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范仲淹的家祖讲起，这里采用苏州的九世祖家谱。范仲淹的九世祖是范履冰，他是唐朝垂拱年间，也就是武则天实际掌权但并未当女皇帝时期的宰相，他察觉到了武则天的野心，并不支持其从政，后来被定罪下狱，在公元690年左右被处决，所以范仲淹是忠臣之后。

范履冰的五世孙范隋，也就是范仲淹的四世祖，与苏州的关系比较密切，范隋带着家人离开北方南下，来到当时的处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当官，这个地方大约距离苏州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地方上的官一般是三年一任，任期一满应当派回原籍等待下次安排，但是范隋回不去了，因为中原发生了很大的事件，那就是王仙芝和黄巢之间的十年战乱，所以在南方定居了长达三十年以上。定居就要选择一个好的城市，那就是现在的苏州。当时历史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混乱，而现在的苏州、杭州、上海都是吴越国的领地，吴越国的领导是钱镠，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安宁的。苏州在吴越国的治理下，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虎丘塔、苏州的城墙也由原来的夯土变为砖墙。现在的南园、环秀山庄的前身金谷园、苏大本部的东庄，这些都是在那时期建设的，为苏州打下了很大的基础。范隋的祖居地就是现在苏州的芝草营巷的景范中学，后来变为范文正公的祠堂。定居之后一代一代往下传，范梦龄是他的儿子，范赞时是他的孙子，范墉是曾孙。正太师徐国公、唐国公、周国公都是后来范仲淹时追赠的。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又赶上了历史大变革时期——大宋朝一统天下，吴越国最后纳土归宋，这种结果对于百姓来讲是很好的，因为避免了战争。而邻国南唐李煜明着归顺，暗地里对抗，最后大军压境，其自封的“江南国主”不复存在。吴越国最后一任君主钱俶归宋后，范墉等臣子改为宋朝臣子，曾前往河北真定（现名正定）任官，当时原配夫人去世，后与当地大祖谢家的女儿谢氏结合，并与公元989年生下了范仲淹。范仲淹的出生地有所争议，或徐州或河北正定，个人更倾向于正定。公元990年，范墉在调任徐州的路上去世，按照礼数，谢氏需将范墉棺钵带回原籍苏州。回苏后范祖只接受了原配的两个遗子，并没有接受谢氏及其与范墉之子范仲淹，母子俩只能借住在范氏一族用来礼佛敬佛的小寺庙——天平山咒钵庵里守丧。

到苏三年之后，也就是范仲淹4岁左右，朱文翰当时在苏担任类似现在的法务部门的一个官职，他很了解范家，也很同情谢氏母子遭遇，其原配当时也去世了，所以谢氏携子改嫁朱文翰。有人说朱文翰是山东人，个人比较倾向于他是安徽池州人，那个地方叫常山，跟后面讲到的范仲淹的求学经历有关。

此后范仲淹随继父姓改叫朱悦，并与母亲一起跟随继父在各地为官。只要到一个地方，都会为朱悦提供机会去上学，而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母亲谢氏，有历史记录讲其拿树枝练字等。7岁开始接受教育，直到16岁，这种辗转各地的生活告一段落，因为朱文翰调到了山东淄州任长史，后又到常山县当县令，虽然县令这一官职不算大，但他们可以安定下来了，这也是朱文翰为官一生的高峰也是终点。此后五年内，范仲淹跟随继父到处游学，寻诗，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还与很多高僧隐士有很多交往，还学了一手高超的古琴技艺，一生只弹一首曲子，名叫《履霜》。

那时范仲淹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背着古琴挎着古剑，最远到过终南山，在此寻诗、问道、谈艺、抚琴，何其潇洒。21岁时，继父致仕退休，拿半分俸禄。因人口较多，家中较为拮据，由朋友介绍将范仲淹推荐到常山县附近不远的醴泉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平市西南边长白山中，现邹平也有范仲淹的祠堂，祠堂一幅壁画中，描写了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最终发现和僧人一起居住多有不便，因为范仲淹经常废寝忘食，而修行吃饭都有固定的时间，僧人不得不每次都去提醒他并为他热已经放凉的饭，这就导致相处不满，不得清净，最后选择了一个山洞学习，这就是潜洞治学的由来。洞里面要解决吃饭问题，之前在寺庙，家人会定期将生活用品和粮食送来，而现在洞中无人送必需品，也没有火房，范仲淹就在洞里面支起了一个做饭的灶，历史上记载其每日食两升粟米，将其煮成一大锅很稠很稠的粥，一晚上凉透后第二天凝成了类似凉糕，每天两顿饭，将糕划一个十字吃两块，上午两块，下午两块。空的时候抓一些野菜弄碎，放点醋和盐，天气凉了就热一下当一顿菜，就这样在洞中生活了三年，也有了“划粥断齑”的历史典故。从饭量可见其身体素质很好，才有了平定西夏边患的基础。

