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科举制度及苏州科举概况

    （一）简述清代科举制度

    官吏选拔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始建于隋炀帝时期，形成于唐，发展于两宋，盛极于明清，至清末废止，共存在了1300余年。

    清代在建立之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消除其反抗外族的敌对情绪，于顺治二年(1645)大开科举，《清世宗实录》记载，顺治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地方上存在着反清势力，建议清政府“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大学士范文程也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收之。请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 。清政府接受建议，于同年举行乡试，成为清代科举考试的开端。此后历经九朝260年，方被废除。

    而清代的科举制度，在沿袭明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变化，科举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完善考试程序

    清代的科举考试沿用了明代的考试方式，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童试是清代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考中者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要想通过童试，需要经过三次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由各县的知县主持，报考者不论年龄大小，都称儒童或者童生。考生需要由五人联保，写明保结，证明身家清白。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文、试帖诗、《性理》论或《孝经》论，并要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只有经过童试，方可进行府试。

    府试一般由各府的知府主持，报名方式、考试内容大体与县试相同。

    经过府试，还需经过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方能成为生员。成为生员，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第一步，能够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免服劳役、不受罩胥侵害，“无笞、捶之辱”，且可出入公堂，结交官府 。成为生员，自然是参加乡试必备的条件之一。

    清代的乡试也是沿用明代的制度，各省的生员、贡生、监生都可以参加本省的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省城举行，称为“秋闱”。然清代的科举考试除却正科之外，还有不少加科。每逢皇帝登基、太后大寿之年也都会加开恩科。清代实行科举考260年，共开科112科，平均每2.3年开科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士子录取的机会，对于选拔人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乡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皇帝拣选翰林院庶吉士、或者六部副职担任，规格较童试要高很多。士子在成为举人后，就可以直接做官，这是生员所不能的。

    乡试的录取名额根据各省人口多寡和文风高下来决定，“顺治初定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 。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定顺天南、北皿各三十六，中皿改二十取一，贝字百二，夹、旦各四，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浙江、江西皆六十，云南五十四，湖北四十八，湖南、广西皆四十五，贵州三十六。自是率行罔越” 。其后虽然仍有调整，然变化不大。从录取人数来看，清代江浙地区文化教育十分兴盛。

    在分省取士外，清代还将副榜制度固定化。在正榜之外，另设副榜，录取落选举子中较为优秀的举子。康熙以前，副榜的设立比较随意，时有时无，并无固定名额，也没有形成制度。康熙十一年(1672)规定：“各省直率正榜五名中一

    名(副榜)。” 自此以后成为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录取名额，同时也为落选举子中较优秀者提供了一种进身的途径。

    会试是在乡试的次年举行，清初为次年二月，雍正时改为三月，乾隆后固定为三月。会试考试大体与乡试同，会试一般由礼部主持，通过会试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落选者也可以通过大挑、拣选等方式步入仕途。

    殿试是清代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会试结束后举行。清初在四月份，雍正、乾隆之后定为五月举行，通过者即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殿试通过者分三等，“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特别是一甲三人，可谓“一朝成名天下知”，既为士林表率，且仕途要比普通进士显赫得多。清制规定：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和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虽从事文书工作，然为机要部门，为皇帝秘书，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极易升迁，这也是清代的士人所向往的地方。

    2、厘定考试内容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沿用明代的八股文，“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后来又进一步限定了考试范围。“《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潴《集说》。” 也就是说，清代的命题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完全按照程朱理学来命题，不能超越这个范围。举子应答也应按照这一标准，既不能够随意曲解，也不能任意发挥，答题格式完全以八股文形式。

    清代科举中因为违反考试内容而遭革职、判刑、乃至灭族的事情屡见不鲜，最著名者如查嗣庭案。

    查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时，出了四道题目：第一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以为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同于“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 。雍正皇帝认为查嗣庭“心怀怨望，讥刺时事” ，“阴怀二心” ，将查嗣庭革职查办，死于狱中。除株连者众多而外，雍正皇帝还认为浙江风气颓敝，暂停浙江乡、会试。

    这种严格的出题范围和答题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举子的创造力。同时，文字狱这种文化恐怖政策也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关注时事，埋首故纸堆，故而明清以来，八股取士积弊日多，直至消亡。

    3、明确考试规则

    清代科举考试规则严密，从报名、考试、阅卷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报名：县试开始前，童生向本县署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出继者兼写本生三代，取具同考五人之五童互结，亦有无须取具互保者，与本县认保廪生之保结，保其实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方准应考。

