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十强”评选投票日前截止，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登榜首，独占40%以上杂志份额。而由一代文学大师巴金所创办的《收获》以459票名列第六，而另一本老牌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位列第七，前十强中还有同为“80后”作家张悦然担任主编的杂志《鲤》。
据了解，该提名名单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联合《怀尧访谈录》共同发起，获提名的40家文学刊物由朱大可、何三坡、叶匡政、张闳、北村、韩浩月、严彬等8位文化评论家组成的提名评委团共同提出。评选的主要依据是出版机构和文学期刊的学术贡献、图书畅销度、公众形象和创新能力。评选模式是专家提名后由网友打分，共有12859名网友参与了投票。获得年度十强的文学期刊分别为：《最小说》、《读者》、《萌芽》、《故事会》、《小说选刊》、《收获》、《人民文学》、《译林》、《鲤》、《青年文学》。
榜单一出，争议四起。老牌期刊真的没落了吗？新生代期刊有文学性吗？这样的评选有意义吗？多位学者、专家、业内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坦白说，“《最小说》赢了《收获》除了满足新闻传播的兴奋点之外，并没有太多可说道之处，因为《最小说》和《收获》，根本不具备可比性。”评委韩浩月对这样的结果颇不以为然。据了解，《最小说》发行量超过100万册，而《收获》的发行量至多在10多万册，单就发行量而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结果，是两本杂志的受众群体决定的。《最小说》的读者群是青少年群体，而看《收获》的人中，则鲜有青少年的身影。而在我国的图书消费群体结构上，青少年的消费约占八成左右的份额。另外，在刊物性质上，前者为流行消费类刊物，后者则一直以来倡导“纯文学”概念，文学理念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
长江文艺出版社图书中心市场部主任赵萌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结果反映了时代的选择。他说，任何一份期刊杂志都带有时代的印记，《收获》、《人民文学》等被称为“老牌杂志”，单就一个“老”字，多少说明了它代表“过去时”。郭敬明《最小说》的读者是“80后”、“90后”，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梯队，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认知度。
发行量怎能成唯一标准？
如今走访街头报摊的摊主，请教哪本杂志最好卖，《最小说》一定会被提及。据一些摊主爆料，有些小读者会在杂志出刊前一周就来抢先预定，时间久了，摊主们早已习惯了为一些熟面孔预留杂志。由于发行量一直在攀升，《最小说》还在2009年的下半年起，由原先的月刊改为了半月刊。
据悉，文学批评家朱大可在此次票选中，放弃投票给《收获》。他认为，《收获》的优点在于坚守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标准，这使得《收获》比其它杂志更接近文学，而它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信赖这种尺度，以致这类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跟时代需求发生错位与失调，“我放弃向《收获》投票，也许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能借此推动它和其他文学期刊的观念更替”。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衡量一本杂志的标准并不能单纯看发行量。文学精神所具备的独特力量，是构成一本好杂志的骨架。从这个角度来说，《收获》应该成为《最小说》的榜样。作家叶兆言表示，不同的采样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份榜单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看期刊杂志的人也不会因为一份榜单就更改自己的阅读习惯，“对这样的评选，我无话可说”。
时代商报：郭敬明打败了巴金？是商业裹胁文学？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联合《怀尧访谈录》发起的“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10强”评选结果日前出炉，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学大师巴金所创办的《收获》仅以459票名列第6。(《深圳商报》1月2日)
尽管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明确表示“这个格局比他预料的要好” ，因为“通俗文学杂志取代纯文学杂志而成为市场主流，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郭敬明打败巴金”的说法，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尴尬，品尝到了感伤：曾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学，如今已是江河日下、困境日深。
只是，笔者的疑问是，《最小说》的夺冠和“大部分文学期刊早已沦落为上等青楼了”的说法，真的证明了“郭敬明打败巴金”吗？更进一步的追问是，作为符号的“巴金”是被打败了，还是被抛弃和放逐了呢？而另外的一个问题则是，是“郭敬明打败巴金”还是商业裹胁文学与文学精神式微的写照呢？
我们承认，文学的圣殿似乎失落了。而苛求当下的文学像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所曾有过的社会“轰动效应”是一种不切实际，但是，文学陷入“郭敬明打败巴金”的窘境，也是一种讽刺吧？要知道，《最小说》的夺冠并非是文学精神的张扬，更不是所谓“青春小说”的胜出，相反，是商业的胜利和喧嚣，是商业利益的张扬和文学渐次的落墨罢了。
曾有编辑介绍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如此一来，作品与生活和读者的隔膜就是明显可见的了，文学的没落恐怕也是必然的吧？《最小说》之所以夺冠，仅仅证明了其奉行的市场法则的胜利，不足以担当消除文学在当下困境的责任，更不能给当下文学带来生机和希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讽刺的存在，并且，讽刺的指向恰恰是文学本身，而非其他。
“郭敬明打败巴金”再次证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学者米勒语)面对商业和市场对文学日益消解和侵蚀的现实，更严重的忧虑是“文学终结论”。法国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预言：“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深挚情书也不能幸免。”而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则指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郭敬明打败巴金”是不是一种隐喻呢？这是一个问题。
就笔者的观点，“郭敬明打败巴金”之说揭示的残酷事实是当下文学并没有归位，离文学的本身位置和公众期待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文学应该为读者提供其他艺术样式所没有的东西，如丰富的想象、精辟的语言、独特的风格。这些不是大众化的传播媒体所能给予的，也是不能用先进仪器拷贝的。而“郭敬明打败巴金”之说的背后就是文学本原的丧失，或者说是文学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了。
因此，我的看法简洁地说就是“郭敬明打败巴金”是商业裹胁文学的隐喻，《最小说》的夺冠是市场法则的张扬和文学精神的隐退。也可以认为，与其说是“郭敬明打败巴金”，不如说是我们和作家抛弃了“巴金”，抽空了文学本应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