三年求学归家，继父因病逝世，为了不寄人篱下，他选择去南都（现河南商丘）读书，那里有当时宋朝首屈一指的好学校——应天书院。在此读书会让范仲淹精进的更快，更好的实现学而优则仕，自立门庭不再仰人鼻息，就可以将母亲接来一同生活。范仲淹一去就是五年，期间废寝忘食，生活条件不如在山东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有时候只是喝稀粥。后来中了进士就把母亲接到一起赡养，也做了一件事——归宗复姓，这件事目前有争议，有的说是在接回母亲时，马上做的事情，因为继父朱文翰已不在人世，遗憾的是继父在世时对范仲淹是非常好的，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到了最好的爱护和教育，范仲淹对继父心存感激，所以在后来范仲淹参政时将皇帝赠的官位转给了已逝的继父。另一种说法是十年以后母亲去世，在河南商丘为其母守孝时归宗复姓的，具体随着史料的更新应该会分析出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目前尚未有定论。

范仲淹，字希文，少时便有大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如果能当到像宰相这样的高官就能谋福苍生，如果不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那作为一个医生一样也可以救治百姓，后来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也确实是这样践行的。因为他的范言直谏，更多的是关注这件事情本身是否于国于民有利，所以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也会让统治者难堪，遭遇了三次贬谪，但他不管人生际遇如何，还是一如既往直谏。后来他的朋友梅尧臣，就住在现在苏州东大街新市路附近，劝范仲淹说：“你呀，少做啄木鸟，多当报喜鸟，你看你现在遭遇的事情，不仅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不了，还连累了家人（范仲淹原配妻子在曾经的一次贬谪中于捞州去世）”。但是范仲淹的回答非常明朗，说“我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就是范仲淹的性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谓“无欺天下，许国旺生”。上要对得起天下，下要对得起君主和黎民百姓，他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

最能表现出他这种政治理想的，就是他主导的一件事情叫“庆历新政”。那时候的宋朝是个空架子，当时执政的是仁宗皇帝，当时大宋朝是比较困难的，比如他的三冗问题，冗费、冗官、冗兵，已经压得大宋王朝喘不过气。当时有近130万的兵，养了这么多兵战斗力却不行，精兵都集中在宫内名为禁军，边陲可能要与邻国发生战斗的部队却是一些老弱残兵，因为国策规定边陲不能做大，以免威胁中央，结果就是花费大量的军资却没有起到真正的国防作用。开支特别大，占到税赋的70%-80%，而且税赋不断增加。据资料统计，在景德年间，宋真宗执政时期，税赋（商税）450万贯，庆历年间则高达1975万贯，差额近四倍之多。但即使收取这么多的税，也不一定能供应三冗的开支。冗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暂称“京官”，数量非常多，做个比较，宋朝的国土面积是唐朝的一半，但其中央官员人数却是唐朝的二十多倍。所以有很多官员是多余出来消耗国家财产的人，所以宋朝财政每年都是亏空的，宋仁宗感觉压力很大，而范仲淹当时刚从西北平定归来，中央就让他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并屡次催促他要提改革方案，后面直接下皇帝手召，开天章阁（用来收藏皇家文书、文鉴、私人文籍等类似皇家私人档案馆的地方），供范仲淹写改革法案，代表了宋仁宗那种急切的心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改好。可以理解宋仁宗这位年轻皇帝在实际掌权后想做一番大事的心情，就在这样的催促之下，范仲淹把手召调成了十件实事，这就是改革纲领。仁宗皇帝非常支持，只要有纲领出来就坚决实施下去，除了当时的修武备因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略有不符没有推行，其他的都强力推行，推下去之后就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可想而知，改革对症下药，但药效太猛，没能循序渐进，最后在“庆历新政”实施的一年零三个月后，以失败告终，这不是范仲淹的失败，是宋朝的失败。失败后范仲淹不再任参知政事，还是回到西北原来战斗过的地方任知州，那里至少可以办些实事。但此新政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如厚农桑发展生产，减轻徭役，被保留了下来；再如抑侥幸、精贡举，不让这么多官员的子弟轻轻松松就能享受官位，也得到了部分实施。尤其是兴学养仕等都得到了实施。所以“庆历新政”不能算完全的失败，它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而且在二十四年后，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里面很多内容都是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蓝本制定的，“庆历新政”在一定意义上是“熙宁变法”的前奏。而且范仲淹在执行新政期间，提倡名节、忠义、廉耻这些主张，加上以身作则，给整个士大夫的阶层来了一次精神面貌的重塑，乃至影响到后期包括南宋，在民族存亡期间，出现了很多的仁人志士，如种师道、种师中、宗泽、韩世忠、吴玠、吴璘、岳飞、刘琦等名将，这种世人风骨可以说都是由范仲淹时期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所以范仲淹完全担当的起“治世良相”。欧阳修说他“公少有大节”，朱熹说他“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整个本朝忠义之风是从范文正公做成起来。这些话都非常中肯，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制度、政策还有他的人格魅力、模范示范作用。