    清代因为实行南北卷，以及分省取士制度，这对江苏、浙江等文风较盛的地区是一种压制，故而很多士子冒籍北方士子，这又对北方士子产生巨大影响，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阻止这种科场投机行为。从顺治到嘉庆，都对这一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顺治时规定：“生童有冒籍假冒者，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 康熙三十九年规定：“中式举人有冒籍者，其收考送考出结官学臣，及地方官教官，皆议处” 。乾隆时又规定：“一经发觉，除本生斥革，廪保治罪外，定将不行查出之各官，交部从重议处”。 

    开考之前的报名规则严格，考试之后的阅卷规则之严格有过之而无不及。《钦定科场条例》规定了几乎涵盖阅卷所有过程的章程。

    规则的完备，以及惩罚措施的明确，使得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日益完善，除此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

    4、革新考试制度

    清代科举考试在沿用明代的科举制度同时，考试的许多方面都做了许多积极的革新。《清史稿?选举志三》中也记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功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 。重要的如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磨勘制度，以及增加考试法规等等。

    清代首创搜落卷制度。收查落卷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年(1711)议准：“主考官向止阅房考呈荐之卷，今既宽限揭晓。嗣后主考官应将房考荐卷外余卷亦加偏阅。庶佳卷不致遗落。” 雍正元年(1723)得以强化：“主考官有收查落卷之责，每因方考已经批抹，文字虽佳，不肯取中。恐磨勘时干碍房官处分，今照会试例，房官抹误之佳文，主考搜出，仍行取中” 。收落卷制度的实施，使得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的落榜士子能够获迸身机会。

    清代还创始了复试制度。《清史稿?选举志三》中对其做了详细的记载：

    顺治十五年，帝以顺天、江南考官俱以贿败，亲复试两闱举人，是为乡试复试之始。康熙三十八年，帝以北闱取士不公，命集内廷复试。列三等以上者许会试，四等黜之。五十一年壬辰，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帝疑新进士有代倩中式者，亲复试畅春圃，黜五人。会试复试自是始。乾隆间，或命各省督、抚、学政于乡试榜后复试，或专复试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丙午前三科俊秀贡监中式者，或止复试中式进士。或北闱举人，临期降旨，无定例。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复试诗失调讹舛，不符中卷，除名。诏旨严切，谓“礼闱非严行复试，不足拔真才，惩幸进”。至嘉庆初，遂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复试，非经复试，不许会试。 

    从材料中可见，清代的复试制度，从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直到道光年间才成为定制，中间经过了五朝，才逐渐固定下来。复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举中的舞弊现象。

    清代科举创新的又一个制度是磨勘制度。磨勘之名始于唐代，原为复验官吏考绩。清代将之引入科举乡、会试之中，即对科举试卷进行检查，以“防弊端，正文风，所关綦重” 。清代乡试磨勘始于顺治二年(1645)，会试磨勘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磨勘官“乡试六十员，会试四十员。礼部将科甲出身之京堂、科道、詹事、读讲学士以下，至编修等官，乡试除本科各省考官，顺天同考官，会试除本科同考官外，其余一体开列，于揭晓前请旨派出”，赴天安门外朝房磨勘。 

    磨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命题、阅卷、答卷、誉录等多方面内容，并且规定了详细的惩罚措施。

    如命题方面，法律规定：“场中出题讹错字句，并二场《五经》题目前后刊刻颠倒者，一次主考官罚俸三个月，二次罚俸六个月，三次罚俸九个月，自行检举者，罚俸三个月” ；答卷方面，“试卷内字句有可疑者，及文理悖谬、文体不正、不遵小注章旨、策内所对非所问者，本生俱行黜革。举子黜革一名者，同考官革职，二名以上，革职提问。主考官，举子黜革一名者，降二级调用；黜革二名，降三级调用：三名以上革职。举子罚停三科者，每一名同考官降一级调用，主考官罚俸一年；罚停二科者，每一名同考官降职留任，主考官罚俸九个月；罚停一科者，每一名同考官罚俸一年，主考官罚俸六个月” 。这种严格的处罚措施，一方面限制了考官利用职权，进行科举舞弊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士子的投机心理，可以说能够有效地降低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有利于国家选拔真正的人才。

    磨勘之外，还有复勘，进行第二次的磨勘，这也是防止科举舞弊的有效手段。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和磨勘制度可以说是清代科举的三个创新之举，对于防止科举舞弊，保持科举公平、公正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统治者在完善考试制度的同时，在考试法律方面也做了重要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试法令的不断健全。

    明清以来，科场舞弊现象屡禁不止，仅以乾隆九年(1744)为例，《清实录》记载有关科场舞弊的条目就多达13条，其中包括乾隆皇帝关于严查科场舞弊上谕六条，关于科场搜检制度的奏议五条，科场舞弊现象二条。特别是七八两月，乾隆皇帝连发四条上谕，严查科场舞弊。如八月十六 的上谕：

