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列表

    《论语》与君子

    王秦丰   2018-06-02

    浏览量:7406

    君子,是《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大约有一百多处。孔子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谈论君子呢?因为君子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范畴,寄托着孔子太多的人生理想,展示了孔子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人生无非包括对内追求和对外追求两个方面,对内追求是自我修身、完善人格;对外追求是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内圣外王”的信仰。君子是人生自我完善和外在事功的有机统一体,是“内圣外王”的可信载体,是超越现实人生的应然人生,是人生的价值取向、奋斗目标和行为规范。

    一、什么是君子

    《论语》有四处是孔子直接就君子形象回答弟子的提问;有七处是用数目字来描述君子的形象,两者相辅相成,多视角、多层次地揭示了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

    首先,孔子是怎样直接回答弟子的提问。第一处是“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弟子子贡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回答,君子行在言先,言随行后,即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做的说。第二处是“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在这段话中,孔子强调,一个人无论做人做事,在内心反省自己时,觉得没有可愧疚的言行,这就达到了君子的要求。第三处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段话表明,君子具有双重责任,既要修炼自己,又要帮助别人,既要对自己负责,又要对他人负责,既要提高自己的修身水平,又要承担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概言之,就是君子既要内圣又要外王。第四处是“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即完美的人,与君子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弟子子路问怎样才算是成人。孔子回答,像鲁国大夫臧武仲那么有智慧,孟公绰那么清心寡欲,卞庄子刺虎那么勇敢,以及冉求那么多才多艺,加上高度的礼乐修养,就可算是成人了。但孔子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很难做到,因而他补充道,今天的君子哪能做到这样呢。遇到利益想想自己该不该得到,遇到危险能够承担责任,过了很长时间还能记住自己的诺言,也可算是成人了。

    通过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我们约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君子形象:君子是一个谨言敏行、诚信守诺的人;是一个内省不疚、不忧不惧的人;是一个既重视自我修身,又重视社会责任的人;是一个具备了“智、清、勇、艺、礼”的人。

    同时,《论语》是如何用数目字来描述君子的形象。第一处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是郑穆公之孙,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这段话中,孔子强调君子为官从政时,其行为必须符合“恭、敬、惠、义”的要求。第二处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是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有一次,曾子生了病,孟敬子来看他。曾子说,鸟快要死的时候,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说出的话是真诚的。君子为官从政应在三个方面予以重视,这就是庄重自己的神情,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轻慢;端正自己的脸色,可以显得诚实可信;注意说话的言辞和声调,可以避免鄙陋悖理。至于礼仪的具体细节,则有主管人员负责。曾子这段话显得有些沉重,但反映了他对君子修身的重视。在曾子看来,容貌脸色言辞体现了一个人的修身境界,具体表现为喜怒哀乐等情绪。能否控制好喜怒哀乐,并恰当地呈现于容貌脸色言辞,则依据于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诚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三处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说,君子应该遵循的三条原则,我还没有做到,即有仁德的人不忧虑,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则认为,老师说的君子正是他自己啊!这段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关于君子的认识,这就是具备了“仁、智、勇”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君子。第四处是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在这段话中告诉他的弟子,追求君子人格,需要用人的一生去努力,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兴之所至,也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第五处是“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段话与前一段话互有联系,前一段话所诫在事,这段话所畏在心,于事有所诫,于心才会有所畏。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可以不忧不惑不惧,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否则就会像小人那样,无法无天。第六处是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段话强调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修养规范,意指看的时候,考虑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考虑是否听清楚了;脸色,考虑是否温和;外貌,考虑是否庄重;言语,考虑是否诚信;办事,考虑是否敬业;有疑问,考虑是否向人请教;想发怒,考虑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到的东西,考虑是否符合礼义。第七处是“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从另一个视角,把君子作为一个客体进行了描述,也是作为一个君子应当留给他人的主观感受。

    这些数目字基本可以描绘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这一形象的核心是“仁、智、勇”;日常的行为规范是“九思”;边界是于事有所戒惧,于心有所敬畏;为官从政、建立事功时,要躬行“恭、敬、惠、义”,做到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给人的印象是庄重、可亲和言辞深刻。

