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历史上富甲天下的苏州地区成了日伪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带、重兵驻守的战略枢纽、掠夺战略资源的重要对象。由于苏州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也就成为敌我之间的必争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州及其周围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经过8年英勇顽强的艰苦奋战，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苏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就是在苏州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以苏（州）常（熟）太（仓）为中心的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

    一、东路地区的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南东路地区，位于京沪（今宁沪）铁路东段，其范围东抵浦东，西至锡澄（无锡－江阴）公路，北濒长江，南含太湖，面积约14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

    东路地区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除西部有些丘陵外，大部为平原水乡。境内河网交织, 湖泊星罗棋布，太湖、阳澄湖、淀山湖、漕湖等湖泊遍布。水陆交通便利，除了京沪铁路和锡沪（无锡-上海）、苏常（苏州-常熟）、锡澄等公路外，还有长江、大运河、吴淞江等水路交通。东路地区盛产稻、麦、棉、丝和渔产；城乡经济较为发达，民族工商业具有一定规模；人口稠密，文化教育事业较为普及，为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

    东路地处上海的外围，自鸦片战争以来，这里一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重要目标。众所周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苏州被辟为外国列强的通商口岸。不久，又在苏州设立了日租界和公共租界。

    东路地区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东路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基础。苏州、无锡、江阴、常熟、浦东等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曾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广泛开展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及其它形式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以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残。

    抗日战争期间，东路地区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各阶层人民群众，沿着建立抗日游击基点、开辟抗日基地、拓展抗日游击区的发展轨迹，最终创建了以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为中心的东路抗日根据地，并不同程度地发展了浦东、澄西以及苏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东路地区的抗战是一场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和平原水网地区展开的抗日游击战争，抗日军民长期处于日伪顽的包围和夹击之中，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因此，东路地区的抗战呈现出特有的艰苦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东路地区抗日军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始终坚持了东路的抗日阵地，并且在武装斗争、建党、建军、建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及秘密斗争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失利后，东路各地相继沦陷。富有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东路人民，纷纷起来自发反抗日军侵略暴行，众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相继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从1937年底开始，刚刚在上海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就陆续派遣党员干部到常熟、无锡、吴县、吴江、江阴、青浦、嘉定和南汇等地，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先后组建了浦东工委、京沪线工委、青浦县工委、澄锡虞工委；重建了常熟、无锡县委。这些党的组织建立后，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团集和改造各色地方武装，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至1939年春，组建的人民抗日武装有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和“新六梯团”、吴江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澄锡虞工委领导的江阴朱松寿部和梅光迪部（已在茅山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简称“江抗”3路），以及嘉定吕炳奎部、青浦顾复生部和浦东南汇吴建功、连柏生部等。各地党组织团集的地方抗日武装，主要有无锡梅村强学曾部、吴县阳澄湖地区胡肇汉部（后改番号为苏北抗日义勇军）以及无锡的陈凤威部、邓本殷部、苏西北地区的杨忠部等。其后，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常熟梅李、塘桥和徐市周围地区，无锡梅村地区，吴江江浙交界的东太湖地区，青浦观音堂地区，嘉定外冈地区和南汇泥城地区等地，形成了若干游击基点。

    1938年6 月，由陈毅等率领的新四军，从皖南进入苏南敌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与江苏省委取得了联系。为贯彻毛泽东1938年“五四指示”中有关“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 的指示，陈毅于9月中旬派新四军2团一个营东进侦察，为东进作准备。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毅返回茅山后，立即部署新四军6团东进，任务是冲破国民党限制，独立自主发展壮大部队，筹措经费给养（概括为“人、枪、款”），并相机创建根据地。为减少国民党的疑虑和相互间的摩擦，6团改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简称“江抗”2路），一律不佩带新四军臂章，团领导也都改用化名。

    1939年5月1日，新四军6团团长叶飞等率“江抗”2路出发东进，进抵武南戴溪桥与“江抗”3路汇合，并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何希克和吴焜为副总指挥。江南特委书记林枫也到了武南。为加强军队与地方的统一领导，组建了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希克为副书记。