    谕：国家设科取士，原欲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典至重也。近来士习不端，不惟文风未见振起，抑且怀挟作弊，行类穿窬，诡计百出，竟有意想所不到者。朕早已闻知，履行训饬。今年顺天乡试，特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头场搜出夹带二十一人，其《四书》三题系朕亲出，不过取其略冷，不在外间拟议之中，而场内多人遂尔阁笔，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违式及文不对题者二百七十六人。头场如此，伊等尚不知儆，二场仍有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见及稽查严密，临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之多。 

    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一场考试，有问题者竟然有这么多人，由

    此可见清代科场舞弊风气之恶。清代名臣阮元也曾因嘉庆十四年刘风诰科场舞弊案被牵连革职。嘉庆十四年(1809)，御史陆言参奏浙江学政刘风诰科场舞弊，嘉庆皇帝令阮元查办此案“以示大公于天下”，阮元因和刘风诰为同年进士，为其辩解，后查实此事，嘉庆阜帝责阮元“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即著革职”。 

    除却夹带，科场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节等。在考试前，士子先和主考官用暗语联系，考试中士子将暗语藏于文章中，考官在誊录和录取的时候加以关照，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是因为光绪十九年(1893)贿赂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彰，企图为子侄打通关节，事发而被革职，身陷囹圄。

    各种各样的科场舞弊活动，严重影响了科举取士的公平性，对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打击科场舞弊现象，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用严酷手段制裁打击舞弊的官员和考生，如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案，考官李振邺等七名舞弊考官和考生被处斩，家产全部查抄，100余人被杖责和流放；雍正十一年(1733)河南学政俞鸿图买卖举人，被处斩；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官柏葰因替人说情，录取考生，事发后被处斩，当时柏葰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仍难免身首异处。由以上史实，不难发现，清代统治者面对科场舞弊现象是绝不手软，采用严苛的刑罚来制裁科场舞弊现象。纵然清代统治者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手段，仍然不能杜绝科场舞弊现象的发生。

    另一方面，则在法律制度上不断完善科场规则。为了规范科场规则，先后颁行了数部法律。包括《钦定科场条例》、《兵部题准武场条例》、《钦定礼部则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学政全书》等。这些法律对清代科举考试的各方面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包括考生的资格，考试的时间与地点，考试的方式与内容，考官的选拔与回避，阅卷的程序与规则，录取的名额与标准，考取后的待遇，各省学额分布，避讳等问题。可以说，这些法律文献涉及到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从最基础的学校教育到最高级别的殿试都有详尽的规定，甚至还涉及到了死后的封赠和承袭问题，这些法律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制度的最大可能性的公平。

    然而，不管措施如何严密，惩罚手段如何残酷，法律制度如何完备，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不能保证选拔人才绝对的公平、公正，科举考试本身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加的，这只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考试制度的公平性。

    （二）苏州科举概况

    1、苏州科举兴盛

    苏州府在“顺治初，因明制，州一县七。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又析长洲置元和、昆山置新阳、常热置昭文、吴江置震泽。乾隆元年，又设太湖厅。光绪三十年，设靖湖厅，隶府” 共领九县二厅。

    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全国录取进士26391名，共出状元112名，江苏占49名，而苏州一府共取进士763名，其中状元26名 ，多出自官学，依次为：顺治朝，常熟孙承恩（翰林院修撰），昆山徐元文（国子监祭酒、明史馆总裁，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朝，吴县缪彤（侍讲学士），长洲韩菼（礼部尚书）、彭定求（侍讲学士），常熟归允肃（少詹事），长洲陆肯堂（侍读学士），常熟汪绎（翰林院修撰），长洲王世琛（少詹事）、徐陶璋（翰林院修撰），常熟汪应铨（左春坊赞善）；雍正朝，长洲彭启丰（兵部尚书）；乾隆朝，镇洋毕沅（湖广总督），吴县张书勋（右中允），元和陈初哲（湖北荆宜施道），长洲钱棨（内阁学士），吴县石韫玉（山东按察使）、潘世恩（国史馆总裁、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嘉庆朝，吴县吴廷琛（云南按察使）、吴信中（侍读学士）；道光朝，吴县吴钟骏（礼部侍郎），太仓陆增祥（湖南辰沅永靖道）；咸丰朝，常熟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同治、光绪帝师傅）；同治朝，常熟翁曾源（翁同龢侄，翰林院修撰），吴县洪钧（出使俄、德、奥、荷兰四国大臣，兵部左侍郎），元和陆润庠（国子监祭酒，官至东阁大学士、弼德院院长，宣统帝师傅），超迈前代，名列全省及至全国之冠。其中钱棨于乡、会、殿试连捷魁首，乃清代二位连中三元者（解元、会元、状元）之一，乾隆帝特制御诗以褒扬，江苏巡抚专出诗集以志贺，苏城绅民为立“三元坊”，其隆盛之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教育的辉煌。

