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林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颇具积极意义，但是文化失衡的现象也由此出现，崇拜西方文化已成为一部分青年的心理定式。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本位文化，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引民众学习和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是以“礼乐”作为主要标志的，钱穆先生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但是近百年来，礼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被“妖魔化”，人们对于礼的认知，已是依稀仿佛，不甚了了。

当下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督促和提醒人们文明守礼的宣传标语，然而，在如今如何做才算是有礼，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指引。空洞的说教无法重建当代的日常礼仪，因为空洞的口号并无操作性可言。

“礼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传统礼仪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了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比如，道德理性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在古礼中，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应该遵从的行为规范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古人通过“礼”的规范，使得国家对人民德行的培养具有了可操作性。

中国是礼仪之邦，不是因为中国人会磕头作揖，而是中国人能够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来做人。然而，如今在社会秩序方面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某些国民出境旅游后因不文明行为饱受指责，归根到底是行为失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失范不是个别的、偶发的，而是群体的、普遍的，由此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这类现象的出现，责任并不都在民众，因为国家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具体的行为规范，也没有给予他们系统、持久的规范教育。

礼器和礼节可以随时势的发展而有所损益嬗变，但作为礼的内核“礼义”，却是历久弥新，生机依然。比如，被称为“冠礼”的成年礼强调了成年男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进入近代社会后，冠礼被废除了，天长日久，便出现了社会问题，一些青年人缺乏成年意识，对家庭、对社会没有责任感。于是，人们终于再次意识到古人设计和推广冠礼的远见卓识，不少有识之士转而到古礼中寻找智慧。

如今的当务之急应是把道德理性变成全民的自觉行为，而“礼”正是提升国民文明素质的“引绳”。因此，应该在国家层面制定编写一套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礼仪规范，为全民提供道德和行为的标尺。

(彭林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由本报记者王学思根据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