    二、君子与小人

    《论语》关于君子的思考和论述,不仅是从概念来定义的,也不仅是从概念引申来判断的,而且还从君子与小人的比较中加以丰富和完善。《论语》把小人置于君子的对立面,在矛盾对立中进一步分辨君子与小人各自内在的价值构成,明显表现出既赞美君子又厌恶小人,给人以很大的反差感。孔子认为,小人是最难相处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要求他的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爱憎分明的态度,而且告诉我们,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不在知识水平的高下,而在道德品性之有无,这应当引起读书人的警示。《论语》从“心胸”、“义与利”以及“和与同”三个方面比较了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从而提供了人生参照。

    在心胸方面,“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则是狭隘的,总是怨天尤人,心里装满了忧愁、苦闷和痛苦。在孔子看来,不同的心胸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成全别人的坏事,而小人则相反,见不得别人好,一见别人好就嫉妒,就千方百计阻挠别人的好事;见到别人不好,就幸灾乐祸。这种心胸以致被有些学人称为“非理性嫉妒”,其实质是我干不好,别人也别想干好;我跑不快,别人也别想跑得快,最后大家都不要干事,都不要前进。嫉妒是人类固有的情绪,但表现形式却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别。“理性嫉妒”是别人干得好,我应该想办法干得比别人更好;别人跑得快,我应该想办法比别人跑得更快。“理性嫉妒”是“见贤思齐”式的嫉妒,是通过公平合理的竞争使自己比别人干得更好,跑得更快,从而促进大家共同干事、共同进步。不同的心胸在用人上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段话意思是,君子容易共事,却难以讨他喜欢。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他在使用人的时候,能够知人善任,根据各人的才能去安排岗位,用其所长。而小人呢,难以与他共事,却容易讨他喜欢。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喜欢,他也会喜欢的。但他在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人求全责备,百般刁难,使下属不知所从。由此可知,孔子对用人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君子用人如器,发挥所长,而小人由于心胸狭、气量小,就会产生“非理性嫉妒”,容不得人,尤其容不得有才能、有个性的人。不同的心胸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胸襟开阔,磊落坦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详,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惟恐失尊,心恒戚戚,就不可能做到泰然了。

    在义与利方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想问题办事情,只考虑按照道德的要求该不该做,而不问是否有利可图;小人则不然,只考虑是否有利可图,而不问道德上是否可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义与利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君子追求的是义,而小人则以利来决定取舍。“子罕言利”,这说明孔子不重视利,甚至是轻视利的,“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重视的是义,他把义作为衡量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成见,只问符合不符合义理,符合义理,就认同就实践,否则,就不认同不实践。孔子还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孔子看来,不同的义利观会造成不同的人格,“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土是土地,在农耕时代,土地就是财富。意思是说,君子的品性以道德为中心,凡是违反道德的事情都不做;小人的品性以财富和利益为中心,有利的就干,没有利的就不干,为了财富和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就引出了“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观点,君子不仅害怕自己违反道德,而且还怕自己违法犯罪,所以畏惧刑法;小人只想利益,只要有利益,什么事都敢干,甚至铤而走险,连违法犯罪都不顾。不同的义利观会表现为不同的人生追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的人生追求是奋进向上,小人则是沉沦向下。具体而言,这段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义与利的理解,君子重义,品格就不断进步,小人重利,道德品质就日渐沦落;另一种是道与器的理解,君子重义,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道,小人重利,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器。不同的义利观会影响对待困境的不同态度。有一次孔子带领弟子到陈国时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没有人走得动了。这时,子路不高兴地说,君子也会陷入困境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陷入困境,还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小人陷入困境,便会乱来了。这表明在困境中能否坚持操守,关系到做人的根本问题,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试金石。孔子还十分强调义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在和与同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传统文化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和,如同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只相同,但不相和。君子的和,既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团结共事、互相协调,又是求同存异,允许保持自己的个性,允许不同看法存在,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小人的同,是以利益为纽带,搞小圈子,同流合污,一旦利益缺失,就会互相拆台,树倒猢狲散。在孔子看来,和与同,首先表现在人的品质修养。君子自身是和谐的,小人则是不和谐,即“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孔子还说:君子“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弟子子张不理解,孔子进一步解释道:“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意思是,君子想要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贪求什么呢。君子不论人多人少,人贵人贱,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整饰自己的衣冠,目光尊严地远视,庄严得使人望见便产生敬畏,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因此,和是君子自身修养的体现,同是小人缺乏修养的表现。和与同,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以忠信道义团结人,而不搞相互勾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不以忠信道义团结人,而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另一方面,“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君子立足于自己的力量,苛求自己;小人寄希望于别人,苛求别人。和与同,还表现在立身处世,“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从这段话可知,君子有原则,爱憎分明,其所厌恶的都是小人所为,而小人以利益、利害为依据,就不会有原则性,也不会厌恶小人之为。