    2、苏州科举兴盛的原因

    （1）雄厚的经济基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教育是决定人才集团出现的前提。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正是人们印象中富庶而文明的“江南”。“苏州之盛，始于吴越及北宋。”自宋代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成为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经济上的富庶为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基础首先表现在对教学环境的培育上，主要是书院的兴盛和藏书的丰富。明代徐有贞曾夸耀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其有文献之足征也。”苏州吴县学17所、常熟13所、太仓6所、吴江9所、昆山11所。这些书院或为官办，或为官办民助，或为士绅私办，还有慈善性质的“义学”，形式不一，普及于城乡。吴地藏书也极为丰富，清代《四库全书》共有七部抄本，有三部存放在江南（扬州、镇江、杭州），供江南士子们阅读、摘抄。民间藏书也非常丰富，如明代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清代徐乾学的“传是楼”，黄丕烈的“百宋一廛”等，藏书丰富，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版本整理、校订等工作，大大提高了藏书利用程度。

    从考试的成本来看，参加科举考试要经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考验，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明代王世贞说过：“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酬，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像王世贞年方十九便考中进士的现象是极为少见的，大多数人要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经过多次考试方才考中。

    大画家文徵明，十次乡试不中，其孙文震孟第十一次会试才登科。多次的应考，各种费用自不会少。

    若加上前期聘请塾师、购置学习用品、路费以及人情往来，再将物价上涨因素计算在内，费用之多更难以计算。正由于科举考试的成本较高，明清两代苏州的六十余位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绝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宦之家。

    （2）浓厚的科举风气

    苏州地区无论贫贱富贵，都非常重视科举功名。富人考取功名，取得政治地位，才能规避政治的冲击，保持家庭财富的长久。寒门小户，也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考正是摆脱贫困状况、跻身上层行列的主要途径，“贡、监、生员等，奋志芸窗，希心持籍，或贫而辍馆，远道盈千；或老而观场，背城战一。少年英俊，父兄之智责难言；壮岁飞腾，妻孥之属望尤切”。各个阶层都将读书应试、考取功名作为安身立命的法门。

    科举在苏州地区的影响，深入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之中，入学孩童的其入学仪式上大有讲究。作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记载自己的上学仪式：“一头是一只小书箱，一部四书，一匣方块字，还有文房四宝；一头是一盘定升糕和一盘粽子。上学时送送糕粽，谐音‘高中’。粽子很特别，一只裹成四方形，名为‘印粽’，两只裹成笔管形，名为‘笔粽’，谐音‘必中’。苏州的糕饼店，他们早有此种技巧。（书包）绿绸面子的，桃红绸布的夹里，面子上还绣了一位红袍纱帽的状元及第像，骑着一匹白马。”这些颇为讲究的仪式，正是寄托了考取状元的期望。勤于诗书，习文重儒，早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

    （3）强大的家族力量与人际关系

    苏州状元具有明显的家族性，这在清代科举的兴盛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清代吴县状元缪彤与榜眼缪日藻是父子关系；昆山徐元文三兄弟，一个状元，两个探花；长洲状元彭定求之弟彭宁求是探花，孙子彭启丰是状元；吴县潘世恩兄弟，一个状元，一个探花；状元王世琛是探花王鳌的第六世孙；太仓汪廷屿、汪学金父子都是探花。尤其是长洲彭氏一门，在清代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探花，十四个进士，三十一个举人，贡生一百三十余人，是名副其实的“昭代科名第一家”。

    另外，由于苏州地区已经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考官与考生关系复杂，或为同年同乡、亲戚姻旧，或是相好知己，抑或友人之友人，同乡之同榜，关系盘根错节。明人李乐就评价道：“凡父兄登科第者，其子弟大都凭籍起家。”陈夔龙也说：“冠盖京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江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这种人际关系优势使苏州士子在考试时占据了先机。

    二、苏州科举人物名家

    （一）孙承恩：科举路上一波三折（清朝开科后第八位状元，也是苏州府第一位状元）

    孙承恩（1620－1659），原名曙，字扶桑，苏州府常熟县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汉榜状元。

    状元是天子门生，万人仰慕，有道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清朝开科取士二百六十七年间，苏州一共出了二十六位文科状元，第一位状元则是常熟人孙承恩。