“先忧后乐”，范仲淹回滨州后，收到一封信，是他共事多年的好朋友滕子京（字宗谅）写的，两人一同中进士，在泰州兴化一起治理地方，又在西北边陲一同抵抗西夏。滕子京信中说自己在巴陵郡（现湖南岳阳市）复兴了一座古建筑岳阳楼，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为这么好的地方题词作文，才能被后人记住。后来范仲淹在邓州写了这篇《岳阳楼记》，此时距离滕子京信邀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这篇文章其实也在一方面提醒自己的朋友，在动用公款做事情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点，以免被人诟病。当然里面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滕子京写信的同时也附了一幅画叫《洞庭秋晚图》，岳阳楼的气势全在画中，即使范仲淹不到岳阳楼，看到此画也会身临其境，帮助其写文章。这篇文章穿越古今，拥有普世价值，拥有世界意义，当今看来依然熠熠生辉，先忧后乐完全浓缩了他的人格境界和政治理想。先忧后乐并不是不能乐，一直愁眉苦脸，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快乐的前提下自己再快乐，不求独乐，以民乐为己乐，是一种安贫乐道的乐，一种上升到精神上的意乐。读书明理是充实之乐，尽职尽责是轻松之乐，问心无愧是坦荡之乐。我们可以追求一些物质上的快乐，但那不应该是最终的追求，还是要多在精神层面寻找自己的快乐。

重教兴学，对苏州有很重要的意义。范仲淹一生与教育有不解之缘，是一位有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家，教育行为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最早是为自己母亲守丧，回到他读书的地方（应天书院）开始了他教育的起点。他培养了很多人，包括他提拔的教育家孙傅，被请来在范仲淹营建的府学里当老师，还有也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还有当状元的王尧臣，当探花的赵楷，可谓名师出高徒。范仲淹的教育理念首先有针对性，宋朝当时中科举轻教育，设置很多官位让很多读书人有奔头，基本面是正确的，但出现了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忽略了人才的教育，宋朝没有官办学校，所以当时要么自己读，要么读私塾，这种现象对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来讲有些无奈，尤其是贫民子弟而言。因此范仲淹大力呼吁兴办官办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义务教育，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推广教育就要有好的老师，这是他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两点：“兴办学校推广教育，推广教育师教尤甚”。这对现在的教育来讲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浙江绍兴上虞有一个很传奇的学校，叫春晖中学，1922年正式开校，当时经亨颐担任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名师来这所学校授教，如夏绵尊、李叔同、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刘志平等等，名师荟萃，在当时是很有影响意义的。无独有偶，1925年，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国学研究院，请来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也就是后面传为美谈的四大导师，延续的就是范仲淹“好学校、好老师”的思路。后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位，而是有大师之位也”。范仲淹就是这样的名师，勤劳恭谨，以身先知。出题后都是自己先做一下这个题，只有亲自实践后才能知道如何来教学生解题。以身作则，值得钦佩，其实跟现在辅导孩子一样的道理，一篇作文，与孩子各自一起开始构思书写，规定时间内写完后互相学习，这时候两篇作文就汇成一篇，互相进步，教学相长。

