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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笔下的人物与《封面中国》的写作

    李辉   2016-12-10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十岁,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二十岁,这十年,是一个少年走进青年的全过程。虽然没有成为“红卫兵”,却目睹“文革”全过程。1974年下乡,之后招工进工厂,1977年冬天参加第一次恢复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我有幸在进入大学之后,遇到了这样一个好的文学时代。我一直把自己说成是“有历史兴趣的写作者”,阅读传记作品和回忆录,是我的最爱。我的书架上,摆放最多的是传记与回忆录。读世界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总是受到不同启发。在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那里,走进历史,描述命运,必然会与心灵感受交融在一起。

    大学毕业之后,从事新闻工作长达三十四年,我一直热衷于采访文化老人,叙述他们命运,其动力正来源于对历史的热爱。从巴金、萧乾、刘尊棋、胡风集团群体、沈从文与丁玲、黄苗子与郁风、黄永玉等传记,到九十年代“沧桑看云”人物系列,以及最近十二年所写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我越来越觉得,走进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不同人物的命运故事里,通过细节来触摸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概念,它有体温,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联,有命运之间的相互呼应。   

    八十年代后期,对于我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付出心血最大的,无疑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群体人物的写作。早在复旦大学与贾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就陆续认识了他的这些曾被描绘为“青面獠牙”的文人朋友,在我眼里,他们却是那么亲切、可爱。性格各异,文学成就不一,在命运折磨面前的表现也互有差异。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无妄之灾,可谓“反右”、“文革”的先声。四年之后,编一本资料集的想法有了改变,转而创作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大陆出版时为《文坛悲歌》,香港、台湾分别出版时改名为《历史悲歌》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1995年,日本岩波书店翻译出版,分为上、下两册,沿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书名。

    我有幸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采访文学界前辈,电影中一个个出场的人物,除了鲁迅、许广平、萧红无缘相见之外,几乎都曾采访过见到过,从胡风、梅志、聂绀弩、萧军到端木蕻良、骆宾基、丁玲、白朗、罗烽、舒群……关系或疏或密,或深或浅。印象最深的是,在聂绀弩逝世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萧红生命中的三位关系密切之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起与会并相继发言。文坛前辈之间的情感纠结或者恩怨,在八十年代的氛围中,不是花边谈资,度过劫乱的人们,有太多新的面对,往事早已如烟飘然而去。

    1990年,我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最初只是校勘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 ,后来转为追寻这两个作家的交往史。我试图借梳理六十年间他们由相识、相助、合作、友好到隔阂、淡漠、矛盾、反目的全过程,描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奋斗、抗争乃至寂寞、磨难等等。至今我仍然喜欢这个作品,不仅仅在于它帮助我完成了年代替换,更在于它使我对传记写作形式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与体验。就叙述风格而言,受其直接影响的,就是随后“沧桑看云”系列文章的写作。

    我喜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这是一种个人与现实的生存状态,也是写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历史呼应关系。基于此,我把《收获》栏目定名为“沧桑看云”。连续三年,我写了十八篇“沧桑看云”,我选择郭沫若、梁思成、老舍、邓拓、吴晗、聂绀弩、姚文元、赵树理、胡风、瞿秋白等文化人物作为叙述对象。

    “沧桑看云”系列的写作,挑战是多方面的。一篇文章写一个人物,虽非完整的传记,却需要对其一生有较为系统与完整的把握,需要尽可能地择选出凸现其命运与性格的人生环节。资料运用与文学渲染,两者关系如何处理,人物命运与历史场景如何映衬,都必须细加处理。我只想以浓缩的方式,挖掘所写对象的性格与时代的关系,假如人物命运的描述中能够漫溢出诗意,当然更好。

    1950年,时隔多年,黄永玉在北京与沈从文重逢,此次见面,直接影响黄永玉从香港来到北京。1949年5月,自杀被抢救之后的沈从文,致信香港的黄永玉,来信发表于《大公报》。2009年,八十五岁的黄永玉,将一度中断写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重新拾起,一边创作,一边在《收获》杂志连载。目前已连载七年,达一百多万字。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朱雀城》三卷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众多奖项。今年1月第二部《八年》上册出版,10月,《八年》中册出版。

