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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阅读
王余光教授 200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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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的购书与阅读情况
以下数据是依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1999、2002与2004三年中所作的《中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这三次调查分别收回有效问卷3075、4600、6296份,覆盖了广大城市与农村居民,数据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1、购书情况
城市平均个人购书 农村平均个人购书
1998年 3.88本(69.86元) 1.56本(13.22元)
2000年 4.87本(90.15元) 1.11本(10.67元)
2003年 5.11本(93.24元) 1.66本(27.15元)
从总的情况看呈上升趋势。
2、读书时间的变化
1998年 2001年 2003年
时间增加 25.6% 23.6% 30.4%
基本一样 55.2% 57.4% 47.6%
时间减少 19.2% 19.1% 21.9%
3、读书地点的变化
1998年 2001年 2003年
在家 75.8% 46.9% 37.8%
单位 8.9% 14.1% 15.8%
图书馆 1.0% 3.9% 5.1%
上下班车上 0.5% 0.3% 0.7%
其它 13.8% 5.4% 8.0%
4、读者喜爱的作者与作家
名次 1998年 2001年 2003年
1 鲁迅 鲁迅 鲁迅
2 金庸 金庸 巴金
3 琼瑶 巴金 金庸
4 巴金 琼瑶 老舍
5 冰心 老舍 琼瑶
6 老舍 古龙 古龙
7 贾平凹 贾平凹 余秋雨
8 古龙 曹雪芹 贾平凹
9 三毛 茅盾 曹雪芹
10 王朔 王朔 冰心
5、网上的阅读情况
(1) 国民上网阅读人数变化率
1998年 2001年 2003年
3.7% 7.5% 18.4%
(2)2003年网民网上阅读内容(按名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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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荐书目与阅读
1、早期推荐书目
早在唐代,推荐书目就很受青年士子们的欢迎。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推荐书目被后人称为“唐末士子读书目”(敦煌遗书伯2171号)。
到了元代初年,学者程端礼(1271~1345)把朱熹以来在书院、私塾教育中所创造的经验
加以总结和发展,写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元朝国子监曾将该书颁布郡县官学,成为学子读书的准绳,及至明清,读书目对书院及读书人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末陆世仪在他的《思辨录》中,曾为青少年开列了一个阅读书目,反对把精力全放在科举考试上,强调经世致用。
清,龙启瑞与道光年间撰《经籍举要》,为学子开列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要目。
光绪初年,张之洞因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相问,根据当时情况,挑选两千二百余种图书,编成《书目答问》一书,以指示诸生治学门径。此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问世后很有影响。以上书目在科举时代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科举的废弃和知识的更新,这些书目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小。
2、20世纪以来的推荐书目
胡梁之争
1923年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
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1926年,目录学家汪辟疆列举了国学基本书135种,并认为其中的30种为国学的纲领书。抗战期间,汪辟疆提出大学中文系学生应选读的20种书。不久后,他又提出国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10。
四十年代,钱穆在西南联大为学生开列了一个《文史书目举要》,1973年出版《中国史学名著》。晚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中又提出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于此前后,朱自清出版《经典常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对传统经典的阅读兴趣。这本小册子后来多次重印,具有广泛的影响。
1947年,张舜徽先生在兰州大学为学生开列《初学求书简目》,此后又出版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并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解题》,向学生推介一些常见的史学要籍。
五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曾推出《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却不收《周易》、《论语》等书。
八十年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其青少年版选收古籍45种。
蔡尚思:《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
到九十年代,
武汉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百部名著导读》,
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读选读书目》,
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
这些书目中都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传统经典,但在选目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三、名著的选择
根据上述书目所收传统经典,大致可分为八类:
(1)四书五经(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3)先秦诸子(4)其他子部书(5)唐宋诗文
(6)其他诗文(7)古典小说(8)其他
(1)四书五经,各目均有收录,其中《诗经》、《论语》二书收录次数最多。自汉以来,两千余年间,这些书对中国政界、学界,都有重大影响。近50年内,据不完全统计,《论语》一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135种,《孟子》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117种,《诗经》出版的各种汉文版本由97种。
(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除胡目外,各目均有收录,其中《史记》与《资治通鉴》二书收录次数最多。在传统史籍中,《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最受重视,近50年内,据不完全统计,《史记》的汉文版本达76种之多。
