琛因党同薛国观连坐下狱，不知张溥已卒，仍讦告张溥遥握朝柄，自己得罪也因张溥缘故，便弹劾张采结党乱政。诏责张溥、张采回奏。张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这时，首辅温体仁先前已罢，后继的张至发、薛国观都不喜欢东林，因而有关衙门不敢复奏。张至发、薛国观亦相继罢去，由周延儒当国。他是张溥座主，再获宰相之任，张溥实有出力，故周延儒采疏上奏，事情立刻得以化解。

    次年，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交章上言张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用备观。崇祯帝御经筵，周延儒对答，张溥、张采“二人好读书，能文章”。于是有诏征张溥遗书。有司先后录上张溥三千余卷，崇祯帝全部留览。

    张溥学问赅博，涉及经、史、集。诗文敏捷。四方来人征索时，他不起草，对客挥毫，迅即成章，以故名高一时。著有《七录斋集》、《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辑有《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另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每集前均写题词，借以阐明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