    1988年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从文翻阅过的人生大书,从此合上。他永远融进故乡太阳下的风景。年过九旬的黄永玉,还在翻阅他的人生大书,一部正在写作中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延续着故乡情怀。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如果沈从文能看到,一定很喜欢,也一定会在上面改来改去。如今,坐在书桌前的黄永玉,仿佛仍能感受到沈从文的关切目光,一直连载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仍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在闪动。一部大书,在延续,我们还将继续翻阅。

    “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鲁斯(Henry R. Luce)开始。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1967年2月28日,鲁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

    鲁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右)同期决定前往中国。 1897年9月,在新婚三个月后,路思义夫妇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东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鲁斯在登州出生。由此,《鲁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鲁斯。

    位于山东蓬莱市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鲁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从鲁斯三岁时在中国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三岁的鲁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三岁时,鲁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五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鲁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鲁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1922年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鲁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两人结伴来到纽约,在东十七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不幸的是,哈顿因病1929年去世,此后由鲁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第二年,鲁斯去世。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鲁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应将新闻浓缩,然后有系统地重新组织起来快捷地将信息向人们传播。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时间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鲁斯一个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感。鲁斯自己回忆说:“我眼睛忽然发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TIME FOR RETIRE, or TIME TO CHANGE( 要么落伍,要么改变,正当此时也!)。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鲁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TIME这个名称,就历史性地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TIME的第一期在1923年3月3日问世。

    TIME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也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七页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段文字的报道,报道评论说,TIME的目的“是以尽可能短的篇幅集中一周的新闻”。它用二十八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六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尽管此时重大新闻迭出,如美国人关于禁酒令的争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德国的抗议,联大的混乱,俄国的大饥荒等,TIME对这些所有新闻的报道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易看完。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了解新闻的人。它是提供给那些乐意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而使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的人阅读的。(《谁在〈时代〉封面上?》)

    由此可见,从筹办过程的考虑,到刊物的方针的确定,再到名称的选择和舆论的最初评价,TIME都是指“时间”而非“时代”。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译法也不失一个恰当的选择。时代不正是由一个个时间的碎片构成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从受众和历史信息承载量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在TIME上得到了呈现。这样,约定俗成的刊物译名自然而然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

    《时代》问世伊始,它的有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决定每期以人物为封面,是经过了一番市场论证的。鲁斯和哈顿就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咨询广告代理商朋友们的意见。咨询之后,他们决定在封面上选用近期新闻中的知名人物的肖像——从此,这成了《时代》的传统。

    五年之后,1928年,《时代》首次出现了封面年度人物,把封面人物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一新的做法完全出于偶然。1928年《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年度人物——林德伯格

    在选择1928年1月2日的《时代》封面人物时,鲁斯和编辑们踌躇难定。在他们看来,1927年的年底和1928年的新年,没有太大的新闻值得关注。于是,他们选用了几个月前已经成为封面人物的林德伯格。八个月前,他成功地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成为世界第一人。把他选为1927年的最重要、最具影响的人物,显然非常合适。

    《时代》七十年封面人物纪念册,启发我开始写作《封面中国》系列。《时代》70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为历史好奇提供了最好线索。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刘少奇、李富春、达赖喇嘛、陈毅、林彪、江青、邓小平等。一位专门研究《时代》封面人物的学者列努斯(Donald J. Lehnus)有句话说得很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当我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宏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

    2004年我终于决定啃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在旅居美国的友人帮助下,我开始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著作和资料。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封面人物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了他?他又是如何被描述?甚至,在我看来,有哪些重要遗漏?这些,都将是解读与叙述过程中应有的话题。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就是浏览丰富多彩的世纪人物画廊。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将之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

    我的这一写作构想,又一次得到《收获》杂志的鼓励与支持。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努力将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2004年开始写作,2015年结束,前后长达十年,终于完成了以编年体的方式叙述1923——1978年的中国历史。

    《封面中国》是人物串连起来的历史,需要尽量减少主观色彩,但文学性同样不可缺少。《封面中国》虽更接近于历史,但有文学的架构在其中,我更希望追求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风格。写作者必须面对历史。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这副对联:“文章真处性情在,谈笑深时风雨来。”走进历史,描述命运,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状态。2007年在大连文化节上,《封面中国》被评选为当年十大好书。同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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