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2点，作为“郁郁荛圃——黄丕烈逝世二百周年文献展”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由苏州古籍馆主办的“吴门缥缃”之“仿黄装古籍装帧体验”，在学古堂古籍主题空间开展， 8位读者通过预约方式参与。

活动首先分享了古籍的装帧历史。我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为简策，始于殷商，直至东晋末年，存世达两千年之久。所谓“简”，即写了字的单根竹片；所谓“策”，即简编成“册”，就是将若干根写有字的竹片编连在一起。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云：“策，众简相连之称。” 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出现了帛书。帛书又名缯书，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论语》有云：“子张书诸绅。”“绅”即丝织品。人们通常会在帛书的尾端装上一根木轴，再以木轴为中心，从尾向前卷起，中间系绳避免散开，这种形制就是“卷轴装”的雏形。

纸张发明后，仍沿用“卷轴装”样式，但因书籍内容越来越长，卷轴难以翻阅的劣势逐渐突显，“经折装”便应运而生。“经折装”是将长幅纸卷一正一反地折叠，使之成为长方形的折子，称为“折本”，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是卷子装与册页装之间的过渡。唐末五代至宋元时期，又逐渐盛行“蝴蝶装”，即将书叶印有文字的一面沿中缝朝里对折起来，再以折缝为准将全部书叶叠齐，在书脊处涂抹浆糊粘贴在包背纸上，最后裁齐成册。因翻阅起来犹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蝴蝶装”。宋末出现的“包背装”，则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将书叶有字的一面朝外对折装订，使翻阅时每页都有文字。后因“包背装”容易脱落散叶，至明朝中叶后被现在较为常见的线装书所取代。

而所谓“黄装”，其实是一种改良后的“蝴蝶装”，与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有关。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清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毕生致力于古籍收藏与研究，尤精于宋元善本的鉴别与校勘，曾构建 “百宋一廛” 等藏书楼，收藏大量珍贵古籍。其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在藏书、刻书、校书等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影响深远。

黄丕烈修复古书时遵循清初钱曾“装潢古雅”的传统，长期雇佣钱瑞正等装潢名工，以“触手若新”和保持原貌为原则，指导工匠实践，讲究用纸，不惜工费，使用裱托、衬接、改装等技法，形成了特殊的装潢风格，世称“黄装”。“黄装”并非简单的书籍装帧，而是融合了藏书家的审美追求、版本保护意识与文化情怀的独特创造，至今仍是古籍收藏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文化符号。

在了解相关知识后，来自苏州古籍馆的张晞、范玄、董一洁开始指导大家进行仿“黄装”古籍的装帧制作。其方法是先在书叶四周作四镶，然后按照镶边后的尺寸衬上同等大小的背纸，于镶边四角点浆，使书叶与背纸相连接。然后版心朝内对折，依照“蝴蝶装”做法成书。最后为避免翻阅时出现空白页面，将每相邻两页书外缘的左右边用浆糊黏连，压平即可。此法使古籍版心用浆少，避免版心被蠹虫蛀坏，书叶翻开也易放平，便于展读。

书籍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中最重要的载体和象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粹，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也正是因为有像黄丕烈这样的藏书家尽心尽力，护书周全，才使得斯文有脉，传承不绝。如今，“黄装”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装帧形式，不仅成为我国藏书文化的象征之一，更寄托着人们对古籍的珍爱之情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