范仲淹来苏州当知州特别为了治水，来到之后选择一个地方买了块地，就是文庙这个地方，它前世南园的一个部分，南园非常大。他觉得这里地势好环境好，阴阳师称为风水宝地，如果在这个地方建个宅子，必将累世公卿。但范仲淹直接把它捐了出来，用来建学校，天下之仕贤教于此，贵将无已焉。这种好的现象将世世代代不绝并且不只限于一户人家之中，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人生的境界和格局。后来他就上书朝廷说这里要建立一所官办学校，经过他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苏州变为现实，朝廷批复同意在苏州建立第一所官办州府级学校，当时应该叫州学，苏州还没有变成府，批了五倾地，大约70亩地，加上范仲淹自己买的那块地，后人猜测加起来一共大约有80亩地，足足有7、8个足球场那么大。现在的文庙就没这么大了，一共不到2万平方米，而那时有现在的三倍之多，约5、6万平方米。学校东边纪念先知孔子，西边是学工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影响了后世900年，范仲淹的贡献是很大的。后来经过范仲淹和其三儿子范纯礼两代人的努力，学校鼎盛时期总建筑面积多达10万多平方米，是现在文庙的六倍左右，校内学子云集，受最好的教育，请的是最顶尖的老师，如孙傅、胡元，定出的教育法现在看来也一点都不落后。分两斋，经义斋和治世斋，经义斋专门培养政府官员，治世斋培养那些有专业素养，可以做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现在叫灰领。学员可以学一门主业，此外还可以选修一门，这种主修选修制度和分斋制度都很先进。这些影响了全国，甚至到后面范仲淹任宰相举行“庆历新政”时就把州县办学的事情定了下来，在州县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向政府申请资金和地块用来办学。从宋朝到清末，苏州历史上出的43个状元，有一半都得益于州学，后来叫府学。这对于苏州的文运兴盛，从尚武变崇文，渐渐变为状元之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1038年，大宋朝西北边陲有个党项族，他们一直在夏周附近，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唐朝时因平叛有功，赐给他们一个礼姓。宋朝时期这个族内李元昊当家做主，野心很大，他要挑战北面的大辽和南面的大宋，自己称帝建国号大夏，就是后来的西夏。这使得其与宋朝和辽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僵，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宋朝对自己的军力很有自信，结果一开打每战必败，历史记载：“师为不出，出则丧败；寇为不来，来必得志。”宋朝不出师还好，一出师开战那一定打得一手败仗，夏人不发兵还好，一发兵肯定扫荡一圈满载而归。“焚当庐舍，屠掠民处”，宋朝西北边陲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因为夏人是遥牧民族，这种不生产只靠抢掠的行为是有家传作用的，李元昊又是一个战争狂人，自己把中间的头发剃掉，只留两边，看上去很凶悍。宋朝当时的军力边陲很弱，中央很强，但不可能把中央的禁军派去边陲，自宋真宗澶渊之盟以后，基本上天下太平，军队也被养刁了，一是长途跋涉，二是对当地环境不熟悉，三是将领与当地士兵需要磨合等很多问题。

公元1040年，范仲淹52岁出山，披挂上阵，带着自己17岁的儿子，从越州调到西北前线，后史料统计还包括其亲友、同僚、学生，都在西北任职，一起保家卫国，可谓文武全才，有勇有谋。到了那边，他首先面对的是凶悍的李元昊等一干夏人，再就是羸弱不堪的宋朝军队，当时宋朝士兵弱到披上战甲后连马都上不去，需要搬个梯子才上的去，射箭也射不了，因为射箭不能平射，只有望空射箭才能射的更远，而当时宋朝士兵只能射出一二十步，大约十五米都不到的距离。他做的措施第一是修边城，在战略要地修筑城墙，守住阵地。第二，精炼士卒，招募弓箭手、土兵，勤加训练。第三，联络旁边的少数民族羌族，安抚他们，斩除夏朝羽翼，羌族都称范仲淹为老子，这是少数民族对知州的一种尊称。宋朝与夏朝的边境贸易也取消了，由此做到内外兼顾，条理清晰。在这样一番安排下，夏朝失去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加上战争内耗很大，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李元昊议和称臣，去帝号改为夏国主，类似江南国主李煜。宋朝战胜，反而每年要给李元昊7.2万两白银，15.3匹绢布，3万斤茶叶，开放边境贸易，用钱买和平买面子，当时每年还要给辽国20万两白银，实在让人唏嘘。

