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我能到这里和苏州的读者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其实上海和苏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要说到上海的城市文化，我觉得苏州的整个一个生活文化和传统文化在此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上海的家庭中很少有和苏州没有关系的。其实上海和苏州有很大的不同，上海是没有上海人的，上海只有本地人。本地人和上海人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地人就是土生土长的，至于上海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你说上海人一定是讲上海话的？其实也不是。我的一个姑父是个广东人，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上海来读书，然后娶了个上海太太。到现在他八十多岁，说起上海话还是有广东腔，但是他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上海人不是广东人，所以说以前我们觉得上海人一定说上海话其实是不对的。本地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大部分都是郊区的农民，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长三角地区为基础的人口，聚集到上海，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去了，但是也有很多没有回去，在上海子子孙孙相传下去，这些人就是上海人。其实拿我来说，我的祖籍是浙江桐乡，每个地方的城市、区域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它的生活上就有其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比如上海有句老话：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要听宁波人说话。所以说，上海的文化和苏州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写作并不是一件很高深的事，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这些感悟只要有人看，就可以了。我怎么会喜欢上写作的呢？一个是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苏州的评弹艺术对上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听到评弹的声音，我就会想到我的童年。评弹艺术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它刻画人物非常细腻、以及它的吸引力，都是一种写作的变现手法。我从小就喜欢听评这些都为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我小时候就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而且不太喜欢讲话，但是一个人是需要宣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记日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写自己的方式。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作文课，因为我写的每一篇作文基本上都是被拿来全班朗读，成为范文。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非常需要鼓励，非常需要能看到自己成绩的，所以这些都导致了我在作文方面成绩优秀。一个人写作一定要有种渴望的，渴望把自己所想的写出来，这样的创作才是美好的，如果是逼迫自己去写，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  

    我一直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小时候虽然没有想过成为作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的专长得以

发挥。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填的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但是收到的通知书却是上海教育学院，当时我的心都冷了。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奇怪，由于我的学校就读一年就可以毕业，所以我没有上山下乡，那时候很多读上复旦、交大的同学都离开了上海，而我却留了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能把生活的得失看的很清楚。一件好事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却没那么糟糕。正是我毕业后到棚户区去工作的这段经历让我创作了《穷街》。这本书还改成了电视剧得了金鹰奖。我特别喜欢和老人聊天，因为他们讲话很实在很朴实，有位老先生告诉我：人生其实是个四则运算，人生总是会吃点亏，这样才会有得到。在我的生活中，我深深的体会到生活是我们写作的最好的老师。今天我带来的是《上海罗曼史》，是把我八十年代的小说重新整理出版了，现在看来可能有点不同，但是都收藏进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在人生中的一点体会和感悟，然后把它改成小说。

    说起我怎么会成为个作家，其实也很偶然。76年的时候，《上海文学》最早复刊的时候，我就写了个我们家的邻居，然后就去投稿，没想到就录用了。我的经历告诉我，写的东西一定要真实与朴实，要实实在在的。从那次以后，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另外我的一个中篇小说《蓝屋》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它。我先生的外公是吴同文，本是一贫苦船民儿子，偶然的被富商吴家收为儿子，做了现成的富家继承人。由于他是因为开发绿色染料成绩骄人，所以认定绿色是自己的幸运色。当时吴同文请来了匈牙利籍世界级建筑大师乌达克，要求他来设计这座房子。为了确保其独一无二，吴同文连设计图纸也买断。在这个四层的洋房里有一个心形电梯，还装有中央空调。在客厅的地板里，还装有弹簧，方便社会名流跳舞。之后这幢楼成为了“远东第一豪宅”。之后因为这个房子的出名，司徒雷登也想来参观，吴同文欣然接受，在参观之余还请司徒雷登吃饭合影。谁知道从此埋下祸根——与选”中的《别了，司徒雷登》大唱反调，最终死在了“文革”时期。所以世界上的事，你不要为了一时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但你心里要对事情有你的看法，你的看法永远不要被外面的舆论、世俗的东西所动摇。我先生的外婆我一直为她很不值，她本身是小姐，受到很好的教育，西文也讲得很好，钢琴什么她都会，她很不幸，她和吴同文门当户对，但很不幸福，在她二十九岁时吴同文就娶姨太太了，可能是房子太舒服了，日子太好过了的原因吧。