    需要指出的是,《论语》关于小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与君子道德人格对立的小人,另一种是与统治者区别的老百姓,譬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统治者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统治者是老百姓的导向,草遇到风一吹,必定会随风倒。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君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说,身为君子而不仁的人是有的,但身为小人而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孔子对君子的认识是客观辩证的,君子有时也会犯错误,但君子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仁的境界。

    三、怎样成为君子

    学习《论语》,认识君子,目的是要通过自我修身,将君子的理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努力在人生实践中做一名君子。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呢?

    《论语》认为,君子要好学。孔子十分重视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为什么要强调学习呢?因为只有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是质与文和谐的统一体,质是指道德品质,文是指学问文章,二者都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达到。所以,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学,在质的方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颜回的好学表现在有修养,能够做到不迁怒于他人,也不犯同样的过失,还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好学,在文的方面要不断学习知识,提高学问水平,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好学,还要不炫耀自己,“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认为,君子要崇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其核心内容是“爱人”。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还认为,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仁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可须臾离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意思是,不仁的人不能够长期生活在贫穷中,也不能够长期生活在安乐中。只有仁者,能够实行仁德以安身立命;智者,能够实行仁德以谋取大利。

    《论语》认为,君子要遵礼。礼是指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生活准则,是仁在社会舆论和制度约束上的表现形式。孔子认为,遵礼是对君子的重要规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的优秀品质也要靠礼来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只知外表谦恭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烦劳不安;只知谨言慎行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畏葸多惧;只知胆大敢为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犯上作乱;只知心直口快而并不真的懂礼,就会尖刻伤人。遵礼,要体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如果有所争,必定是比赛射箭了。但双方也要遵守礼义,先要作揖相让才登堂,射完后又相互作揖而下堂,然后饮酒。符合礼义的竞争,是君子之争。遵礼,还表现在关键时刻能够遵礼守节不易志。《泰伯》篇中有一段话,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感到豪气干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论语》认为,君子要守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实守信,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课程,也是孔子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守信是做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个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这就像车上的辕木与横木之间,缺少了灵活的接榫,无论大车小车,就都不能行进了。孔子多次强调君子要守信,在《学而》篇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在《卫灵公》篇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还认为,守信是君子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意思是,君子只有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才去管理他们,否则,百姓会以为你在伤害他们;君子在得到君主的信任后才去向他进谏,否则,君主会以为你在诽谤他。

    《论语》认为,君子要慎言。孔子反复强调慎言对于君子的积极意义,在《学而》篇中,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在《里仁》篇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古时候的人不轻易把话说出来,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赶不上言语为可耻。在《宪问》篇中,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为什么重视慎言呢?一是多嘴多舌的人不可靠,“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还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二是谈话不看对象,既可能失言,也可能失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意思是,值得和他交谈而不和他交谈,这就会错过可以结交的人;不值得和他交谈却和他交谈,这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明智的人既不会失去可结交的人,也不会说不该说的话。三是说话不把握时机,也是不合适的,“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千百年来,君子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数志士仁人以君子人格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修齐治平,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君子的理念仍然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值得“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返回】

    投诉建议:0512-65227889    咨询电话:0512-65226989
    网站维护:苏州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0512-65226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