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大约有一百多处。孔子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谈论君子呢？因为君子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范畴，寄托着孔子太多的人生理想，展示了孔子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人生无非包括对内追求和对外追求两个方面，对内追求是自我修身、完善人格；对外追求是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内圣外王”的信仰。君子是人生自我完善和外在事功的有机统一体，是“内圣外王”的可信载体，是超越现实人生的应然人生，是人生的价值取向、奋斗目标和行为规范。

一、什么是君子

《论语》有四处是孔子直接就君子形象回答弟子的提问；有七处是用数目字来描述君子的形象，两者相辅相成，多视角、多层次地揭示了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

首先，孔子是怎样直接回答弟子的提问。第一处是“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弟子子贡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回答，君子行在言先，言随行后，即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做的说。第二处是“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在这段话中，孔子强调，一个人无论做人做事，在内心反省自己时，觉得没有可愧疚的言行，这就达到了君子的要求。第三处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段话表明，君子具有双重责任，既要修炼自己，又要帮助别人，既要对自己负责，又要对他人负责，既要提高自己的修身水平，又要承担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概言之，就是君子既要内圣又要外王。第四处是“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即完美的人，与君子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弟子子路问怎样才算是成人。孔子回答，像鲁国大夫臧武仲那么有智慧，孟公绰那么清心寡欲，卞庄子刺虎那么勇敢，以及冉求那么多才多艺，加上高度的礼乐修养，就可算是成人了。但孔子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很难做到，因而他补充道，今天的君子哪能做到这样呢。遇到利益想想自己该不该得到，遇到危险能够承担责任，过了很长时间还能记住自己的诺言，也可算是成人了。

通过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我们约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君子形象：君子是一个谨言敏行、诚信守诺的人；是一个内省不疚、不忧不惧的人；是一个既重视自我修身，又重视社会责任的人；是一个具备了“智、清、勇、艺、礼”的人。

同时，《论语》是如何用数目字来描述君子的形象。第一处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是郑穆公之孙，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这段话中，孔子强调君子为官从政时，其行为必须符合“恭、敬、惠、义”的要求。第二处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是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有一次，曾子生了病，孟敬子来看他。曾子说，鸟快要死的时候，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说出的话是真诚的。君子为官从政应在三个方面予以重视，这就是庄重自己的神情，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轻慢；端正自己的脸色，可以显得诚实可信；注意说话的言辞和声调，可以避免鄙陋悖理。至于礼仪的具体细节，则有主管人员负责。曾子这段话显得有些沉重，但反映了他对君子修身的重视。在曾子看来，容貌脸色言辞体现了一个人的修身境界，具体表现为喜怒哀乐等情绪。能否控制好喜怒哀乐，并恰当地呈现于容貌脸色言辞，则依据于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诚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三处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说，君子应该遵循的三条原则，我还没有做到，即有仁德的人不忧虑，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则认为，老师说的君子正是他自己啊！这段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关于君子的认识，这就是具备了“仁、智、勇”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君子。第四处是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在这段话中告诉他的弟子，追求君子人格，需要用人的一生去努力，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兴之所至，也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第五处是“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段话与前一段话互有联系，前一段话所诫在事，这段话所畏在心，于事有所诫，于心才会有所畏。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可以不忧不惑不惧，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否则就会像小人那样，无法无天。第六处是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段话强调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修养规范，意指看的时候，考虑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考虑是否听清楚了；脸色，考虑是否温和；外貌，考虑是否庄重；言语，考虑是否诚信；办事，考虑是否敬业；有疑问，考虑是否向人请教；想发怒，考虑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到的东西，考虑是否符合礼义。第七处是“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从另一个视角，把君子作为一个客体进行了描述，也是作为一个君子应当留给他人的主观感受。

这些数目字基本可以描绘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这一形象的核心是“仁、智、勇”；日常的行为规范是“九思”；边界是于事有所戒惧，于心有所敬畏；为官从政、建立事功时，要躬行“恭、敬、惠、义”，做到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给人的印象是庄重、可亲和言辞深刻。

