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状元之乡

    到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必须加以批判。但科举制毕竟优于世袭制，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存在自有其历史原因，它对社会的影响并非百分之百负面。能够通过各级考试的多数是勤奋读书的学者，各地科举人数是对当地教育状况的反映。

    在全部5万名进士中江苏、浙江各占九分之一。苏州地区(含现在所领的六县、市，下同)约占全国3.8%。不过，各省被录取的进士数有一定的配额，与各省财赋有关，也受政治上照顾或限制的影响，不能完全代表各地教育水平。而每届状元只有一名，且由皇帝钦定，就不可能舞弊，因此各地教育质量高低可由状元人数多少来反映。由于元以前考试范围与现代地理相差太大，开考时间也不稳定，不易作比较，我统计了明清两代的状元籍贯。状元共202名，其中明代90名，清代112名(2名满榜状元未计入)。

    在全部202名状元中，江苏约占1/3，浙江的占1/5，华东各省状元有二位数，总数占全国3/4，而其他各省状元均少于10人，有些省分还未出状元。江苏的优势又集中在苏南，若以地区论，出状元最多的十个地区除福州外都在吴语区，即本文序言中所提及的九个地区，所出状元占全国的44%(在下文中还能看到，这九个地区出院士占全国33%)，且这些地区的状元数达到或超过华东以外各省的状元数。苏州地区状元35名，与华东以外各大区状元总和相当；苏州状元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是苏州进士占全国进士比例的5倍。另据李嘉球统计，自唐代开始科举，全国历代共考出文状元596名，武状元115名，苏州地区状元各有45名(武)与5名(武)，分别占全国7.6%与4.4%，苏州优势主要在明清。若以县、市计，则以苏州市最为突出，22名状元数是全国各县市中唯一达到二位数的，占全国状元11%，超过浙江以外所有各省，还超过华东以外各大区。《苏州状元》作者李嘉球列举了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教育发达、藏书丰富与家族影响这五条原因来说苏州盛产状元。前四条原因也可以用于说明苏语区其他各地区出状元较多，如在吴语区内再作比较，则江苏略高于浙江；而苏州高于常`、锡、沪、则因苏州本是江南文化中心，苏州的藏书、教育、家族影响在各地区中又为最。

    有人误以为状元就是书法好、文章漂亮，没有真学问，其实历代统治者要从科举中选拔治国之才，殿试中要考“策问”，考题涉及治国方针、官风吏治、民生、漕运、水利、儒学等等，如明代成化八年吴宽考的对策题就是“致治之道”，题目问到“今天下田野辟矣，而供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刑罚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凡若此者其弊安在?”清代毕沅就考到“屯田之法”而他恰好读过新疆屯田的文章，被乾隆拔为第一。苏州从宋代范仲淹办府学，请胡瑗主持，就崇尚实学，分斋（经义、治事）治事可学水利、算学、农田，经义要求通经致用，教学中要学生游学、考察实际，实学成为苏州文坛风气。

    科举出身的官员也非全是文学中所讽刺的蠢材、庸才，如清代状元毕沅主持编写《续资治通鉴》，他对陕西、湖广的文化建设建树颇丰，至今为当地人纪念。又如清代状元彭启丰多次主持地方科举考试，如发现地方弊病就向皇帝提出切于时务的建议，“其典试江西，还过江南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贩不以时，饥民号诉盈路，公立具疏奏。时学臣馅事大吏，以属官门生自居，公又疏言之，皆见施行。督学浙江，还言利病四事。一请修水利，二请禁浮收，三请限制释传，四请核实巡盐。下所司议，皆如所请。”清末状元陆润庠丁忧在苏，创办苏纶纱厂。清代榜眼冯桂芬通经史，精历算、勾股之学，是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收的得意门生，冯著《校邠庐抗议》，该书40篇,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提出废科举，办学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的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可说是晚清改革开放的先锋，光绪帝为变法，印《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还要大臣写读后感。明代探花王鏊回家乡后，著《姑苏志》，被誉为地方志善本。清代探花徐葆光带队用西法测量琉球，所编《中山传信录》是记录古代琉球最重要的的著作。可见苏州文风特别讲求实学，通经致用，也帮助学子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并在出仕后为国为民办实事。