    有人说孙承恩中状元是靠诚实、侥幸，中状元后又深受皇帝的眷遇优握。事实上，孙承恩这位状元公一生命运大起大落，应该说是个极为不幸的人。

    早年，因倡导用骈体文写经义而遭逮捕人狱；考状元前，胞弟孙旸因受科场舞弊案被遣戍边疆；考中状元后，备受宠爱，可是不到一年就突然去世。在清代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孙承恩是夺魁之后活得时间最短的一位，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据徐元文《内翰林院修撰孙扶桑君墓志铭》记载：他从小聪明俊秀，读书能数行俱下。十七岁，补为诸生。外祖顾仲恭亲自教授《毛诗》，又教以古文，“矩度尽得其传”，与弟孙旸、孙昱、孙昪兄弟四人相互砥砺，互为师友，“一时司文柄者，无不国士遇之”。

    孙承恩早年受到良好的训导，然而他的科举之路一波三折，走得很是艰辛。诸生时就工书能文，以文才闻名乡里，“负才标绝” 。他“文工刘朝，诗工温李”，写文章尤其喜欢用骈体文，诗歌学唐朝温庭筠、李商隐。骈体文是一种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问题式样，盛行于六朝时期，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全篇以对偶句居多，讲究辞藻的华丽与声韵的铿锵。孙承恩对这种问题特别喜欢，写文章甚至往来书信，都用骈体写作；还钻研怎样用骈体文作八股文，以此演绎儒家经义。

    当时，苏州有一个名叫“同声”的文学社团，聚集了一帮文人学士，而孙承恩实际上是该社团的“会长”。他们还挑选顺治四年（1647）丁亥会试试卷文章，刻印成一本文集，取名为《了闲》，所选取文章“悉六朝丽语”，都是骈体文。《柳南随笔》的作者王应奎曾见过这部《了闲》,书中第一篇为“学而时习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缬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以此三句话全题三节，通篇语皆类是。传说此篇虽然标明是某某人，实际上是孙承恩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写出来的杰作。该集子一问世，顿时风行海内，洛阳纸贵。

    年轻气盛的孙承恩没有想到的是，此事触怒了当朝宰相——国史院大学士刚林（？－1651）。此人曾以汉文应试，考中举人，后出任国史院大学士，成为清朝第一位满族大学士。他曾上疏恳请朝廷重定部院以下官职等级以及科举取士的方法，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在沿用明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清朝科举取士制度，其中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

    孙承恩提倡的骈体文与清朝要求的文体正好是背道而驰，这不是有意唱“对台戏”吗？刚林非常怒火，立即上疏弹劾他们淆乱文体，目的是破坏科举，扰乱朝廷选拔人才。如此上纲上线，朝廷当然也重视其事，结果孙承恩与一帮进士、举人统统被捕入狱，孙承恩的秀才资格也被革去。直至顺治八年，刚林因为多尔衮匿罪功而获罪被杀，孙承恩等人才被释放出来。

    实事求是讲，孙承恩倡导辞藻华丽、华而不实的骈体文，如果作为个人爱好无可非议，但是倡导用骈体文作八股文，则是完全不合适的，肯定是不对的，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坐过监狱吃过苦头的孙承恩，出狱后老老实实地学习“制义”(八股文），好得他脑子聪明，功底扎实，很快便适应了。顺治十年春，孙承恩因恩例被选拔为贡生，次年以太学生参加顺天府乡试，成绩优异，名词前茅。“其文清新婉折，馆阁诸 公共叹赏为不可及。”可是，次年参加会试只中了个副榜，没有资格参加殿试，孙承恩一气之下，扁舟南归，杜门却扫，准备做起隐士来了。

    顺治十四年，弟弟孙旸卷入清朝历史上著名的“丁酉科场案”，流徙尚阳堡。当时，孙承恩正在江宁（今南京）操政选，听到弟弟逮捕的消息，他马上北上为弟辩白伸冤，“昼伏夜行，谋画万状，陷于危害者数”。时值戊戌科南宫试，他准备放弃科举。最后在还朋友的劝督下，他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参加了顺治十五年会试，顺利中式，更没想到的是还在殿试中一举夺魁，状元及第。

    在这样的北京条件下，孙承恩竟然还能考中状元，足以说明他良好的心理素质、扎实的功底以及出色的应试技能。

    考中状元后，孙承恩例授翰林院撰修。在翰林院时，顺治皇帝曾多次将他召到宫中，“或中夜传召，造膝言论”，谈论时政，商议要事，有时秘密得连宫中御林军的警卫员也不知道。顺治皇帝还经常指着孙承恩对各位大臣说道：“这位就是朕亲自选拔的状元孙承恩！”真是宠遇无两。

    顺治十六年，孙承恩出任己亥科礼部会试分校（同考官），他阅卷认真，录取许多真才实学的学子。经过多次接触，顺治皇帝更加了解孙承恩的才能，“旦暮且大用”，准备重用他；每次上朝时，周围的公卿大臣们都怀着羡慕的目光相看。