姨太太我没见过，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自杀了，但是小辈对这个姨娘也很有好感，因为姨太太会关心人。大老婆是有保障的，姨太太是没有保证的，说不要就不要，所以她要在家里公关，姨太太有时也挺可怜的。外公和姨太太的感情好像是非常好，解放后一直住在绿房子里，文化大革命时姨太太陪外公一块死的，煤气加安眠药，死时才五十八岁，死时两人坐在沙发上拉着手，我很感动。外婆一直活到九十六岁，她一直跟我说人一定要想得穿。我为什么写《蓝屋》这本书，他们家里的人全部一面倒帮外婆，我老是同情姨太太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可以和外公一起死，可见她真得很喜欢外公，文化大革命后要给外公落实政策，工商联出面要给外公平反，小老婆的子女认为追悼会上他们母亲的照片也要放上去，大老婆的子女不同意，最后由于家里不团结，平反的追悼会都没开。当时他们自杀叫畏罪自杀，大家都不敢去收尸，最后小老婆的儿子去收的尸，因为没有钱，小老婆儿子的老婆卖了血才安葬了他们。我就想写一个故事，当时外婆还活着，所以绿屋变成蓝屋。我写的时候是八二、八三年时候，当时没有现在宽松，我不能写得象现在讲的那样，但是即使这样，这书当时也挺轰动，也成为我的一个代表作。今天看起来我觉得这书很多东西没写到，所以我在重写《蓝屋》。文学是一种创作，但如果叫我编这个故事我编不出来，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生活的元素才能写出来。外婆总说一个人的修养很要紧，一个人有好的修养，好的成长环境，他即使在落难时也能胸怀宽广。

    有一件事很奇怪，九八年的时候绿房子经过修缮又迎来了新主人，有一天先生陪我去参观，男主人的名片递过来我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他和我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一样，年龄也一样，我到现在也想不清。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话一点都不错，人生就像个大舞台。当时顾先生住进去的时候就听说上海有个女作家曾经以这个房子写过一本小说，他很想知道这个房子的故事，找来找去没办法找到，想不到我自己送上门去了，这都是缘份，我们俩人前世一定有缘分的，不然怎么会我写的小说用他的名字，有可能他外婆还认识我外公呢，后来我把这事讲给白先勇听，他说你这事本身就是一个小说素材。我讲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很多人以为写小说反正是假的，现在很多电视剧为什么这么难看，因为全是胡编乱造，完全不合情理，最近那个《金婚》为什么这

么好看，因为它全是取之于生活的，人家就要看。一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觉得可信，可信了才会可看。这是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接下来我又写了本《穷街》，也是我做老师时的生活体验。写作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但是它的一个关键就是一定要来之生活。毛主席说过，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那时的知青文学为什么那么感动，因为很多作家他本身就是知青。最近几年我小说写得比较少一点，我写了一个《上海街情话》，关锦鹏把我的本子买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会拍成怎样一部电影，我希望他能拍得好一点，就像女儿嫁出去了，希望她过得好一点一样。创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很多素材把它变成小说我觉得很可惜，现在世界上流行一种叫纪实，所以我从九八年开始，我比较倾向于写纪实体的小说。上海有个老作家叫沈寂，严格说起来他是个老电影人，写电影剧本的，有次他说过他曾经坐过老虎凳，加三块砖脚就几乎要断了，不是电影中的六块七块等，他是历史的亲历者，我写老人从他们年轻时写到老，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有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老先生是以前做播音员的。他们说给我听很多故事，我后来写过一篇散文叫《玫瑰人生》。明年我会出两本书，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带着新书来苏州跟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