范仲淹作为文武全才，在战时还写了一首词，叫《渔家傲·秋思》，里面写到“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不是一个书生在自家房内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儒将在边关苦寒之地与敌人较量的感慨，这首词也成为了我国边塞词的首创。

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大慈善家，他在晚年时期于苏州范式祖居地创立义庄，欧阳修评价其“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富弼评价其“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他在杭州任知州时，有子弟跟他说不然就在河南洛阳家母葬墓那边置点宅子做归隐打算，他言辞拒绝并写书信给他的亲戚，《告诸子及弟侄》信中记载：“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当年范家并不接纳其母子，就算在归宗复姓时也有过阻挠，即便如此，范仲淹也惦记着范家宗族，回报他们。当时宋朝对官员的待遇很丰厚，他用自己的俸禄买了一千亩的好田作为义田，拿着义田的收入供养族人，族人就选择范仲淹祖居所在地——范庄前居住，将这里的芝草营巷扩建作为族人聚居地，一边修缮祠堂，一边扩建。族人越来越多，在这里又办起了义学。所以范庄的三义（义田、义宅、义学），是由义田的收入来支持义宅和义学的运营。这种形式是范仲淹首创，后被很多人效仿，以至于很有建树的大族都用这样的方式恤养自己的族人，据史料统计到清朝末年，苏州加上常熟，可能有一百五六十个义庄还在运行，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义庄持续运营八百多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族人越来越多，需要花的费用就增加，田地可能又会由于战争等原因搁置导致饥荒，能持续的运营下去，靠的就是范仲淹精神的那种影响，只要有人有能力就再去买田，再来修缮，需要不断地有人做这些事情。南宋建炎年间遭遇兵祸，苏州城被金兵全毁，后来其五世孙范良器复兴，明代的时候范文英复兴，清代的时候范世贵复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所有范式族人让这个义庄运营下去。从范仲淹制定规则，到后代完善修改规则，家教人品的传承，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当时范仲淹是抱着私心去发展义庄，那他不在了，这份坚持也就会断掉了，他完全没有私心，其后辈也很好的继承了这种家统。

康熙四十四年，在他第五次南巡时期，就到了范文正公的范公祠，就是现在苏州景范中学这边，亲题了“济世良相”的匾额，也为至德庙题了“至德无名”。乾隆也去范公祠亲题了“学醇业广”的匾额，到至德庙题了“三让高踪”。由此可见，在王朝统治者心中，范仲淹的地位跟吴文化宗族吴太伯的地位相当。义庄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受灾遇急的族人，帮助孤儿寡母，办学校资助困难子弟上学，排解纠纷和难事。

天平山又叫白云山，很早就很有名气，白居易也写过诗《白云泉》，范仲淹实际在苏州呆的时间不长，很小的时候跟随母亲来苏州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办学校又待过一段时间，再后来到苏州办义庄，一共加起来的时间不到四年，但天平山对于范仲淹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范氏祖坟所在地，范墉、范睢、范梦龄等祖先都是葬在这里的。后来范仲淹向宋仁宗请求，将当地的白云禅寺作为范氏的功德香火院，其实这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给予，但当时仁宗皇帝要重用范仲淹，所以不仅把寺庙赠与，将整个天平山也给了范仲淹，所以后人又称天平山为赐山、范文山。范仲淹后来离开苏杭北上赴任时身体就不太好了，想去颍州修养，很不幸在去颍州的路上就去世了，享年64岁。他在去世之前还写过一份遗表，相当于一封写给皇帝的遗书，书中只字未提自己和家中的事情，都是写的关乎国家安危的事情，皇帝最终为范仲淹赐谥号“文正”，这两个字是很贵重的，是最高的谥号，后世称为“范文正公”。

