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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课之前请大家跟我一起欣赏一段视频。大家已经已经发现视频里有一种演奏的乐器是编钟，编钟是一种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创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青铜器。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称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的标志，便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我们来看看青铜器具体有哪些分类。

青铜器通常是按器形用途进行分类，一般分为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等。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最重要的是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者烹煮食物，但是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 问鼎中原 三足鼎立”），足以看出鼎在先秦时期的地位。

如后母戊鼎：又称后母戊方鼎。他还有一个名字，上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读过这篇课文。有谁记得么。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这样认为。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但争议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下鼎的制造和构成。 

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因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大家猜一猜如此工艺需要多少材料？此鼎重达832.84公斤。可以鼎身雷纹为地，四周雕刻出盘龙及饕餮taotie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说到这里，一会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后妃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关于这个后母戊鼎是如何保存到国家博物馆的大家对此是否有所了解？

1939年3月，河南安阳吴培文的哥哥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开一看，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早在1937年11月，安阳被日寇占领。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在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的日本警备队队长报告此事。日本人很快就来了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大鼎落入了侵华日军的眼中。日本人走了，吴培文他们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 “看货”，打算卖掉。古董商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已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包围。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挖了出来。这一事件还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后蒋介石逃往台湾本想带走大鼎，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回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手中，是不是一波三折，此宝物能留在我们的祖国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也要珍惜，尊重和弘扬咱们的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

此图为吴培文抚摸大鼎。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已经83岁的吴培文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欣赏完这个历经沧桑的后母戊鼎，我们再来看另一件著名的青铜器。四羊方尊是现存的中国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kui2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的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于尊的腹部及足上。同时，方尊肩饰上高浮着雕蛇之身，并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只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的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就是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的是块范法，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被史学界称为“臻zhen1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了青铜重器的表现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gao1yao2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羊方尊的制作和来历。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兄弟三人正在垦荒栽种的时候。忽然锄下金属碰撞“当”的一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秘密卖掉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yuan2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并且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下令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的蔡季襄在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张欣如每天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姜景舒在卖给古董商时，曾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 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的形体，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很多人认识青铜器都是从历史课本上的四羊方尊，后母戊鼎开始呢，那么除了器物，上面的铭文大家又了解多少？

青铜时代是指从夏商周开始，秦汉时期发展到巅峰的一个时代，在古代，青铜被称为金，或者吉金，那是因为他出世时通体是一个黄金般的颜色，只是经过千百年的受沁而变成青绿铜锈，因此称为青铜器，它被史学家称为“一部活活的史书”除此之外，它的艺术造诣极受全世界收藏家艺术家的追捧和喜爱。无论是国内外的知名拍卖，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总是能拍出高价。而刻上铭文的青铜器更是了不起，按照国际交易惯例，一个铭文10万以上。

青铜器上的铭文很少出现有长篇大论的，比较多见的是出现几个字的铭文，大多是刻上姓氏以纪念祖先，或者表示地位。著名青铜器鉴定专家贾文忠说，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一般而言，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錾zan4刻而成的。有缘于此，青铜器上的铭文不会像传世的史书那样会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抄写的错误，更不会被后人肆意篡改。再有，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极其丰富，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的事迹、祭典、田猎、征伐、政治动乱、赏赐、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以及家史等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材料，也是断代、辨伪的参考，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统计，金文约有3005字，其中可知有1804（60%）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的风格。

铭文类别：

1、徽记：即用来表明作器者之族徽或人名。有的仅有族徽或称谓，如“天”、“史”、“妇好”等；有的较繁除了作器者之外，还有简短的文字，表明器名、用途、存放地点等如“中作旅簋”、“寝小室盂”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族氏徽号，有单个族徽、复合族徽。

2、祭辞：早期多仅记被祭者，如“父甲”、“母戊”等，后来增加祭祀者之族徽、称谓、器名等内容，如“卫作父庚宝尊彝”、“陵作父日乙宝罍。单”等等。

3、册命：册命制度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形成，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仪式，铭文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册命典礼。程式化的册命金文，其格式主要包括册命时间、地点、王位、授册、宣命、命官、赏赐、册命辞、勉励、受命、纳瑾璋、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

4、训诰：训诰铭文是西周常见的格式，一般包括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作器等。

5、记事：记事铭文记因各种情况作器，如纪功、从征、获赏、出使等等，数量较多，格式不拘。

6、追孝：通过铭文夸耀祖先，吹嘘先祖功业、美德，以此来行孝道，用以保持世家之尊崇地位。通常在册命及赏赐金文中会出现，也有单独为追孝而作之器。如墙盘等。

7、约剂：西周中晚期金文中，有记载因为土地纠纷、奴隶交换等等而纠缠涉讼的铭文，一般称为约剂。《周礼?秋官?司约》：“掌邦国万民之约剂” 。如曶鼎、散氏盘、三年卫盉、五祀卫鼎等等。

8、律令、符节、诏令

律令是政府的法令，符节、诏令则是铸于非彝器上的，如兵符、节、诏版等等。

9、媵辞：春秋时期最为盛行，是在陪嫁品上的铭文。媵辞格式简单，一般有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祝愿辞等。

10、乐律：铸于钟上，记载乐律名称。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

11、物勒工名：“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战国时期最为流行，一直到秦汉。其格式一般包括器主、铸造作坊职官、工匠、存放地点、以及容量、重量等。

中国的汉字从创始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应用的需要形成篆zhuan、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构成书法艺术字体的基础。广义的篆书包括了甲骨文、大篆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和小篆。狭义的篆书则是大篆、小篆的统称。

小篆是经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新书体，又称为“秦篆”，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字体。小篆是对大篆的整理简化而来。字形修长．线条柔顺，具有典雅温文的气度。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一般采用大篆。虽从甲骨文演变而来，但更具线条意味，古朴雄浑，端庄凝重。它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一贯为研究书法的人们重视。接下来我们举例看看中国汉字的演变。

青铜时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青铜器艺术的生命活力依然跃动于民族的血脉之中。有些现象颇值得深思，例如，盛行于夏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酒器中的觚与爵，到东周以后为耳杯所代替，逐渐消失，所以孔子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慨叹。而在千百年之后，觚与爵等酒器的造型却被作为传统艺术中完美成功的创造而在玉石、陶瓷、犀角等多种材质的工艺创造中得到了复活。在民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对青铜器艺术的学习与继承又决不仅只是艺术样式的借鉴，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精神，是活泼泼的创造力量，从历史的源头上奔涌直下，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