    5月5日，在叶飞等率领下，以新四军6团为骨干的“江抗”1000余人挥师东进，穿越京沪铁路和锡澄公路进入东路地区。8日，抵达无锡梅村。中旬，吴焜率“江抗”2路一部率先越过苏常公路，进入阳澄湖和常熟东乡的苏常地区，与常熟“民抗”、“新六梯团”和苏北抗日义勇军胜利会师。江南特委也随部队进入苏常地区。

    遵照陈毅电示，“江抗”又以苏常地区为基地，继续挥师东进。6月下旬，由吴焜、何希克率部向太仓、昆山、嘉定、青浦进军，与嘉定吕炳奎部、青浦顾复生部汇合。叶飞也于7月下旬率部抵达青浦观音堂地区。

    在“江抗”东进期间,“江抗”在各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与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无锡黄土塘首战日军、夜袭浒墅关火车站、嘉定八字桥反击日伪军合围、青浦观音堂反击日军“扫荡”等战斗，在东路地区掀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高潮。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各地地方抗日武装纷纷上升编入“江抗”主力部队。至8月底，“江抗”由东进初的1000余人迅速发展至5000余人。“江抗”总指挥部决定，把部队统一整编为“江抗”第二、三、四、五路（相当于团），还有两个重机枪连。

    同时，东路各地的抗日群众运动和统战、财经、文教等工作蓬勃兴起,党的组织继续发展壮大,新建了翁迪民为书记的苏州县(工)委、李森为书记的嘉定县工委。“江抗”还在常熟唐市成立了苏常昆边办事处。在苏常地区和无锡梅村、嘉定外冈、青浦观音堂的周围地区,形成了若干抗日游击区。

    “江抗”东进沉重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国民党顽固派,一再电令“查办、进剿”。“江抗”在无锡、嘉定、青浦等地,与忠救军多次发生摩擦。8月23日,等待与“江抗”会师的吴江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突遭国民党62师所部围歼,领导人丁秉成等壮烈牺牲,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同时,日军坐山观虎斗,有意在无锡、常州间撤除据点,打开通道,放任忠救军主力2000多人进入东路地区，会同当地顽军“剿办”“江抗”。9月初,“江抗”奉命开辟澄东地区,由常熟西移进抵锡澄交界的顾山时,突遭忠救军拦击。“江抗”派员去谈判,忠救军顽固拒绝，挑起了更大规模的摩擦战。“江抗”进行自卫反击后向澄西转移时,又遭忠救军袭击, 副总指挥吴焜牺牲。为顾全大局, 陈毅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撤出战斗。“江抗”西撤并移驻扬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第1、第2团, 先后渡江北上执行发展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江抗”西撤后,东路抗日形势突变,除未编入“江抗”的青浦、嘉定和浦东南汇的武装外,留在东路的武装力量仅有常熟“民抗”总部警卫班及常备队数十人,以及隐蔽在后方医院的“江抗”伤病员三四十人。为贯彻“保护力量,坚持斗争,争取时间,再求发展”的方针,江南特委和常熟、苏州县委以及“江抗”办事处,仍然坚持战斗在苏常地区。

    鉴于东路地区的重要地位, 东南局、新四军军部与陈毅等商定,于10月下旬派杨浩庐、周达明等重返东路,并明确“目前东路部队由省委负责直接指挥”。周达明返回青浦顾复生部，杨浩庐等返回常熟与江南特委、常熟、苏州县委领导人和留在后方医院养病的原“江抗”5路参谋长夏光等会合。在江南特委主持下,决定重建“江抗”。11月6日,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史称“新江抗”)，夏光、杨浩庐分任正副司令。“新江抗”在极其困难复杂的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多方开展统战工作,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经过几个月艰苦战斗,至1940年4月,“新江抗”由初建时1个特务排发展到3个连;常熟“民抗”也发展到3个连和1个教导队以及7个区的常备队,共近千人枪。苏常抗日游击区的坚持和发展,为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1939年,全国抗战出现了国民党营垒反共分裂、反动倒退的严重局面。党中央为克服投降危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到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要求新四军“在江南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势力,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

    为加强对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月14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调派原“江抗”副总指挥何克希和苏皖区党委书记吴仲超于3月间到达东路,分别接任“江抗”东路司令部司令、政委职务。为贯彻中央指示,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又于3月下旬决定派新四军3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4月20日前后,谭震林等先期到达常熟,随后温玉成等领导骨干和连排干部50多人也分批抵达。江苏省委也增派吴达人、赵秀英等一批干部充实江南特委的各级领导。