在天平山的范文正公祠，又叫忠烈庙，南宋时期北方的那座忠烈庙已经归西夏所有，所以新的公祠在此兴建之初，立起了一块碑，这块碑刻的就是范仲淹的形象。碑上的原始画像来自于北宋时期在庆州范仲淹当时战斗过的地方建的祠堂里面的碑，是跟本人非常像的，南宋时复刻了一下。元代时期，又复刻了天平山的碑放在现在的文庙府学内。明朝时期这块碑不清晰了，又制作了一块，这次复刻依据的是范式后人捐出来的元代时期那座碑的底稿，非常珍贵。尽管中途复刻了几次，但在文庙保留了最接近范仲淹本尊样貌的碑刻，就像范仲淹眉宇之间的那种英伟刚正，是现在很难再画的出来的。

范仲淹的十七世孙范允临，明朝进士，书画双绝，但是他不想当官，请辞福建布政使参议一职，回到原籍,从福建带回来380棵五彩枫相树，就是今天天平山上生长茂盛粗壮的枫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并且还建立了一个天平山庄，后来叫高义园，跟乾隆也有关系，就是当时南巡时亲笔写的御书“高风义行”，他对范仲淹这种高尚的风骨，忠义的行迹非常赞赏，因此提名高义园。这块牌坊现在就伫立在天平山门口，天平山还是有很多范式遗踪的。

作为苏州窗口之一的苏州火车站，它的南广场有很多塑像，伍子胥、孙武等，范仲淹的塑像在最中间，体量最大，来苏的朋友下了火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范仲淹，让范仲淹代表苏州的精神，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那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是穿越时空具有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的，很值得我们推崇纪念。

有人说范式家族之所以有这么多成功的人士，是因为他们葬在了“万户朝天”的天平山上。但个人认为，之所以范氏家族如此辉煌，是因为范仲淹那种舍己为人、自觉深切的责任心，没有这种公心，他不会提出先忧后乐。八百余年不衰，源于积善积德、付诸行动，拥有福报不是自己享尽而是与众人分享，后福才能无穷。这些简单的道理，应该教给现在的年轻人，不应该觉得今天得到的就是自己该得的，甚至别人的也应该是自己的，应该要思考去感恩去回馈大家。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可能社会整体的风气就能日益改善。

教育晚辈、福泽子孙，这里是有例子的。范仲淹有个晚辈叫范正平，在《曲洧旧闻》中有记载，说范正平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他自己学习很刻苦，在20里远的城外读书，每天来回40里路，天气热的时候就拿一把不太好的扇子遮阳。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京城宰相范纯仁，范仲淹次子，比其父官职还高半职。这是发人深省的。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说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人，辛辛苦苦成就了自己的家业，但留给后代的福慧恩泽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富不过三代。红楼梦里的贾府就跟孟子所说的五世而斩很像，贾府宁国公和荣国公两位兄弟俩，立战功，封八公之首，皇家对其待遇很优厚，军功出身才传了不过五世。但到了范仲淹一族，打破了这个说法，到现在三十余世，范氏后人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成就，只要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想到自己是范文正公之后，一定会影响到他和孩子之后一生的抉择与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是天平山的好风水福泽范氏子孙，而是天平山遇到了范仲淹才变得这么有底蕴有文化。生活在苏州的人应该因自己在范仲淹故里而读书明理，学到他的先忧后乐的责任感，带着这种信仰一定会得到福报。

范仲淹的一生波澜壮阔，在布衣时明誓，抚琴长啸；在州县时治水治荒；在边关又为儒将，抵挡凶残的士兵，保卫宋朝山河；在庙堂为良相，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州县办学影响后世九百余年；在文坛为大家，方方面面都做的如此出色，一生几起几落，勤政爱民，矢志不渝。他把化育天下的思想运用的淋漓尽致，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把外族人也当朋友，羌族的领袖，几百位酋长，知道范仲淹去世后，在其牌位旁哭了三天才离去。人心就是一杆秤，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你。乐善好施的高尚行为，劝学育才的教育实践，先忧后乐的伟大精神，伴随范仲淹的一生，他的精神代代相传，万古流芳。王安石在《临川先生集》中写到：“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范仲淹完全担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甚至不仅是一世之师，应该被尊为百世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