    二、古代科技专家之乡

    苏州状元中不乏文震孟，翁同龠禾  这样的良相诤臣，也有史学家毕沅与外交家洪钧等。不过状元们主要攻读经史，并不从事自然科学。人们习惯上把各行业中取得最高成就的能手称为“状元”，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国《大百科全书》各分册中列专门条目介绍的历代专家大约也相当于这个层次。

    在吴语区、特别在苏州出现了众多的杰出学者决非是偶然现象，初究其原因大致可看到下列四方面：

    第一，社会安定，较少受战乱影响。北方士人纷纷南迁到此，赞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如明代丘睿曾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之十九也。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2943万，而浙江布政司275万，苏州府280万、松江府120万、常州府55万……”(《大学衍义补》卷24，转引自《江苏史纲》)，也就是说苏州府以占全国1/90的耕地(9.6万顷/849.6万顷)，负担了全国1/10的税粮，超过浙江全省，当然更超过其他省。著名的大运河，就是由苏南浙北向中央政府输送粮赋的国家命脉。富裕的经济为本地区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向文人与各业匠师提出了种种课题。水利专家(郏  )、医学家(吴有性、叶天士)、建筑师(蒯祥、陆祥)、纺织能手(黄道婆)、造园家(计成、张南阳)、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水手为他造船的工匠……也都应运而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这里的中小城市较为发达，又涌现大量市镇，这些市镇诸业兴旺，“商贾辐辏、烟火万家。蕃阜气象几与郡县相埒。”这就大大增加了江南总体经济实力。市镇经济的出现，也是苏南浙北的一大特色，为我国其他地区所无，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普及与提高。

    第二，文化教育发达。我国在宋朝之前仅设国家学堂(国子监)，范仲淹1035年在苏州创建府学为全国郡学之始，《苏郡儒学兴修记》自赞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除府州、县学等官学外，吴地书院繁荣也非常，如无锡东林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杭州诂经精舍、苏州紫阳书院等，书院不同于官学(专攻课考)更高于一般私塾、学馆，书院中研习经史、传授学术、施行英才教育、追求更高层次。如苏州紫阳书院历代掌院共27人全为进士，其中有清代诗学家沈德潜、乾嘉名家钱大昕、近代改良家冯桂芬等。且由于小城镇的发达，吴地书院数量众多也为全国之最，以苏州为例，吴县17所、常熟13所、太仓6所、吴江9所、昆山11所。各乡镇科举人数也相当多，如唯亭在明清时期出举人63名、进士29名，用直出举人83名、进士30名。苏南以藏书丰富、刻书精良著称天下，如无锡华氏真赏斋，常熟汲古阁、铁琴铜剑楼。浙江也多藏书家如宁波天一阁。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全国各地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进4800种，浙江4600种，各超过1/3，两省进书合计则占全国77%。在江、浙任职的官员有不少是重文敬教的，如唐代白居易韦应物刘禹锡在此留下了“苏州刺史例能诗”的佳话；宋代范仲淹创办郡学；清代陶澍在苏州任职时，为正谊书院等拟定章程，林则徐在主持书院考试识拔了冯桂芬。(顺便说起，晚清名臣陶澍、林则徐及变法创议者康有为、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分别由苏州籍的学者型官员石韫玉、韩 封、吴郁生与王颂蔚所识拔)。文化发达还表现在书香门第众多，如唐代归氏一门出了五个状元，号称“天下状元第一家”；元代葛氏世代名医，明代文征明家族五代都是书画家，等等。许多家族里科第不绝，还出现了兄弟进士、父子探花、祖孙状元等。

    第三，讲究实学、重视科技。范仲淹（进士）延请胡瑗到苏州主持郡学进行因材施教，要求学生通经致用，且开算学、水利诸科，被誉为“苏湖教法”。范仲淹自己也领导兴修水利，以兴建工程、促进消费作救荒奇策。沈括（进士）祖籍吴兴祖辈迁入钱塘，沈括随母入吴县籍，曾在舅舅许洞家读书，他的《梦溪笔谈》被李约瑟誉为“巾国科技史上的座标”，其中有不少内容是来自苏杭的科学记录。范成大（进士）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在地理、生物、水利、地方志方面也成绩卓著。他主持整修梁代始建的浙江丽水通济堰，制定了《通济堰规碑》成为我国古代水利管理范例，至今沿用，为全国重点文物。他编撰的《吴郡志》内容丰富，门类齐备被誉为我国定型地方志的界碑。其中收录很多珍贵资料，如他自编的《梅谱》《菊谱》郏亶水利书等。