    谭震林到达常熟后,在徐市召开东路地方党、“新江抗”、民抗等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遵循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确定东路抗战的基本方针任务是:公开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大力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苏常地区,以苏常为基地,东出昆嘉太（即昆山、嘉定、太仓地区）,西入澄锡虞（即江阴、无锡、常熟西部地区）,大刀阔斧地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同时,决定“新江抗”改番号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仍简称“江抗”),成立“江抗”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将常熟“民抗”和“新江抗”统一整编为“江抗”第1、第2两个支队。江南特委改称东路特委,充实调整领导力量。东路特委先后公开发布《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和《关于东路抗战形势与任务的宣言》,正式公开共产党的领导。六七月间,江苏省委又先后把东路地区(包括浦东)的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移交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

    由此开始,东路地区展开了大刀阔斧开拓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东路各地大张旗鼓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抗日,大力发展抗日武装。七八月间, 苏州、常熟两县有2万多人参加职工、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界抗日协会,近千人参加“江抗”和地方抗日武装。“江抗”武装迅速发展，先后以昆山、嘉定、青浦的地方武装和常熟的常备队组成第3支队；以无锡独立支队和锡南部分游击队组成第4支队；以常熟“民抗”新建的3个连组成第5支队；以锡澄地区部分武装组成第6支队。至10月,“江抗”已发展至6个支队3000多人。11月初,又整编为3个纵队(相当于团)。同时继续发展常熟“民抗”、新建江阴“民抗”等地方武装。“江抗”加强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并抗击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从“新江抗”开始建立的一年内,“江抗”进行大小战斗47次,毙伤俘日伪军1350多人。与此同时，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先后组建了昆嘉青中心县委、苏常太中心县委和太仓、昆山、虞西、沙洲等县(工)委,建立健全各级基层党组织,加强了党对创建根据地的领导。

    抗日政权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代政权机构形式,先后成立了苏常太经济委员会、澄锡虞总办事处；常熟、苏州、无锡三县按照“三三制”原则,经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各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并在区、乡、村也相应成立了抗日自卫会。期间还成立了昆山县行政委员会、太仓县各界临时联合委员会和沙洲、虞西等县级办事处。至1940年10月,东路抗日政权控制了大小市镇94个、人口约200万的广大农村。

    在此基础上,谭震林和东路军政委员会又提出了第二阶段“向东、向南、向着大上海——我们斗争的目标,向着太湖、淀山湖前进”的新任务。10月,浦东工委与昆嘉青中心县委合并,成立淞沪中心县委,挺进昆南,并以“江抗”第3支队一部和昆山县常备队及青浦的抗日武装,组建“江抗”淞沪游击纵队(又称青昆支队)。在昆山县委配合下,又以昆南为基地,向青浦、松江、吴江等淀山湖周围地区扩展抗日阵地。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后, 1941年3月,根据中原局和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东路地区的“江抗”主力整编为新四军第6师18旅,江渭清任旅长,温玉成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澄锡虞、苏常太地区的地方武装,分别整编为警卫1团、2团。同时,成立了谭震林、邓振询任正副书记的江南区党委和何克希任主任的江南行政委员会,并调整各地党政组织。东路特委改称路东特委,下辖苏常太工委(辖苏州、常熟、太仓县委及阳澄县工委)和沙洲、江阴、无锡、锡北、虞西及新建的太湖6个直属县委。西路工委（辖澄西、武进等5个县委）也划归路东特委领导。又以淞沪中心县委为基础,组建了路南特委,辖淀山湖、青东、浦东3个工委,负责向南发展,工作范围扩大至浙江嘉兴、嘉善、海盐、海宁、平湖5县。

    同时，苏南东路各地普遍正式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1月22日,由“江抗”政治部发布通令,划苏常太地区为苏南第一行政区,辖苏州、常熟、太仓、洋（阳）澄4县;澄锡虞地区为苏南第二行政区,辖无锡、江阴、沙洲3县和锡北、虞西2个特区;青昆嘉等地为苏南第三行政区,辖青浦、昆山、嘉定、南汇4县。至此，东路地区的3个行政区和13个县级抗日政府正式成立,分别任命了专员、县长和行署主任。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东路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建立,根据地各项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

