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之间的五十多年中，出现过一段纷乱割据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它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后经宋太祖赵匡胤的努力，赵宋王朝又统一了中国，延续三百余年，将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峰。而作为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在这一过程中正是一支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和正气的力量，协助和配合了赵宋王朝这种大局转化发展的前行过程。吴越国创建者钱镠系轩辕黄帝第八十世孙，在唐天复二年（902年）和天祐元年（904年），因维护李唐　王朝屡立战功而被唐昭宗李晔敕封为越王和吴王，五代后梁太祖朱温又于开平元年（907年）册封其为吴越王。这是吴越国的开端，其后延续三代五王，至最后一任吴越国王钱弘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向宋太宗赵光义纳土归宋止，共历时72年。而钱氏政权实际管辖吴越地区的时间更长，《新五代史》曰：“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这是说钱氏管理吴越地区接近百年之久，其注曰：“镠世兴灭，诸书皆同。盖自唐　乾宁二年（895年）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有两浙，至皇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国除，凡八十四年。”吴越国全盛时，其地域覆盖今浙江全省，上海市，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和福建省的福州地区，当时称“十三州一军”，《钱氏家书》曰：“吴越国境东濒大海，西邻歙州，南联漳泉，北达常润。保有十三州一军之疆土。”此疆域图今存于浙江临安市钱王祠内。

吴越国王钱镠创立基业、保境安民和钱弘俶纳土归宋，历来受到各朝和民间的肯定、赞颂。童蒙读本《百家姓》深入民间，其首句“赵钱孙李”明确表述了赵、钱两家的政治关系和钱氏在统一中国大局中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和平方式将两个政权归并为一个政权，使赵宋王朝轻易地取得了吴越地区的疆域、人口、军队、财富等。这对赵宋统一中国，两宋延续300余年，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市）及长三角地区的文明、繁荣、富庶并延续至今均有深远的作用和意义。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说：“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早在2006年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把“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评为“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之一《两浙第一世家——吴越钱氏》习近平总序）。北宋初年民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是吴越钱氏推动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具全球意义的二十国（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运用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这说明了吴越地区自五代吴越国延续至今的发展状况。

吴越国创立者钱镠（852－932年）字具美，小名婆留，杭州临安县（今临安市）人。家庭出身贫贱，世代务农，少年时曾贩私盐谋生。唐末战乱时从军，以后以战功而擢升为唐之节度使。这段事迹在明人冯梦龙编撰的通俗小说《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中有较具体的描写。钱镠是极睿智的人才，他在创立吴越国后，历尽艰难，总结出了他立国的大政方略：“遵奉中原，保境安民。”

“遵奉中原”是指吴越国臣服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即位于中原的中央政权，无论是谁当政他都臣服，保持自己二级政权的地位即可。钱镠在其遗训中所说“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又说“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见《钱氏家乘》），这是一种睿智的选择。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要之，唐宋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的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竟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谭其骧1947年11月30日应浙江省教育会等之邀在浙江民众教育馆讲演）

“保境安民”是指在获得的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里加紧建设和发展而利于民生，是几代吴越国主民本思想的具体实施。钱镠在遗训中说：“尔等要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等贱，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文，亦余教人开辟荒亩。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以上见《钱氏家乘·家训》）钱镠及其继承者的具体做法是政府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种植，大力发展农业，少征赋税，又发展文化教育，推崇佛、道等宗教信仰，建庙造塔，使民心稳定、民生改善。这样，吴越国就成为五代十国中唯一富裕、文明、繁荣的乐土，也是五代唯一上承唐朝下接宋朝、持续时间最长的政体。

苏州是吴越国北部重镇，与十国中的杨吴和南唐为邻，一度争战不息。钱镠十分重视苏州，派其四子钱元璙镇守。钱元璙妻杨氏为吴王杨行密之女，由钱镠行和亲政策而得之。钱元璙及子文奉守苏六十年，均遵循钱镠的大政方略，循理执政。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钱元璙“治苏三十年，俭约镇靖、郡政循理”。说钱文奉在“元璙卒，代知苏州中吴军节度使，有鉴裁，礼下资能，士负才艺者多依之”。在正确的政治指引和能人管理下，苏州和吴越国都城杭州一样得到了发展，繁荣了起来。北宋时民谚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钱氏政权治理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吴越国的写照。宋元丰年间，苏州文人朱长文总结唐末至宋初的苏州时说：“乾宁五年（898年），钱既平董昌，遣其将顾全武，自会稽航道帅师击之，台濛遁去。盖于此十余年间，民困于兵火，焚掠苏地，唐世遗迹殆尽。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进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餮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见《吴郡图经续记》）此文已将苏州在吴越国至北宋前期的兴旺发展说得很清楚了。

