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熟读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在1867年那个偏僻的法国边境小镇上，教师的授课、课堂的管理，粉笔与黑板、教学的制度和秩序，一切都和今天很接近了。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较早完成的国家，由政府统一管理的近现代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都已经确立，大多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去学校接受国家统一学制和课程的培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教师负责教学和管理。分科课程、教材和教学的出现，是近代教育体制与古典教育最重要的分野之一。
当小弗郎士走向学堂时，清朝广袤国土上遍布各地的学校形式，还沿袭着千年以来的私塾、蒙馆、书院。课本仍是记载2000多年前圣人言行的四书五经。
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海战，大清惨败于日本。国人痛定思痛，发现日本已在数十年内把欧洲的那套学得像模像样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代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普及。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是教育“西化”“近代化”功效的一个东方范本。一时间，“改革学制和教育”俨然成了挽救大清江山的一剂良方，学者撰文、百官上疏，政府派使团赴东洋、西洋考察。在各种声音里，能听到大家以不同称呼提到同一个新鲜事物——“学堂功课书”“课本”“教科书”，即当时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学校里学生配发的分学科、分学期、分程度的教学专用书。人们逐渐明白，新的教育格局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来支撑。可真正的近代分科教科书，直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未接触过。
其实，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教科书的踪影，只不过它们在一个特殊的圈子——教会学校，外界接触不易，知之甚少。1900年前后，各地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已超2万人，教会组织统一为这些学校编写、翻译教科书。在这些教学读物中，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逐渐成形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知道了教科书应该分学科、成系统，编排考究，能给出重要事实和原理……
随着国人对近代教育呼声的日趋高涨，江浙沪一带的部分开明士绅、商人开始兴办私立的新式学校(学堂)，如南洋公学(盛宣怀创办于上海)、无锡三等公学等。这些学校的教员一边教学，一边自编新式课本自用，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有南洋公学所编《蒙学课本》(1897年出版)，无锡三等公学所编《蒙学读本》(1902年出版)。这些课本的编写已经开始适应近代课堂教学的一些特点，如在内容编排上除了“课文”外，还有习问、教师辅导提示等部分，可以说是第一批中国人自编的近代学校教科书。但这些教科书的明显缺点是，学科零散残缺、不成系统，使用范围不广泛。
在不可逆转的时势大潮中，清政府不得不仿照欧美和日本颁布了新式学制(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启动新式教育，并于1905年废止沿袭了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一时间，各级府学、州学、县学纷纷改办普通中学堂、高等小学堂，散布乡间的私塾、蒙馆也摇身变为初等小学堂，山长、教授、塾师们也转身成为“人民教师”。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校和激增的师生人数，使得合格的新式学校教科书和教育学书籍成为稀缺之物。这种巨大的需求，一方面催生系统、完整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一个新兴行业——近代出版业在清末民初的迅速崛起。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1904年至1909年出齐)，是近代中国有新式教育以来第一套按照国家正式学制(癸卯学制)编写，由各学年学期、各学科分册组成，社会影响巨大深远的初小、高小、中学系列教科书。甫一出版，各个学科的《最新教科书》均被抢购一空，行销全国。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也借助这套教科书的巨大销售量积累了雄厚的家底。
此外，在《最新国文教科书》(1905年)的封面上，按照当时图书出版的惯例都列上了编撰者、校订者的籍贯和姓名。除了我们熟悉的张元济、蒋维乔、庄俞之外，还赫然印有“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生用课本，商务印书馆还为每册都编撰了供教师用的教授法，类似于今天的“教师参考书”。但略加翻看你也许会哑然失笑，其步骤之详尽堪比今天的“家常菜谱”，譬如某处教师应该指着某字问学生问题。这并非是一种多余，因为在清末仓促上马的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最“短板”的恰恰就是师资力量。大批由塾师、秀才、童生转化成的中小学教师，没有经过新式教法的训练，手捧教科书茫然无措，唯有按照教授法亦步亦趋才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教授法用书的编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代行了师范教育的职能，直至后期国家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逐步好转。
与《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一样，在民族危难、国势飘摇之际，总有一批有识之士寄厚望于儿童少年、基础教育，甘愿抛弃个人得失疾呼奔走。清末民初，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蒋维乔、王云五、胡适、林纾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纷纷投身于学校教科书这一“小儿科”事业。今天翻看百年前的《最新教科书》，竖排、文言、繁体、老式句读，泛黄脆薄的毛边绵纸恍如隔世，但我们依然能读出编者在薄薄简册上倾注的心智与博爱，他们努力让“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最新国文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是：“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版式设计也务必让相关图文排在一面之内，不让孩子们翻起来麻烦;连纸张都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作者简介
吴海涛，四川南充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媒体宣传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