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地铁禁售报纸”追踪

    “地铁禁报令”政策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昨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地铁禁报令”政策的出台，在程序、内容和公共性上，都存在问题。

    “地铁禁报令”之程序

    “会议纪要成政策”不严肃 

    贾西津在详细参阅了近期媒体报道和相关资料后，首先分析了该政策出台的细节。

    公开的报道显示，2009年12月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会商会，对轨道交通内报刊发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会后下发《轨道交通站内报刊发售问题会商会会议纪要》。今年1月4日，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给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下发了《关于轨道交通站内信报发放和停止销售其他报刊的意见函》，函中称按照《纪要》要求，除信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须停止一切在轨道交通站内报刊销售行为，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取缔在轨道交通内的报刊发售行为。

    贾西津说，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会议纪要是指会议上的记录，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具有公共政策出台的合法性。该《纪要》的主要内容以函的形式，由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下发给地铁运营公司。这就意味着，一次会议的记录，不但可以作为政策去发布，而且执法机关可以以此执法。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上，如果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实行的话，这是很不严肃的。

    “一个会议记录就能出台一个政策，而且能成为公安部门执法的依据，从而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贾西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要遵循法律程序的，只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政策和法规，才能走入民众的生活。

    “地铁禁报令”之内容

    “报纸名字进政策”不合适

    “地铁禁报令”的理由是，站内售报容易造成拥堵。对此贾西津认为，从禁报令的理由到最终“只允许信报在地铁内发放”的结果，很多步骤上政府都替代民众做了选择。

    贾西津分析，客流压力是否有必要减少地铁内的设施；报摊的设立是否和地铁内拥堵与安全事件有直接关系；是不是只有信报在地铁内的发放，才不影响客流拥堵？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论证并且拿出事实依据的。即使这些判断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相关部门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容上，也存在问题。

    贾西津说，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容和语言，应该是具有一般性的，而把一个报纸的名字放在政策里，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从政府角度讲，是代替民众做了选择。

    “如果其他报纸，经事实证明不会对地铁内拥堵和安全事件造成影响，也应该出现在地铁里。这不应是某一家报纸的‘特权’。至于选择权，应该交给民众和市场。”贾西津说。

    “地铁禁报令”之公共性 

    “政策是否征民意”存不足

    贾西津认为，此事件中，政府某些部门对公共性的认识，似乎存在误区。公共物品的所有者，应该是公民。而政府相关部门，只是满足公民需求的服务者，而不是权利的施予者。公共政策的制定，则更应该以满足公民需求为前提。

    她说，在地铁里对于民众交通、安全、文化的需求，怎样能平衡它们的利弊关系，相关部门应该有一个详实的调查数据，并将事实依据告知民众，政策出台前，应事先征询民众意见。而相关网络调查数据显示，仅8.43%受访者赞成“地铁禁报”，就证明相关部门在民意的征求上，工作不足。

    - 声音

    于丹：地铁读报应成一道风景线

    认为读报是对阅读习惯的培养

    听说“地铁禁报令”后，学者于丹第一感受是“惊讶”。她说，在东京和香港等发达城市，快速交通工具上大家捧着一份报纸，是彰显城市文化习惯的一道风景线。

    于丹说，去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于丹说，实际上总理的期待，是对阅读方式和习惯的期待。现在，想让民众一下子跨越到全民读书时代是不现实的，而通往这个目标最好的桥梁，就是读报，对报纸的阅读，其实是习惯的培养。

    于丹认为，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地铁不仅面对市民和游客，而且要面对着国际化形象，“我们(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市民的习惯，去尊重市民的选择与消费，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对于“地铁禁报令”，于丹的疑问是“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城市，是否也有同样的禁令。”

    对于地铁内只允许信报发放，于丹表示，里面有作为普通消费者无从解释的事情。

    何时告别地铁无报看的日子

    北京地铁“禁报令”实施十多天了，从最初的诧异到无奈地接受，本以为会慢慢习惯地铁内无报可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发觉地铁读报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难以割舍。

