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著名老作家张扬，因11月23日暴力击打湖南作协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张扬表示意在揭开作协腐败的盖子。12月14日，中国作协再发公告，宣布开除获刑贪官作家李太银。这是中国作协今年以来除名的第6名贪官作家。网友纷纷质询：“中国作协为何贪官扎堆”。

    12月22日，女作家阎延文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指出，上述两件事情都引起了人们对作协体制的深度思考。她在文中梳理了作家打人和贪官扎堆带来的四大疑问，建言作协体制改革，获几万网友点击跟帖认同。12月26日《羊城晚报》花地论坛版就此作了专题。阎延文认为：

    其一、中国作协：究竟养的是作家还是官员？

    2006年以来，许多作家撰文质疑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80后作家韩寒甚至笑称其为“包养制”。今年5月4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博客说：“作家拿工资是一种耻辱。”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则反唇相讥：“作家不领工资才可耻。”在围绕作协体制的诸多讨论中，焦点话题首先是：作协该不该养作家？但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作协真的是在“养作家”吗？

    打人事件后，张扬向媒体谈到：“彭克炯原来只是汨罗县一个打字员，‘通知都写不好’。只是因为丈夫长期担任领导秘书，就进入作协而且一路提升。”

    著名作家刘醒龙近日表示：“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胡说八道。”

    今年8月，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也曾表示：“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有工资津贴。”

    可是，没养多少作家的作协，每年却享受着国家行政的高额经费。陈崎嵘介绍：“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郑渊洁算了笔帐：“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这么多钱，“真的没有养多少作家”，究竟养了谁呢？答案是：养了大批公务员。作协行政化，使之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级别和待遇的地方。特别是年届退休、升迁无望的官员，更把进入作协当作最佳选择。结果，中国作协成了一个机构众多、人员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规模令很多国家职能部委望尘莫及。目前，中国作协这个正部级单位，不仅有多位正副部级官员，还有500多个工作人员，其中200多人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厅局级干部近百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体人员一半以上。中国作协“所养作家”和“所养公务员”的比例至少是1：10。

    人们不禁要问：为了养200名作家，设置一个庞大的正部级机构，养十倍于作家的公务员，这值得吗？况且，这些被指“不懂文学”的官员，还掌控着全国文学评奖、作家职称评定和文学报刊管理的最高权力。他们和作协体制，能够推动中国文学积极向上、健康发展吗？

    其二、中国作家为何热衷当官？作协并非清水衙门。

    一篇题为《与铁凝谈话之后》的文章说：“和新加坡作协的民间团体性质不同，中国作协是个官方机构，而铁凝是个正部级职位。”《瞭望东方周刊》也说：“作协主席是有官职的，中国作协主席属于正部，省作协主席是正厅。”由于中国作协是前苏联作协解体后世界上唯一拥有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作协体制的另一道独特风景——“作家当官”。

    这些当官的作家，享受着高级官员的待遇：工资、福利房、专车、秘书……一样都不少。著名作家陆天明说：“像铁凝，当了主席就马上有秘书了，帮她拿包，端茶杯，写发言稿。”

    “作家官员”还可享受高额稿酬和版税。众多作协主席荣登“作家富豪榜”，绝非偶然。

    局外人认为作协是个清水衙门，其实不然。《南都周刊》早就指出：“中国作协掌握着比世界上任何笔会或写作基金都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不仅决定着谁可以端上专职创作的铁饭碗，还掌控着全国各类文学期刊，开办着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学习和培训机构，举办着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

    今年6月宣布退出北京作协的郑渊洁认为：“作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它的办公经费是花纳税人的钱，是财政拨款。……作协拿了这些财政拨款都去干吗了？他们就是用来采风、组织笔会、出国旅游。你看，中纪委都发文件了，如果公务员出国旅游都要严查。那么作家出国旅游就没人管吗？他们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作家官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评价体系的迷失。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从“人品立身、作品说话”，变成了“级别立身、圈子说话”。一些并不优秀甚至有低俗情色内容的作品，只要出于官员作家之手，照样被奉为“民族精神的伟大食粮”、“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2009年8月，在汶川抗震中广受诟病的“鬼词作家”王兆山，连任山东作协副主席，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其三、从普通作家到部级官员只需一次选举？

    这些部级、局级主席作家的升迁之神速，也远远超过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公务员考试的激烈角逐，侥幸获胜，级别是27级；而中国作协主席的级别是3-4级。专家指出，一个公务员做到省部长最快需35年，而在作协体制内，一个普通作家从自由职业者到正部级官员，只需通过一次选举。

    结合中国作协发言人的阐释和近年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作协主席的当选资格很宽松。

    一是，作品并非最优秀。正如陈崎嵘所说：“作协主席……未必是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选作协主席不是搞文学奖。”

    二是，人品无须很高尚。仅最近一年来广受大众质疑的文学事件，就有“主席抄袭”，“主席雇枪手”，“主席写鬼词”…… 凡此种种，印证了王蒙先生那句话：“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三是，当选票数无需最高，可能很低，甚至最低。

    门槛如此之低，符合资格的主席人选，自然数以千百计，而主席的位置，却只一个。因此，在这样的体制内，作家内部争斗也就无法避免。

    湖南老作家余开伟今年8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各级作协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和内耗，出国访问、评奖、出书、评级、推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会引发利益冲突。每次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讨论理事代表名单就是权力和名头的再分配，成为拉帮结派的契机。”他因此在2003年宣布退出作协，“本想以退会来推进作协改革，但是现在来看，问题越加严重”。作家郑渊洁也说：“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其四、作家行政级别为何比音乐家高两级？建议中国作协并入文联。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作协体制，是仿效前苏联模式建立的。

    前苏联作协，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作家协会官方化的体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世界上最优惠的作家待遇，反而带来作协内部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苏联解体前十年，每次作代会都造成巨大的文学冲突，文学争端频频发生。作协内的权威人物醉心于手握权力，把文学引入政治。1991年，由苏联作家起草的《告人民书》，成为8.19事件的导火索。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缓缓落下，前苏联解体，世界为之震撼。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当年在反法西斯战场无坚不摧的大国，却失败在自己的作协体制上。苏联解体后，拥有１万名会员的苏联作协也随之解散。

    前苏联解体后，中国作协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深刻变革，唯有中国作协体制，仍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有模式。

    再从国内文学艺术门类看，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下属的其他国家级艺术协会，也存在着行政级别的不平衡——作家的行政级别比音乐家、书法家高两级。

    中国文联，成立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7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十三家发起单位之一。而中国作协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文联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目前，中国作协仍与中国音协、中国书协等11个国家级艺术协会一样，是中国文联所属的团体会员之一，只是为了提高其级别待遇，加了一个括弧——（行政独立）。这就造成中国作协和中国书协、中国音协等诸多艺术协会的不平衡。在现在体制下，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比音、曲、戏、书等国家级艺术协会高两个台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是正部级，而曾任中国书协主席的启功先生，尽管是大师级书法家，却从未享受过高官待遇。

    近年以来，不少作家多次呼吁全面改革作协体制；今年3月，某网一项有4000多网友参加的调查，96%的投票者支持取消旧的作协体制。

    作家阎延文建言，在对作协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建议先把中国作协恢复到本位，重新成为中国文联的分支机构。

    乘着全国大部制改革的东风，中国作协体制能否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