    可惜的是，中状元一年不到就突然病逝了。

    （二）彭定求、彭启丰：祖孙双双会状

    清代苏州彭氏可谓望族，彭定求、彭起丰祖孙二人分别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雍正五年（1727）中会试、殿试第一，钦点翰林，一时成为科场词林佳话。彭氏一门以理学与文学著名于世，尤以彭定求最为名重。彭定求虽然宦迹萧然，但声名显赫，是苏州彭氏家族兴盛的关键人物。

    彭定求（1645-1719），子勤止，一字访廉，晚年号止庵。少承庭训，六岁入学，十一岁起便随父亲常年攻读程朱理学，并拜清初著名理学家汤斌为师。十六岁开始学习“制义”（八股文），所做文章得到前辈的认可，“诸老先生交口器诵之”。他没有骄傲，“温温自克益谨，治业益勤”。

    康熙十一年（1672），彭定求考中江南乡试第二十二名举人。康熙十五年三月参加礼部会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第一名会元。五月参加殿试，彭定求对测答卷写得也不差，只因字写得不太好，经读卷大臣巴哈纳等十四人认真评阅，反复比较，将他放在第三名。

    康熙帝看了他的试卷，觉得屈才，便质问读卷大臣：“会元彭定求为何列在第三？”康熙皇帝说：“殿试主要还是看文章，彭会元的文章做的好，尤其是最后几行文字有劝勉朕躬意。再说，先儒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难道都是书法家吗？！”于是，亲自将彭定求拔为状元。

    相隔彭定求中状元五十年之后，其孙子彭启丰也连中会元、状元，大魁天下，成为吴中科甲之盛世！

    彭启丰（1701-1784），字翰文，应乡举时，号芝庭，晚年又号“香山老人”。从小聪颖，读书刻苦，又庭训。康熙五十五年（1716）,16岁的彭启丰补为诸生，文才卓然，见着都称他将来必定是状元之才。雍正四年（1726）考取丙午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年连中会元、状元。

    说来真是巧合，殿试时，他的试卷也像祖父殿试卷一样，被置于一甲第三名，雍正帝最后定笃时亲自擢拔为第一，状元及第。当时他才二十六岁，可谓是少年得志，“朝野夸荣”。

    传说，彭启丰中状元后，其祖父抱怨儿子彭正乾没出息，彭正乾笑着回答道：“状元生我，我生状元，何愧之有？”并进而对父亲说道：“父之父，不如儿之父；父之子，亦不如儿之子。”老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彭启丰学问优博，风雅正宗，皇帝赐与“香山九老会，”是乾隆时期有名的诗人；历充河南、云南、江西、山东、浙江、顺天等乡试考官，官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他虽有操笔立就之才，但为人谦虚，谨慎随和。离任回家后，江苏巡抚延聘他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十余年，培养人才无数。

    彭启丰有四个儿子，一个举人，连个进士；女婿庄培因（武进县人）是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状元。其孙子希濂、希洛、希郑、希曾，曾孙蕴辉、蕴章都是进士。

    （三）钱棨：文才卓越连中三元

    苏州人大体都知道在沧浪亭附近有个地方叫“三元坊“，从前这里有座高大雄伟的花岗石牌坊——“三元坊”，纪念清朝第一位连中“三元”的钱棨。

    所谓“三元”，即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要连中“三元”，自然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隋大业三年（607）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大约共录取了进士十万名，而连中“三元”的仅仅只有十四人，他们是唐代的张又新、崔元翰，宋代的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寘，金代的孟宗献，元代的王宗哲，明代的商辂、许观（又作黄观），清代的钱棨、陈继昌。由此足以看出，连中“三元“的艰难和珍稀。如果把十万名进士比作是高高的金字塔，那么状元就是塔尖，而“三元”则是塔尖的顶尖尖。

    钱棨（1742-1799），原名起，字勋楣，后因避唐代钱起同名，遂改名为“棨”，字振威，号湘舲，苏州府长洲县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曾祖父钱中谐，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应召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名列一甲第十四名，授翰林院编修，曾参加《明史》的纂修。其“学问淹贯，诗文雄瞻”，著有《中吴文献》《三吴水利》。祖父和父亲虽然都不甚有名，但也都是颇有学问的读书人。

    钱棨学习刻苦，学问渊博，从小研习八股文，精通“制义”，专心笃志举业，先是县、府、院考试中连得三个第一名，俗称“小三元”。乾隆四十四年（1779），己亥科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两年后，在礼部会试、殿试中连中会元、状元，俗称“大三元”。这是明代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商辂中“三元”之后三百三十六年来又一个“三元”，也是清朝开国近一百四十年来的第一位“三元”。