二、君子与小人

《论语》关于君子的思考和论述，不仅是从概念来定义的，也不仅是从概念引申来判断的，而且还从君子与小人的比较中加以丰富和完善。《论语》把小人置于君子的对立面，在矛盾对立中进一步分辨君子与小人各自内在的价值构成，明显表现出既赞美君子又厌恶小人，给人以很大的反差感。孔子认为，小人是最难相处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要求他的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爱憎分明的态度，而且告诉我们，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不在知识水平的高下，而在道德品性之有无，这应当引起读书人的警示。《论语》从“心胸”、“义与利”以及“和与同”三个方面比较了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从而提供了人生参照。

在心胸方面，“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则是狭隘的，总是怨天尤人，心里装满了忧愁、苦闷和痛苦。在孔子看来，不同的心胸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成全别人的坏事，而小人则相反，见不得别人好，一见别人好就嫉妒，就千方百计阻挠别人的好事；见到别人不好，就幸灾乐祸。这种心胸以致被有些学人称为“非理性嫉妒”，其实质是我干不好，别人也别想干好；我跑不快，别人也别想跑得快，最后大家都不要干事，都不要前进。嫉妒是人类固有的情绪，但表现形式却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别。“理性嫉妒”是别人干得好，我应该想办法干得比别人更好；别人跑得快，我应该想办法比别人跑得更快。“理性嫉妒”是“见贤思齐”式的嫉妒，是通过公平合理的竞争使自己比别人干得更好，跑得更快，从而促进大家共同干事、共同进步。不同的心胸在用人上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段话意思是，君子容易共事，却难以讨他喜欢。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他在使用人的时候，能够知人善任，根据各人的才能去安排岗位，用其所长。而小人呢，难以与他共事，却容易讨他喜欢。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也会喜欢的。但他在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人求全责备，百般刁难，使下属不知所从。由此可知，孔子对用人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君子用人如器，发挥所长，而小人由于心胸狭、气量小，就会产生“非理性嫉妒”，容不得人，尤其容不得有才能、有个性的人。不同的心胸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胸襟开阔，磊落坦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详，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惟恐失尊，心恒戚戚，就不可能做到泰然了。

在义与利方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想问题办事情，只考虑按照道德的要求该不该做，而不问是否有利可图；小人则不然，只考虑是否有利可图，而不问道德上是否可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义与利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君子追求的是义，而小人则以利来决定取舍。“子罕言利”，这说明孔子不重视利，甚至是轻视利的，“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重视的是义，他把义作为衡量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成见，只问符合不符合义理，符合义理，就认同就实践，否则，就不认同不实践。孔子还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孔子看来，不同的义利观会造成不同的人格，“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土是土地，在农耕时代，土地就是财富。意思是说，君子的品性以道德为中心，凡是违反道德的事情都不做；小人的品性以财富和利益为中心，有利的就干，没有利的就不干，为了财富和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就引出了“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观点，君子不仅害怕自己违反道德，而且还怕自己违法犯罪，所以畏惧刑法；小人只想利益，只要有利益，什么事都敢干，甚至铤而走险，连违法犯罪都不顾。不同的义利观会表现为不同的人生追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的人生追求是奋进向上，小人则是沉沦向下。具体而言，这段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义与利的理解，君子重义，品格就不断进步，小人重利，道德品质就日渐沦落；另一种是道与器的理解，君子重义，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道，小人重利，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器。不同的义利观会影响对待困境的不同态度。有一次孔子带领弟子到陈国时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没有人走得动了。这时，子路不高兴地说，君子也会陷入困境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陷入困境，还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小人陷入困境，便会乱来了。这表明在困境中能否坚持操守，关系到做人的根本问题，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试金石。孔子还十分强调义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在和与同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传统文化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和，如同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只相同，但不相和。君子的和，既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团结共事、互相协调，又是求同存异，允许保持自己的个性，允许不同看法存在，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小人的同，是以利益为纽带，搞小圈子，同流合污，一旦利益缺失，就会互相拆台，树倒猢狲散。在孔子看来，和与同，首先表现在人的品质修养。君子自身是和谐的，小人则是不和谐，即“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孔子还说：君子“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弟子子张不理解，孔子进一步解释道：“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意思是，君子想要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贪求什么呢。君子不论人多人少，人贵人贱，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整饰自己的衣冠，目光尊严地远视，庄严得使人望见便产生敬畏，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因此，和是君子自身修养的体现，同是小人缺乏修养的表现。和与同，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以忠信道义团结人，而不搞相互勾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不以忠信道义团结人，而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另一方面，“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君子立足于自己的力量，苛求自己；小人寄希望于别人，苛求别人。和与同，还表现在立身处世，“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从这段话可知，君子有原则，爱憎分明，其所厌恶的都是小人所为，而小人以利益、利害为依据，就不会有原则性，也不会厌恶小人之为。