    明清交替之际，学者反思明亡的教训，学风转向实学，号称三大实学思想家顾炎武(昆山)黄宗羲(余姚)及王夫之(衡阳)中二人来自苏南浙江。他们批判明代“心学”空言误国，“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提倡认真读书、实地调查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包括经济、军事、文学、地理的考据及调查，梁启超称他“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于是学界空气一变。”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但在文字狱高潮后，乾嘉学派专事校勘注释古籍，目光脱离了现实，但他们认真考证辑佚，使古典天算著作得以继承而不致失传，这个学派的主将就在苏州、常州及皖南。乾嘉学者中多有精通天文、地理、算学的，他们造成文理兼通的风气为吸收西方科技准备了基础。这里确有众多擅长科场的学子，但也有许多不屑科举、淡泊名利、执着热爱从事科学技术的士人，他们不仅重视理论研究，也亲自进行科学考察、动手制作各种仪器，如地理学家徐霞客，光学家孙云球等等。另一方面，在这里任职的不少地方官员是重视实学重视科技的，如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筑阊门到虎丘的堤岸，后人称白堤，即今山塘街。江苏巡抚中，明代张国维、清代陶澍都命人编印水利著作，林则徐在住所试种双季稻，徐有壬编印数学书等。科学研究活跃又一表现是学术交流，如北方梅文鼎到无锡与杨作枚讨论，《物理小说》、《天工开物》的作者都不时南下苏州。扬州焦循、安徽汪莱与苏州李锐长期共同探讨数学被称为“谈天三友”。唐大烈主编《吴医汇讲》连续十一年，他“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之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均可辑入。”如叶天士《温热论》就在此刊中流传出来的，这是古代的医学杂志。清代阮元命苏州数学家李锐为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编写传记，称为《畴人传》，熊月之对《畴人传》及后来的二种续编进行统计，可见江浙两省的天算家占全国60%，苏州12人、杭州16人各占6%与8%。

    第四，接受先进文化与吸收外来人才的传统。如果泰伯奔吴尚有可疑，那么吴公子季扎赴中原观礼，重用鲁人孙武、楚人伍子胥是吴国倔起的重要因素。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为了吸引士人入教，他们传播了西方经典科学。常熟瞿如汝夔（瞿太素）  首先劝利玛窦穿上儒生服装，利赠瞿三棱镜等，并教他学习天文。在面对夹杂着科学的宗教宣传时，当时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接受宗教而并不学科学，常熟、杭州、松江都有几万人信教，江浙一带建起了许多天主教堂。另一种人看出教士的野心但连其科学技术一起反对，典型是“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的杨光先。士人中有许多人则持较正确态度，如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半部)，把几何学引入中国。王锡阐主张“考证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反对守旧、反对崇洋，但又吸取各自的优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苏州刻版印行，薄珏学习了测经纬度，使用望远镜。孙云球磨透镜制成眼镜、望远镜，在苏州开创了光学手工业。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写《江苏的光学大师》，把他和薄钰介绍到全世界。苏州、南京、上海都仿制西洋自鸣钟，苏州从此兴起钟表手工业，所制的精品还进贡朝廷，至今仍在故宫博物院内展出。全国各地吸收西洋科学技术最多最成功的，就是江浙一带。乾嘉时代因中外双方原因，经过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的活动停止了，但江南数学家仍在传承着刚学到的西方数学与天文知识，为下次西学东渐作了准备。