佛塔是佛教的重要建筑。要建造佛塔，除了有官方建造者以外，必定要民众心甘情愿地来参与　和供养。这民众信佛、供佛必定是由官方即上层的推崇造成的。在吴越国境内，自钱镠始三代五位国主均信佛、崇佛，起到了自上而下的引领作用。最能显示钱镠崇佛的是其撰写的一首《造寺保民》诗。诗中有“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句。说明其广崇儒、释、道三教的目的、宗旨，是为了使民众有信仰从而稳定民心，其中投入最多的恰是为佛教建寺造塔，使民众信佛有场所、有氛围、有目标，掀起信佛、供佛的热潮。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唐季盗起，吴门之内，寺宇多遭焚剽。钱氏帅吴，崇尚尤至。于是，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华屋邃庑，斋馔丰洁，四方莫能及也”瑞光塔的建造及塔藏文物的安置，均是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民众信佛、供佛热潮的后续内容。

众所周知，建造高层、大型、精美的佛塔是一项相当耗时、耗钱、耗人力的工程，它包含较多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而且在塔内珍藏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和佛经，特别是苏州的佛塔都是由寺庙与民众共同筹建的，而不是由官方兴建的，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必须要有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和富裕、文明的民众以及热烈、普及崇信的佛教氛围。这些必要的条件和背景，在五代吴越国及其延续至北宋前期的苏州地区恰好得到满足。从吴越国钱氏政权管理苏州开始，即唐代末期至北宋前期，苏州古城内外先后建造了虎丘云岩寺塔（起初塔名还称虎丘山寺塔或武丘山寺塔，北宋至道年间才改名为云岩寺塔）、上方山楞伽寺塔、罗汉院双塔、光福寺塔等多座高层、大型、精美的佛塔。建构佛塔的匠师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为瑞光塔的建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思想、意识、观念、经验等）的准备，故在瑞光寺内建造佛塔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一座佛塔的建造及其内藏文物的安置，实际上是此前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工艺等多方面元素的综合结晶和折射。我们要让文物活起来，就要通过文物解读出佛塔所依存的生动、活泼、具体而广阔的现实社会场景。从这一视角看瑞光塔的建造正是钱氏吴越国在苏州存在、发展及以其强劲势头向北宋社会延续的必然结果。此后千年以来，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使以苏、杭、沪为核心区的原吴越国及其周边地域，成为国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才辈出、文明富裕程度极高的人间天堂。因为吴越国治理为苏州打下了坚实基础并注入了元气，这才产生了瑞光塔，所以说瑞光塔即是吴越遗韵是恰如其分而相互般配的。

瑞光寺塔，简称瑞光塔，位于苏州古城西南隅盘门内侧，与邻近之盘门城门（含城楼）、吴门桥，合称盘门三景或盘门景区。

瑞光寺，初名“普济禅院”，据志书载，三国东吴赤乌四年（241年），康居国僧人性康来到苏州，吴主孙权为他创建了这座佛寺。赤乌十年（247年），孙权为报母恩，在此寺中建造了十三级舍利塔。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重修，并敕赐一枚铜牌置于塔顶。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重修时改为七级，并赐额“瑞光禅寺”。相传塔上常常放五色祥光，故而改名为“瑞光塔”。

今存瑞光塔据塔之材料、结构、样式和塔藏文物判断当创建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竣工约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耗时二十余年，至今存世千年上下。

瑞光塔是一座七级八面砖木混构的楼阁式佛塔。其建构精巧，造型优美，用材考究，宝藏丰富，是宋代江南地区砖木混合结构楼阁式佛塔较为成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塔发展演变及建筑技术的重要实例。1956年，它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4月，在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的砖室天宫内发现一批唐末五代至宋初的佛教　文物。据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刊发之简报《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见《文物》1979年11期），知有真珠舍利宝幢一座（含安置宝幢的内外二重木函），佛教经卷《妙法莲华经》（抄本、印本、金书共三种），泥金写本《佛说阿弥陀经》，墨书《佛说天地八阳经》、《佛说相轮陀罗尼》等共一百余卷，汉文、梵文《大隋求陀罗尼咒经》印本各一页，嵌螺钿藏经漆匣一只，铜佛像八尊，彩绘描金模制泥质观音像两尊，铜质金涂塔两座，龟钮琥珀印章一枚，以及裹盛佛经的经帙、经袱等多件。

瑞光塔于1987~1991年进行抢修加固工程期间，1988年1月，在塔体正东三层腰檐处外壁砖砌体内发现石函一具，内放置木板包装之《妙法莲华经》七卷及函下散置的古代钱币30种，共1403枚，在地基基础施工之中还发现有使用石灰等材料的情况等。

瑞光塔内现文物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用材精良，制作精巧，为我国文物中的精品，珍稀罕见，特别是真珠舍利宝幢及彩绘　四天王内木函为国宝一级文物中的重中之重。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目录》中共94件（组）一级文物，其中就有瑞光塔内发现的真珠舍利宝幢（含四天王内木函）和虎丘塔内发现的越窑青瓷莲花碗，其价值和意义显而易见。

五代至宋初的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墨书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经》，泥金写本《佛说阿弥陀经》，刻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和刻本《大隋求陀罗尼经咒》汉文、梵文各一页等均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通过以上记述可知瑞光塔及其塔藏文物非凡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