    相传，乾隆四十六年，钱棨公车北上进京参加会考时，曾在路上做过一个梦，梦见五色彩云从天空中飞下来，云中有一条苍龙，在他面前蟠然起舞，于是他左手按住龙角，右手取笔在龙头上写下“奎璧凝晖”四个大字，字刚写罢，龙即腾空而去。不久，他便接连摘取了会元、状元两顶桂冠，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传胪大典当天，乾隆皇帝亲自作《御制三元诗》庆贺纪念，诗云：

    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tun）。

    国超经百载，春榜得三元。

    文运风云状，清时礼乐蕃。

    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

    讵止求端楷，所期进谠论。

    王曾如何继，违弼我心存。

    乾隆皇帝认为，钱棨连中“三元”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喜事，也是盛世元音的瑞兆，更是清朝天下太平、文风丕盛所致。乾隆在诗中不仅赞赏他的殿试对策好，文章虽然只有近千言，而内容切实，表述完整，而且书法亦端正，清秀有力；怎么会使王曾这样的“三元”重现于今天，是我纠正过失、用心挑选得来的。“文运风云状，清时礼乐蕃”，皇帝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皇帝亲自作诗庆贺，自然是最高礼遇，也是当时最大的新闻，在京的士大夫及四方诗人纷纷赋诗祝贺，“和者数百家”；座主赠诗竟有“千古第七人”之句。著名史学家赵翼更是感慨万千，特赋《赠三元钱湘舲》长诗。赵翼原本初定是状元，因又是江南人（常州人），而被乾隆皇帝故意与陕西籍王杰调换，以弥补西北状元的空白，使得他与状元失之交臂，屈居一甲第三名探花，成为他终生的遗憾，因此他曾有“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意作第三人”的诗句。他在《赠三元钱湘舲》中写道：“噫嘻乎！读书孰不望传世，千气万力尚难觎。羡君占尽科名荣，一日声华漫天地。从此不愁不千秋，只需建树堪相侔。累朝如君十一个，事迹半在青史留。赠君一篇三元考，更期进步百尺杆上头。”诗中充满着羡慕赞叹之情，并特地撰写了一篇《三元考》奉赠给钱棨。著名学者翁方纲作为上年乡试师座，一人就曾作有《三元花歌》《三元喜宴》《三元花歌》诗等四首。主考官也因此而享受到了最隆重的礼遇。后来，翁方纲还特地将数百人的赞颂诗收集起来，汇编成《三元诗集》，并付梓传世。

    喜讯传到苏城，苏州知府以及长洲、元和、吴县等地方官联合在府学东建立“三元坊”牌，并将乾隆“御诗”勒石于府学中，诗碑有乾隆皇帝跋，略云：“条对较诸卷详切，特拔第一。而开弥封视之，乃知长洲钱棨。开国一百四十年以来……三元尚未见，不特科名盛，亦觇文运之隆云。”此碑“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碎，今苏州中学校史馆存有该碑的拓片。

    钱棨中状元后，授职翰林院修撰。历任乡试考官、上书房行走、三通馆纂修、武英殿分校、翰林侍读、日讲起居注官。曾兼任太子师傅，负责教习皇子皇孙。他为人正直，不愿与权相和珅同流合污，始终被抑制，尽管他“诗文、楷法并精，屡司文柄，而终无由进一阶”，多年不得提拔重用。后来，和珅倒台，许多人受到牵连，而他“翛然事外”。其刚正不阿的品行，备受人们的称道，“时论高之”。嘉庆二年（1797），钱棨被擢为右庶子，不久又转为左庶子。翌年三月，擢为侍讲学士，不久升为侍读学士。同年五月，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七月乡试结束后，即任命为云南学政。嘉庆四年三月，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仍留任云南学政。同年八月，病逝于云南任上，年仅五十八年。

    “三元”出身的钱棨虽然青史有名，但是因受到权相和珅的抑制排挤，没有留下多少建树与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四）翁同龢：漏圈一字辞塾馆

    翁同龢(1830-1904年)，清末帝党官僚，维新派。字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56年中状元，1865年为同治帝师傅, 1876年为光绪帝师傅。1879年任工部尚书。1882年任军机大臣。颇得光绪帝倚重，为帝党中坚。中法战争时反对妥协投降，力主一战。1886年年初调任户部尚书。甲午中日战争时反对慈禧、李鸿章的投降政策，并对慈禧专擅不满。1895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午战败，使其倾向变法维新，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力图助光绪帝推行新政，实现亲政。1897年授协办大学士。次年6月15日，慈禧将其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4年病死。1909年诏复原官，追溢“文恭”。著有《瓶庐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