    三、院士之乡

    中国人民遭遇到深重危机后经过艰苦斗争赢得了解放。旧社会中怀有“科学救国”梦想的科技人员投入了“向科学进军”的洪流，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选举了首批学部委员；在历经极左干扰与文革浩劫后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科院在1980、1991两次大量增补学部委员后转入每二年增选不超过60名院士的惯例。中国工程院组建于1994年、1995年后亦每二年增选一次院士，1997、1999二次各选近120人。两院院士都是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或在石油、农业各科技领域中有杰出建树，或在各学科的奠基人、带头人中经过严格程序遴选的学界泰斗,是我国最高的学术称号，每次两院联合召开院士大会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给予高度重视。在介绍院士时，首先是也应该是他们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然后谈及成长道路时，说明他们在何处上大学或留学，这也确是接受科学教育的主要阶段。他们籍贯何地、在哪里受基础教育似乎无关紧要，往往不予提及。其实，人生观自幼年就开始确立，对科学的兴趣是否能被激发、是否准备好基础知识，与家庭教育、社会影响与中小学时期的师资、校风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些因素又常常有地域上差别。为此我们对两院院士籍贯进行了统计，由于各省人口有多少，又计算了每位院士所对应人口，以说明产生院士的密度，人口依1990年全国统计数字,院士包括在世及已故的,兼任中科院士与工程院士的作了重复计算，这是为了便于与缪进鸿的数字相对照，因他在统计人才时，如某人在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及文学卷中重复出现，就予以重复统计，我们也不对重庆作单独统计。另有十几位中科院士籍贯尚未得知，恐怕不至于影响总的分布。依大区统计，华东籍院士占全国60.8%，中南占17.8%，华北9.9%，西南4.9%，东北3.8%，西北1.0%，如按院士对应人口数，则次序为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南、西北。依省分统计，江、浙、粤、闽、沪位于前列；其中江苏籍院士占全国20.8%，浙江籍占17.0%，雄据全国冠亚军；按人口院士比算则江浙沪为第一梯队，闽京津为第二梯队……。如细究科学院士与工程院士的分布，则情况相仿，只是科学院士更集中于华东，集中于江苏，可能这与科学院更偏重基础学科，工程院主要是应用科学、受工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按省分统计还太笼统，因省内各地区也是不平衡的，故而再按地区及市县再统计，从中可看出苏北、苏中、苏南三个不同层次。

    出院士最多的前十个地区也就是出状元最多的地区，其中九个地区在吴文化区；对这些地区再加分析，苏锡常籍院士共有191名，占全国的13.1%，而人口占全国1.17%，院士对人口密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2倍；宁绍籍院士115人，院士密度高9.9倍；杭嘉湖籍院士91人，院士密度高6.1倍；福州籍院士49人，院士密度高7.2倍；沪、京、津的院士密度分别高4.9、2.6、2.3倍。依院士籍贯论，上海、宁波、苏州分别为1、2、3位，按院士密度计，则苏州、宁波、常州分据前三位，苏州市区院士密度为全国的35倍。排在前10位的城市主要是江、浙、闽的历史名城，院士密度高过京津沪三大市，远远高过其他省会。这些城市文化底蕴丰厚，有重视教育与热爱科学的传统，又有对外开放的风气。可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对造就人才的意义。

    具体论述到苏南，特别是苏锡常地区人才密度之高的原因，还可以更突出地看到：

    第一，爱国与民族气节是强大的原动力。这里是范仲淹“先忧后乐”深入人心的地方，明代这里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书生与反抗东厂特务的苏州市民，明末有扬州、嘉定、江阴惨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沉痛地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这里最早禁鸦片、抓洋船，打响了鸦片战争的前哨战，定海、镇江的抗英斗争久留人心。明代末年，东林党及随后的复社，清代末年的南社都在此地活跃。老一辈院士有许多是在海外刻苦攻读的英才，他们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刚崭露头角就义无反顾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把聪明才智献给贫穷的祖国。如李强院士是《孽海花》作者“东亚病夫”曾朴的孙子，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先赴苏联，后在延安开创了解放区电信事业，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王淦昌院士的衣服上溅过五卅运动的鲜血。谈镐生院士参加过129运动，以后他们希望能用科学救国。李敏华、顾诵芬院士亲眼目睹日机的狂轰滥炸，从此立下为中国造飞机的决心。王守武王守觉院士的祖父王颂蔚曾师从冯桂芬，甲午战争后悲愤至死，他们的父亲王季同曾协助蔡元培造炸弹、办爱国女校与《俄事警闻》(报)。张光斗院士因抗战爆发，不等领取博士学位就提前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吴仲华、李敏华、钱学森等冲破重重障碍回到新中国。以后在困难时期、文革逆境中，院士们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二弹一星、大庆油田攻关闯坚。在商品大潮冲激来临之时，四位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与陈芳允(嘉兴人)为民族的前途就中国应拥有高科技而上书党中央，被誉为863计划四元老。