    三、东路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启示

    从以上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地形条件而言，不是在丘陵山区，而是在平原水乡；就经济条件而言，不是在人口稀少的穷乡僻壤，而是在人口稠密的富裕之地；就政治条件而言，不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带，而是在其严密控制的统治腹地等等。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特殊作用，表现在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方，使之“后院”不得安宁而有后顾之忧；开辟的敌后战场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使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突出；为了对付根据地的军民，敌人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其财力、物力的开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对日伪在心理上的压力也是不可低估的，不仅打乱了敌人各种计划和部署，也降低了日伪军的士气。这些作用，是其他根据地难以替代的。因此，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既有作为全国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共性；又有在某些方面显示了其他地区或缺的独特作用而表现出来的特殊个性。可以说，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史，创造出了很多有别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和别具一格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更值得总结。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站在今天时代的角度，回顾、审视和总结苏州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些富有特色的经验，是非常必要和值得的，而其中特别可贵的是带有当今时代特征的创新精神。

    创新之一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面。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确保党中央一系列有关抗战的路线、方针、决策和措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不仅如此，各地党组织和领导人还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东路军政委员会，就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和榜样。1940年4月，谭震林到东路地区后，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决定对东路地区的军队、党组织和江苏省委所属的地方党组织逐步实行统一领导（即一元化领导），成立了东路军政委员会，并以中共东路特委的名义，公开发布《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和《关于东路抗战形势与任务的宣言》，号召各抗日党派、团体和人民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共同奋斗。对东路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时又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和纲领，其政治影响十分重大，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异议和议论。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正式提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1942年9月，即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此后，各抗日根据地才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增强了党的团结，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建设。而谭震林和东路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春夏就率先采取了这一做法，这的确是实事求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

    创新之二是加强抗日武装建设方面。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要有抗日武装作后盾。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东路抗日军民按照党中央“独立自主扩大军队”的指示，大力开展建军扩军运动，始终把发展抗日武装作为首要任务。

    东路地区的建军扩军的形式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那就是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农村一般都建立了不脱产的村自卫队；乡镇建立了脱产的常备队；再上面就是“江抗”主力武装。从中可以看出，东路地区的抗日武装体制，在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卫队—常备队—主力部队”一种非常明显的梯次配置。因此主力部队在扩军时，除少量农民子弟和青年直接参军外，一般采用的都是以常备队集体上升为“江抗”主力，再从村自卫队中抽调骨干补充常备队，然后再从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加入自卫队。常备队成为“江抗”扩充兵员的主要和直接的来源。而且，常备队的战士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和军事素质，上升为主力部队后，马上就能担负作战任务，不像其他新兵入伍后需要一定时间的训练和实战的磨练，才能逐步掌握基本作战技能。这不能不说是东路抗日军民在加强抗日武装建设中的一个创举、一种创新。

    东路人民的子弟兵“江抗”部队，从1939年5月东进开始，至1941年3月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18旅为止，不仅成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强大支柱和后盾，而且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两次上升为新四军主力，为新四军输送了8000多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骨干。

    创新之三是抗日政权建设方面。抗战初期，东路各级地方党组织刚刚恢复重建，“江抗”也刚刚挺进苏南敌后，力量都很弱小，尤其是缺乏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这使得建政工作举步维艰。时任东路军政委员会一把手的谭震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东路一些地方，存在着“三权共存”现象：即不但有公开的汪伪政权，而且还有躲藏在农村的国民党政权，即所谓“背包”县长、区长。同时，还有当地党组织联合进步人士共同建立的一种名叫抗日自卫会的群众团体。抗日自卫会虽然不是政权组织，但在人民群众中较有威信，且行使着民事调解、禁烟禁赌、组织群众抗日、募捐兴办公益事业等项事务。谭震林对这种组织形式给予充分肯定，决定从东路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有的抗日自卫会进行适当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职能，以抗日自卫会的形式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在谭震林的精心策划下，1940年8月和9月，常熟、苏州两县的人民抗日自卫会正式成立，开创了苏州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先河。这种建政的形式和方法，也是抗战时期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带有创造性的时代产物。