    翁同龢年轻时，在东乡薛桥塾馆里当私塾先生。有一天下午，临夜学时，他正在用朱笔为薛馆主儿子圈点《小石潭记》的课文。这时，有几个好友前来找他，有要事商量，他便匆匆地圈点了这篇课文，就出门去了。

    第二天早晨，学生到学堂后，学生在塾读昨天学过的课文。薛馆主走了进来，与翁同龢寒暄几句后，便说道:“翁先生昨天为犬子圈点的《小石潭记》一文，有一处想同先生商榷一下。”薛馆主说到这里，顿了顿，又心平气和说:“我今天斗胆来对先生说，决非是来为难先生，掂先生的斤两，务请先生不必介意!” 翁同龢听后泰然答道:“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请馆主不必过虑，尽管说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天放学以后，薛馆主的儿子吃过晚饭，在书房里读《小石潭记》。将“下见(现)小潭”，读成了“下见小潭”。薛馆主听后，便对儿子道:“儿啊，你读错了，这句里的‘见’要读圈声!”儿子答道:“爹，我没有读错!”薛馆主将儿子手中的书拿过来一看，“见”字右上角未用朱笔画圈。所以儿子读错了。原来学生买的新书是没有标点符号和异读符号的，教师在教新课文前，须先在书上圈点，书本上的句读都是先生用朱笔点上去的，学生朗读时就照先生圈点的来读。薛馆主看过后想：“依照翁先生的才学是不会出这种差错的，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恐怕是先生漏圈了，有必要去对先生说一声，纠正一下就是了。”因而，今朝一早便来到馆里，对翁先生提及“见”字的读音。翁同龢听薛馆主一讲，连声道:“多谢馆主指教!”然而他内心却感到十分不安。

    等薛馆主一走，翁同龢拿起馆主儿子的书本来一看，“见”字上果然未画圈，便深深地自责起来，他对自己不能严谨治学而羞愧，对自已疏忽而深感内疚。第二天。翁同龢专门去拜访薛馆主，深表歉意后说道:“薛馆主能以诚待人，对我漏圈之过能见谅，不加责备，你的厚谊我将铭记在心，然而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思前想后，我感到不宜再留在馆里继续蒙童了!”说完，就向馆主递上了辞馆书，辞去了塾师之职。薛馆主虽再三劝慰和挽留，但翁同龢去意已决，没有留住。

    翁同龢辞馆以后，在治学上严于律己，时刻告诫自己要牢记此次教训，做学问不能粗心大意，并发愤读书，数年之后，经纶满腹，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才子，后来考中了状元。

    这年，皇上恩准翁同龢还乡省亲，他趁此机会，专程去拜访薛馆主，不巧的是薛馆主父子已从商在外，未能见面。翁同龢感到十分遗憾，便将带来的礼物留下，并作诗一首，交给薛馆主的家人。诗云：

    三十年前运不通，一字漏圈挂其体。

    君皇赐吾回家转，特来致谢老东翁。

    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特地前来致谢之意。翁同龢的治学精神和为人品德，在常熟民间广为流传，成为美谈。

    三、苏州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影响

    （一）历史沉浮科举衰亡

    清末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化，鸦片战争失败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科举制度以及科举教育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发生了全面危机，其改革及改制逐渐成为必然。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惨败日本，“废八股、停科举”成为社会共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苏州可园创办中西学堂，预示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次年，清政府宣布变法，推行“新政”，令书院改学堂，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实行全国教育体制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诏“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宣告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

    （二）苏州科举对社会的影响

    1、政治上，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清代苏州潘氏乃徽商后裔，后来成为江南的名门望族，得益于它在科举功名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家族中的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从弟潘世璜为乾隆六十年（1795）探花，孙子潘祖荫中咸丰三年（1852）探花。潘氏子弟连连中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族的门望，对维持家族的繁荣也有一定作用。

    2、经济上，苏州科甲兴旺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部分在进士及第后开始建设苏州，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清末苏州最后一名状元陆润庠，中式后在苏州相继创办苏纶纱厂、苏经丝厂，这是苏州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 

    3、文化上，促进当地形成崇文尚教的良好风气。

    清代苏州府大概取进士763名，其中状元26名，读书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不少跻身显宦和学者名流之列，出现了如长洲彭氏、吴县潘氏、常熟蒋氏和翁氏等科甲大族，影响颇大。

    科举仕进的人生为众多士子所追求，其成功者的艰辛与荣耀，可励人积学立志，刺激了读书人的求学热情，越来越多的士子肄业官学、书院，有利于创造社会崇文尚教的良好风气。历史学家周振鹤先生有云：“清代科举鼎甲半出苏州，近代尤多通士。父兄以不使子弟读书引为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