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和复活节接踵而至。一个日子哀悼缅怀，一个日子庆祝重生。二者都与死亡相关。编辑催我写点什么，却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迟迟不能落笔。作家余华说：“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这样的日子，要选择何种死亡来回忆？ 

    小说《在细雨中呼唤》中，孙广林回忆里的死亡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扭曲。曾祖父的尸体可以被送入当铺，可以因着与老板讨价还价不遂，祖父便把曾祖父的尸体当作武器与当铺的伙计大打出手，不小心却打歪了曾祖父的头；曾祖母逃荒时在树下等祖父，却落得个被恶狗咬死的厄运；祖父年轻时心血来潮当了大夫，医死了邻家小孩，“豪情万丈”地落荒而逃，到老了却为一块破碎的碗污蔑四岁的孙子；父亲色迷心窍地毁了孩子的婚事后想着用儿子的死换取一丝荣耀……这些回忆即便虚构却已足以将一丝悲凉堵在现实的胸口。

    “好在只是小说。”合上书时，我如是自我安慰，想着要到阳光下晒晒心情。小说，我尚可借口其虚构性而逃避。但在“媒介报道定义历史”的时代，我逃得出大众媒体为我勾画的回忆么？

    三月二十六日，海子二十年忌。四月一日，张国荣六年忌。

    如果有兴趣，查查在四月去世的名人，你会看到林肯、罗斯福、爱因斯坦、达尔文、马丁·路德·金、蒋介石、毕加索、萨特、马克·吐温、希区柯克、王小波……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但一年中，通常有363天我记不起这些名字。剩下的两天，我便会对这些名字心生诸多联想。一天许是因为生活的点滴莫名触动；而另一天便是在某个周年到来时在媒介的蜂拥下不得不想起。

    记忆似乎从来都是一件集体的事情。我们选择什么去回忆，如何组合这些碎片，如何把遥远的记忆本土化，都与我们处于何时何地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相关。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过程。社会热点，比如名人之死，如波浪般触动每个个体的神经，把我们的当下连接在了放不下的过往和看不见的将来之间。只是，在这媒介筛选的记忆里 —— 且不说那些我们无法正式回忆的——我们得到的集体记忆还是集体遗忘？

    一位媒体的朋友说，“残忍地说，你要不死出个花样，你的死亡就进入不了公众视野。”前些日子遇见香港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聊及香港媒体与广州媒体对死亡的报道。虽然两地报道风格各异，但相同的是，都侧重报道青少年的非正常死亡。该比重与社会普查数据中人口死亡分布有着很大出入。这是媒体的属性使然。在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时代，如何穿梭于媒介里的社会与现实社会就需要读者的批判精神了。且不说媒介的选择中，普通人是被遗忘于我们的怀念与反思之外的。就是对名人的追忆里，集体记忆也难免有走样的倾向。

    心理学界有一个“闪光灯记忆”理论。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光灯记忆是人们记得最清晰的，它能激发人们内心强烈的情感。社会心理学家康韦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英国民众如何记忆撒切尔夫人退位这一历史事件时提出，要维持一个社会的闪光灯记忆需要两个辅助条件：一是先验的背景知识，以调动我们的好奇心去回忆，或是对所回忆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性的认知。另一个则是需要积极的讨论来维持这样的集体记忆。

    我忍不住好奇，这20年来海子如何成为我们的闪光灯记忆的一部分。翻阅十年前的故纸堆，主流纸媒里的海子十年祭似乎异常冷清。根据WiseNews数据库，1999年有6篇文章提及海子，只有一篇谈及他的死亡。2004年，十五年祭。这一年主流纸媒里提及“海子”的文章110篇，谈论其死亡的三十余篇。而这一年，如何诠释自杀报道，“以免荼害文艺青年”成了另一个主要的媒体议题。2009年，“春暖花开”的字样已是铺天盖地。短短几天内，各大纸媒原发文章中提及这个名字有232篇，更不用说各个网站上的转载和网友的博客。网络的信息海量效应似乎让“德令哈”成了这个春天人们最向往的旅游地。而在标题党盛行的媒介信息里，最流行的标题首推 “诗人之死”。当然，诠释死亡的后果依旧被担心。

    诚如作家王蒙所说，“怎么可能都这样呢？”这个“都”的趋势“不”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媒体里能有多元的声音，二是每个公众能独立思考，不盲目把所有的白纸黑字误当导向。二者缺一，悼念也好，反思也罢，就难免变成一个固定的组合：一串公式般的背景介绍加上大家各取所需的幻想，比如把“面朝大海”当成楼盘的代言诗； 比如在分析股市之前，加上“做一个幸福的人”的诱惑。

    这是一场媒介构建的集体记忆，还是媒体推动的大众消费？或是对名人死亡的好莱坞式消费？

    清明。和一群朋友去走元荃古道。很难想象在高楼密集的香港还有这样的山路。古道的尽头是一个以烧鹅闻名的村子。不知名的山头上，两座墓碑。碑文上说，祖上在清代迁至香港，也曾是个大户人家。路边还散落着家人来拜祭时残留的纸钱。在喧嚣的媒介消费年代，这样的怀念，安安静静却切切实实。 

    (林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