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红楼梦奖”评选，从近两年出版的２０００多部华文长篇小说中选中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莫言２３日在香港领取了奖状、奖杯，还有一张３０万港元的支票。

    莫言至今记得，１９８１年他当兵时收到了相当于３个月津贴的７２元稿费，他下意识地将这笔“巨款”由干巴巴的数字换算成沉甸甸的小麦——多么喜人啊，几百斤小麦足可以把麻袋撑得满满，几乎是一亩麦田的产量……此次获奖，岂不又赢得稻谷满仓。

    土地与粮食的礼赞

    出生于山东高密一个农民家庭、经历过饥荒的莫言，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土地和粮食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说：“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个源泉。”

    小说《生死疲劳》又把视角投向农村，呈现了中国乡土近半世纪的蜕变与悲欢。莫言以笑谑代替呐喊与彷徨，对土地的眷恋、对社会众生的悲悯跃然纸上。

    莫言说：“在《生死疲劳》中，我歌颂土地和粮食，表达了对土地的敬重和对粮食的珍惜，以及对农村和土地面对工业化浪潮的担忧。”他说，“我想集中表现对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的思考，我认为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４３天与４３年

    写这部洋洋５０万言的作品，莫言只用了短短４３天，而孕育构思此书却用了漫长的４３年。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当莫言还在小学读书时，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的广播体操时间里，邻村唯一的单干户农民总会推着一辆当时已经无人使用的木轮车经过，拉车的是一头瘸腿毛驴，赶驴的是他的小脚妻子。木轮车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车轮在学校前边的土地上压出深深的辙印。当时的莫言与所有的孩子一样，对这个顽固的单干户充满反感和歧视，甚至向这个单干户投掷石块。这个农民一直顽抗到１９６６年，在“文革”中自寻短见了。

    “许多年后，尤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单干时，我感到那个单干户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自己尊严的人。” 莫言说，“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由于没有找到适合的结构方式，莫言迟迟没有动笔，直到他从一座庙宇中看到佛教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茅塞顿开，下笔如有神。

    “写作时，仿佛打开了闸门，河水一泻千里。用电脑输入拼音再找字就变得很痛苦，于是我用笔在稿纸上写。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是最美妙的音乐。看着写出的稿纸一张张加厚，我心中很有成就感。”他说。

    幸福与痛苦之间

    “追求痛苦，是一个成名作家的自救之路。但幸福总是在追求痛苦中不期而来。对作家来说，最珍贵的财富是追求幸福时不期而来的痛苦。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相信要文学上获得成功，除了才华和勤奋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命运。” 莫言说。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很多部作品，但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被人记住的，往往就是一本或几本。莫言说：“截至目前，我已经写出了１０部长篇和近百部中、短篇小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因为她得了‘红楼梦奖’，更因为此书调动了我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莫言并不同意《生死疲劳》是自己的“集大成之作”这一说法。他说“我的‘集大成之作’应该还没写出来。”至于创作计划，他表示：“我希望能写出一部读过后笑完了哭、哭完又笑的新作折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