    抗日自卫会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民主政权。在东路地区，凡是共产党和“江抗”力量比较强、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一般都成立了抗日自卫会。如常熟县、苏州县和无锡县。谭震林在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自卫会是人民的组织，是抗日的组织……在（国民）政府不能负起领导人民抗日的时候，它代表政府执行一切任务，以达到人民的要求”。在开辟工作比较晚的澄锡虞地区，则采用了成立“江抗”办事处的形式代行抗日民主政权的职能，如江阴、锡北、虞西、沙洲等“江抗”县级办事处。另外还有太仓县的“各界临时联合委员会”和昆山县的“行政委员会”等，也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过渡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名称各异是抗日政权建立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东路地区出现的这种多种形式政权并存、名称五花八门的现象，正是东路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大背景下，东路地区又是国民党“正统”观念和社会基础很强的地区，为了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顾全大局，减少冲突和矛盾，这时也不宜公开打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政权的多种形式和名称有利于缩小目标、隐蔽发展。这正反映了东路地区在民主建政方面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创新之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方面。东路地区党组织把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东路地区的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和特点，更是一种创新。

    反抗日本侵略直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目标，虽然反应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还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相结合，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在加强武装斗争的同时，东路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政权大力搞好经济工作，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创造为人民群众多谋利益的条件和能力。为此，东路特委遵照谭震林的指示，建立了东路经济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数量众多的法规、条列和规定，从经济上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公平负担、举办各项公益事业，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样，就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在为他们谋利益。人民群众也就自觉自愿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直到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身于抗日斗争。东路经济委员会为了改变当时货币流通中的混乱现象，还印制发行了“抗币”（即江南商业货币券），统一了东路根据地的流通货币，既有效稳定了币值，保障了根据地经济财政发展的需要，也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方便，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江南商业货币券的问世，也开创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先河，成为中国货币发行史上的一朵奇葩。

    在70多年前的战争环境中，东路地区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际利益结合起来，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并且找到其较好的结合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为群众谋利益、让人民得实惠的创造性实践，莫不折射出当今时代“以人为本”思想的闪光点。

    创新之五是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毛泽东指出：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还明确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种对象，即“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其严重的任务……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东路抗日军民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时期的形势和情况，审时度势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创造自我生存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成为取得抗日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抗战期间，东路抗日军民对中间势力的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成为东路地区抗日斗争中的又一个亮点和特点。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路地区工业发达，工商业者较为集中，地方实力派人士和社会中上层人士较多，正是他们构成了中间势力的主体。东路地区的中间势力在当时的社会阶层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中间势力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深受日伪欺压，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而赞成抗日。另一方面又受所谓的“正统”观念影响和日伪欺骗宣传，一时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等等，因而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和戒备，有的甚至采取回避、不接触的态度。因此，东路抗日军民特别注重对中间势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和促使他们尽快投入抗日行列。尤其是谭震林、叶飞、夏光、林枫、张英等党政军领导人都特别重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亲自做统战工作，或登门拜访，或邀请开座谈会，或发表演讲，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真诚地与他们“交朋友”，热情鼓励他们爱国抗日，引导和支持他们投入抗日斗争，取得很好效果。“江抗”东进昆山期间，与时任国民党蓬阆区区长的当地爱国士绅陶一球建立了合作抗日关系，鼓励他组建抗日武装，并派人帮助工作。陶一球先后变卖良田700多亩，筹款为所建的抗日武装购买武器弹药。1940年7月，陶一球经谭震林亲自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后来被任命为昆山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东路地区的大批爱国士绅如周鼎、归星海、陈友梅、吴宗馨、徐翰青、唐纳民、郭曦晨、浦太福、陈宝书等，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像陶一球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日事业，其中一些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

    从以上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概括出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创新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创新是事业发展的源泉，创新是一种可贵的时代精神。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历史可以给现实以借鉴，给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打造创新的舞台。要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创新。这就是我们总结东路地区抗日斗争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可喜的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创新精神在苏州大地上得到传承和延续，并且不断开放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带有时代特点的创新实践和举措，有力推动着苏州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创新已经而且必将成为苏州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前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