需要指出的是，《论语》关于小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与君子道德人格对立的小人，另一种是与统治者区别的老百姓，譬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统治者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统治者是老百姓的导向，草遇到风一吹，必定会随风倒。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君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说，身为君子而不仁的人是有的，但身为小人而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孔子对君子的认识是客观辩证的，君子有时也会犯错误，但君子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仁的境界。

三、怎样成为君子

学习《论语》，认识君子，目的是要通过自我修身，将君子的理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努力在人生实践中做一名君子。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呢？

《论语》认为，君子要好学。孔子十分重视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为什么要强调学习呢？因为只有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是质与文和谐的统一体，质是指道德品质，文是指学问文章，二者都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达到。所以，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学，在质的方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颜回的好学表现在有修养，能够做到不迁怒于他人，也不犯同样的过失，还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好学，在文的方面要不断学习知识，提高学问水平，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好学，还要不炫耀自己，“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认为，君子要崇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其核心内容是“爱人”。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还认为，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仁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可须臾离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意思是，不仁的人不能够长期生活在贫穷中，也不能够长期生活在安乐中。只有仁者，能够实行仁德以安身立命；智者，能够实行仁德以谋取大利。

《论语》认为，君子要遵礼。礼是指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生活准则，是仁在社会舆论和制度约束上的表现形式。孔子认为，遵礼是对君子的重要规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的优秀品质也要靠礼来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只知外表谦恭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烦劳不安；只知谨言慎行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畏葸多惧；只知胆大敢为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犯上作乱；只知心直口快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尖刻伤人。遵礼，要体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如果有所争，必定是比赛射箭了。但双方也要遵守礼义，先要作揖相让才登堂，射完后又相互作揖而下堂，然后饮酒。符合礼义的竞争，是君子之争。遵礼，还表现在关键时刻能够遵礼守节不易志。《泰伯》篇中有一段话，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感到豪气干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论语》认为，君子要守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实守信，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课程，也是孔子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守信是做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个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这就像车上的辕木与横木之间，缺少了灵活的接榫，无论大车小车，就都不能行进了。孔子多次强调君子要守信，在《学而》篇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在《卫灵公》篇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还认为，守信是君子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意思是，君子只有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才去管理他们，否则，百姓会以为你在伤害他们；君子在得到君主的信任后才去向他进谏，否则，君主会以为你在诽谤他。

《论语》认为，君子要慎言。孔子反复强调慎言对于君子的积极意义，在《学而》篇中，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在《里仁》篇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古时候的人不轻易把话说出来，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赶不上言语为可耻。在《宪问》篇中，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为什么重视慎言呢？一是多嘴多舌的人不可靠，“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还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二是谈话不看对象，既可能失言，也可能失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意思是，值得和他交谈而不和他交谈，这就会错过可以结交的人；不值得和他交谈却和他交谈，这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明智的人既不会失去可结交的人，也不会说不该说的话。三是说话不把握时机，也是不合适的，“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千百年来，君子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数志士仁人以君子人格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修齐治平，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君子的理念仍然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值得“高山仰止，景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