    作为一名普通职员，笔者工作于城市中心、居住于郊区偏野。在文化和生活配套设施都不齐全的居住地，买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报亭极少，即便有报亭存在，也与居住小区有很远的距离，况且开门时间偏晚，没有时间在上班早高峰期间从报亭买到报纸。原来习惯在地铁站顺手买份《新京报》，打发的绝不仅是几十分钟不等的无聊乘坐时间，通过读报获得的信息和观点，才是晨读的最大收获。

    这段日子里，笔者乘坐地铁时，经常会听到一些乘客在那里抱怨地铁站内无报可买，很不方便，其中也不乏对这种行为的质疑与调侃。“禁报令”的理由之一是地铁售报有可能造成客流拥挤、造成安全事故，这条貌似有理的借口实则缺乏现实依据，起码在笔者十年的地铁乘坐史中，从未听说任何因为地铁卖报而造成安全事故的信息，倒是现在每天刷卡进站后有免费发放的报纸，因无序领取而减缓了乘客进站的速度。

    作为读者，有在地铁阅读报纸的需求，有自由选择购买哪份报纸的权利，这种需求和权利，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现在每次进地铁，都会习惯性地向卖报的地方看一眼，那里空空荡荡。在无报可读的地铁内，手机成为大多数人的报纸阅读暂时代替品，但受上网速度和信号不良等原因影响，起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手机也好手持阅读器也好，都无法取代报纸的地位，况且，报纸在内容的精粹性方面，也是手机媒体暂时无法比拟的。 

    世界上最令人不爽的事情之一，就是与身边熟悉的事物告别。真诚期待，尽快告别地铁无报看的日子。

    中国文化报：北京地铁“禁报令”引发媒体不满

    近日，北京市政府部门的一纸公文“取缔”了地铁里的报刊零售，只保留市政府批准的唯一的地铁报《北京娱乐信报》免费发送，并说明这样做是为了“安全”。这种做法显然没能让公众买账。连日来，北京地铁“禁报令”已成了国内外媒体的众矢之的。 

    香港《南华早报》1月12日报道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下令，禁止在该市70多座地铁站内出售报纸，唯一的例外是一张与市政府关系密切的小报。该报的竞争对手大呼不公，称此举试图扼杀竞争，而乘客们则指责政府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问题上。”该报道还援引乘客的话质疑“禁报令”是典型的官方思维，也就是说，“有关部门最好少做事，以最大限度减少做错事的风险”。

    1月18日，重点关注国际新闻的《环球时报》刊发文章说，在发生过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美国纽约、发生过“沙林毒气案”的日本东京、发生过地铁爆炸案的英国伦敦，都没有像北京这样把报纸当成危险品发出地铁禁售令。在这些国际化大都市，报纸并不是地铁的麻烦或负担。

    《新京报》援引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观点说，北京民众向来有在地铁内读书阅报的习惯，地铁“禁报令”无疑会给这个习惯带来影响。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发布此政策的单位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召开听证会，所有的利益关系人均有权利参与。北京地铁“ 禁报令”在出台前，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意。 

    《人民日报》也于近日刊发署名文章《事关群众利益的“禁令”要谨慎》。该文指出，对报业市场而言，地铁车站是一个香饽饽。免费的地铁报在许多国家一纸风行，效益可观。在我国的几个大城市，这一市场的争夺也相当激烈。该文反问说，既然《信报》“可以在保证不影响地铁安全秩序的情况下免费发放”，如果其他报纸也“保证不影响地铁安全秩序”，是不是也能法外开恩？ 

    该文直言道：买份报纸在地铁上看，不仅是地铁乘客的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个都市的文化景观。这种习惯、这一景观，非但不应当禁，还应该好好呵护和培育。如果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就应该在决策前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尤其是广大地铁乘客的意见；就应该在听取意见、实地考察、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既消除安全隐患，又方便乘客买报的方案来，而不是用一纸“禁令”弄得乘客欲买报而不得。下“禁令”，确实简单易行，却有“懒政思维”之嫌。