    第二，热爱科学与学习外来文化的风气。吴地在这方面的历史情况已在前面简介过，当西方列强持船坚炮利侵入我国时，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这建议在上海办广方言馆。王韬、李善兰在上海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徐寿、华衡芳受曾国藩之聘试制成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苏州洋炮局是全国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赵元益、王季烈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我国近代最早的医学、物理学书籍，为把近代科学引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通过广东的对外贸易最早，由于吴文化区的经济实力与文化优势，江浙通过上海的对外贸易很快赶上去了，马克思在1858年就指出，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后“(对外)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马克思全集》29卷348页)。无论是兴办近代工业，翻译科教书籍，派遗留学生，都在全国领先。如容闳首次率领百名幼童出国时，广东籍70%，后来通过考试选送留学人员时，江浙学生考取的比例就高了，如首批留美官费生中江浙生占62%。清廷又规定官费生必须学理工科，这二个因素就造成了当时我国理工科高级专家江浙籍居多。见表9、表10，均引自缪进鸿。我国留学生总数当然要高出表9中数字几十倍，就苏州地区而言各类留学生有967人。但总起来说，经过严格选拔的官费生人数虽少，水平远高于自费生，院士中留学生基本上是官费的。众多留学生在各国著名大学拜师求学，进入世界科研前沿，回国后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也带动家乡学子热爱科学的风气。

    第三，重视教育的传统。近代以来，上海迅速发展，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全国首先是江浙的人才被吸引到上海，苏州不再是江苏的省会。但文化教育的累积效应不会立即消失，重视读书的家庭传统与社会风气仍非常浓厚：五百名贤祠中的画像，街上的状元牌坊以及评弹中落难公子考状元的故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王同愈等教育家的努力，近代大中小学的发展优于其他地区。东吴大学的生物系与化学系在全国孚有盛名，各培养出十名院士。在苏州府学原址上建立的江苏省苏州中学的校长与总教习是罗振玉和藤田丰八，王国维、吕叔湘、颜文梁、钱穆、胡庸焕等学者先后在此任教。吴传钧回忆过去说就是由胡庸焕领入地理学大门的，冯端的父亲因这里教育发达而选苏州为定居地。王守武、冯端都在该校学生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有院士近30名，与南师大附中、扬州中学并列为全国著名的院士母校。振华小学是王颂蔚夫人谢长达所办，何泽慧、李敏华就读于此。少数院士(如王守觉、李政道)中学阶段主要靠自学，绝大多数院士是在家乡奠定自己的人生观并准备好向科学殿堂进军的文化基础。部分院士如王大衍、陈华癸随父亲在外地就读。但苏州的学校培养了更多的外地学子，后成为院士的有谈家桢、高尚荫(东吴大学)、胡宁、钱伟长(苏州中学)，钱钟韩、刘元方(桃坞中学)、陆道培(晏城中学)等等，见表17。苏州市一中、三中、四中、六中的毕业生中各有3到10多名院士。

    苏州地区重视教育的特点还表现在：

    1、小城镇教育发达。有半数院士来自小城镇，平均每个县出7位院士；这也是江南浙北的共同特点，因此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许多城市却非如此，即中心城市较发达，而外围郊区很落后。

    2、女子教育领先全国。江浙自古多女才子，苏锡常沪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外国教士办的女学，中国人自己掀起办女学之风如无锡竞志女中，苏州振华女中。苏州地区籍女院士有7位，占全国女院士1/10，女院士占院士的比例高全国一倍。

    3、家庭学风浓厚。苏州籍院士中有兄弟(或堂兄弟)院士四例(冯康、冯端，王守武、王守觉、何泽慧，唐孝炎、唐孝威，殷之文、殷震)叔侄院士一例(时钧、时铭显)。很多院士出自书香门第，如顾诵芬(顾廷龙之子)、顾翼东(王同愈之甥)、吴传钧、吴仲华(状元后代)、宋鸿钊(宋德宜后代)、王守武、王守觉(王鏊后代)、唐孝炎、唐孝威(唐文治后代)等。

