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秋雨勒石题词，所提之词，能有多恶心，其实不看便知。如果不恶心，便不是余大师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从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欢，特别是有地方当政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让大师出来给南京人民以及往来的游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阳的名言——“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细想想，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无论这些人实际水平如何，外面名声有多臭，只要体制内认可，比如有若干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据说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若上宾。也许，某些官员也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但体制内认体制内，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点胆量，谁会破规矩呢？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官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都会有某种迷信。皇家用过的玩意，哪怕就是夜壶，也值钱。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值钱。他们值钱，就是因为有官方的钦定。官员的价值观，跟官阶、官话、官腔密切相关。现在学界都当然地认为官大学问大，何况官场？像余秋雨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大师，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观相契合。应该说，对于某些沉溺于官场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确是真心喜欢余大师的。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现在的部分官员，是在“文革”中接受的教育。尽管毛泽东特别讨厌党八股，但不幸的是，党八股的文风以及学风，还就是经常性地在他的治下泛滥。“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那是个人人都宣传，或者被宣传的时代。稍有点文化水，就必定热衷于宣传。一边是吹拉弹唱，一边是八股文章。尽管作八股文章经常容易犯错误，但当时就是人人爱，无论是大批判还是大宣传，其实都离不开文章，还有半新不旧的诗词歌赋，以及排铺张扬的郭沫若体的新诗。部分50后、60后做了官员，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这些人，当初考大学之前，在“文革”期间，大多经历过宣传生涯，属于对别人宣传之辈。记得 1977年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暖。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面人看的。
别看从历史上考察，这样的八股，都是垃圾，但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臭味闻多了，也会上瘾。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 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醉的味道。僵尸，就是这样走俏的。
獭祭诗书和余大师的涂脂抹粉
近日读到一篇奇文，乃是余秋雨大师为南京的钟山风景区所写之碑文，半文半白的文字实在是有点倒人胃口。由于今人并没有古人那种从小的文字、语感训练，除非是后来自己有兴趣在这方面有所追求，作这种文字不是用典有误，就是文白相杂,如一口饭里混着无数沙子一般。比如说余秋雨大师这篇文字有一段说到南京光荣的历史，“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大明王气，伟人身影”，六朝皆是短命或者偏安的王朝不说，明朝虽然算是长寿，还因为叔夺侄位而迁都北京。这倒是应了一句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至于说自己的文字是“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经过“致仕”那件事(编者按：致仕即古代官员辞职之意，余大师以为是“走上仕途”之意)之后，这种不明语境的词藻都算是小菜一碟了。
写一篇文字来为号称现代大师者挑错实在是无聊且没有必要的事，只是由此而想到，古代确实有各类碑刻摩岩之类为山川增色、为楼台添彩的习惯，只是似乎与现代的这种文字颇为不同。古人每于名川大山之上或竖立碑文、或雕刻文字，大多借山川与建筑抒发自己的感怀之情。上学的时候所学古文中有《岳阳楼记》一篇，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作者是范仲淹，相信很多人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根据考证，请范仲淹写此《岳阳楼记》者滕子京，其实在任上只有区区一年，并未能做出多大的事功出来，范仲淹写此文时，也并未到过岳阳楼头。古代文人雅客诵景歌名，未必是要亲眼见到，而是要通过一篇文字传达出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会有这两句传诵千古的名句。其中骈四俪六之处甚多，有化用前人成句，有自出机绪的创造，读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并不给人阿谀奉承某地善政与官员之感。倒是觉得至于岳阳楼头，观风雨阴晴变化而体人世变化沧桑，伤心人别有怀抱。
命题作文固然如此，自由发挥就更是感怀颇深了。《黄鹤楼》亦是名诗之一，后来李白未敢再写黄鹤楼，而是做《凤凰台》一首，比之《黄鹤楼》更为寄托遥深：“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即使在太平盛世的时光中逍遥为官的欧阳修做《醉翁亭记》之时，也并未说其政绩如何、功劳几许，白描的手法后，结尾亦有隐隐之忧伤。
由此可以看出，稍有骨气的文人墨客，在山川名胜面前都有所敬畏，更多的是想起更为深远宏大的东西，抒发家国历史之感慨，这也是文人的风骨之一。所学诗书文字何所用之？必然是经世济物而已。
当然，什么时代也有那种没有骨气的文人。正如历代皇帝的坟前都是有所谓“神功圣德碑”的，那上面的文字一般极尽阿谀之能事，恨不得把天下所有词藻都用上，以此来证明该皇帝功德盖世、尧舜禹汤。这些文字也是出于文人之手，只是这些人在历史上估计是很难留下名字的，而那些“神功圣德碑”往往也被时光所磨洗净尽，比之铁未消的折戟沉沙都不如了。武则天在这方面倒是超出很多男皇帝，在自己墓前立了一座无字之碑，有了让后人琢磨不尽的余意。
如果说皇帝的旨意还是不可违抗的话，金钱之力而有“谀墓”的文字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有此名，据说他是只要给足了钱的话，什么好话都能用在碑文之上。韩愈在朝堂上多少算是骨鲠之臣，却人格分裂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奇事一桩了。
后世以来，本来用于谀墓的文风也渐渐侵入本来应该展现风骨的文字当中。近世有无数新古董、新景区问世，总是要找一帮文人来作些文字颂扬一番。于此，谀墓之文与山水名胜合流，动不动就能看见近人或者今人那种不着四六的文字掩映在山间。如果只是空泛评价风景也就罢了，还有一些人一改前辈感时伤怀的措辞，直接就开始以山水秀色作为颂圣的依据，山水何辜？
顺便说一句，余秋雨大师在文中提到“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在拆迁之事如此惨烈的当口，读这种文字还真是一种对于良心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