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两岸应该加强合作,走向国际,一起去赚全世界的钱!”上周末,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做客“岭南大讲坛”,在名为《两岸创意产业的共同未来》的演讲中,激情洋溢地发出呼吁。
杨渡年轻时曾是一个诗人、作家,后来又进入媒体,是台湾著名的评论家之一。在演讲中,杨渡在比较内地与台湾创意产业各自长短的基础上指出:“两岸若善用优势,联合助推中华文明进军世界市场,文化创意产业前景将不可限量。”
◎演讲精华
“中国热”蕴含巨大商机
金融海啸之后中国会崛起,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骑脚踏车的人知道,速度越平均越不累,可以骑很久。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保持平均的发展速度,不求快,但是要让自己以最舒服的方式往前走。
上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舞蹈家林怀民开始喊出一句话:中国人要跳自己的舞,他用舞蹈来表现行草、狂草等书法艺术,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看。台湾还喊出了另外一个声音:我们不要唱英文歌,我们要唱自己的歌。它代表一种文化的自信、自我反省和进取,希望找到自己发声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可能变成未来的商机。台湾的妈祖文化节,每年能号召到10万左右的信徒参与,可以创造十几亿新台币的商机。眼前全球正在崛起“中国热”,全世界共开设了260多个孔子学院。只要加入新的元素、新的活动,用新的创意加以包装,它就会变成商机。
小众风潮可变成大众市场
再说产业。我们曾误以为,高雅的文化无法形成市场。可是我们看到,比如过去欧洲的室内乐是很小众的,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受,但是经过普及之后,全世界都接受了它,由“小众”的风潮,变成“大众”的市场。
创意产业能够创造多大的产值?现在全球文化产业每天的产值有220亿美元,即使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每年还是以6%的速度在成长。以英国来讲,占GDP的 7.3%的比例,年产值大概有将近1000亿英镑。拉斯维加斯的电子展,法兰克福书展,不仅是城市的经济支柱,也是城市的吸引力的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全世界创意产业不断成长的大趋势来讲,两岸其实在这方面都有待于开发。
周杰伦是台湾创造力代表
文化创意是台湾产业的核心力量。一个创意可以创造多少品牌价值?我们来看周杰伦。周杰伦被称为全方位的音乐才子,他的风格和特点就是尝试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他在音乐里面加入武术等传统元素,他唱的《青花瓷》、《东风破》、《菊花台》,用最现代的音乐去演绎这些古老的元素,很有意思。为什么周杰伦很受年轻人喜欢?因为他们认为他代表了年轻时代自由创作的精神。他除了做音乐之外,还拍了一部《不能说的秘密》,原本那个拍摄地只是一个破破落落的码头,现在变得很漂亮,很多年轻人去那里约会、定情,一下子带动了小镇的旅游业。
在台湾,戏剧、电影、音乐都成了一种艺术化“行销城市”的方式。比如《海角七号》,靠悲伤来创造票房,带动了整个台湾观光产业的发展,里面“马拉桑”卖的酒现在畅销大卖；男主角的家成了热门景点,可以收10块钱的门票。2007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很火,里面有一个主角环着海边骑自行车的感人场景,结果掀起一股骑自行车的风潮。去年金融海啸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自行车产业却大大兴旺,年终的时候有些公司加发了10个月的年终奖金。
每一个创意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来源于你受过的教育,你所接触的文化环境。以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来讲,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元素,但中国人却没想到把它们结合起来。片子里有一些很肤浅的“中国式”场景,一点也看不到东方的美感。而李安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在竹林里设计了很多戏份,蕴含了禅宗所特有的美感,这是外国人拍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人在这种场景下还能打斗。
创意是对传统的一种叛逆
现在中国内地面临的是百年难遇的一列历史列车。而中国的台湾走在前沿,曾经挫败过,跌倒过,吃过苦头。台湾在文化上累积的一点点资源可以与大家分享,对两岸都是有好处的。
两岸创意产业可以形成一个互补架构。台湾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优势?自由创作的环境、开放多元的社会、网络科技的发达、地方社团的活跃强盛。劣势是什么呢?文化政策长期不明了；主管部门过于分散；内需市场规模过小；政策易受环境影响；行销管理人才缺乏。
中国内地创意产业的优势第一个是资金充足,第二个是政策明确,第三个是土地足够,第四个是市场广大。它的劣势在哪里呢?第一个,缺乏吸引人的内容与行销方式。第二个,多样性不够,容易互相模仿。第三个,知识产权未得到充分尊重与保护,第四个是地方经济与文化特色研究不足,第五个是经验及相关人才不足。
华人文化要走向世界,第一需要加强创意,在传统中融入新的元素。创意是对过去传统的一种叛逆,所以社会要多一点容忍,允许多一点的可能性。第二个,多建立文化的自信。最后一个,多一点世界公民的责任,比如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儒家哲学,可以在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世界和平、环保、解决饥饿我们能做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胸襟。当我们准备走向世界,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心胸,有更大的承担,也更自重、自尊地走出去。
◎现场互动
不是每个教授都像于丹
提问:在发展创意产业上,两岸现在欠缺一个结合的平台,请问如何解决?
杨渡:我想两边的平台要建构起来的话,其实有很多途径。我记得今年7月两岸长沙经贸文化论坛已经讨论过这个议题。比如电影,以前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就说应该进一步开放,所以,就协商出一个新的引进配额方案。在游戏动漫这一块,台湾很多厂家在广州、福建、杭州都找到了他们的合作者,但是合作的机制还不完善, 人才还不够。
我想未来建立一个两边的创意产业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可以从博览会、论坛开始。北京每年都办文化产业博览会,厦门也办两岸的博览会,都没有全面性的展开,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我记得去年北京办文博会,台北市政府就带了人过来,两天下来双方交易就达到1亿多元人民币。
提问: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教授越来越像商人,商人越来越像教授”,能够安安分分坐下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过分注重文化的产业性跟经济价值,会不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萎缩和变质?
杨渡:学术殿堂跟文化本身,与创意和产业是3种不同的链条,教授做学术领域的研究本身就有高端的独立性,有一些可以作为产业,但是有一些不行,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可以做到像于丹、易中天这样。人文精神是创意的根基,作为文化领域,它必须固守这一块,然后才有可能往下延伸出其他的创意。但是它怎么跟商业结合又是另外一回事。
创意产业有一些应该商业化,有一些不应该商业化。比如说作曲家要创作传统的曲子,就很难形成产业。而像周杰伦,他就可以变成产业。
大众文化会不会把学者变成商人?我觉得不会,不是每一个学术都可以拿出来做产业。现在内地有很多人讲《论语》,但是很多都是望文生义。我觉得就教授来讲,也许他会有一段时间有很多商业化的演讲,大家会觉得这生意谁都可以做,但是最好的学术还是纯粹的研究,那样的基础是恒久的。所以,我想“教授商业化” 的现象会很快过去,创意要变成产业化,但也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