(3)先秦诸子,各目均有收录,其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诸家收录次数最多。近50年内,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各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分别为123种、65种、32种、75种、65种。
(4)在其他子部书中,被各目收录较多的书是:《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蔡尚思与三家大学书目收录,可见此书受当前学界重视。
(5)唐宋诗文,各目均有收录。1949年以前各目多收个人文集,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等人。1949年以后各目多收选本,如三家大学书目均收《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反映了大众读书的一个基本倾向。
(6)其他诗文,以《楚辞》、《文选》、《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收录次数最多,宋代以后的诗文被推荐的较少。《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差不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近50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楚辞》的汉文版本达98种之多。
(7)古典小说,1949年以前,除胡目之外,其他书目均不收录。1949年以后,大多数书目都推荐了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的影响与日俱增。
据一次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32份)结果表明:对被调查者影响最大的中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说的影响力。近50年内,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分别为83种、87种、62种、113种。
(8)其他书籍,以《说文解字》、《左传》二书收录次数较多。1949年以前,各书目重视推荐《说文解字》,因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第一篇即为《说文解字》。
1949年以后,这种治学传统的影响逐渐消失,《说文解字》不再受推荐者重视了。《左传》一书一直有着持久与广泛的影响。近5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75种之多。
从总的方面来看,二十世纪传统经典的基本阅读倾向是: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体现了传统经典阅读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四、传统名著的生命力
1、中国学者与作家推荐的中国著作,排在前十名的是:
诗经 史记 庄子 老子 论语 孟子 韩非子 楚辞 左传 荀子
这十种书都是公元前的著作,最晚成书的《史记》距今也有2000余年了。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上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同时,正如韩国学者韩仁熙、李东哲所说,这些“古典名著,都反映出古代生活与文明,并历代而下,不断被加入新的阐释和理解,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而许多求知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正是依靠这些阐释和理解建构起来的”。
这些书之所以被推崇,它们也有别于那些畅销书。时下出版界总乐于追求浅易、有趣与可读性强的读物,并不注重书的深度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度。相反,这些被推荐的书内容艰深,也谈不上有趣,但其思想、内容或概念被广泛传播,不少人是通过“二渠道”(如介绍性书籍、译本、媒体或课堂)去了解它们而非阅读原书的。因而,这些书在现时代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就被推荐的外国著作来看,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亚作品 圣经 对话录(柏拉图) 荷马史诗 物种起源(达尔文)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马克·吐温) 红与黑(司汤达) 草叶集(惠特曼) 神曲(但丁)
以上十种除《物种起源》外,都可以被看成是文学作品。在我们收集的这80种推荐书目中,54种中国书目共推荐外国著作800种;26种外国书目,若除去汉学家鲁惟一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其余25种只推荐了中国著作2种(《老子》与《论语》)。对于外国名著,中国推荐者与外国推荐者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亚作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红与黑(司汤达) 神曲(但丁) 对话录(柏拉图) 马史诗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 社会契约论(卢梭) 浮士德(歌德) 高老头(巴尔扎克)
外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排在前十名的是:
圣经 莎士比亚作品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马克·吐温) 对话录(柏拉图)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白鲸(麦尔维尔) 草叶集(惠特曼) 物种起源(达尔文)
荷马史诗 随笔集(蒙田)
以上两个目录,除莎士比亚作品与《对话录》两种相同外,其余8种都不同。中国推荐的十本书中没有美国人的书,外国推荐的十本书中有3本美国人作品。对法国人,中国推荐者更喜欢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外国推荐者则更喜欢蒙田。同是俄苏作家,中国推荐者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而外国推荐者则更看重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据最近的调查:73.1%的家长和86.7%的教师认为背诵古典诗文能弘扬传统文化;88.7%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修养和人格发育有好处;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 。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就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二是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
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个目录包含了大量的西方传统经典。4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虽然在近数十年间,对这类课有不断的争议,但直到今天,有一些大学仍继续开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
今天,我们阅读,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