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出台利好 民营书企“春天来了”

来源: 新华日报

元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意见》),这被称为新闻出版业的2010年“一号文件 ”。《意见》首次让民营资本同国有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出版业始终没有明确身份一直躲躲藏藏的民营资本终于可以登台亮相了。 

    业内人士指出,“一号文件”的出台,或许意味着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破冰。占全国书业半壁江山的数万家民营书企,在这个“利好”中或将迎来一个命运的转折。

    民营书业:

    从幕后走到台前

    《意见》首次对于非公有资本如何参与新闻出版产业进行了详细表述,即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资本投资组建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以内容提供、项目合作、作为国有出版企业一个部门等方式,有序参与科技、财经、教辅、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专业图书出版活动。

    “这一《意见》的出台,是历史的必然。”原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施正东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出版业作为敏感行业,一直不对民资开放。改革开放后,出版业尝试两条腿走路,开放民资进入图书印刷、发行环节。但对内容出版,仍然卡得很死。像南京的可一、春雨、九歌等一些大的民营图书发行商,早在10年前就开始介入图书策划。他们私下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偷偷摸摸出了不少书。但这种合作只能算是一种“勾结”,是上不了台盘的。现在,政策终于允许民资和国有出版社正大光明地“结婚”了,这是做大民族出版业的战略选择。

    《意见》的出台,对民营书企是一个福音。很多民营书企的老板,都在第一时间关注到这一政策。我省规模最大的民营书企——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董事长毛文凤,把“一号文件”的意义解读为“中国民营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春天来了”。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中国民营出版业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代,从此可以在阳光下梳理和展示自己的整体品牌和规模实力了。

    “我们熬了十几年了,终于等到了出版业开放的日子。其实,我们早就和吉林出版集团、江苏少儿出版社有合作了。这个《意见》等于给了我们一个肯定。但《意见》还只是一个框架,没有具体提及如何搭建民营资本进入出版业的通道。不过,既然总署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年重点,下面肯定会有具体方案出台。”毛文凤在电话中显得信心十足。

    民营书企:

    激活国有出版社

    中国民营书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步,首先是以代理出版社的图书销售业态出现的,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开小书店卖书的”。经过20年的发展,民营书企已不再是往日的“小商小贩”,据估计,全国民营出版公司已达1万多家,仅北京就有5000多家。通过向正规出版社购买书号,民营图书策划公司出版的图书已占全国图书市场半壁江山。很多工作室从选题策划到市场销售,实际已介入图书出版的整个产业链条。尤其近几年,许多畅销书,甚至有学术价值的书都是民营书商做的。比如《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求医不如求己》、《明朝那些事儿》、《梦回大清》、《藏地密码》、《杜拉拉升职记》等。

    兼任中国书业商会副会长的毛文凤透露:目前,全国除教材由国有出版社专营外,其余品种,民营书企都占据了50—80%的市场份额。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相较于目前的国营出版业,民营的机制更灵活,有更敏锐的市场感悟力、更强的选题策划能力,出版的图书更具有市场价值。一方面,民营书商为“书号”依附于国有出版社成长,另一方面,民营文化公司存在的“鲶鱼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有出版机构的竞争意识。一些国有出版社甚至主动向民营书企抛出“橄榄枝”,寻求合作。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公司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民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共同出资 1亿元注册,成立仅7个月,就形成了一批畅销书集群,发行量超10万的图书有十多种,销售过亿,利润上千万,它使得凤凰集团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排名从第 8名提升到第4名。

    民营书商:

    期盼书号有限放开

    尽管买卖书号是国家禁止的,但民营书商向国有出版社购买书号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某种意义上说,民营书企“委身”国有出版社,主要就是冲着书号资源而去。

    “目前一个书号平均价格是1.5万,国有出版社的书号几无成本,但是我们购买书号的成本却是无法省掉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出版商抱怨说,“国有出版社自然愿意卖书号,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得到审读费,而且连寻找好作品的成本都省了。”换句话说,目前,民营文化公司通过国有出版社申请书号,仍是他们进入出版环节的唯一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业开放的步伐迈多大,民营书商何时能与国有出版社一样,享受到“申请书号”的国民待遇,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本次出台的《意见》,民营书商直接申请书号一事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书号放开,又一次让人“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此,民企老总钱晓征非常理解管理层的“保守”和谨慎。她说:民营出版确实鱼龙混杂,如果监管力度不够,一下放开,肯定会乱。有些小型公司,申请到书号后,可能会出版一些低俗或打政治擦边球的东西。所以,放开得一步步来,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