    4、全社会重视教育。这表现为许多寒门子弟刻苦读书，如王淦昌、程开甲、程耿东等院士，又表现在高考录取线在全国领先、社会图书人均购买量在全国领先等等。

    四、宣传院士活动及其意义初探

    从苏州走出了这么多院士这一重要现象长期末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作者在王守武、张钟华院士帮助下初次统计苏州籍院士总数，多次向市委市府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研究宣传的多项建议。1998年苏州市委宣传部对研究、宣传苏州籍院士这一建议予高度重视，部署了宣传院士的系列活动，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根据作者初次提供的68位苏州籍院士的名单印发苏州籍院士通讯录供各部门使用并协调组织。

    1、苏州地区各电视台组织人员拍摄各位院士的专题片，宣传部领导亲自主持审片，修改后在各电视台播放了两轮，还制成录像片向各学校发行。该系列的总结片《群星璀璨》制成VCD赠送各学校。

    2、《苏州日报》连载院士风采录，在中学生中举行征文比赛。

    3、市图书馆举办“院士风采”展览。

    4、邀请苏州市作家编写《院士风采录》，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5、市科委编印院士事迹简介。

    6、沧浪区教育局希望小学生写作文“给院士爷爷奶奶写信”，挑优秀作文寄给院士，并把院士们回信与小学生去信编印成《我和院士爷爷交朋友》。

    总之，在苏州市掀起了宣传苏州籍院士的高潮。

    1996年时统计的院士及以后又了解到的苏州籍院士名单，这批院士风采电视片受到省内以至全国的多种奖励，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科教兴市教育的生动而有效的教材，也为苏州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增加了新的活力，意义十分深远。上海教育电视台在今年还在继续播放。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从1998年起在《江苏地方志》杂志上开辟专栏连载籍贯江苏的院士简介，为今后编写江苏人物志作好了准备。

    虽然由于重任在肩，苏州籍院士都离开家乡，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科研机构工作，家乡人民仍直接间接受益匪浅。市科委与中科院、工程院洽谈院省合作、院市合作，成绩卓著。如在昆山周庄，与中科院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传感器研发基地。许多院士回到中小学母校做报告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又如苏州大学百年校庆时，王守觉、刘建康等十多位院士回到苏州，为苏大建设献计献策。

    有的院士与家乡合作科研、生产项目。如王守觉院士主动提出要帮助苏州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指导研究神经网络计算机的应用。在863计划提出之后，市科委组织苏州市各学会编写了《苏州市发展高新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建高新技术区的设想，以后经国家批准，成立了苏州新区。李光耀参观了苏州新区后，新加坡与中国开始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新区、园区对发展苏州的意义已众所周知。三位外籍院士都十分关心家乡。李政道多次给苏州的中学生作科学报告，还设立奖学金奖励每年高考中取得苏州地区前三名的学生，鼓励学生搞科研的君政奖学金也包括苏州学生在内，每年资助苏州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交换学生作暑期研修。吴健雄捐资百万给太仓明德学校造科学楼。贝聿民十分关心苏州古城保护，应邀担任市政府顾问，还派儿子来考察平江绝对保护区，最近又将为苏州博物馆设计新馆。施敏为苏大微电子学专业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半导体物理及器件”的课程并亲自授课，他欣然担任苏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工艺》一书，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于今年底出版。

    但在高兴之余，我们还应冷静地考虑，苏州的学生今后是否还能在全国保持如此的领先地位，我们的下一代能否继承发扬院士们的优良作风。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苏州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远不如前；尖子学生选择高考志愿时，明显偏向高收入的专业而冷落基础学科与农业、地理地质等。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各项奥林匹克竞赛中大量摘金桂银，至今苏州只得二金一银，其中两块金牌是1999年取得的。理科教师自己不参予科研、不带领学生搞科技制作。这些与教育部门抓普及、学校领导与教师抓高考应试为主是有关系的。虽然在中央的领导下，现在开始抓素质教育，前年开始有了国际奥赛金牌，有了可喜的转折，但我们从对院士的统计数字看到，1999年院士占全国的比率与1999年时相比，苏州下降1个百分点，上海、宁波上升1个百分点，东北、中南的百分数也在上升。因此在实现现代化时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注意培养优秀青少年，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继续深入宣传苏州籍两院院士爱国、爱科学的事迹，会在素质教育中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