    南京民营工作室书衣坊老总朱赢椿,曾获得过2本世界最美的图书、12本中国最美图书奖,他认为,民营书商的特点是有敏锐的市场嗅觉,运行效率高,流程快,但也存在着运行过程中不正规、不规范的特点,社会责任担当还不够,少数民营工作室急功近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对民营工作室彻底放开书号还未到时候。他建议,可以根据民营公司的资质、规模和口碑,有限放开书号,进行试点,为今后更大的改革提供经验。

    一边是民营书商对书号的梦寐以求,一边则是国有出版社的担心。南京一家出版社的中层管理人员很理性地分析说:如果书号资源彻底放开,一些靠卖书号生存的出版社的日子就难以为继,此举必然会引发行业的重新洗牌,而优质资源的重新整合,“公私合营”是最好的双赢选择。 

    北京日报:国内图书大多“短寿” 好书大多两年就下架

    昨天,2010年中国书业营销创新论坛在京举行,国内出版机构、大型出版集团、大型书城的有关人士以及畅销书营销人、网络出版新锐一起大话国内书业。

    好书大多两年就下架

    去年,国内出版了至少25万种图书,但是这25万种图书大多“短寿”,很少有在书店摆得住的。湖北海豚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顺华说,国内卖得很不错的书大多两年就下架,而国外有些图书能一卖30年,这一现象值得出版人好好琢磨。

    目前,为了不冒市场风险,不少出版社一门心思扑在重复出版上,《爱的教育》《唐诗三百首》《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不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品种,重视单品效益深度开发的出版社却不多。夏顺华说,其实靠单品一样能闯出大市场。他策划推出的绘本版“青少年版世界文学名著”系列成为该公司发展的奠基性产品,从10年前的10个品种已发展到目前的128种,由于保证了在品种、装帧、纸张、插图、工艺、定价等方面的持续优势,以及创作者深厚的原画实力和灵活的渠道策略,这套拳头产品的累计销售码洋已经超过4亿元,销量超过4000万册。今年,这套产品目标是年销售1亿元。夏顺华说,少出些书,多琢磨些精品是目前最急需的。 

    地产商为书业泼冷水

    出版社、出版商始终高调宣称满足读者需求,但作为读者出现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则为这一说法大泼了一盆冷水。

    任志强曾经出过两本书,但是他发现没过多久,这两本书就在书店买不到了。其中第一本书印数4000册,任志强很想再多印些,结果发现困难重重。“两次出书经历,让我发现图书远不如我的博客影响大,现在我的博客有10万人看。”

    任志强说,他一直很爱看书,但是看书的经历也多有不如意。“就拿书的留白来说,有的书留白太多很浪费,有的书留白又几乎没有,想在书上记录下思考的时候,经常发现没地儿了。还有,在书架里摆书,大大小小的书怎么摆都不顺眼。再有,时下热门的电子书,看起来也很不方便。没有灯光看不了,在巨大的图书库里想快捷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图书,很麻烦。”

    任志强说诸多不如意的症结在于出版社没有把读者放在至高位置,没有为读者考虑更多更细。他认为,这一点出版业比不上房地产业。“房地产商在全社会没有好印象,但是房地产商盖房子不为自己,房子都是按消费者的需求来建。”

    出版集团该“挺拔主业”

    目前,国内有某些出版集团靠外业,比如房地产业等壮大了集团实力,在集团产值中,此类产值份额甚至超过了出版物产值。对这一现象,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认为,这种主次颠倒现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任由发展,书业前景堪忧。

    聂震宁说,中国出版集团今年将在A股上市,“中国出版集团上市后,要按照主业来募投,任何项目都必须经过证监会的审批。而且,要保证有利润回报,否则股民会追问。”聂震宁认为,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随着规模化经营的深入,国内的出版集团还是要“挺拔主业”,要为读者出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